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取灭亡的那些事

传教士与宦官

1600年6月—距离17世纪还有半年，传教士利玛窦在即将实现他多年夙愿的时刻，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

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登陆后先在广州附近传教，当取得内地居住权以后，辗转肇庆、韶州，1595年最终落脚南昌。此时的利玛窦虽然已经能熟练地用中文写作，结交达官贵人并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但是在传教方面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建树。

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不同于通过向平民百姓传教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日本，若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在上流社会获得教徒。于是利玛窦将移居的目光转向了帝国首都北京。1598年秋，利玛窦曾一度进京，不过最终却因为没有获得在当地居住的许可而不得不返回南京。在那里利玛窦与大思想家李贽有了一面之缘。

73 利玛窦的地图　万历三十年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为了再次进京，利玛窦四处奔走，并把预备献给皇上的钟表等物品调度到南京。因此一时之间许多中国人慕名而来只为争睹这难得一见的珍宝。南京官员唯恐贡品的消息传入皇帝耳中引来妨碍利玛窦进京之咎，最终加快了为其办理进京手续的步伐。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一行从南京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在山东济宁，他与李贽重逢，通过李贽的介绍，结识当时的总理河槽（对来往运河漕船统一管理的官员）。在这位总理河槽的帮助下，利玛窦他们顺利通过了大运河中海拔最高的险滩—山东制高点（参照第四章）。随后就在即将朝着华北平原北上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向利玛窦袭来。

为征收通行税，皇帝派宦官马堂驻扎临清。临清是大运河的要塞，连接卫河（向首都运输物资的大动脉）和会通河（越过山东制高点）。深得皇帝信任的马堂纠集数百名无赖前往临清赴任，开始不分昼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稍有抵抗的人都被没收财产，许多家庭因之破产。

万历二十七年（1599），商人罢市，地方百姓起义火烧马堂办公所，打倒了其手下凶狠歹毒的无赖。过错非常明显在于马堂一方，但是皇帝却下令逮捕主谋并处以极刑。当时临清有位名叫王朝佐的人，为了拯救大家，声称自己是主谋而被处死。临清百姓为其建造祠堂以祭奠亡灵。发生在临清的这次起义，是百姓为伸张正义而爆发的一种民变。不过尽管当时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但是次年6月利玛窦到达临清时，马堂依然稳坐其位。

马堂听说利玛窦这个神父携带着珍贵的贡品，将之拦下。一方面找了一个借口在其私邸招待利玛窦，并要求他们带上贡品，另一方面上奏北京请求用自己的船护送带着贡品的外国人去面见皇上。马堂对利玛窦他们带的东西进行了仔细的搜查，若是看到没有写在报告里的东西，就会大发雷霆，宛如是从自己那里偷走的一样，而对于自己看中的东西则另找地方收好。大量的物品就这样被马堂抢走了。

利玛窦致信给身在北京的朋友，试图解决这一事情，不料那人却回信说“不意上奏皇上。只因如今皇上唯听宦官一言。眼下最好的办法乃求助于宦官，舍财保命”。言下之意似神父们唯有祈求神力而别无他法。到了冬天，至北京的大运河都已结冰。西历新年到来，进入了新的世纪。当一切都变得绝望之时，皇帝允许外国人进京的旨意传到临清。当利玛窦他们通过陆路进入北京城，时间已经到了1601年的1月24日。

74 利玛窦的游历路线

宦官与官僚

利玛窦被困临清时，日本发生了关原之战，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欧亚大陆的东边和西边诞生了崭新的体制。而此时明朝似乎也迫不及待地为继承新的政治体制，迅速进入自取灭亡的进程中。

利玛窦准确地掌握了这一事态，据他的记载（川名公平译，矢泽利彦注，《中国基督教传教史》，岩波书店，1982） ，与日本在朝鲜的战争结束后，明朝因投入了过量资金使国库亏空。皇帝朱翊钧（神宗、万历帝）为弥补经济困境，需要新的资金来源。不过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官员管理的国家收入，而是为了增加供皇帝个人使用的宫廷费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皇帝派遣宦官到各地开采银矿，眼睛盯上了在贸易要塞征收的商业税。

负责寻找矿山的宦官没有去山里，却走入城里。只要见到有钱的人家，就声称此处有矿脉欲毁屋状。遭此横祸的当地百姓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屋，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交给宦官。而被派出征收关税的宦官就像马堂一样带领无赖从商人、百姓那里抢夺财物。借用利玛窦的话说，“载满货物的船通行缴税区，就好像在路上遇到了杀人犯”。

这样掠夺来的财富大部分进入了宦官的腰包，送到北京的资金被用于维持奢侈的宫廷开支，万历二十四、二十五年重建了被大火烧掉的宫殿，又修建了朱翊钧的墓定陵。宦官为宫廷之用而进行的这种大肆掠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矿税之祸”，一直持续到朱翊钧死去的1620年。内廷的贪暴自然引起了外朝官员的抵抗。走在最前列的有一位名叫李三才的官员（以下内容参见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同朋舍《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6年） 。

