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货币与粮食政策

银两与大区流通

除了中国杂货店，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被称作元宝的秤砣状物品。虽然现在多为金色，但自元代至清代约六百年间其实元宝就是用作货币的银锭。在铸造的时候将融化了的白银注入模具—杯状的中间部分凹陷，两边带有突出的小耳朵。因其形似马蹄所以又被称作马蹄银。在中国，元宝是财富的象征。视发财为人生目的的中国商人在日常用品的各个部分都镶嵌上元宝以便有个好彩头。

白银不是用作银币（也就是硬币），而是称其重量当做货币使用。重量单位为两（37.3克），在此暂且将其称为银两。银两被做成三种大小：大的约五十两，就是被称作元宝银的东西，总重接近两公斤，沉甸甸的；中型的约十两；小型的约三两。有时还把银两用剪刀剪开称重使用。

当做货币使用的白银，在纯度上形形色色参差不齐。清朝时候，白银铸造完全放任民间，没有对重量及成色做出规定。若按照含银量决定，只需把成色与重量两相合一即可。若是日常买卖，只需确定纯银量就足够了。不过在清朝时期中国每个行业还有各自记账用的“虚银两”—因其实际并不存在而得此名。

对眼前实实在在存在的银疙瘩，首先要查其“成色”确定用哪种秤称重，然后乘以“兑”（折合率）换算成记账单位，这才算出用于货币及买卖的虚银两。成色通过把银子放在试金石上蹭后在阳光下观其颜色而定。比如说纯银为白色，九五色（纯度为95%）发青等。

虚银两的名目繁多。其中最古老、应用最广的是康熙年间规定的纹银。一千两纹银合935.374两纯银。重申一次，像这种带有尾数纯度的马蹄银是不存在的。纹银终归也只是计算用的单位。比如说即便契约上写着“纹银五两”，也只是给一个重超五两的低成色马蹄银而已。

被称作九八规元或规元的虚银两是19世纪上半期上海商人在道光年间（1821—1850）从东北采购大豆时开始使用的计算单位。据说现银不足的时候打九八折确保白银量是虚银两开始出现的契机。虚银两就是这样由一些从事某特定商品交换的商人支撑专用于远距离交易。白银由于可换算为虚银两，从而成为地方日常买卖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转换一下角度从另一个侧面再来看一下白银吧。16世纪产自日本以及美洲大陆通过马尼拉的白银相继大量涌入中国。前面一章已经讲过江户幕府曾经严格控制白银从长崎的出口。但18世纪的时候，白银依然通过其他途径经由日本涌入中国。

试图限制白银出口的日本致力于在国内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的生丝使之国产化。18世纪中叶以后这一政策终见成效，日本国内生产出的高质量的生丝开始可以满足京都西阵等高级丝织品行业的需求。在这之前整个18世纪上半期，日本都是经对马转朝鲜将白银送至中国进而采购生丝的。

朝鲜向清朝进贡并被要求使用中国年历并需行新年礼。每年8月从汉城出发的朝鲜使节在北京接受年历后于十一月回国。而参加新年典礼的冬至使则于十一月出发次年四月回国。配合这两次遣使，对马藩在京都筹措白银，从大阪经由对马运至朝鲜釜山。朝鲜的朝贡使节在北京等地采购生丝，在设置在釜山的倭馆进行买卖（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リブロポート，1991年） 。

当18世纪后半期日本停止出口白银以后，代替他们的是来广州停船采购生丝、茶叶的英国等欧美国家。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白银。经由马尼拉的白银进入18世纪以后也没有消失。经由广州、马尼拉来的白银是刻着墨西哥铸币局印记的银币。在华南部分地区是用枚数来计算这些银币，用于一些少额的买卖，但超出地方流通时则换算成虚银两，或重新铸造或切断使用。

铜钱与粮食

白银在地方与地方之间流动，用于远距离交易中的结算，铜钱则是18世纪在地方内部流通的货币。同等价值的白银与铜钱，自然铜钱要重一些，因而在外流通时需要花更多的运费。宋代白银还未普遍使用的时候，远距离交易是通过用绳子穿起的铜钱进行的。元代以后白银日益得到广泛使用，于是就没有人再用铜钱了。失去市场的铜钱流往日本、越南、东南亚，带给各地经济活动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已经讲过。

