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互市体制的开展

盛世的食材

罕见的食材称作八珍。原本只是为了表示种类繁多的意思，但是到了宋代真的可以列举出八样珍馐。到了清代，八珍进一步扩充，出现了四种八珍也就是三十二种珍馐的酒席，叫做满汉全席。满汉全席收集了满族和汉族各自的食材，因其用料极尽奢侈而为人熟知。18世纪乾隆帝弘历经常巡幸江南。那时负责接待的各地商人们收集了山珍海味，雇佣高级厨师凝聚了所有的创意和技巧，做出了恐怕在世界史上也是最高级的食品。

四种八珍中，除了山八珍（驼峰、熊掌、猴脑等）、禽八珍（鹌鹑等）、草八珍（银耳等）以外，还有燕窝（爪哇金丝燕的窝）、鱼翅、干海参、鱼肚、鱼骨（鲟鱼的软骨）、鲍鱼、海豹、狗鱼（生长在黑龙江等地的鱼）等海八珍。18世纪的清朝，既是繁盛时代，同时也是宴会料理形成体系的时代。

宴会料理的排位以满汉全席为首，下面又有燕菜席、鱼翅席、海参席、虾干席、三丝席。占第二位的燕菜席，不仅仅用到高级食材燕窝，还用了一些丝毫不逊于燕窝的其他食材，规格很高。除了最后的三丝（把猪肉、鸡肉和蘑菇切成丝），宴会材料及几乎全都是以晒干的海产品为主。

燕窝是生息在苏门答腊、加里曼丹、泰国、马来半岛的爪哇金丝燕（学名：Collocalia属）的窝，是燕子把海藻放在嘴中咀嚼转化成的胶质。它是清朝时候从泰国来华的船只带来的。还有许多是从东南亚和日本带来的。

虽然清朝人口骤增，但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有尝过一口这些高级食材。不过，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少不了宴会。在被称作盛世的18世纪，商业活动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可以预想召开宴会的机会也显著增加。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贪图高级食材的社会。开始大量进口干燥的海产品的中国，也改变了海洋贸易的形式。

俵物的出现

要把日本从中国进口生丝对中国出口白银这一交易基调进行改变的苗头在海产品中出现了。17世纪后半期，江户幕府尝试在其直接管理的长崎贸易中把出口产品从白银转换为铜。1684年江户幕府颁布“贞享令”，规定中国船只能够带回去的白银总额为6000贯。来日本的船只根据出港地方不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在6000贯范围内将贸易额分摊给各艘船。

由于对白银的出口量设置了上限，因此潜藏着一种危险，即被称作“拔荷”的走私贸易会增加。为了加强对中国商人的管理，1688年日本设立唐人公馆，这一方针就是将中国人一个不剩地全部集中在一起。管理体制完善以后，1698年中国到日本的船只数量从70艘上升到80艘。强制性的政策显现成效，铜出口量在17世纪后半期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背景就是中国因铸造铜钱，所以对原料铜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是，正如后面还将叙述到的，成为货币的铜的价格受到中国国内经济体系的高度制约。中国商人采购的铜价在日本看来定价极低。而且日本国内也铸造铜钱，是必需品，所以也有些不够用。

1701年，幕府在大阪设一铜座，创造出统一管理银铜相关人员的体制，以有效经营通过长崎的铜贸易，尝试创造出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体制。即便如此，铜贸易还是陷入停顿，1709年长崎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从80艘改为59艘。

在未找到一种出口产品能够代替白银的情况下，就对贸易进行限制，使得在长崎入港遭拒的中国船跑到北九州蓝岛附近的海面上进行走私。为了打破这一局面，1715年出台了正德新例的政策。

这一政策明确规定在缩小铜贸易的同时，把贸易范围内的铜换成海产品。因为鲍鱼干、海参、鱼翅这三种产品装在草袋（日语作“俵”）中出口，所以称作“俵物”（按照幕府的官方用语，称作hyomotu），海带、干鱿鱼、海米、凉粉等海产品全被称作“诸色”。

俵物的出现在高中日本史教科书里多被评价为江户幕府非常优秀的一项政策。但是，贸易产品的改变不仅仅是供应方的事情，还需要考虑到消费者一方也就是中国盛世之繁荣带来的对干货的强烈需求。

