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鸦片与军舰进入大清

两个本草书

到了19世纪应该值得关注的当属鸦片。在调查中国是如何认知动植物的时候，首先需要参照的读物之一就是《本草纲目》。这是明朝16世纪后半期李时珍历时27年将数量庞大的书籍进行分类，并且亲自去山野调查采集编纂而成的。虽然这本书在李时珍生前就已完成，但出版却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去世之后。在《本草纲目》所记载的1871种药材中，有376种是李时珍新加上去的。其中之一就是鸦片。

李时珍将鸦片称作“阿芙蓉”，归类于第二十三卷的“谷部”。他在《本草纲目》中记录了采收生鸦片的做法“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并写道“阿芙蓉”又被称作阿片或鸦片。关于其药效，称每日一次热水服下小豆般大小的鸦片可治痢疾。一些俗人将之用于房事，北京的有些地方还称之为一粒金丹包治百病进行贩卖。

109 罂粟　罂粟花开后，弄破未成熟的果壳就会流出汁液，那是制作鸦片的原料

阿芙蓉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Afyūm。产鸦片的植物罂粟（学名Papaver somniferum），原产自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地中海世界，鸦片具有影响人精神的功效早在公元前数百年以前就已广为人知。或许是由于唐朝时鸦片经西亚商人传来，这一起源于阿拉伯语的名字进入中国。英文的opium来源于希腊语。这个词语发生变化后成为“阿片”，又因罂粟汁液凝固后呈黑色而被记作“鸦片”。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草纲目》的记载中，鸦片都是用作口服，而没有对火吸食的方法。

李时珍所开拓的通过实地考察而进行的本草学，在清代也得以继承。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赵学敏编纂的《本草纲目拾遗》，它补充了716种《本草纲目》上没有记载的药材，还有161种是对李时珍的记载进行补充，并指出了34项错误。该书对西欧的医药也做了介绍。乾隆三十年（1765）该书基本编纂完成，又经修订最终完成是在19世纪初期嘉庆八年（1803），不过出版更迟一些，是在同治三年（1864）。其中关于鸦片的记载也能看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把鸦片制成的古拉水描述为“水色如酱油，以火燃之如烧酒有焰者真，其性大热，乃房中药也……价值千金，手蘸少许吸入鼻中，能骤长精神”。与16世纪李时珍的记载相比较，《本草纲目拾遗》包含了一些新的信息，比如燃烧鸦片、不是通过口服而是吸食蒸发出来的成分这种服用方法、可以高价进行买卖等。而且在功效方面，还记载了能够振作精神一项。很明显，《本草纲目》与《本草纲目拾遗》围绕鸦片的认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口服鸦片，因其包含了带有麻醉效果的吗啡等各种不纯物质，所以副作用极强，大量服食有时还会致命。而吸食蒸汽则容易获得镇痛以及幸福感等快感。不过其依赖性强，一旦上瘾则很难戒掉。

吸食鸦片的普及

关于将鸦片火烤吸食蒸汽的方法发生于何时何地，虽然坊间有多种说法但难以确定。一般认为是始于17世纪中叶荷兰统治下的爪哇岛，经荷兰人传到台湾作为疟疾的特效药而得到普及，然后通过台湾福建移民的关系扩展至对岸的福建。最初将其掺杂在烟草中点火吸食，之后随着在中国吸食工具的发展，吸食方法也发展起来。

吸食工具的头部为直径四厘米左右的圆形，中间有直径四毫米左右的洞。吸食时将一次量的鸦片精炼成小颗粒，然后将之塞入小洞中放在火上烤，再将烟吸进肺里。在鸦片的烟还没冷却之前，将剩下的渣滓从吸食器中吹出来。若吹不出来，就用铜或银制的专用细长刀片将渣滓刮出。用作鸦片吸食用的工具，多极尽奢华制作出来的手工艺品。按照日本法律，非法持有“鸦片吸食器”，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刑法》第二编第十四章“鸦片烟之罪”）。所以即便在国外的古董店里发现了鸦片吸食器，也不要出手买下。

鸦片最早是由葡萄牙人从印度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吸食鸦片的习惯在富人间先流行起来之后逐渐影响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各个阶层。18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正式进入鸦片交易之后，鸦片的流入量大增，染上鸦片的中国人也增加了。

