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如何对付南海海盗？

藏宝传说

从香港沿海岸线往前走大约160公里的地方是广东省最大的岛屿上川岛。该岛面向太平洋位于与东南亚之间国际航线的途中，北面隔着一条狭窄的海峡是珠江三角洲。布满茂密的亚热带植物的岛屿周围连着十二个沙滩，扑面而来的绿与白色的海滨、碧蓝的大海形成强烈的对比。位于上川岛南部的沙堤港是一个繁荣的渔港。

关于这座岛有一个传说，说是在它与周围的小岛之间隐藏着十几处藏有海盗掠夺来的财宝洞穴。海盗的头目名叫张保（又记作张保仔），19世纪初横行于从广东到越南的海域上。据说他为了不忘记藏宝地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秘诀。其中有一首叫作“榄仔对娥眉，十万九千四”。至今还没有人找到这些财宝。

107 南海海盗的活动地区

为讲述这些留下宝藏的海盗，有必要将场景拉回到18世纪（以下记述主要参照Murray，Dian: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8世纪中叶的东欧亚海域相比过去是一个平稳的时代。中国在清朝统治下歌颂盛世，日本在幕藩体制下压制与国外的贸易。海洋世界受到了大陆政权的制约。借用历史学家的用语，那是一个“海禁”的时代。

海洋被用作运输大量物资的航线。在日本，日本海成为北方前沿航线的物流大动脉，在中国虽然为了保护大运河而禁止通过黄海线路从江南运输粮食到达华北，但是在南海海域，对于粮食或者是食盐国家而言逐渐开始利用海路运输重要物资。另外，从东南亚的暹罗等地开始向广州发送运输谷物的船只。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也日渐繁荣，18世纪中期，广东、福建等地发往东南亚的商船每年超过110艘。从欧美国家来中国的商船也从1720年代的年十几艘到1780年左右的年60至80艘。

南海沿岸的渔民之中，出现了不少为获得生活食物到海上袭击航行的商船或官船掠夺财物的人。越南与中国边境附近的江坪就以海盗活动基地而闻名。那里是越南人与中国人杂居的边境海港。现在江坪成为防城市江坪镇，越南裔居民作为京族登记入册的共有18 000多人。

该海港地处航线要塞，行走南海的船只大多不会去走危险的海南岛洋面，而会选择穿过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那就要通过江坪海面。海盗们从江坪出发，掠夺海面上行走的商船，逃往官府船只不出现的港口。江坪从陆面难以靠近，容易躲过中国官府的管束，又因为距离边境很近，所以出事的时候如果逃入越南就能够躲避追踪。

虽然海盗活动始终不绝，但其规模很小且没有形成组织，属于比较零星的事件。这是因为清朝降伏了凭借台湾进行抵抗的郑氏政权，日本的江户幕府又严格限制与海外的贸易，与大陆政权划清界限的有组织的势力从此以后从海域世界上消失了的缘故。海盗的组织性需要大陆政权的影响。18世纪末，越南带来了这种机会。

越南与海盗

17世纪越南中部的会安等港口接受日本朱印船，为其与中国的“接头贸易”提供了场所。不仅是日本商人与中国商人进行物资交换，越南产的生丝、白檀也进口到日本。相应的，越南进口的物资是铜钱。

出于统一管理国内经济的需要，江户幕府于1608年禁止使用以前在日本国内流通的从中国进入的外钱（渡来钱）和被称作“钱”的私铸钱。商人们注意到这些大量无法使用的铜钱，把它们出口到越南。之后江户幕府认识到与越南的交易大有利益可图，特别准许长崎铸造用于出口的铜钱。

当时的越南黎朝政权分裂，北部以河内为中心的郑氏政权维持其势力，中部及南部以顺化为中心的广南阮氏政权扩张势力，相互都在伺机寻找对方的空隙。广南阮氏开展了依靠海外贸易的经济运营。17世纪后半期荷兰的商船以及中国的戎克带来了铜钱。这些进口来的铜钱除用于国内流通以外，还被熔化后用于制造大炮及一些日常用品。虽然1633年日本人被禁止出海，但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些铜钱仍然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进入越南。

这种日本与越南之间间接性的贸易在18世纪时出现倒退。正如第八章已经提到的，日本国内铜矿枯竭，为了铸造铜钱，江户幕府于1715年以《正德新例》为转机开始限制铜的出口。另外幕府努力振兴的养蚕业也逐步开始取得成果，18世纪中期已经不需要依赖海外生丝可以自给自足了。日本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越南中南部的经济。围绕越南的贸易开始衰退，英国等国家的商人也不再前往越南。广南阮氏政权不得不把其经济基础从占城以来的南海交易中转移到对农村的掠夺。

越南中南部迁入许多来自北方的移民，他们在大地主之下进行开发。面对试图抢夺其成果的广南阮氏政权，1771年发生暴乱。依照领导此次暴乱的阮氏三兄弟的出生地名，这次暴乱又被称作西山党之乱，是一次从下往上的革新运动。