信牌管理

正德新例是日方为了管理东欧亚贸易的政策。不但限定可以入港的中国船只数量为30艘，还发给一种被称作“信牌”的贸易许可证，没有信牌的船不准进行交易。此外，日本还根据中国船出港的地区进行分类，按地区固定可以入港的船舶数量。

日本需要的生丝由江南出港的船可以保证。因此幕府规定南京船为10艘，宁波船11艘，而其他地方来航的船只则在数量上进行了限制。厦门、台湾、广东的船只各两艘，广南（越南中部）、暹罗（泰国）、巴达维亚各一艘。

正德新例中尤其排斥的船只是普陀山船。该种船从福建装载当地生产的砂糖前往舟山群岛之一的普陀山，在那里与来自江南的船只进行交易，从而获得对日本出口的生丝然后来到长崎。在中国看来，正德新例是一种优待宁波等江南商人，压迫福建商人的政令。

96 信牌　向中国船只发放的通商贸易许可证（长崎市立博物馆藏）

正德新例颁发那年，来长崎的福州船和泉州船没有拿到一枚信牌，刚入港即得到当日离港的命令。异常愤怒的福建船主在宁波靠岸后，来到衙门状告南京和宁波船的商人们。他们认为，江南商人到日本后拿到写有日本年号的信牌，有损中国王朝的威信，奉外国年号而背叛朝廷，是一种从属日本的行为。

这一诉讼被官员们利用，在江南派官员和福建派官僚之间展开了论战。最后由于需要从日本进口铜，所以在皇帝的批准下，命令江南商人也要把信牌借给福建商人，使问题获得解决。但是，江南商人进行种种阻挠，所以福建商人不得不从与日本的贸易中退出。

江户幕府与清朝之间没有外交关系。看到日本通过信牌管理贸易这一举动，清朝难以把握其真实的意图，所以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清朝颁布展界令以后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没有对海上贸易进行任何统制，不过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禁止拥有特权的商人以外的人出海贸易。这时使用的就是日本的信牌。清朝通过信牌管理赴长崎的船只。

97 宁波船与南京船　不同的出发地规定了不同的进港船数。运输江南生丝的宁波船（左）和南京船（右）所受待遇优惠

可以说陆地政权与海外政权之间没有政治交涉而对海上贸易进行管理的互市体系就此完成。

与日本的贸易港

正德新例之下，半数以上从江南出港的船只都领到了信牌，结果使江南的乍浦迅速发展为赴日商船的出港地。乍浦与宁波隔着杭州湾相对而坐，同时也是排斥福建商人掌握与日本贸易主导权的浙江商人的大本营。

雍正六年（1728），负责浙江与江苏行政的官员聚集一堂，就贸易管理体制进行协商。最终决定各选四名商人充当商总负责监视贸易，由在港口从事中介业务的牙行充当出港人员的身份保证人（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明石书店，2002年）。

乍浦里有牙行。牙行对贸易进行管理，有义务向官员汇报出港船舶的乘客姓名、籍贯等情况。从中国装满货物的船只出港时候要缴税。这时牙行还有一项任务是拿着缴税发票到有关衙门申请出港许可证。商船进港时，牙行也要查明乘客的身份，向衙门提交注明缴税地点的文件。先前曾介绍过的浏河港保税行所承担的工作，由他们牙行来负责。

1717年以后，随着清朝对海洋统制结构的逐步完善，漂流到中国的日本漂流民也开始接受官方权力的保护。漂流民被送到乍浦，在那里等待驶往日本的商船。1780年，漂流到福建霞浦的大坂传二郎—纪州御坊一叶丸上的乘客—曾这样说（石井谦治《史料绍介：大坂传二郎船漂流异国报告》，《海事史研究》18号）：

［安永九年（1780）］3月20日到达南京一个叫做乍浦的地方。此处是往日本的渡口，在类似船行的地方逗留。这一家看起来是往日本运货，对货物进行检查的地方，后面是一大片宅邸，前面就是船行。这一家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其中小吏等是十二三人，学徒有四五人，管账的有五六人，采购的二人，做饭的二人，其他都是做内勤的人。渡海去日本船只的船主在这里住宿、打包。我们在这里吃了早饭。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体系完善后，大量的海产品被运往中国。随着厨艺精进，产自日本的鱼翅、鲍鱼、海参都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食材。顺着这条通道，社会上也出现变化。