从1780年英国开始加入鸦片交易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的交易多被当做过去三角交易的形成与开展来叙述。将其大致结构整理如下。

18世纪饮茶习惯在英国扎根后，从中国到英国的茶叶出口贸易兴盛起来。获政府特批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是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为在中国购买茶叶而使用白银。而印度面向中国的鸦片贸易发展后，英国人开始考虑用鸦片代替白银进行结算。

18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英国产业界，挤垮了印度传统的棉纺织业，同时把印度改造成向英国本土提供棉花的原料供给地及销售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英国的棉织品在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开始出口印度，从而确立了三角贸易的构造。从英国出口棉制品到印度，从印度出口鸦片至中国，再从中国出口茶叶到英国，交易顺利发展。

1827年中国大量进口鸦片，造成交易上出现赤字。1834年在英国本国产业资本家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使得鸦片交易的商人增加，进入中国的鸦片量也激增。随之白银的流出量也急速增加，中国国内的银价腾贵。

鸦片贸易直接关系到国内经济问题愈发明显后，清朝不得不开始禁止鸦片的交易，派力主禁烟并提出具体方案的官僚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奔赴广东。所谓钦差大臣，是指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情暂时拥有极大权力的官员。林则徐强制没收并处理了那些鸦片。英国以此作为令中国承认自由贸易的契机发动战争，即鸦片战争。

以上就是世界史教科书等读物所描述的有关鸦片的故事。但是这种结构现在需要做些修正。

金融革命与英国

通常所说的三角贸易论的重点是从英国本国向外运输棉纺织品的流程。正是由于这种一边倒的看法才使得三角形结构成立，从而使得19世纪亚洲交易的主角成为担负着棉纺织产业的英国产业资本家。创造东西的人成为历史的主角，现在这种故事要被重新评价。需要从金融的视角来看鸦片交易。在这之前先来简单描述一下金融的历史，从而搞清楚金融是什么。

在应对顺利进行远距离交易的过程中，金融这一体系日渐成熟。在远距离交易中，困难之处在于从商品买方收取代金。在13世纪的意大利北部，诞生了外汇银行与交易所体系。外汇银行是把卖家（债权人）发行的汇款单贴现，将其送去买家（债务人）居住地的交易银行，由银行向债务人索款。使两个地方之间的交易中发行的多个汇款单相抵消，这种制度就是交易所。同一时期诞生的复式簿记也拥有重要的意义。

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外汇银行的中心，通过结算多家远距离交易发行的汇款单而繁荣。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外汇银行。但是荷兰的银行禁止发行银行券，制度上还有发展的余地。金融体系在1690年的英国发展起来。其背景是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以后，政治权力得到统合，开展了一系列有机结合的政策。

1680年代，伦敦的商人们把手头上的黄金存到金匠那里，存款凭证就作为银行券开始流通。金匠开始向商人开展贷款业务，变身为存款信托银行。1694年，英国银行成立后逐渐开始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为稳定金融做出了贡献。17世纪末，货币改铸之后金本位制度在事实上已经确立，抵押证券市场得到扩大，股票交易所繁荣，海上火灾保险日渐完善。这种与金融相关的制度完善以后，根据需要产生了制造信用的体系。这一连串的变革有时被称作金融革命。在英国掌握金融业的被当做绅士。

那么如果从金融的角度对鸦片交易进行解读的话，就要从印度向英国汇款这一问题开始了（以下参照松本睦树，《英国的印度统治：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国民外流”》，阿哞社，1996年） 。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与法国展开了围绕殖民地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决定性转折意义的是1757年发生的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恒河下游的孟加拉打败了与法国势力联合的莫卧儿帝国的太守军队，从而获得了加尔各答周边二十四个郡的征收地租权，确立了对孟加拉事实上的统治权。自那以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版图不断扩大。

在占领土地及扩张的过程中，公司由此生出义务向本国汇去高额现金。为了维持领土经营，需要从本国送来军队所必需的军需品及行政所必需的资金。后来从英国本土派来的英国军队的派遣费用也要由公司来负担。购买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行的社债的英国人如果想在英国领取本金及利息，公司承担汇款业务。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向留在本国的家人汇款或者是其本人结束了在印度的任职回国的时候都使用这套制度。

