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商人与产业

浏河港物语

上海西北部的浏河港（刘家港）曾有一段作为江南外港的历史。它面朝长江，通过浏河与江南大城市苏州相连接，在元朝时候被用来运输江南产的粮食到首都大都，留名史册。明朝时候，这里是郑和远征队的集结地，港口附近的海面上停泊着规模庞大的舰队。但是，进入永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改修完成，江南物资的运输完全依靠大运河来进行，因此港口日渐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港口的名字也逐渐为人淡忘。最致命的打击是17世纪中叶清朝颁布的海禁令和迁界令。港口萧条，只有郑和为了祈祷航海安全建造的妈祖庙还能证明过去这里曾是一个港口。

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来运转。由于派往江南的一名调查官的奏折，皇帝颁布了展界令。清朝把守护航海之神妈祖升格为天后，目的是刺激正在衰退的海运业。次年，政府规定了可以在中国各地港口停泊的船只类型，浏河港规定停泊沙船。沙船是一种适合在海岸线平浅连绵的黄海上航行的船，虽然这是一种有龙骨的远洋船只，但是吃水较浅。吃水深的大型远洋船被规定在上海进港。自此浏河港焕然一新，不再像过去那样作为东海航行船只的停泊港口，而变为经黄海连接渤海与江南的港口。

清朝时候最初在浏河港开辟海运业的是新安商人，接着是那些把据点设在长江北岸港口南通和吕四的商人。有了这些商人打先锋之后，以山东半岛胶州湾为据点的山东商人也来到这里，最后濒临渤海湾的辽宁省各港口的商人也来到浏河港安营扎寨。除商人以外，经营沿岸航海运输的是吕四的商人。

在水手之间流传着一个传说。

浏河港住着一位叫王六官的男人。海禁解除以前，他靠捕鱼为生，无妻无子独自一人做饭过活。每当他捕上很多鱼的时候，他总是邀请朋友喝酒耍乐，直到喝醉才算结束。康熙二十三年展界令颁布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对当时老是触礁的沙船进行改造，造出一条底浅而且平坦的船。这条船的稳定性极高，操作也较容易。

有一年，王六官乘船纵贯黄海北上。然而在北方的港口却迟迟等不到回南方的风。船员们因此哀叹无法回家过年。就在大家万分沮丧的一天，王六官突然说“快点收拾工具，明天下午将有好风过来”。虽然大家都嘲笑他胡说什么呢，但第二天风向果真开始变化。当他们起锚扬帆之后，风力更强，当天夜里，他们在波涛冲击船头的潺潺声中一口气跑了数千里。天亮的时候，大家的眼前出现了熟悉的浏河港。

94 浏河港关系图

船员们到达港口以后，为表示感谢宴请王六官。然而当王六官与大家一起上岸以后却不见了踪影。经过几天的寻找，大家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劲，来到船里一看，那里留有王六官上岸时候穿着的衣服，这才知道那一夜的风是王六官的神异在发挥作用。众人回想起王六官的许多行为与常人不同，他每天早晚两次必上天后宫膜拜，把手洗干净以后才烧香，从不剩饭，全部吃进嘴里，大小便都放入桶里，注意不让灰尘和脏物进入大海。人们想起王的这些种种，认为王六官乃真人（具有超能力的神仙）。他们制作了一尊貌似王六官的真人像，接受出海航行的水手们的膜拜。

《浏河镇纪略》记载了这一传说，在文章结语写道：明末禁止出海以来，已近百年。当地掌舵之人已经死绝，没有人想去茫茫的大海，也没有人想试一下自己的技术。此时真人现身，创造了出发点，说在山端海隅有利可图，只要召集各省商人俱来，贫穷的孤岛将成为生财之地，补充国家收入。这不正是真人的力量吗？为其立像建庙、祭祀也在情理之中。

浏河港风景

浏河港是位于大浏河畔的港口城市。从苏州经太仓州流淌过来的河流在即将流入长江之前被水门挡住了去处。这一水门是为了防止长江潮出现逆流，同时也是在黄海上航行的远洋船只的终点。到了码头以后，是一排排黑瓦、木造、白壁的两层建筑，马路上铺着石板路。

来到这个港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祭祀妈祖的天后宫。那里是港口的中心地区，聚集着乞求航海安全的商人和船员，来此朝拜的人络绎不绝，香火弥漫。出天后宫往西走，来到镇海关。那里有一座石头做的仓库，上面刻着“镇海关”三个大字。这里负责监督出入浏河港船只，并进行征税。天后宫与镇海关背后是三官阁。该建筑物的一角是祭祀王六官真人的祠堂。参拜完祠堂的船员手中都有一块木版印刷的帖，如果把这张帖贴在船舱上，遇上船舶沉没等水难的时候则会保佑船只平安。