最高级的干鲍鱼中有一种叫做吉滨鲍，产自日本岩手县大船渡市三陆町的吉滨，因肉厚如马蹄银所以备受欢迎，味道也很重。在三陆一处叫做吉里吉里的小港口上，靠经营海产品发财的商人中有一位吉里吉里善兵卫也就是前川善兵卫。善兵卫经营在太平洋上搞运输的船只，1752年他掌握了三陆海面上的渔业权，1765年以后，通过把在这片海域上捕捉到的鱼翅、鲍鱼直接运往长崎而繁荣。

善兵卫这个名字乃世代沿袭。创造了前川家繁荣的鲍鱼也来到了中国的乍浦。

琉球的变化

冲绳料理中还残存着日本与中国交易的痕迹。结婚等喜宴上有一道菜叫做昆布卷。这道菜是用昆布卷着当地的一种鱼，然后用猪肉汤炖成。昆布作为油腻的猪肉料理的配菜在琉球料理中不可缺少。但是在冲绳附近的海中没有昆布。18世纪中叶，北海道产的昆布大量从冲绳出口中国。这一流通使冲绳地区用昆布做菜发展起来。

明清交替，对琉球而言是件大事。江户幕府与萨摩藩需要通过琉球保证与中国的贸易之路。所以琉球一直保持着与清朝的朝贡关系。在琉球负责外交事务的华裔过去一直是与明朝人相同的装束。与清朝交涉时，着前朝的服装会产生不良影响。此时华裔们选择了琉球风格的服饰，逐渐融入琉球社会中。

1654年，琉球国王向清朝提交明朝授予的中山国王印章，清朝重新册封尚质为第一任国王。日本此时非常担心琉球人会不会被强制辫发。幸好清朝没有在琉球强制实行满洲的风俗，封尚氏为琉球王，规定向福州派遣朝贡使节。

琉球国向从本国到中国的朝贡船发行堪合。标有明朝年号的最后一张堪合是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的“仁字第五十六号”。之后开始发行清朝的堪合，顺治十年（1653）发行了“仁字第七十五号”。这是仁字号最后一张堪合。顺治年间共发行了19枚堪合。如果一张号码对应一艘朝贡船，那么十年间共有19艘船曾经从琉球驶往中国。

康熙年间，堪合改为义字号，雍正以后改为礼字号。此后每逢清朝年号改变，堪合的“号”也随之改变，至同治六年（1867）琉球最后一艘朝贡船为止，发行的堪合总数超过了450张，平均每年2.2张。按照清朝的规定，琉球朝贡为每两年一次，每次最多3艘船。这样算下来平均一年为1.5艘船。也就是说琉球派遣的朝贡船数量大大超过了清朝的规定（松浦章，《清代琉球贸易史的研究》，榕树书林，2003年） 。

到达福州的琉球使节在内陆河流与大运河转乘船驶向北京。与使节一同来华的商人们则在福州进行贸易。一些留学生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留在福州。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一批像蔡温等完善了琉球国形式的人才。

每当琉球国王更替的时候，清朝总会派出册封使节前往那霸。这些清朝使节乘坐的船只叫做冠船，船上载满了中国的特产，在那霸进行交易。1663年清朝第一次派使节前往琉球，至1866年共计八次。

琉球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虽然以这种形式保持下来，但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日本经由琉球与中国之间展开的贸易却没有振兴起来。幕府对出口产品进行统一管理，琉球方面，其利益又几乎被萨摩藩夺走，所以双方对经营贸易并不热心。

但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萨摩藩在以大阪为据点的日本国内物流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后，俵物和昆布就建立起运往琉球的流通渠道。北海道的昆布通过在日本海航行的北前船进入濑户内海，来到大阪。载满昆布的船从大阪出发再前往冲绳。贸易的基调变成从琉球出口海产品，从中国进口大黄等中药材为主。此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通过琉球的贸易势头越来越强劲地迈向19世纪。