西山阮氏指挥的军队在柴棍打败广南阮氏之后，一举北上驱赶郑氏政权，恢复了已渐软弱无力的黎朝皇帝的权威。不过黎朝皇帝以清朝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试图恢复自己的力量，1788年清朝势力进入越南。次年即1789年，西山阮氏在河内郊外打败清军，给予黎朝以最后一击，成为统一的与今天越南疆域几乎无差的第一个政权。清朝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西山阮氏政权为安南国王。

西山阮氏在进攻河内击退清军的过程中，借助了中国海盗的力量。新成立的政权不但授予海盗以官职，同时还把以前相互间无关联的海盗头目组织起来。为进一步强化海军的力量，还为海盗们配置了军舰、大炮等武器。这支海盗舰队成为支持西山阮氏的重要支柱之一。

广南阮氏的唯一残部阮福映（后来越南王国阮朝的嘉隆帝）逃往暹罗境内。西山阮氏政权内部，实际指挥西山党的长子遭受冷落，而三子获得清朝安南国王的认可，兄弟俩由此矛盾激化。阮福映在逃亡地获此消息后，借助法、英、泰等外国势力重返越南，并于1780年收复柴棍。

两大势力的抗争由于海上的季风的影响出现变化。每年六月西南风占据优势以后，阮福映从柴棍出发，进攻西山阮氏的势力范围。一月至三月东北风强，西山阮氏组织起来的中国海盗舰队驱赶阮福映势力。在与阮福映势力的斗争中，海盗头目在西山阮氏政权之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获得都督（司令长官）等官职。

海盗势力的扩张

在西山阮氏政权的支持下，海盗力量急速发展为组织性团体。西山政党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权，他们使用越南文字“字喃”作为公文用字等，发扬民族文化。而另一方面却镇压柴棍与广南阮氏关系深厚的华裔商人。就这样背向大海的政权毫不犹豫地对海盗抢劫海上商船的行为进行奖励。中国的海盗成为越南的私掠船，得以横行于南海。

过往分散、相互之间有没有横向联系的海盗们逐渐依据亲戚关系、师徒等情分发展为拥有坚强组织的团体。最先在统一全体海盗中崭露头角的是郑七。郑七，祖上为福建人，据说曾参加过郑成功抗清斗争。台湾郑氏政权灭亡以后逃出福建，在香港的大屿岛（Lantau岛，现在国际机场所在地）设置据点进行海盗活动。郑七在越南的支持下成为大船团的头目之后将据点转移到江坪，逐步扩张自己的势力。

1801年，为了夺取被阮福映占领的顺化，郑七率约有200艘船只的船队从江坪南下。但遭失败，在逃回江坪的途中受到追击而来的阮福映军队的攻击死去。之后权力由他的同族小辈郑一继承。

1802年，西山阮氏政权被阮福映的军队消灭后，海盗们将活动范围转移至南海的中国海岸。在失去最大的支持者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海盗领导层之间围绕主导权展开了斗争。1805年七位领导齐聚一堂，签订协议就联盟一事达成一致。

海盗们分别被编入红黄蓝白黑青六种颜色的旗帜之下，每当在海上航行时就在船头和桅杆挂上所属组织的旗帜。他们约定抢劫时最先发动攻击的海盗船有权获得战利品，若有违反将会受到联盟的制裁。在从南海到北部湾（Gulf of Tonkin）的所有海域上，商船、运盐的官船、有时还有从越南到中国去的载满贡品的朝贡船都成为海盗抢劫的对象。他们在大屿岛设置据点，威胁着联结南海与珠江河口的航线。

联盟中最大的一组是郑一率领的红色帮。海盗联盟时他就拥有200艘船只，到1807年在越南突然战死时，他的船队已经扩展到600艘船只，三四万手下。郑一死后，担负起统一船队任务的是足智多谋且兼备领导能力的郑的妻子石阳。郑一生前在一次抢劫渔船时，抓到一名青年名叫张保，张保因长相俊美，被郑一夫妇收作养子。郑一死后石阳与张保结为夫妇，掌管红色帮。

广州面向珠江，是唯一对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开放的地方。珠江河口海域被称作虎口。这一称呼是从葡萄牙语直译而来，原意即为“老虎之口”。张保在夹虎口相对的要塞处建起堡垒，严密监视通过该海域的船只，有时还抢劫西方货船。美国的纵帆船、葡萄牙的方帆双桅船等双桅且载重在两百吨以下的船只都是最好的抢劫对象。

清朝的对策

清朝虽然欲对海盗进行取缔，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原因之一就在于18世纪时清朝尚未重视沿海防备。

清朝的军队由八旗与绿营构成。绿营是清朝成立时主要吸收了明军组织起来的军队，之后又募集了汉族士兵将规模保持在60万左右。因与八旗不同采用的是绿色旗帜，所以又称绿营。绿营隶属总督、巡抚，负责防备与治安等。安置各地的八旗被称作驻防八旗，一般来讲属于与绿营不同的另外一个领导系统。不过广东与福建情况较为特殊。