从天后宫往南，是面朝大浏河的码头。按规定不同的船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地方乘降。南货船码头用作卸载从苏州过来河船倒装到远洋船上的货。反之，白银从浏河港向苏州流出。每月的6日、16日、26日三天，装满白银的标船将从标码头出发驶向苏州。为作防卫之用，船上配有山东出身的标客，从官员那里借来枪支等武器。如果偶然能够碰到出港，可以看到四艘满载约两万两白银的船在锣鼓震天、空炮轰鸣声中驶出码头。

从外洋溯长江而上到达浏河港的船只，并不是直接停靠在码头上。沙船与陆地之间有驳船来回行驶。从天后宫的南门直走来到大浏河，往东看去能够看到沙船一个挨一个排列。船身长约20至40米，以主桅（高度与船身长度相仿）为中心，共有5根桅杆。

这种沙船凝聚了许多技术。坐在小船上靠近一看，船身上并没有上色，吃水线距离甲板不到一米。欲改乘沙船时，脚下位置呈阶梯状，以便于登上甲板。将甲板中央的一块木板抬高放入船舱中，船体呈扁平桶状结构，所以即便有较高的波涛冲击甲板，海水也会流入凹凸不平弯弯曲曲的表面，而不会让船舱进水。船舱每隔一米由隔板间隔开来，脚下是宽约30厘米的龙骨贯穿船头和船尾。基于龙骨和隔板的这种构造，沙船可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驳船从沙船上卸下货物以后，驶向指定的距离仓库最近的码头。驳船靠岸后，在那里等待的脚夫争先跳上船来，挑起货物搬入商店的仓库中。他们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劲头很足。

脚夫们组织起脚行，以码头为单位确立起各自的地盘。如果有人要侵入别人的地盘，他们就会扔下挑着的货物，围攻入侵者，最后把他赶出去。这些依靠垄断干活的脚夫有时还会蛮不讲理地漫天要价。虽然有些商人气不过，自己雇佣劳力到码头上，但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当脚夫的行为太过分时，商人有时也会向官府告状，于是官府把脚行的头目抓起来，制止他们的恶劣行径。

天后宫的后面是一条叫做九龙湾的大街。一脚踏入这条街，娼妓们宛如天上的云彩纠缠不休，左右两边的建筑物入口都站着招呼客人的女子。配上横笛和二胡，可能不时会传来一些非常妖娆的歌声。或许也有不少船员到天后宫祈福之后马上就跑向了九龙湾也未可知。

浏河港与商人

船上的货物大部分是大豆和用作肥料的豆渣。浏河港上专门经营这些商品的店鳞次栉比，船上的货物直接运到了商店的仓库里。陆天益大栈房分为“豆行”（大豆部门）、“饼行”（豆渣部门）、“花行”（棉花部门）三部分，被称作“栈”的商店，还配有客商的住宿设施和保管商品的仓库，商人的货物就保存在那里。

在浏河港，从山东半岛的港口胶州、登州等地带大豆、豆渣来这的外商与从江南各地前来采购的内商相互交易。外商与内商大多互不相识，并且由于商业习惯和度量衡的不同难以直接进行买卖。于是两者之间出现了保税行和牙行，负责商品的销售和授受货款。一般不做现银交易，以每月六日作为标期，把内商支付的白银通过标船送往苏州，在苏州结算。浏河港是商品集结的地方，苏州就是金融中心。

港口的骨干商人是保税行。清朝担心海盗残党冒充客商进出港口，指定由“土商”也就是当地值得信赖的商人作保税行。当然，土商并不意味着就必须是浏河港出身，只要是身份明确、与当地居民关系密切，还要熟悉来自山东和辽宁的商人就可以成为保税行。浏河港有四家保税行。第一个要列举的是宁波出身的吴氏。吴氏为了躲避明朝末期的战乱移居到浏河，做了当地富豪季氏的上门女婿。季家没有后嗣，因此吴氏继承了岳父的遗产，以季长泰为屋号成了保税行。四家保税行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外商到达浏河港以后，首先就要去保税行讲明来历。保税行把这一情况向镇海关报告，并替外商缴纳港税。完成了这些手续以后，外商才能够进行商品买卖。

为来自江南各地采购大豆等物资的内商充当身份保证人的是牙行。他们从布政使司（掌管财政、民政和人事）处获得许可证，对进行交易的商品的质量和价格进行监管，以尽量避免内商与外商之间发生纠纷。牙行根据经营的项目不同又分为豆行、杂货行等，收取交易价格的1%到2%作手续费。