移民东南亚

歌颂盛世好光景的中国也开始从东南亚大量进口各种特产。不仅燕窝、鱼翅等高级食材，类似粮食、胡椒、儿茶还有黄金、锡等各种物产的交易量都在18世纪中叶得到迅速的增长（粮食方面在下一章论述）。儿茶为从茜草科植物（学名：Uncaria gambir Roxb）的树叶和青枝中抽取的药材，在中国称呼为阿仙药，被用作收敛性止泻药或者口中清凉剂（日本也被当做仁丹使用），在欧洲专门用于硝皮。

为了满足中国对这些物产的需求，仅凭当地的劳动力无法维系，于是大量的中国人作为劳工移民东南亚各地。说起东南亚的华裔劳工，最有名的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人经营的种植园中劳动的苦力。但是18世纪已经有劳工移民渡海，并打出了一片天地。

在这些先驱者中，有人是在明清交替时期，因厌恶满族的统治而逃亡海外的，他们也被称作明朝遗民，不少人作为劳工移居当地定居。现在的越南南部，即被称作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迁入了大量广东人勤劳开拓。

18世纪互市体系成立，海上贸易繁荣之后，劳工的移民潮波及东南亚各地。估计每艘从福建出发的中国帆船上，都有200多名出国的劳工。他们的目的地是廖内岛（Kepulauan Riau）的胡椒、儿茶农场，邦咯岛（Pulau Pangkor）的锡矿山，吉打州（Kedah）的甘蔗园、文莱（Brunei）的胡椒园等（Carl A.Trocki: A Drug on the Market Opium and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1750—1880）

来自中国的劳工组织成一个个叫“konsi”的小集体，生活在其中。这一称呼来自中文的“公司”，原本是不分家在家长的管理下共同经营的大家族的意思，在此变成了共同经营团体的含义。此后印尼的统治者荷兰人为了瓦解华裔居民强大的组织力广泛采用欧洲人。

公司由提供资金的人“头家”、现场管理者“大哥”和大量的劳工构成，多数情况下都是同乡。有不少公司他们分别由同一个村子的人构成，同姓同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同乡同族的关系，所以即便头家、大哥有剥削劳工的情况，也不会动摇公司的团结。

公司向当地领主缴纳部分所得利益，由此换来在迁入地的活动许可。在庄园和矿山从事生产得来的利益在头家、大哥和劳工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头家所得最大，有时约占总数的五成。提供给公司劳工的粮食也比当地的价格高出数倍，反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制定的价格要比实际价格低，这样一来使劳工们的纯收入要比在老家干活高出好几倍，待返回老家的时候能够积攒起巨额财富。

据估计，18世纪末在邦咯岛开采锡矿的中国劳工有25 000人，加里曼丹岛有40 000人，18世纪80年代廖内岛的胡椒、儿茶种植园的劳工达到了25 000人。

广州的英国人

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城曾被城墙包围。城外有一处被中国人称作“夷馆”、英国人称作工厂（factory）的地方。那里是清朝规定的外国商人居住区。与日本长崎相同，外国人从此处出关也受到限制。

1684年允许与外国跨海贸易以后，澳门等四个港口被规定为与外国进行互市交易的地点。此后交易的场所从澳门转移到广州，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那些为外国商人办理身份保证的商人组织而成。这些都是公行，俗称广东十三行。说是十三行，并不是说并列十三家店。这一称呼是明朝沿袭下来的传统名称。

“行”在中文中是行会或者是帮的意思。公行形成的时期正是清朝以日本颁布正德新例为契机加强海上管理的时期。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介绍，广州有名的商人们聚集在祭祀神明的神坛前，杀鸡饮血，交换誓约，规定公行的章程。

98 18世纪互市体系下的中国沿海城市与迁入东南亚

围绕与外国的贸易，广州与闽海关管辖下的厦门、浙江海关管辖下的宁波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18世纪中叶，宁波有中国特产的集散地江南作为腹地，所以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当时浙江海关在宁波行政区内舟山群岛的定海设立专供西方船只停泊的区域。英国商人们前往定海采购生丝和茶叶等，如此一来广州眼看着一天天衰落。有可能是因为在广州拥有利权的满洲旗人和官员等的影响，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下令限定广州一处作为与西方人交易的窗口。

诏书中所列举的一个理由是如果把外国船只限定在广州，则所得利益不仅限于广东，还能够波及江西等省。江南几乎已经垄断了与日本的所有贸易，如果再把与西方的贸易也集中到宁波，华南就有可能落后。考虑到国家的全局，有必要让广州垄断与西方的贸易。