16世纪当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后，国内的远距离交易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但是在一般营生的地方社会看来，这个白银有时候发挥的作用却类似于“砒霜”。比如假设某地方歉收，粮食不足。若市场原理也就是供需平衡发挥作用，容易欠缺的粮食价格就会飙升，地主看价卖货，将储藏在仓库中的粮食拿出来卖，商人也应该就不再运货到外地而是就地贩卖了。

但是决定价格的白银从地方外部进来的话，这个供需体系就不会发挥作用。长江下游三角洲通过生产生丝从海外获得白银，只要这个地区的粮食市场允许，粮食依然会在白银的力量下从歉收的地方运过来。为交纳税金而需要白银的农民们甚至把自家吃的粮食都卖掉，被逼到生存的极限。

如何中和这些大量涌入且四处流动的白银的毒害呢？当美洲大陆的白银大量进入欧亚大陆后，这成为欧亚大陆各个地区所必须面对的课题。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给出的处方就是使用铜钱。

由于需要花费运费，所以只要地区之间的价格差不是太大，铜钱一般不会被带出地方。买卖粮食等日常货物的时候若不用白银而用铜钱的话，在地方社会内部供需体系就会发挥作用。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间这一体制在中国形成。黑田明伸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证研究，简单概括如下（黑田明伸，《中华帝国的构造与世界经济》，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 ：

从铜钱方面看，18世纪时铜钱在北京的宝源局（又称宝泉局）铸造，该处直属户部与工部，造出的铜钱主要用于支付军饷，由此分配到全国各地。大部分士兵从驻扎的地方获得许多铜钱。这就造成了经济发达需要货币的地方并不一定能供应充足的铜钱。

另一方面，流出民间的铜钱回流行政机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纳税。清代向州县缴纳土地税时通常是按照白银七成铜钱三成的比例进行。但州县向省等上一级机关付款的时候则不使用铜钱，一律须兑换成户部指定的合乎规格的“库平两”。另外一个回流的途径就是为了调整粮食价格将粮食贱卖时从民间获得的现钱。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中国粮食的价格一直处于大幅度波动的状态。17世纪由于迁界令（参第七章）使得白银的流入量减少，结果物价整体下滑，中国陷入经济不景气的状态。由于地方内的日常商品的买卖也使用到白银，所以给社会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8世纪展界令（参第七章）实施，白银重新进入中国以后，造成粮食价格反弹式腾升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粮食价格引起社会不安。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政权，痛感需给民以食、维持社会稳定大于一切。从雍正到乾隆为稳定粮食价格推行了长期储备粮食的政策。在州县设置公立储备仓库常平仓，还对义仓、社仓等民营的储备仓库的扩充进行奖励。

不断摸索之后，终于定下来在地方购买储备粮的方针。也就是为了稳定某一地区价格的大幅波动，不从其他地方运进粮食，而在同一地方趁价格低的时候买入，然后在价格高的时候卖出以平定价格。

铜钱回流的结构中有纳税与储蓄两个路径。州县接受纳税时使用铜钱，却在上缴上级机关时兑换成白银。储蓄方面，在地方之外不使用铜钱采购粮食。也就是铜钱不会走出州县的范围。国家铸造的铜钱面向的是州县，在州县停留。

铜钱与地方市场

在地方的粮食市场中购进大量的储备用粮后，同等价格的铜钱不足将会导致铜钱的相对价格飙升。这一倾向在乾隆五年（1740）前后成为一个深刻的问题而受到关注。

若铜钱价格上升，民间铸造铜钱就变得兴盛起来。作为政策的一个选项，是有途径可以允许民间的这种动向的。不过清朝却将民间铸造的铜钱定性为私铸钱而严厉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原来限定在中央的铜钱发行体制开始转向重视各省的铸造制度。

各省的担当部门采购云南或日本铸造的铜钱。在屯军少的省份首先开始铸造铜钱以补充欠缺部分，然后普及全国。粮食储备也由州县的行政机关实行，他们使用省里提供的铜钱购买粮食。这样一来地方社会获得了大量的铜钱。

