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时代

清朝的生育高峰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历史中，上溯秦始皇下至20世纪辛亥革命爆发，能称得上是“盛世”，即繁盛、和平的时代只有四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以及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朝三代大约一百年。其中18世纪的盛世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人口的繁衍。

18世纪初，中国各地年轻人逐渐多起来。通过人口波动图可以推断17世纪80年代曾出现过生育高峰。

明末的暴动把华北和四川盆地的人民逼到了颇为悲惨的境地。尤其是1644年，先是张献忠进入四川杀害当地地主，随后清军在平定张献忠政权的过程中又虐杀了许多当地居民，使得四川盆地人口骤减。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华中、华南地区的整个社会都处于不稳的状态，百姓无法安居以繁衍子嗣。

92 中国人口增长情况估测图　请关注18世纪以后人口的激增（出自赵文林等编，《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朝更替之后大约经历了一代人，明末清初的混乱才得以平息，人们终于可以在平静的生活中孕育后代。这一时期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到了世代交替的时节，在乡下勤于耕作，在城镇努力工作。

这个生育高峰并不是一次性的现象。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孩子们在孕育下一代时又将会创造另一个生育高峰。结果造成18世纪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宋朝12至17世纪开发华中地区的时候，中国人口大约保持在1亿左右。虽然偶尔受社会状况影响，但也是在几千万人口处上下浮动。17世纪末，中国人口估计约有1.5亿，但一百年后即18世纪末时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

为何生育高峰能够持续？在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中，即使有一定时期的人口增长，但耕地面积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当粮食生产达到极限时，饥荒频发。多数情况下这些都成为阻碍人口持续增长的因素。但到了18世纪，虽然中国的生产技术、医疗水平还没有大幅度的改革，但死亡率却没有上升。原因何在？为阐明其理由，有必要对死亡率问题进行一番考察。

笔者根据几份家族的记录，按照月份计算当时的死亡率，结果发现有一个明显的倾向：16世纪以前，农作物青黄不接之时死亡率就会上升，但是17世纪后半期以后，就几乎见不到这种季节性死亡率的变化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年死亡率平均化的现象。16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无法摆脱慢性的饥荒状况，即便丰收之年能够克服，但在歉收的年份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使死亡率格外高。17世纪后半期以后社会逐渐从慢性的饥荒中摆脱出来。

探讨人口增加、死亡率等这种几十年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原因，意义并不大。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某一因素导致的结果也会转化成原因。我们应该做的是发生在某一社会领域的变化带给其他领域何种影响，分析这种因果连锁最终如何影响到我们最先注意的领域。如果影响效果能够往促进最初变化的方向发生作用，社会整体就会加速往一个方向变化，反之，如果往抑制的方向发生作用，那么最初出现的变化将会在历史的波涛中消失不见。

在18世纪的中国，生育高峰带给社会怎样的影响，又引起了何种连锁反应？第一次生育高峰带来的人口增长，在新世纪开始以后持续发展，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达到4亿。清朝后期，由于频频爆发的叛乱，人口增长曾出现过短暂的停滞，但是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突破4亿大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口增长突飞猛进，2005年1月已经超过了13亿，目前还在继续增长。

阐明18世纪人口增长因果循环，这一工作对于解释此后中国发展道路也具有意义，同时也是本章和下一章的重点。本章首先探寻人口增长对社会的影响，然后选择国内流通作为考察对象，最后探讨海外贸易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下一章则主要阐明中国国家体系的全貌。

税制改革

生育高峰带来的直接反应在税制领域。18世纪推广的税制改革在皇帝强有力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二十九日，爱新觉罗·玄烨召开会议听政时，面谕称：

我朝七十年来，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人多地少。从前四川、河南等省，尚有荒地，今皆开垦，无尺寸旷土。口外（长城以北地区）地肥，山东等省百姓往彼处耕种者甚多，朕去年差官去查，共有六万余人，纳钱粮者仅止二万余人，查出者虽有六万，其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几万矣。欲将伊等搬入口内（长城以南地区），念伊等穷民，以何为生？故仍令在口外居住。