公行对贸易征税，充当外国商人和船员的身份保证人。外国人被安排居住在城墙包围的河边的角落，与外界隔离。受季风的影响，广东的贸易旺季从秋天开始到冬天结束。过了这一时期以后，外国人不准逗留广州，需要前往葡萄牙的租借地澳门。这一规定被英国人称作广东体系。

在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在经济上获利增加，虽然有各种制约，但依然过着富裕的生活。从中国进口的茶、往中国出口的印度棉花，还有18世纪80年代开始出口的印度产鸦片，无论是英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获利颇丰。公行商人与英国人之间也形成了信赖关系，仅凭口头协议就完全可以交易。

让英国人头疼的是外国人无法与地方官府直接谈判。虽然正规的税金并不很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追加税种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中国主张由中方掌握外国人的审判权，也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1784年英国船在节日放礼炮的时候，造成多名中国官员死伤。中国扣押管理船上货物的职员作为人质，停止贸易，武力封锁居留地，要求引渡放炮的炮手。英方毫无办法对抗，印度炮手被处死刑。只要抛出停止贸易的王牌，没有谈判窗口的外国人就完全束手无策。为了改善这一状况，英国政府决定派出使节团。

朝贡与外交

如果外国人与官员直接交涉，朝贡体系就会马上启动。为了避开这一环节直接贸易，外国人与官僚之间安置一个有特权的商人，由他们充当外国人的保证人。这是互市体系的一种形态。

但是要求改善广东体系则超越了互市范畴。1792年，英国的全权大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乘坐“狮子”号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军港附近的斯彼特海德（Spithead）出发，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横跨太平洋，未在广东停留，直接于次年1793年到达渤海港口大沽。不经过广东的理由是逃避广东体系，直接与清朝的中央政府进行谈判。

马戛尔尼经北京，越过万里长城，于9月份来到皇帝夏天的避暑地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去谒见当时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高宗，乾隆帝）。如何行礼成为当时的一大问题。英国人刚跨过互市的体系，就撞上了朝贡的壁垒。

中国拜见皇帝的时候，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就是跪三次，每次磕三个头，是最敬重的行礼方式。但是若行此礼，英国就被列为清朝的朝贡国。马戛尔尼的使命不是朝贡而是一种对等的外交。马戛尔尼谈判的窗口是弘历的宠臣满族人和珅。马戛尔尼坚持与和珅反复交涉，最终被允许按照欧洲形式行单膝下跪之礼。欧洲最高的行礼是亲吻国王伸出的手背。中国希望能够免去此礼。和珅借皇帝之威聚敛私产，成为清朝第一号贪官留名史册。

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是开放宁波、天津等地作为贸易口岸；在北京安置管理贸易的人等。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拒绝。马戛尔尼最大的希望是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为加强英国人的立场从事外交谈判。但实际情况距离目标的实现太过遥远。

清朝皇帝向英国国王提出的是皇上颁给朝贡国的告谕。其中写着“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言许多国家仰慕清朝前来朝贡，所以没有特别需要从英国进口。

英国使节的情报收集

马戛尔尼虽然没能达成目的，但从广东北上时一路测量航线，从热河经大运河穿越整个中国出广东返回途中，收集各种情报，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对日后英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

11月18日的日记中，马戛尔尼记载了从杭州沿浙江的河流顺流而上途中与从福州到北京的琉球使节团会面的情形。

他们一方面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一方面拥有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接近日语还是朝鲜语。据他们说，还没有欧洲的船只在琉球群岛停泊，如果来航必定欢迎。他们对与外国的交流没有禁令……他们都是英俊的男子，润泽的脸比较白皙。言谈举止典雅大方，说话有趣，也不多话。从地理位置上而言，这一群岛理应属于中国或者日本，但是他们选择了前者（清朝）……如果情况允许，前往此琉球群岛探访应该会有所收获。（马戛尔尼著，坂野正高译注，《中国访问使节日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75年）

99 马戛尔尼使节团的行程

或许是根据这一情报，19世纪英国为了寻找外交交涉的突破口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中国使节团时，当英国海军狮子号把阿美士德送到中国后于1816年访问琉球。

英国的这一举动，预示着东欧亚的海上即将吹进新鲜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