级别高于州县的上级机关首先不会出现用铜钱直接采购物资的事情。公费采购物资一般称作“采买”。巡抚、布政史在进行采买时在当地钱铺等金融机构将白银兑换成铜钱以筹措资金。若钱铺的铜钱不足，甚至还会出现导致采买业务推迟的情况。铜钱几乎都是在州县一级交换、完结。换言之，铜钱作为货币进行流通的地方市场，几乎是与州县这一行政区划重叠的。

以上是从铜钱的角度对18世纪中叶货币体系变化所进行的梳理。这里还有必要从粮食的角度进行说明。

粮食不但可以消费同时还可以储存，对任何人都有价值。我们曾经以与存钱同样的感觉储存粮食。因此即便地方歉收，不卖掉也要继续储备，或者在知道其他地方可以高价卖掉的时候，就像我们见利转移存款一样，将粮食转运到其他地方。

18世纪的粮食储备政策，带有这样一种意义，即地方的资本家把手中的存款—粮食换成铜钱。于是投放到州县这一地方市场的铜钱被地方的资本家储存起来而并非在地方流通。地方实际保有的铜钱与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在数量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受铜钱行情的上升影响，铜钱也并不一定就会再次进入市场。

地方社会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州县行政机关开仓贱卖，当做一项政策来执行，自古用“糶”（今“粜”的繁体写法—译者注）字。左上方带有一个“出”字，希望大家注意。将这个“出”换成“入”字就变成“糴”（今“籴”的繁体写法）字，意为政府机关收购大米。

18世纪的清朝施行粜米时未曾大幅降价。这是基于一种保护百姓的角度而采取的措施。如果以低于市场过多的价格贩卖，将会招致行情大落，令尚有存货的商家停止发售从而阻碍流通。可以说对市场而言行政机关也是作为一个经济主体来行动的。

州县的行政机关在进行廉价销售时通过银两换算制定标准，而实际销售时却基本上全是以铜钱支付。为防止市场陷入窘境，将价位调高吸引出那些封存起来的铜钱。这样一来铜钱就回流到州县行政机关了。

这一系列的政策加强了铜钱与粮食之间的联系，把银两从买卖中抛开了。18世纪中叶以后，白银主要担负起地方之间交易决算的角色。铜钱则完全在地方内部流动，担负起构造地方市场的作用。

大区交易的展开

银两从地方市场上分离出去之后，白银通过客商的活动在中国各地循环，作为资金投放下去从而创造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各地产业互为补充同时不断发展。上一章介绍了东北地区利用大豆而产生的榨油业、陕西秦岭山脉的冶铁业等例子。大区交易开展之后出现各个产业相互关联的局面（以下依据山本进，《清代的市场构造与经济政策》，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18世纪中叶，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继明朝以来盛产绸缎、木棉等高级纺织品。并且在一些地势稍高的地方盛行种植棉花以为高级棉织品提供原料。而在沿海地区及长江中游三角洲也诞生了一批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产业关系密切、命运休戚相关的地方。如果把三角洲地区称作发达地区，这些地方就是中等发达地区。

湖南的洞庭湖周边属于中等发达地区，承担着向长江下游三角洲运输粮食的作用。在山东、河北地区也开始了棉花种植，其中一部分也被运输到长江下游三角洲。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开展了制糖业与烟草生产，生产出来的砂糖在江南地区也有销售。在湖北中部偏东地区的棉纺织业，生产一些低级的棉纺织品运到湖南、四川，从而将粮食运进来。

在T字形大区交易地带的深处，连接着的是不发达的地区。河南、山西、陕西相对于河北、山东处于从属地位，从中等发达地区运进一些最低级的棉纺织品。陈弘谋就任陕西巡抚欲振兴当地养蚕业的背后，就暗含着他的一个长远目的，即使陕西从中等发达地区独立出来。此外广西从属于广东，为其运输粮食。

这样一种中国内地的大区交易圈的外围，出现了一批18世纪后作为汉族移民地被编入的地方。云南与贵州在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同时，经济上也开始变得从属于内地。在云南，对铜钱的原料—铜矿山的开采发展迅速。在贵州，苗族等人民居住的山区砍伐树木通过河流运输到长江流域。

18世纪东北地区接受了大量汉族人民，在那里内地的商人成为开荒的主导，他们将大豆、大豆粕供给内地。在台湾郑氏政权被平定之后，从福建来的移民来到东部地区的平原上开荒，将大米、粮食供给福建。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还有潮州商人建立起粮食采购关系网，专门面向中国输出。