向祖国汇款与鸦片

东印度公司向本国汇款的时候尽量避免运输真金白银。因为虽然其性质上作为印度行政机关的部分越来越强，但公司本身还是一个商社。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国家政策公司，与我们所想的公司不同。公司内部有负责印度行政的部门，发挥着作为一个政权的作用。公司的行政部门把应该向本国输送的大部分资金转用到商业部门。商业部门用这些资金采购本国所需的商品，然后通过在国内贩卖之后获得的利润偿还债务。虽然印度向英国输出棉花、蓝、砂糖等，但这些印度商品的销售情况并不好。由于棉花和砂糖等也可以从美国南部、埃及或者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等处获得，所以并没有必要一定依赖印度进口。1820年之后当在国内的销售额低于在印度的采购价格就开始出现赤字。

110 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结构

而东印度公司所垄断的中国贸易却形势喜人。公司在中国采购的茶叶完全可以保证卖出一个好价钱。喝茶的习惯并不是由于喝下午茶而在上流社会中刚刚兴起。当时突然增多了的工厂工人通过喝茶并在茶里放入一些砂糖来补充营养。所以说茶叶并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成为了一种必需品。从印度往国内汇款并不是直接汇款，而是将资金转变成茶叶绕过中国送到国内。这一方法对东印度公司而言成为保证提升利润的一条途径。

1822年到1828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往中国的汇款，按期平均值来看总额1125 000英镑中只有33 000英镑是通过真金白银的形式，发送印度商品用437 000英镑，在印度采购的汇票139 000英镑，而在广东的销售汇票就达到516 000英镑。也就是说，大约一半的汇款都是通过广东送到英国国内的。

在此需要进行说明的是公司在广东发行的汇票。这种汇票是面向印度的。换言之可以带到印度去兑现。购买这种汇票的人是从事印度与中国之间贸易的民间商人。这些商人被称作国家商人（country trader）。由于在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贸易，只允许在喜望峰与红海以东贸易，所以才这么称呼。

由于清朝禁烟，东印度公司担心直接将鸦片带入中国会影响茶叶贸易，于是将鸦片贸易委托给这些国家商人。他们虽然把棉花、鸦片从印度运入中国，却由于中国的茶叶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无法在中国找到带回印度的商品。于是为了将在广东的销售利润送到印度，就在东印度公司的广东财务局购入面向印度的汇票。东印度公司用这些国家商人缴纳的白银购买茶叶然后进口到英国。

111 东印度公司储存鸦片的仓库

东印度公司为了从鸦片上获取更大的利润，1773年对恒河下游孟加拉产的鸦片实行专卖。1797年它又创造出一套体系，从鸦片制造商那里直接购入鸦片，然后在加尔各答通过拍卖的形式供给国家商人，从而获得高额的利润。但是到了1820年以后，国家商人开始经营孟加拉以外的鸦片，走出了东印度公司所设定的那套向英国国内汇款的框架，开始把大量的鸦片运入中国。

鸦片贸易走出东印度公司体制获得急速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加入中国贸易。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他们的商人是不允许与中国贸易的。1783年美国获得独立后，马上派出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到达广州受到了热烈欢迎。

美国商人与茶叶及鸦片贸易关系密切，积累起巨大的财富。鸦片战争期间，美商代替英商向中国输入了大量鸦片，获取了巨额利润。

美国南部向英国出口棉花得到了用于伦敦的汇票。这种“美国票据”在1830年以后被带入中国，用于采购茶叶。通过鸦片贸易赚取了大量白银的英国国家商人，用白银购买美国票据从而获得了往伦敦汇款的途径。而美商把卖票据获得的白银用于购买茶叶。

国家商人

东印度公司所使用的标准箱内装有40个重1.5公斤的黑色鸦片球。每年向中国的输入量从18世纪末的4000箱到1826年的一万箱，到1838年就增长至约四万箱。结果造成中国的白银从1827年左右开始外流。现在就追随有代表性国家商人的脚步来阐明这一发展过程吧（主要依据Wikipedia）。

威廉·渣甸于1784年出生于苏格兰名门。渣甸家族的口号用拉丁语来说就是“记住我现在在这里”（Cave Adsum）。可以说威廉·渣甸履行了这句口号，并在每个时候都对自己所处的立场深思熟虑，从而积累起财富。