属于保税行与牙行的商人，密切参与港口的运营，他们聚集在浏河港东北以外的显佑宫开会。乾隆十七年（1752），商人们决定从在浏河港进港的船只中募捐，建设教育机构书院和养育孤儿的育婴堂。

从浏河港出港的船只，六至七成是江南籍。从浏河港开出的船只载满了棉花、棉布等，一路朝江苏省北部的青口、山东半岛胶州的淮子口、莱阳的丁字港、面朝渤海湾的龙口等港口北上。到胶州的商人有江南、浙江还有福建的，他们在那里开展商业活动。丁字港位于海路的十字路口，南面的浏河港、西南的青口、东面朝鲜半岛的仁川、北面渤海对岸辽河流域的港口都有专门跑运输的船只来此停靠，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些船只在山东半岛的港口装满大豆和豆渣返回浏河港。如果顺风，几天便可回到浏河港。

18世纪黄海海运业的异常繁荣，其背景是郑氏政权垮台带来的海域世界的消失。黄海从此成为中国的内海。清朝时候，虽然禁止通过海路从江南往外运输大米和大豆等粮食，但是对山东半岛等地运往江南的大豆却没有明确的规定。雍正七年（1729）规定“海关对大豆课税每石4分”，也就是承认了海运大豆的事实。走海上运输的粮食为了防止中途被海盗等倒卖，有人提议采取山东的发货港要向卸货港的海关通报船只的登记号、出港日期、装载大豆的总量等管理办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办法得到实施的痕迹。

东北的产业

18世纪上半期，以浏河港作为入口流向江南的大豆和豆渣主要产自山东。不过到了18世纪后半期以后，通过海路与江南连接起来的新地区作为供给地而兴起，那就是满族的故乡中国的东北（以下叙述参照石田兴平，《满洲殖民地经济的历史性展开》ミネルヴァ书房，1964年） 。

顺治年间，清朝定都北京开始统治中国的时候，大部分东北居民随皇室一起移居北京附近，辽河流域逐渐荒芜。顺治十年（1653）以后，清朝虽然连续征集民众往辽东开荒，但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但是18世纪山东等地的人口增加以后，移居东北的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多了起来。乾隆五年（1740），由于移民过多，朝廷曾颁布禁令禁止移民，但全然无用。

为了闯出一片新天地，这些汉族移民造起半地下式的小屋“窝棚”。在周围的原野上放火烧地开荒。第一年在地里面种上荞麦，第二年开始种植高粱、谷子，之后又种植大豆等。当大部分移民在新开地定居下来以后，出现了杂货店。为了完成艰辛的劳动，抵御寒冷的冬天，移民买来蒸馏酒和木棉做的工作服。农民们为了弄到日常用品，先在商人那里赊账，待秋天收获的时候，拿收获的庄稼来偿还债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商人用雪橇载满农产品前往辽河流域的大城市。因为杂货店的出资者在这些城市里开办了商社。于是商社与中国的内地有了联系。

大量的纺织品和华中、华南生产的茶叶从江南运到东北这个新开地。虽然也有一些商品通过陆路跨越山海关来到东北，但康熙三十三年（1694）开始在山海关征收关税以来，海陆运输成为主要工具。海船从辽东湾的锦州、盖平或者是从渤海沿辽河溯流而行，在牛庄等地进港后卸下装载的货物。为了在黄海上航行而发明的沙船由于吃水较浅，所以能够溯辽河而行。从这些港口沿辽河的主流和支流航行，把货物运到辽阳、盛京、抚顺、铁岭、开原等主要城市。

95 中国东北地区地图

东北运往中国的农产品除了大豆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粮食。康熙二十年代，为了防备俄国的入侵，清朝增强了在东北的兵力，从而保证了东北地区粮食产量的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却禁止把粮食从东北运往中国内地。不过，由于增产政策步入正轨，山东等地的移民也努力开荒，所以逐渐放宽了将多余粮食运往外地的政策。雍正时期开始通过海路把粮食运往天津和山东，乾隆时期粮食外运量继续增加。据一些当地的销售记载称：乾隆五十年（1785）东北地区获得大丰收，天津的海运业者用800多艘船只载满了数十万石粮食前往直隶（河北）、河南、山东。

来到东北的中国内陆商人开始投资农产品加工业。最初兴起的加工业是一种被称作烧锅的蒸馏酒制造业。其次是通过柞蚕引进养蚕业。柞蚕是一种以枹、柞树等树木的树叶为食物的野蚕。它不同于普通的蚕，需要在自然的山野中饲养。山东的山区开发了这种饲养方法，18世纪开始尝试在别的地方培育。这一技术随着山东移民的到来传播到东北，康熙年间以商人出资、农民出力的形式广泛普及。