朕昔巡幸访问百姓，据称一家有四五丁（有纳税义务的成年男子）纳银一丁者，有七八丁纳银二丁者等语。各省巡抚编审（户籍）时，只奏报纳银丁数，而不奏报不纳银丁数，故实在丁数不得而知。今国用充足，凡给俸饷等项，绰绰有余，将各省今番编审丁银（人头税）数目，永远著为定额，嗣后不准增减，仍令将纳银不纳银民之数目查明具奏，查此特欲知各省人民之实数，并非视丁加赋之意。

皇帝的面谕准确地描述了18世纪中国所处的情况。首先，可以看出清朝的皇帝非常关注中国现状，为了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煞费苦心。与之相比，明朝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被宦官包围，只对宫廷的收入感兴趣。相形之下，清朝皇帝对政务负责的态度立刻就显现出来。

身为皇帝玄烨经常巡幸清朝的版图。第一次到华中、华南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那一年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和郑氏政权，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再次南巡。此次出访带有实地考察中国实情的意味，并不仅仅是游山玩水。所以他亲眼看到了百姓的家庭构成，看到了没有登记户籍的成年男子。

皇帝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是朝廷无法掌握人民的实际数量。在视察领土过程中，这一危机感愈发明确。在长城以南汉族居住的地区，人口迅速增长造成农用耕地不足。人口过剩的地方有一些人前往内蒙古等地。如果不能准确认识到这一实情就制定政策，将有可能面临民族对立等严重危机。而不了解现实，与汉族相比属于少数民族的满族就难以稳定中国的统治。对这一现实深有感触的皇帝果断地决定固定丁银额。

如果人口登记正确，而税收负担却没有增加，那些因为逃税隐藏起来的人就会浮出表面，由此可以掌握实际人口数量。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发布敕令，将丁税税额固定在康熙五十年调查得出的人丁数目上。所谓人丁指的是在清朝制度中从16岁到59岁之间的成年男子，他们需要交纳丁银。康熙五十年以后登记的人丁被称作“盛世滋生人丁”。意思是盛世出生的人口，也就是17世纪后半期的生育高峰。

人头税的消失

当社会处于慢性饥饿状态中的时候，种地的农民无法保证自己明年还会活着。即使丰收的年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歉收的年份，青黄不接，农民由于粮食不足而身体虚弱，所以哪怕只是染上一些小病也会丧命。失去劳动力的耕地，没有一点收成。一个国家完全依赖土地谋求财政稳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国家而言，控制住人更为重要。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自古就有通过人口普查掌握人民情况以提供劳动力的制度。明初完善了里甲制等户制，可以直接向百姓征收赋役。进入16世纪，整个中国被卷入依靠白银的经济中，结果出现了折算白银以代替劳役的情况。这就是丁银，俗称人头税。自康熙五十二年开始的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把丁银固定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丁银消失了。

从盛世滋生人丁的制度规章中可以了解到其手续繁杂。它是以康熙五十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丁数量为基准，把此后达到征税年龄的人作为盛世滋生人丁进行登记，暂时先免去这些人的丁银负担。但是当背负丁银责任的男性到了60岁，要从人丁的范围中删除以后，就从“盛世滋生人丁”登记册里的成年男子中找人补充上去。如果从被删除男性所属的户中能够找人填补，问题就比较少。但如果户内没有成人男子，就要从亲戚中人丁多的家族中找人补充，如果这样还不够，就要从地方纳税较高的家庭中出这笔钱。

该手续存在许多弊端。每到五年一次举行的登记册修订时期，就要进行补充和删除人数的工作。在县衙门负责管理登记册的职员，开始任意规定手续费。如果能够支付手续费，就不向这家的青年征收丁银。虽然皇帝出于善心，将丁银总额固定，但其实手续费有时却是丁银的几倍。而且能够支付手续费的富家子弟被免除征收丁银，而家庭贫寒难以支付手续费的家庭却总是要承担丁银。