75 定陵　明十三陵之一，第十四代皇帝万历帝之墓

北京附近的通州是李三才的老家。通州是通过大运河运来的物资卸货之地，是漕运的要塞之所。据说李的父亲曾在这里经营生意。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当派遣到通州的宦官大肆掠夺商人们的时候，李三才坐不住了。当时李负责管辖盐的集散地—淮安与扬州，处于与宦官直接对立的位置。

当利玛窦一行在临清受尽马堂之苦时，李三才向皇帝连奏三本要求停止矿税。奏折中，李三才将责任追究到派遣宦官的皇帝身上。

李三才不仅在舆论上进行批判，同时也开始对宦官的蛮横残暴进行实质性的阻止。受皇帝之命到山东开采矿山的宦官陈增，每当遇到当地官员抗议其强取豪夺时，便以忤逆皇帝旨意为名抓捕、拷问，并没收受牵连的商人家产。一名与陈有姻亲关系的无赖，依仗陈增的势力在李三才管辖的淮安与扬州，对当地富人家胡乱安插罪名以没收财产。李三才告诉陈增，这名无赖储蓄积私财欲图谋不轨，鼓动唯恐祸及自身的陈增向皇帝举报。这样一来成功地使皇上失去了对陈增的信任。失去皇帝信任的宦官，只有送命的结局。所以陈增最终落得个自杀的下场。

李三才这种轰轰烈烈的行为鼓舞了一批看不惯宦官暴行的官员。带头的是江苏无锡（江苏省南部）人顾宪成。顾宪成的父亲据说是无锡商人。从思想上来看，顾宪成反对带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阳明学派，主张将政治活动与学问相结合。

万历八年（1580）上任的顾宪成反对政治独裁的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张死后，他又与欲高压统治地方社会的内阁严重对立，最后招致皇帝迁怒，辞官返乡。

在故乡无锡，许多同乡、弟子聚集到一起，需要一个谈论政局的“讲学”场所。宋朝时创办的东林书院在地方官员的帮助下重建起来，万历三十二年民间知识分子聚集到东林书院开始讲学。这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人际网络逐渐成为反对宦官的党派，被称作东林党。

官员与地方社会

每月3日的讲学吸引了远近数百人慕名而来，其他各地也出现了模仿东林书院的场所。其中之一是万历三十五年在常熟开办的虞山书院。积极承担书院建设的官员是当时任常熟知县的耿橘。耿橘自身在思想上不同于顾宪成，属阳明学派。但其参与地方社会利害的政治姿态却与顾宪成相同，于是与东林书院合作，在常熟发展讲学。在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官员耿橘的政绩的介绍，描绘出与东林书院有关的官员样貌。

常熟位于苏州西北部，属典型的水乡。从山坡上俯瞰水田，那样子与其说水路纵横，倒不如说像是在太湖的水面上罗列着类似岛屿的巨大农田。15世纪中叶以前，这里依靠里甲制对耕地四周的堤坝进行修补与管理。当地地主在争夺水源的功夫上尤其厉害，他们把靠近堤坝便于收割、搬运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同时他们也有责任管理靠近自家耕地的堤坝，这一习俗也驱使他们尽心尽力地承担起当地的水利事业。

随着白银经济的发展，地主的社会地位渐升，他们开始移居城市。没落的自耕农的土地被住在城市的富人收购，因此以当地地主为轴心的水利维持体系崩溃。脱离农村的地主只对收取地租感兴趣，并不了解水路里面农田的情况。留在当地的农民必须缴纳高额的地租，所以也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去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进入17世纪以后，构筑新的体系成为最为迫切的任务。就在这种情况下，万历三十二年耿橘前去赴任。他仔细观察了像岛屿一样的耕田以后，发现与堤坝相连的四周地势偏高，越往中心地势越低，从而导致水路水量增加时，岛的中心部分也会积满水，并一点一点地渗入耕地中，只要当地的体系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地主指挥进行排水，是可以继续耕作的。不过当脱离农村的地主增多以后，这种办法就无法实施了。于是万历三十年代（17世纪初），耿橘将巨大的像小岛一样的耕地进行分割，通过增减水渠，尝试减少已经浸水的耕地。

在耿橘所实施的改革中，最根本的是改变了维持水利责任的原则。其原则借用当时的用词是“照田派役、业食佃力”。也就是不再依据里甲制度的原则，而是根据耕地面积均摊维持水利的责任。“业户”也就是地主，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城里，按照自己所持有的耕地面积支付“食”（工钱），由在本地的“佃户”（佃农）用这部分工钱修补堤坝疏通水路。