用大豆榨油的榨油业者被称作油房，乾隆年间迅速兴起。这种油不仅用于食用，还可以作为灯的燃料，或者作为家具等的涂料因而需求量极大，榨油之后的豆渣被当做肥料进行买卖。豆渣连同大豆一起从辽东湾的港口被运往江南和华南地区。

18世纪，东北地区形成了杂货店、粮食和大豆的商社、酿酒业、养蚕业和榨油业等。但这并不是某一位商人独自兴起的事业。而是存在这样一种结构，即好几个资本提供者联合起来，接连投资有利益的事业。这一结构叫做“联号”。“号”是商号的意思，把几个实体连接起来的意思，有共同出资型、也有垄断联合型，形式多样。粮食的仓库业和油房、烧锅等以联号的形式开展起来。

山区产业

商业资本也向中国内陆的山区投资，振兴产业。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秦岭山脉。该山脉由海拔3000米的高山构成，把中国的气候分为湿润的华中和干燥的华北两类。自古以来作为森林供给地而闻名。18世纪中叶山里多了许多被称作“厂”的作坊。

采伐木材的木材厂把以前人手无法企及的生长在海拔2000米高处的桦木和冷杉从原始森林中采伐成木材并运出。原始森林中的大树乃是非常罕见的木材，需要以原木的模样作为圆木头运出。为了从高山上采伐，商人们投巨资用在设备方面。

他们沿着山坡铺设轨道“溜子”。把长约三米的圆木纵向排列，上面再横搭上两米左右的木板，把木材卸下来。按照地形凿开山路，在山谷之间架起桥梁，到水边的距离长达数十公里。

要从山谷越过山岭，需要用一种叫“天车”的滑车。山脊上竖起支柱，然后安装上八角形的滑车，如果是牛，需要两头，驴需要四五头，人力则需要二三十人，才能从山谷把木材拉起来。海拔高度差别过大时，需要安装三四段这种滑车。据说大的木材厂，搬运木材的时候也需要3000至5000人。

铁厂是炼铁的地方。秦岭山脉上随处可见含铁矿石的矿脉，叫做红山。炼铁用的木炭生产地称作黑山。熔矿炉大约有五米高，放入木炭和铁矿石，十几个人不分昼夜交替用风箱送风。黑山上负责烧炭，烧好的炭由人工担着搬到熔矿炉。一个熔矿炉需要一百几十个人。如果一个铁厂有六七座炉子的话，炼铁工人和劳力加起来不下1000人。铁厂里还设有用刚炼好的铁做成锅和农具的锻冶部，这样就需要有成千上万个劳动力。

即便雇到了大量劳动力，还需要便宜的粮食供给山里、降低劳动者的佣金作为工厂有效盈亏的条件。这些劳力的主食是种植在海拔800至1200米、位于半山腰斜坡上的玉米。乾隆年间曾到该地任知县的地方官留下这么一段记录：

伏查山阳，跬步皆山……乾隆二十年以后，始有外来流民向业主写山，于陡坡斜岭之间开作耳扒木筏。迨扒筏罢后，或种包谷，或种苦荞；而山地寒冷，三月播种，九月乃获，从无可种两季者……又必初开之山，方可成实，至三四年后，则不堪再种。故旋开旋弃，迁徙靡常。（何树滋，《禀恳山地免升科田》，《雒南县志》）

流民们大多为华中、华南出身，刚到东北时或租房居住，或在农田附近搭建临时小屋。种植玉米对生态环境而言是掠夺性的，不能长久。流民们积攒了一些财富以后，或者购买那些可以永久耕种的土地的租赁权、所有权，或者开店。

清朝时候劳力们以“窝头”为主食。就是把玉米粉做成比拳头稍大的圆锥形，中间挖一个洞便于加热，蒸熟之后吃。现在在一些中华料理店里可以看到一些称作窝头的点心，但是无论是外观还是味道都和原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在高山地区经营的作坊对于半山腰的玉米种植具有依赖性。木厂、铁厂需要大量的劳力，所以每到歉收时节玉米涨价，作坊就会停工。

对山里的木厂、铁厂进行投资的商人也不是单个的资本家，而是以联号的形式开展多项事业。因此一旦玉米涨价，使劳动力成本增加压迫利润，这些商人就会马上撤资。劳力们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就变成失业者留在了山里。这一现象到19世纪以后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压迫了清朝社会（后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