玄烨死后，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坐上皇帝的宝座，完善了直接听取各地方官报告的制度。即位不久，雍正元年（1723）关于盛世滋生人丁弊端方面的报告已经呈递到皇帝手中。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即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新皇帝对于废除这项已经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人头税制犹豫不决。面对地方官的报告，他没有草率地应付了事，而首先下令详细地调查实际情况。但是事情超出皇帝的预期，已经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浙江省没有等待朝廷的命令，已经开始实行将丁银编入土地税的方法，规定没有土地的人就没有丁银，拥有众多土地的人则需要支付丁银。这一方法被称作“地丁并征”。山东巡抚在报告书中恳请说，山东没有土地的贫民担负着支付丁银的义务，歉收的年份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贩子，生活非常凄苦，所以无论如何希望学习浙江省的先例，把丁银编入土地税中。同年9月，有人提出方针先在朝廷的直辖地直隶（今河北省）试点进行地丁并征，根据结果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地丁并征在山东实行是在雍正四年，此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相继实行。最晚实施的地方是山西省。该省南北两处的农业生产力差距悬殊。以太原为中心的南部拥有广大的耕地，收成丰富，从而比较容易把丁银纳入土地税中。而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地区山地众多，所以从商的要比务农的人多。因此，如果全省一起实施地丁并征，税负过重的土地就有可能被放弃，从而带来难以确保税收的危险。于是税制的实行是以县为单位，在对各个地区进行逐一调查后，根据各个县具体情况制定出详细的办法。雍正九年（1731），山西省也开始实施地丁并征，新的税收制度开始在全国普及，人头税从此消失。这一新实行的税制被称作地丁银。

经济复苏

人口增加与经济动态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据清朝前期物价动态相关研究，从16世纪后半期到17世纪中叶，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波动的米价，从顺治十三年（1655）以后开始下降（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研文化出版，1997年） 。顺治十四年冬天至十五年春天之间，苏州的一位地主曾留下这样一段记录：

今年的米价是过去几十年来最便宜的。贫穷小巷里的普通百姓也在吃白米，舂年糕，但我家却连除夕那天都没有吃上午饭。

米价的下跌直接影响了农村。农家即便卖掉了生产出来的粮食，收入仍然不抵成本，没有钱向地主交租。地主也迫于家计，开始控制买衣服等方面的花销。由于纺织品的销售恶化，所以棉布的价格也开始下滑，连锁性地造成棉花价格下降。物资的进出也由此受阻，运输业遭受打击，负责挑担的劳工也失去工作，酬金减少。城市的百姓虽然在米价下降当初高兴过一阵子，但之后便因逐渐失去收入而陷入困境。如果农作物的价格下降，当然农地的价格也会下降，使整个康熙初年一直处于无法定价的状态。

这种经济整体的不景气，从17世纪末开始逐渐复苏，到18世纪物价反而开始上升。康熙三十八年（1699）出巡江南的皇帝问道：“去岁江南丰收，为何米价依然腾贵？”以前米价一直呈缓慢上升，但是到18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暴涨。米价暴涨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经济不景气，米价上升带来的连锁反应带动纺织品等各项物价上升。不过与米价等比较起来，薪水的上升率却远没有那么高。

顺治十三年，米价出现下跌，这一年正是清朝为了削弱郑氏政权实施海禁政策，开始对海上封锁的年份。上一章已经讲过，前往长崎的中国船只虽然并没有因为海禁政策完全消失，但是大部分船只都是从东南亚各港口或者台湾来日本的，由此可以认为直接来自中国满载生丝等商品的船只已经减少。日本出口的白银并没有直接进入中国。白银流入量的减少使白银成为稀缺品，价格也水涨船高。由于白银可以用作货币，所以用白银购买粮食的价格相对就降低了。由于生丝、纺织品等出口商品的销路受限，所以与纺织相关的各物品的价格也都陷入下跌困境。

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来，恢复了海上贸易。但是这并没有马上影响到物价。由于日本限制白银的出口，所以来自日本的白银并没有出现激增的状况。18世纪初，新的能够代替日本的白银供给地还没有出现。因此需要在贸易以外的别的方面探索18世纪上半期经济复苏的理由。有看法认为或许是人口的增加成为米价升高的最大原因。