渣甸从医学校毕业后，在1820年他20岁的时候，被雇做东印度公司的船医。公司当时为职员在商船上准备了两个箱子大的空间，职员们可凭借自己的智慧装货以获取利润。渣甸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其中也有人不利用这一空间的。渣甸就借用这些人的权利进行交易活动，积累了独立资金。1816年他离开公司，在一家从事印度与中国贸易的商社做代理人，为日后成为国家商人打下了基础。

从1818年开始，他用自己共同出资建造的country ship把鸦片运到广东。1821年清朝开始强化对鸦片的取缔后，鸦片商人不把鸦片直接带到广州，而是在珠江河口的海面零丁洋上停泊专门用来储藏鸦片的船只，在那里进行交易。在那里渣甸也掌握了交易的主导权。

19世纪20年代中期，渣甸开始与同为苏格兰名门出身的詹姆斯·马地臣共同经营事业，并于1832年创建了存续至今的Jardine Matheson (怡和洋行）。该洋行与广州公行商人伍崇曜联合，继承了伍家的商号“怡和”，在中国以怡和洋行之名而为人所熟知。渣甸颇有远见且经营大胆果敢，而马地臣在组织方面具备让公司稳定下来的能力。性格的差异让两人成为伙伴，也使得该洋行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1832年10月怡和洋行的商船施尔夫号（Sylph，又译作“气仙号”）从广东海面北上，从此开始进入从福建到辽东的广阔海域，积极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在船上充当翻译的是第一位将圣经译成日文的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他曾经在泰国传教，在那里有机会接触到18世纪进入泰国社会生活的潮州居民。欲从广州北上的渣甸的新计划对郭士立而言极富吸引力，它可以成为在潮州扩大圈子从而在中国全国传教的开端。

19世纪30年代，民间商人开始各自收集情报并积极进行交易。像东印度公司这种拥有特权的组织进行贸易，已经成为贸易本身发展的障碍，不能再起到促进作用了。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更新时，决定停止公司的商业业务，变成印度的统治机关。这一举动为国家商人从事中国与英国国内的贸易开辟了道路。渣甸进入茶叶贸易领域，在英国很快拥有了运输茶叶的高速船，在竞争中压倒了其他洋行。

怡和洋行的活动并不限于中国物产，还有菲律宾的砂糖、马来半岛的锡和东南亚的香辣调味料等。鸦片交易的增多使得中国白银外流，这些白银可能被投放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多项交易活动中了。

鸦片战争

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宣宗、道光帝）命总督、巡抚一级官员陈述鸦片对策，之后于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制定了禁烟方针。当皇帝征询意见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心中有了方针。征询意见是为了确定派往广东实施禁烟的人选。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被选中。

是什么原因令皇帝做出如此决断？虽然伴随着白银外流，产生一系列经济混乱，似乎可算作其中理由，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对鸦片在国家军队中蔓延将会导致无法应付地方发生的叛乱以及政治局势不稳等情况的担心。下文将会叙述到，自18世纪末以来，中国接连发生叛乱，清朝为此大伤脑筋。因为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其本身所带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其把镇压叛乱作为发展壮大之前最高的政治课题。

鸦片战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严格执行禁烟政策，把从外国商人那里没收来的两万多箱鸦片掺入石灰再注入海水，通过石灰散发的热量全部烧毁。焚毁鸦片是在虎门海滩上进行的，那是一处海上航行的商船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112 鸦片战争　正在炮击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东洋文库藏

不过在那之后，鸦片贸易依然没有杜绝，清朝与英国人之间反复出现一些摩擦。1840年4月，英国下院讨论了远征军的军费支出问题，最终以反对票262对271的微小差距被否决。政府提议的战费支出被批准。

在印度组织起来的舰队由16艘战舰、32艘运输船、武装汽船构成。同年6月英国远征军到达广州海面，宣布对海面进行封锁，但是由于林则徐在广东部署的警备森严，英国发现在交战中无法处于占据优势后，转而北上占领了舟山群岛，封锁了宁波以及长江河口，英军继续北上于8月份到达连着北京的白河口，递交英国外相信函，表明英方的要求提出战争谈判。谈判在大沽进行，又在战争现场广东重新会谈，远征军回到南方。林则徐被免职。