清朝是一个从中国东北地区兴起的帝国，因此其军队的中坚力量满洲八旗与蒙古八旗，不适应在海上的军事活动。所以在广东和福建分别安排尚氏与耿氏守卫海上，这两人虽为汉族人，但都已经归顺清朝。尚氏与耿氏因创建出自己的军阀政权并与日本等进行贸易而闻名。三藩之乱（参第七章）中广东与福建的两藩灭亡后，清朝将原属军阀政权的汉族军队的一部分编入八旗，还从北京派遣一部分汉军八旗，从中央派将军进行统一管辖。在广州约有3000名汉军八旗驻扎。

108 北京清代团城演武场遗址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南路，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是清代皇帝训练及检阅八旗军的场所

18世纪中叶旗人人口增加后，清朝政府一直为如何安置这些人的职位而伤脑筋。享有优先权的旗人包括满族旗人和蒙古族旗人。这时他们把眼光放在了汉人八旗驻扎的广东与福建。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清政府先是解雇了广东、福建驻防八旗中的汉人，然后将空出的职位安插进满族八旗与蒙古八旗的士兵。这样一种人员配置的转变使精通海上防卫的汉族士兵仅剩下极少部分。在海盗横行的19世纪初，广东仅配备了470名隶属八旗的士兵。船队也只是用于运输粮食，船只共135艘，且多数需要修补。嘉庆十年（1805）据说仅有57艘还能使用。

而广东的绿营，在沿岸一带每隔六七公里就设有一处被称作“汛”的警卫所，每个“汛”里面大约安扎着十几名绿营士兵。为应对海盗，嘉庆十年清政府将绿营指挥权交给驻防将军，不过能够对抗海盗的军队往多里算也不过一万九千名左右。受命讨伐海盗的总督向清政府中央申请增设海军，但却未获批准，就只有租借民船一法可行。自嘉庆十三年以来，临时组建起来试图扫荡海盗的船队经常被张保率领的红色帮打败，最终丧失了士气。

嘉庆十四年（1809）受命任两广总督的百龄对海盗采取了海上封堵的政策。一方面禁止民船出入海上，同时命令以前通过海上运输的粮食、盐改用陆运。加强对沿岸村落的监视，使定期汇报海岛情况成为一种义务，同时还让地方精英组织团练以做警备之用。该法逐渐奏效。为确保粮食等必需物资，海盗时常袭击沿岸村落，从而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也由此断绝了他们与那些曾和他们交易的权贵的关系。

海洋主角的更替

张保等19世纪在南海活动的海盗与16世纪的王直等倭寇、17世纪的郑芝龙、郑成功等性质截然不同。王直、郑芝龙、郑成功等在海域世界担负着远距离交易的角色，为跨国境的交易增添了活力。而张保等人却是对进行远距离交易的商船攻击，导致海上交易陷于停滞。东欧亚海域出现新的交易之风时，当是他们从海洋舞台上消失的时候。

19世纪，南海上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见过的船舶。英语叫做country ship，是往返于印度与广东之间的英国船。country ship的名称由来是因为这些船舶担负着与英国本土交易，而进行着地方上的交易。中文管这些船只叫做“港脚”，多用印度的柚木在孟买建造，从孟买或加尔各答航行。

18世纪末，这种country ship的体形日渐庞大，有的甚至达到了1200吨，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用船还要大。该船的船体高出水面很多，即便靠近它也难以乘上去，且结构坚固，能够把海盗装备的大炮炮弹弹回去。所以曾经在海战上打败过葡萄牙船的海盗戎克，面对country ship就难以与之匹敌了。进入19世纪，南海上的交易开始由这种类型的船承担起来。

虽然海盗很少袭击英国船，但海盗的肆虐使广东交易停滞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把海盗看成是妨碍印度与中国交易的障碍。而两广总督百龄这时虽然割断了海盗与陆地的联系，但尚未有讨伐的具体办法，所以他想到借用欧美的力量。1809年百龄通过公行商人探询英国出动country ship讨伐海盗的可能性。

这一年9月（西历），Country ship Mercury载着20门加农炮、50名美国义勇军，配合中国的60艘军船，在香港岛附近开始讨伐海盗。在这样的炮火攻击下，海盗们束手无策，最终被赶出进入珠江的海航线。这一次讨伐是英国的商业竞争对手澳门的葡萄牙人恐英国的势力变得过于牢固而主动提出的。中国官员判断外国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对中国有利而中止了与英国的交涉。

在英国的country ship面前逐渐趋于劣势的海盗们虽然从来不会与之直接交战，但也由此开始感觉到了金盆洗手的时候了。百龄也看出这一势头，一方面用计引起海盗之间的内讧，另一方面开出条件可归附清朝做武官，向海盗头目劝降。黑旗帮与蓝旗帮首先归降，海盗联盟出现崩溃。投降的一伙为向清廷献上见面礼邀功，并开始进攻其他各帮，海盗联盟迅速瓦解，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张保投降，被提拔为海军指挥官。其妻石阳也靠着海盗时积攒下来的家业悠然自得地度过了下半生。

对于投降后的海盗活动，目前具体情况尚无所知。但据推测，他们与从印度过来的鸦片走私有关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是否可以说是新的交易动向吞并了海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