这一原则早在16世纪中叶已经在江南实施。不过那些有着为官经验的所谓乡绅，还有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优免”，能够减轻维持水利的负担。“优免”使这一新原则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地主们为了逃避责任，将自己的耕地名义转到乡绅名下，就无法筹集到进行水利事业所必需的资金。鉴于此，耿橘将废除“优免”贯彻到底，这才使得照田派役这一水利体系真正开始发挥作用。

耿橘的这一改革必须取得地方精英层的支持才能实施，他们所考虑的是全县整体的利害关系。对于那些不在农村的地主阶层来说，若水利无法维持，造成连年遭受水灾粮食欠产，他们也会受到经济上的打击。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采取一种对策，一方面为形成县公议推进改革的地方官员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改革所必需的信息。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由于他们与水利维持体系的构建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强烈反对废除优免。如此一来地方社会精英中出现了裂痕。

耿橘在可以俯瞰常熟的虞山建起书院，也是因为考虑到在书院中多集合一些对改革有共鸣的地方精英，在讲学中形成支持地方官员的公议，也就是制造社会舆论。而与此同时，一些对地方官员的这种政策心怀危机感的精英，为了牵制地方官的活动，扩大了与内阁大学士相关联的中央政府的人际关系圈。

官员与传教士

若用图表的方式表示17世纪上半期的政界情况，对立的轴线有两条。一条是围绕县行政这一财政基础的对立，背负着地方社会公议的地方官与欲强化控制地方的内阁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另一条轴线，即官员与宦官之间围绕矿税之祸的对立。

成为宦官剥削对象的地方社会，它的舆论当然是支持反宦官派的。这种情况把以依靠地方社会走上仕途为目的的官员推到反宦官一派中，从而衍生出东林党。与内阁有关联的官员们对东林党势力的发展感到危险，加强了与宦官的合作，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所谓“阉”就是阉割，是蔑视宦官的用词。

在中国官场上颇为流行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政治原理发挥了作用，两条对立轴线将政界一分为二，逐步升级到两种势力的斗争。1620年16岁的皇帝朱由校（熹宗、天启帝）即位，他完全信任与自己的乳娘有着类似夫妇关系的宦官魏忠贤，使事态发生了决定性的恶化。

魏忠贤镇压东林党，破坏书院，将上书地方社会实情的官员全部看做东林党，剥夺他们的政治生命甚至生命。1627年朱由校死去，他的异母同胞弟弟朱由检（毅宗、崇祯帝）继位，失去靠山的魏忠贤直到自杀前一直在镇压东林党。

用图表的方式加以解释虽然容易，但其实官场中，内阁大学士之间也有批判宦官的人，而被看做东林党的官员当中也有秘密与宦官合作的人。不过内阁的权限来自于皇帝个人的信任，与宦官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是说，若将事情进一步简化，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皇帝与无论情况如何都必须承担政治事务的官员之间的对立成为明末混乱的原因。在这一过程中，对皇帝权力本身正当性产生疑问的思想诞生，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

到达北京的利玛窦在那之后情况如何？这伙传教士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礼部官员把他们当做朝贡使节向皇帝报告，称收到贡品后即让他们领取皇帝的赏赐迅速离京。利玛窦写道，礼部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强调利玛窦他们并没有经过正规的交涉手续，而是通过宦官马堂来到北京，怀有以此问罪宦官介入礼部职务的目的。然而皇帝朱翊钧却对利玛窦呈上的“自鸣钟”（座钟）非常感兴趣，想让这些能调整时钟的传教士们留在北京。于是皇帝继续无视礼部的奏折。

操一口标准的汉语且有敏锐观察力的利玛窦，异常准确地掌握了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可以通过宦官暗中活动，但他担心这样会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产生鸿沟。一天，利玛窦处来了一位名叫曹于汴的高官。他是东林党派中的重要人物，后来在北京办讲学场时与他人联名受到魏忠贤的嫉恨而遭降职。崇祯年间，新皇帝朱由检采取抑制宦官的政策之后，曹于汴重返中央官场，因肃清魏忠贤残党有功而闻名。

利玛窦问其为何造访，曹于汴回答说“我听说神父是优秀之人，专门教授正确生活的教义”（《中国基督教传教史Ⅰ》） 。曹为传教士尽心尽力。当礼部官员批判传教士们通过宦官向皇帝进贡时，曹震怒，大声斥责说：“马堂杀害过往的路人，这一暴行连高官都无法控制，你能让他一个可怜的外国人去反抗吗？”这为传教士留在北京传教打开了道路。

东林党对传教士感兴趣，原因有三（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其一是对传教士清廉的生活态度有共鸣；其二是想从传教士身上学习社会政策所必需的实学；其三作为儒家学者，试图建立反对佛教的共同战线。传教士与东林党知识分子之间逐渐建立起广泛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