第二阶段。新任钦差大臣是满族正黄旗琦善。从汉族官僚到满族旗人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清朝将明哲保身放在了第一位。11月，英国远征军到达澳门开始交涉。琦善撤掉了林则徐设的一些海防设施以试探和解之路，不过却在割让香港这一条件上陷入僵局。1841年1月，英国舰队进攻虎门炮台，逼迫清政府同意割让香港给英国。琦善也因此被问责罢免。

113 鸦片战争相关图

第三阶段。皇帝向英国宣战，皇室奕山被任命为靖逆将军，广东战火在2月下旬重又燃起。英国采取贯彻武力以威慑清政府的方针，向北方向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相继占领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并出兵沿海内地。第二年即1842年，英军击败驻防八旗的反击占领乍浦，进而攻陷上海，7月攻陷了长江与大运河的交叉口镇江。这使得清政府继续作战的志气大为受挫。

8月英军逼近南京，清朝竖起白旗示降。由于清政府对英方的条件原则上几乎全部予以承认，所以投降之后的讲和谈判仅用三天就全部结束，8月29日《南京条约》签署，鸦片战争结束。

信息与战争

从战争的过程来看，英国是在掌握了中国弱点的基础上进行的攻击。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对广东至渤海之间的海域进行了测量，并且在回国途中路经大运河了解到它的重要性。这以后英国也不断在积累有关中国的信息。尤其是国家商人渣甸，他的“渣甸计划”（Jardine Paper）举世闻名。其中包括中国海域的详细地图和战略要点，还包括从战后的赔款金额到政治要求等详细内容。从战争初期占领舟山到后来攻陷大运河要塞的所有战争都是根据这些情报开展的。

而中国方面的林则徐也开始注意到情报的重要性，开始着手调查情况。他组织翻译了1834年在伦敦发行的《世界地理大全》（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将之编辑成《四洲志》；又命其幕僚魏源调查世界情况。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参考更多的地理书籍收集情报，《海国图志》于1844年面世。《海国图志》最初为50卷，后来经过增补于1847年达到60卷，1852年达到100卷。书中魏源不但介绍了欧美的情况还记载了近代军备与生产方法，为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做好了准备。60卷本于1851年传入日本，对幕府末期的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14 林则徐及其书法　据称他洞察一切

林则徐在所管辖的广东沿岸组成义勇军，设置炮台等应对措施推动强化海防，并且充分认识到，只固守广东依然无法防止欧美的侵犯。林则徐正确预见到未来的事态，认为如果清政府从广州海关税收中即便只拿出百分之一用于沿海海防，就可以应对英国的进攻。但是林则徐的计划在清朝政治的现实中难以实现。当英国舰队在广东出现时，林则徐在给他夫人的家信中这样写道：

英夷兵船来华。既不能在粤思逞，必然改窜他省。他省海口皆无设备，苟有疏失，则该督抚必然诿罪于余之惹起夷衅焉。则是非亦只可听之公论而已。（周维立校订，《清代四名人家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6-624，文海出版社）

18世纪海域世界消失以后，清朝几乎从未在海防上花费力气。当英国船舶处于技术高速革新之时，中式帆船却在17世纪之后几乎毫无改变。随着Country ship进入南海，1810年海盗的身影完全消失，这也似乎显示了中国在英国船只面前的无力。清朝的海防体制连海盗都无法取缔，当然也就无法应对备有汽船的英国舰队了。

白银去哪里了

即便在1840年战争进行之时，鸦片交易依然未被杜绝，当年共有18 000箱左右的鸦片进入中国。由于两国交战时英国商人无法向中国输入鸦片，国家商人委托美国商人作代理向中国输入鸦片。虽然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不包括承认鸦片贸易的条款，但在英国舰队的军事背景之下，清朝也默认了鸦片贸易。战后鸦片进口数量大增。1850年数量超过战前水平，达到48 000箱，此后不断增加，于1888年迎来高峰。

随着鸦片的大量流入，从19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贸易出现赤字，白银开始外流，这一倾向在战后依然继续。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贸易额可以看出，中国大约进口了1000万两的鸦片，但茶叶的出口额却停滞在200万两。大量的白银从中国流出。那么这些白银去了哪里呢？大部分中国史概论都没有提及这一点。理由是没有可追踪白银去处所必需的统计资料。不过若结合一些情况证据，可以略知一二。