从16世纪开始白银连续不断地流入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被比喻成“白银的坟墓”。进入18世纪，银两从地方经济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国内存储的白银也因此得到超乎以往的流通，周转速度得到提高。还有主要是从广州，停靠此地的欧美船只为中国也追加了不少白银。

追加的那部分白银是如何在中国循环的呢？在尚未有统计资料的清代中国虽然难以制作出一份相关产业模型，但大致可推测带到广州的白银大部分通过内陆的水路运往江西。江西有一处陶瓷产地景德镇，与之相邻的有名茶产地祁门等。这里产的茶叶品种是祁门茶。陶器和茶叶都是出口产品。江西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就在这种外来白银的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人群体。

106 江西商人交易的扩大

江西商人在长江中游的汉口与黄州设置了商业活动根据地。汉口南拥湖南的洞庭湖，通过西北流向的汉水与陕西相接。顺长江往上可到达四川、云南，经清水江可到贵州。汉口是连接发达地区长江下游三角洲与长江上游的相接地点。黄州靠近九江（江西至长江的入江口），江西商人以长江流域为活动的根据地发展起来了。黄州的江西商人被称作黄帮。

在汉水流域活动的汉帮（湖北商人群体）等从江西商人那里获得资金开发山林。秦岭山脉的造铁业中投进的资金应该也有不少是来自江西商人的。贵州的林业也受到江西商人的影响。江西商人把聚集到广州的白银带到了长江流域，他们支撑起这片T字形大区交易带。

与明代之比较

在这之前笔者花费了两章的笔墨通览了被称作盛世的时代。或许马上就可以回答上一章提出的问题了。即18世纪中国人口激增，这种持续增长的原因在哪里？为了突出这一问题点，现在对18世纪的盛世时代与16世纪的商业时代做一番比较。16世纪的中国同样是经济发展，人口却没有增加。这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直接影响人口动向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生育多少个孩子。我们不认为在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女性的生育方法有什么大的变化。大部分女性在她十七岁前后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再继续生下四到五个孩子。几乎一多半的女性经历了甚至连来例假的时间都没有的不断地怀孕—喂奶—再怀孕的循环过程。不过中国的历史人口学研究还不发达，还有许多课题有待研究，包括地区、社会阶级所造成的差异，中国避孕的有无以及在中国被称作“溺女”的杀害婴儿的频率等。

假若出生的类型没有大的变化，那么人口增加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死亡率的降低。上一章已经讲过，根据对每月死亡率的调查，16世纪季节变化而出现的显著变化在18世纪却趋于平均。这一变化说明中国社会从慢性的饥饿状态摆脱出来了。粮食问题的改善使得即便在农作物青黄不接的时候也能确保粮食的供给，从而使人的体力得以维持。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在此需要讨论以下几个要点。

若看占据人口大半的农民，与16世纪相比，18世纪的税负负担获得大幅度地减轻。16世纪繁重的税负缘于当时明朝处于北虏南倭的紧张形势，不得不将大部分国费用作军备。尤其是在蒙古高原的边境处驻扎着非常多的士兵，消耗掉大量物资。正如第四章所讲过的，15世纪当开中法不再发挥作用的时候，从农民等那里收来的白银送到了边境，商人们将粮食运入边境收取费用。这使得财富从农村通过商人之手集中到城市与边境。

进入18世纪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康熙时期平定了占据台湾的郑氏政权，所以已经不再需要将费用用于海防。清朝的皇帝对中央欧亚带有一种多面性，故能够创造出稳定的秩序，而无需再在边境警备上安置士兵。康熙朝后期至雍正时期，防卫负担减少，所以国库充足，财政上有一些富裕。在这种财政背景下把负担人头税的丁数固定并最终将其纳入土地税中征收成为可能。

16世纪与18世纪之间帝国的性质也有很大的不同。按照儒家学说明朝皇帝在世时指定嫡系长子为太子。这个皇太子制度的意义在于压制了换代时皇族之间的斗争，但也使得皇太子身边形成了一群追逐名利的人，对太子的人格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多数明朝皇帝都有人格上的缺陷，其原因似应归咎于这个太子制度。

