列强瓜分中国与变法派的登场

政治城市·北京

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的失败等一连串“边境危机”，都是中华帝国周边边境地区发生的新时代的胎动。它们和帝国衰落引起的上进心的低下、诞生新中国的创造性能量合为一体。

事实上，戊戌变法中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核心，义和团则由社会最下层的人们所组成。在这点上看，这些事件都算是周边边缘世界上对中华再生的尝试，然而运动在首都北京展开这一事实，加速了中华帝国的危机，提示了更有必要进行变革。这些运动如何开展、最终是什么结果，直接决定了清朝的命运。

列强瓜分中国

在欧洲列强眼中，中国虽然屡次军事失利，但仍是“睡着的狮子”，甲午战争中清朝的败北，打消了他们对中国的戒心。清朝为了向日本支付巨额的赔款，从外国银行借入三亿七百万两，以国内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列强开始纷纷获取中国利权，竞相划分势力圈。

首先是通过借款获得铁路修路权和沿线的矿山开采权。三国干涉中清朝欠下人情的沙俄、德国和法国分别获得了横穿东北地区的东清铁道、贯穿山东半岛的山东铁道、连接云南和越南的滇越线的修路权。英国获得了连接香港和广州的广九线、连接上海和南京的沪宁线的修路权。前面虽然提到了中国铁路的修建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发展这一事实，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铁道线路仍有数条是以列强获得修路权为契机而修建的。

其次是设置租界名义下的军事、经济据点、划分排他性的势力圈。1893年，山东发生了杀害传教士事件（后述），德国租借胶州湾，沙俄则通过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旅顺、大连，转为自己的租借地。法国租借了与法属印度支那（越南）邻接的广州湾，英国则将山东半岛的威海卫纳入势力圈，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了九龙半岛以北的新界地区。这样一来，新界地区加上南京条约割让的香港岛，《北京条约》后成为英属的九龙地区，形成了今天香港的原型。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成为特别行政区，从新界地区的租借算起正好经过了九十九年。

25 列强瓜分中国（根据山川出版社《世界历史大系　中国史5》绘制）

第三是对在华企业的积极投资。其关键是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清朝获得了口岸的企业经营权，列强通过最惠国待遇也同样享受，到1902年的八年期间，投资达到五亿两千万美金，相当于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倍。当时日本没有活用该条款的能力，只让清朝承诺不将台湾对岸的福建省的利权赋予他国。在侵略中国方面略迟一步的美国，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机会均等，进入中国市场。

“天演论”的冲击与变法派的登场

被列强各国划作势力圈的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危机。当时有一张“时局图”，画有秃鹫、狗熊、太阳等各种动物、怪物等吞食下的中国地图，并标有“不言而喻”。现实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危机感，开始摸索改革的方向。其中严复和康有为的影响力最大。

严复出生于福建闽侯县，1877年从福州的船政学堂前往欧洲英国留学，回国后被李鸿章看中成为幕僚。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溃败后，1897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以英国的《泰晤士报》为范本的报纸《国闻报》，诉说了改革的必要性。

然而严复名留后世的是他的翻译。1898年，他在归纳、编辑赫胥黎的著作《进化与伦理》的基础上出版了《天演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天演”基于“物竞（自然淘汰）”、“天择（自然进化）”，其关键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从猿到人的进化，而是猛犸象的灭亡所象征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读者认识到“亡国灭种”，即列强控制的世界下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可能遭到淘汰，甚至灭亡。

26 时局图

康有为便出现在这种危机意识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他是广东南海人，在香港和上海接受了欧洲学问，痛感改革的迫切性。中法战争后不久的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议“改变既成之法”，但未被理睬。回乡后康有为开办了万木草堂，和弟子梁启超等人从事改革的理论研究。

康有为首先把目光投到洋务派系的公羊学派，1891年著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这里的“新学”是指当时儒教主流的古文学派，他指出公元一世纪建立“新”朝的王莽的军师刘歆伪造了古文学的经典。也就是说，康有为主张现在的儒教主流学派是冒充的，应将其丢弃，回到孔子本来的教义。这本著作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遭到了清朝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1898年他又出版了《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把孔子定位为立志“改制”、即政治改革的人物，顺应时代变化进行改革正是孔子作为圣人的表现。他还把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所在“大同”乌托邦理解为社会进化论，中国从“衰乱”时代进入“升平”的稳定统治、进而转入“太平”之世。康有为认为太古世界是理想社会，与时代一同堕落的中国历史观从根本上被颠覆，这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的冲击。

27 康有为

强学会与谭嗣同的“仁学”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的1895年5月，康有为与为参加科举考试汇集到北京的一千多名文人一道，上书抗议停战并要求改革，被称作“公车上书”（公车是上书给皇帝的中转机构，后指省级科举合格者举人），虽然没有被接受，康有为的名字却广为人知。

通过考试被选作进士后担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并不像洋务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成为高官的幕僚推进近代化，而是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1895年8月强学会诞生，会长是对改革表示理解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并呼吁改革派中的年轻官僚参加，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也名列会员之中。

强学会拥有强学书局这一出版机构，梁启超编辑启蒙杂志《中外纪闻》，致力于介绍外国的情况。广东、湖南等地也成立分会，上海发行的《强学报》按照康有为的意志把孔子奉为国民统一的象征，使用孔子纪年（以孔子去世之年为元年的纪年法）代替清朝年号。该杂志以不逊的罪名被禁止发行，取而代之的是1896年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当时的发行数量创纪录地达到了一万三千份。

28 谭嗣同

29 《仁学》封面

1898年4月，康有为为拉拢各地的政治势力，在北京设置了保国会。然而正如洋务运动以地方为中心一样，变法运动据点的南方各省，特别是湘军诞生之地，即甲午战争后巡抚陈宝箴等改革派官僚聚集的湖南。这里要注意的是浏阳县出身的思想家谭嗣同，他主张把梁启超聘到时务学堂这一新开的学校。

谭嗣同在著作《仁学》中，提出了万物由“以太”构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他批评蒙古和满洲把残忍野蛮的性情带到中国，“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之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指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北方由于异民族的统治而衰退。而如今正是中华民族奋起之时，限制专制国家的强大权限，给予人民勇气至关重要。他还控告湘军的掠夺行为超过了太平军，矛头直指乡土英雄曾国藩等，认为他是无视法规的知识分子。

该篇文章攻击清朝而未能在当时的中国公开，谭嗣同死后由梁启超在日本发表。并不是所有的变法派都是这种想法，实际上，康有为就希望通过强化皇帝的权力来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然而正如某保守派官僚批评保国会的目的是保卫中国，而不是保卫“大清”一样，变法派的主张具有动摇清朝统治体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