18世纪中国有大批劳力移居东南亚，他们与当地统治者相结合，主要生产一些面向中国的物产。国家商人也在从印度前往中国的途中转道东南亚的生产基地，采购一些出口中国的商品。鸦片贸易繁荣之后，鸦片也开始进入东南亚各个从事面向中国市场生产的地方。东南亚贸易网通过鸦片与英国商人的通商之路结合起来。19世纪30年代，中国由于贸易赤字致使购买力下降，使得欧洲市场开始取代中国成为东南亚由当地华人移民所生产的香辛料、锡、木薯淀粉、烟草、儿茶等商品的出口地。

东南亚的贸易结构变化与新加坡成为英国新的贸易据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819年新加坡由东印度公司职员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打下自由港基础。新加坡东西向联结印度洋与南海航线，南北向联结荷兰领的巴达维亚与泰国的曼谷。中国的戎克船也经过此地，且自古就以苏拉威西岛为据点，吸引了活跃在东南亚海域中的布吉斯等海民，新加坡也成为贸易的中心地而迅速发展起来。由于东南亚贸易路线的改变，18世纪盛极一时的马六甲等港口开始沉寂起来，与此同时以曼谷、西贡为中心的新的交易中心开始勃兴。

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可以断定进入了新加坡。白银在那里产生了新的经济效应。英国商人用这些白银采集东南亚各地的物产，同时也用来吸引中国劳工。当时清朝还不允许中国人去往国外，还需等到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才得到正式批准。不过收受贿赂的中国官员对从福建、潮州等地出海的人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出国者的世界

成为劳工出去的人大多走过了残酷的一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签下合同，约定用日后在海外的劳资偿还借下的出国费用。还有不少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旅费。去往东南亚的劳工都是在公司工作。正如本书第八章已经叙述过的，18世纪成立的公司是一个能够让工人也存储财产的组织。不过鸦片进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苏梅岛（Phangka）和稍迟一些在马来的怡保（Ipoh）等地的锡矿山中劳作的工人被强制在热带环境中进行残酷的劳作。一天劳作后他们往往浑身疼痛难以入眠。而且这个移民社会是一个完全的男性世界，不可能拖家带口。还有一些热带独有的风土病。在这种身心的疼痛干扰下，据称对瘴气也有奇效的就是鸦片。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沾染上鸦片。公司的头家向工人们贩卖鸦片，若没钱付账就赊账。就这样工人们身负债务，没法从工地逃走而只有继续工作下去。

东南亚的华人居民分为两极：一部分人靠着鸦片而致富，一部分人在工地劳作到死。之后成为富人代表的是土生华人社会（Peranakan），他们出生于东南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当地妇女，会说英语且精通中国的习惯。通过母亲及妻子，他们与当地社会有了连接点，在英国商人与接受中国工人的公司之间，驱动公司生产的物产，负责招揽从中国来的工人，还向各地提供鸦片。在这些活动中他们逐渐积累了财富并且在社会中拥有发言权。

115 新加坡与华人海外移居地

这些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工作，需要将赚来的白银送往故乡。尤其是那些从亲戚等人那里借下差旅费的人急需还钱。因为若不偿还，就会给留在故乡的家人带来麻烦。这时他们通常通过民信局往家乡寄钱。

民信局的历史久远，据说是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中国商人开始进入东南亚。不过这种民间的通信、寄钱的关系网真正成长、发展起来是在19世纪嘉庆、道光年间，于鸦片战争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在国内也以宁波为中心扩展至全国。寄存在东南亚民信局的白银，在通过这种关系运往中国的途中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商品，最终到达中国收取人的手中。

大部分史书将鸦片战争爆发的19世纪看做中国近代的开始，称中国为“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或者“夕阳西下之大清帝国”等。但是如果将这一世纪放在蒙古帝国以后的历史中定位的话，当有其他评价的可能。

中国通过其丰富的物产，尤其是14世纪至17世纪生产的生丝和陶瓷、18世纪以后的茶叶等，不断吸收了大量的白银。曾经被称作“白银坟墓”的中国，随着鸦片的进入开始吐出以前一直积累下来的白银。这些白银主要在东南亚循环流动，曾经出口中国的物产转而面向欧洲市场，为东南亚的殖民地化提供了契机。并且白银从中国吸引来工人而不是商人，成为引发日后苦力贸易的导火索。进入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人开始也在北美等地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