清朝是从狩猎民族发展起来的王朝，从皇太极到玄烨（康熙），新皇帝都是在先皇死后经满族权威人士众议后决定的。从顺治到康熙，皇帝开始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继承人。胤祯（雍正帝）以后，虽然通过秘密建储的方式皇帝在世时就指定太子，但确立了不公布其名的原则。虽然嫡长子不再自动成为皇太子容易使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纷争，但还是努力将众皇子变成了皇位候选人。

16世纪明朝皇室中，人格分裂的皇帝表现出一种利用宦官剥削人民的姿态。清朝从明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对宦官进行严格统制，不让他们参与海关、军事，也不再派他们前去商业地区。

明朝宦官在联系内廷与外朝之间的关系上所发挥的作用，到了清朝主要由满族旗人来承担。如同弘历晚年所重用的和珅（满族正红旗）等人，并非没有既是旗人同时又仰仗皇帝宠爱聚敛私财的人。不过即便是和珅，如果与明末宦官魏忠贤等人相比较，其所收受的贿赂情况也还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宦官完全是内廷中人，而旗人受外朝约束会进行一些控制。

历史体系中的盛世

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一个王朝，还是存在一些紧张的情绪在里面，所以至少相较于明朝皇帝，还是有一些有能力且勤奋的皇帝来进行实际统治的。地丁银制度的引进使得以前为逃税隐藏的人口浮出水面。结果让皇帝有一种危机感，即人口激增，若不予民以食则帝国将亡。

雍正年间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通过奏折，皇帝与官僚可以直接交换信息，如何养活人民成为总督、巡抚一级官员所共有的危机感。产业的振兴、粮食的增产、面对饥荒等地方危机的对策等成为官员的重要职务。若取得皇帝所认可的成绩，像雍正期的李卫、鄂尔泰、田文镜；乾隆时期的陈弘谋等，接连被委任到帝国的重要地点去任职。相反，若政策失误则会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有时甚至会被贬官。

总督、巡抚经常绞尽脑汁所考虑的是如何在任职的省份确保粮食供应。有时还会出现像江苏、浙江督抚那样为防止粮食从本地流出而反对海上运输的情况；有时也会看到像陈弘谋这样为了从外地运进粮食而努力改善条件的情况。另外在全国范围内都在致力于粮食储备。或许在当时的当事人心中并没想到，这样一种政策把银两从地方社会撤出，稳定帮助了州县范围的地方市场。

16世纪的地方社会秩序发生变化，地方精英阶层逐渐开始深入参与州县行政，这一点已经在第六章中有所论述。进入18世纪以后，州县在经济方面也逐渐形成一个有机体，地方精英的作用也变得更为重大。精英层形成协商组织，承担治安、水利工作，经营收容孤儿或无人赡养的老人的善堂。义仓、社仓这种民间储备仓库的管理也是由地方精英进行的。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完善了社会安全体系。

观能源走向，清代陆、海的交易路线组合形成高效的运输体系带有重大意义。17世纪由于海域世界终结，陆地政权能够管理海洋，使海运开始兴盛。东北地区与台湾被看做是向内陆提供的源泉，通过海运输送了大量的肥料与粮食。但是却禁止在由内陆驶往东北地区的船只上装载大米和粮食。一见之下似乎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行为，但是这种单程海运使得大运河得以维持，成为支撑华北平原内陆经济的结构。在长江中上游，进入广州的白银经江西被投放出去，促进了水上物资运输的活跃。

官员们推广普及美洲大陆原产农作物的行为，也造成了能源流入，从而引起人口增加。16世纪传到中国的玉米、红薯，在官员们率先普及的努力下最终扩展至全国。对于同是原产自美洲大陆的烟草，却因为会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陈弘谋在福建任巡抚时曾进行控制过。玉米等农作物使以前不能种庄稼的斜坡地也能够为人所用，创造出食物的源泉。

18世纪中叶以前增加的人口为商业资本准备了廉价的劳动力。在秦岭山脉等省边境地区，过去欠开发的地方，出现了资本投入，逐渐开始有冶铁、种植蓝、烟草等经济作物。在商业资本的支持下，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地区和台湾。人口增加将作物原料吸引到中国社会，从而为人口增加又创造了条件。这一积极的反馈使18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迎来了商业资本大开发且人口激增的时代。这就是盛世的历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