16世纪，由于明朝用白银征税，所以即便农民通过从事棉布生产等获得了一些收入，但大部分也被国家拿走了。结果造成经济的繁荣仅限于国家财政发放盈余的城市—那里是官僚和乡绅居住的地方，以及军事、贸易基地，并没有影响到广阔的农村。

与此相反，清朝从事税制改革，在土地可以生产的范围内征税。这让农村中依靠农作物价格增长而获得收入增加的部分和通过手工业获得的副业收入留在了农民的手中。从而开辟了农村的需求市场，扩大了棉布等纺织品、铁制农具、锅等炊事用品的销路。

18世纪中叶，在广州停靠的英国等国家的船只经欧洲把产自美国的白银带到中国（这一点在下面将详细叙述）。从而使白银的相对价格下降。人口增加带来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多，再加上白银价格的下降，使18世纪中叶以后迎来了物价暴涨的时代。但是物价的飞涨一段时间内也加速了农村的发展。

原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作物

作为中国人口史的名著，何炳棣的《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把16世纪后半期中国引进美国大陆产的玉米、马铃薯、红薯评价为继宋朝引进占城大米之后的第二次农业革命，认为这一事实为18世纪人口骤增提供了保障。

关于玉米进入中国的路径，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第一，明朝嘉靖年间（16世纪中叶）通过海路，由广西或者福建的贸易港带来；第二，同一时期自波斯经中央欧亚进入中国西北部的甘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第三，经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从印度洋沿岸经陆路进入缅甸，然后传到云南。

通过这三条路径进入中国的玉米从入口当地向周围传播。玉米出现后，并没有马上普及到全国。华中地区，进入浙江省是万历元年（1573），西北从甘肃进入陕西是万历二十五年。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中国内陆地区，时间更晚，是在康熙之后。进入安徽省的记录，是在18世纪中叶的雍正年间。

马铃薯主要有两个路径。第一，万历初年（16世纪80年代）从菲律宾的吕宋传入，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闹饥荒，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为了救荒普及马铃薯的种植方法。所以在福建，马铃薯又称金薯。第二，与玉米一样，经缅甸传入云南，甚至比福建传入的还要早。但是从云南并没有往周围再传播。

红薯在国内普及的速度比玉米还要晚，湖北、湖南、山东等地是在乾隆前期（18世纪40年代）开始种植，而山西、安徽则是进入18世纪后半期之后才逐渐开始有人种植。地方官员在普及种植红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民并没有积极主动地自行尝试引进。

农民们在引进新的农作物的时候，态度可以说是极为保守的。但是这些作物却在山地的斜坡或者荒地上—这些是水稻、小麦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农作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种植成功。因为与主要农作物不存在竞争，所以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农业体系，反而增加了粮食的供给量。由于这个原因，对人口增加怀有危机感的官员们在乾隆年间为了普及玉米、红薯、马铃薯的种植积极进行行政上的指导。也就是说，美国大陆产农作物的引进，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除了当做粮食的农作物以外，产自美国大陆的农产品还有辣椒和烟草。现在中国的辣椒，在四川、湖南为中心，从西南的贵州到东北呈带状分布的地区作烹饪之用。这一地带还被称作热带，尤其是四川料理的麻辣最为有名。

关于辣椒进入中国的时期也有很多说法。普遍认为是在16世纪后半期，经澳门传入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17世纪中叶。因为日本的辣椒是从中国港口的葡萄牙船带来的，所以又写作“唐（中国）芥子”。中国以前还没从美国大陆引进辣椒的时候，曾大量使用东南亚通过大海带来的胡椒。即便是国内能够种植的辣椒，也被当做价格昂贵的进口货胡椒的代用品。

烟草与西班牙人一起先是传入了吕宋，然后经菲律宾于17世纪初传到中国。最初是作为药材介绍过来的。进入18世纪以后成为嗜好品，在福建、广东等山区广泛种植。现在云南等内陆地区作为烟草产地而闻名于世。辣椒与烟草作为可以卖钱的作物，拓宽了农家经营的范围。

93 美国大陆原产农作物在世界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