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异文化的接触

白话小说的世界

从文化史方面通观中国历史，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大约100年的时间，被称作是一个转折期。特点之一就是与异文化的接触。

在与蒙古族统治的元朝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明朝，是一个极希望重振汉族文化的政权。通过大海与外面世界的交流被看做皇帝个人管辖的范围，通过非官员的宦官管理。因此，与海外文化相关的信息，一直被与宦官敌对的官员忽视。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入仕为目的，所以毫不关心海外的世界。15世纪上半期宦官郑和开展的一系列往东南亚、印度洋远征的活动，也从王朝的正式记载中被抹掉，没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影响。

这种知识情况，在16世纪末发生了变化。海外流入的白银带来城市文化的繁荣，同时也让人们开始关心外面的世界。在16世纪末的江南，出版了一部长达20卷、共100回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在这里介绍其中的一节，是郑和到达爪哇询问当地状况的一段对话。

老爷（郑和）道：“地方有多大哩？”夜不收道：“国有四处：第一处叫做杜板，番名赌班。此处约有千余家，有两个头目为主，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人及漳州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第二处叫做新村，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人来此居住，遂成村落。有一头目，民甚殷富，各国番船到此货卖。从二村往南，船行半日，却到苏鲁马益港口。其港沙浅，止用小船。行二十多里，才是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这是第三处。大约有千余家，有一个头目，其港口有一大洲，林木森茂。有长尾猢狲数万，中有一老雄为主，劫一老番妇随之。风俗，妇人求嗣者，备酒肉饼果等物，祷于老猴。老猴喜则先食其物，众小猴随而分食之。随有雌雄二猴前来交感为验。此妇归家，便即有孕。”

这部小说虽然以郑和远征为题材，但讲述的内容是郑和在道教、佛教等各派仙人的帮助下，以东南亚与印度洋为舞台征讨妖怪、收集宝贝、降伏各国的事情。以前鲁迅把它和《西游记》、《封神演义》并列称为“神魔小说”。或许是因为内容荒诞无稽，虽然过去曾经有人从语言学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还没有历史学家正面提到它。

从翻译出来的爪哇部分可以看出，这部小说里面汇集了大量丰富的有关海外各种文化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民俗、宗教、医学、语言等。虽然有一部分是以曾参加过郑和远征的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为模本，但是还有部分内容是只有那些16世纪去过东南亚的中国人才能带回来的信息。这也就是明朝情报小说的另一个面目。

小说的作者是罗懋登，对于此人目前几乎毫无所知。根据对小说中所用方言的分析，他应该是南京人或者是在南京长期生活过的、明末一位没有考中科举的知识分子。

出版文化的形成

据大木康氏《明末迷失的知识分子》（讲谈社选メチェ，1995年）介绍，中国文学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发生了一个大转折。这一时期用超过方言的通俗语言叙述的白话小说数量急剧增加，创作出《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巨著。木氏认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出版文化，知识分子成为小说的作者和读者，这些都是白话小说发展的背景。

出版业把书籍当做商品销售。宋代时候印刷术已经成熟并开始出版书籍。但是由于出版需要花费高额的资金，出版人多以官府和寺院为中心。寺院宣传普及佛典乃积功德之事，从而收到许多捐款，筹得了出版的资金。不过到了16世纪末，就能够依靠销售利润来获得出版资金了。

这一变化带给文化巨大的影响。宋代的知识分子，包括创立了朱子学的朱熹他们在内，比起通过出版方式让他们自身的思想问世，大部分是通过与知识分子同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普及思想的。但明朝末期的李贽却是通过出版著作而获得了读者。万历十八年（1590）出版的《焚书》里写道，由于该书内容过于激进，使读者看过之后认为应当烧掉它，杀死读者，因此把题目定为《焚书》。李贽的思想越到晚年越激进，其背后就有对读者心理的照顾。

在出版业逐渐确立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印刷材料的生产地，而且质量也越来越好。纸张产地以福建建宁最为有名。另外，根据位于江西山区上饶的有关史料记载，明朝时候那里的造纸业“一个纸厂有二十多个槽，每个槽上有十到二十人站在那里干活”（康熙《上饶县志》） 。

纸的种类也增加了，除高级类的黄麻纸（用麻作原材料）、绵纸（用桑叶纤维作原料）以外，用华中、华南一带盛产的竹笋纤维做成的竹纸产量也非常繁荣。虽然竹纸被称作低级纸，但随着质量的不断提升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于图书出版了。

明朝时候，不仅《三国志演义》等小说开始销售一些带插图的精装本，像《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实用书籍尽管篇幅巨大，也得以出版问世。这是因为纸张物美价廉，供应充足，能够保证出版业的形成，所以才可能作这些大型的出版计划。

科举考试不合格的知识分子，与新兴起的出版界一起开始了文化方面的创造。他们为那些应考的考生编辑参考书，还为一些书店进行编辑或著书。对小说等发表批评意见等从事文艺评论家活动的人也是这些“はぐれ知识人”（失意的知识人）们进行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编者，闻名遐迩的冯梦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作者罗懋登也应该是这些迷失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

图书出版业主要是以长江下游三角洲的苏州、南京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时在帝国的首都北京出现了一种被称作邸报的官报，把中央信息传达到地方。报告中央政府动向的邸报，往前可追溯到唐朝。明朝末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北京的民间出版者报房把得来的消息立刻大量活字印刷送往各地。每天十页左右，刊登一些皇帝谕令及官员的奏折。不过北京出版的邸报到达江南通常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86 《金瓶梅》（左）与《红楼梦》插图（右）

思想家的自我反省

明朝灭亡而代以满族清朝，对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定位为是一次对异文化的体验。明朝末期出现了一些批判儒学传统、试着去接受这一打击、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知识分子。

17世纪初始于东林书院逐步扩大影响的政治活动受到宦官等势力的打击陷于毁灭状态，这已经讲过了。但是在东林书院树立起来的讲学这种思想形成的样式并没有消失，以文社这一科举考生学习会的形式延续了下来。科举考试中，乡试被称作最难的一道关，参加这一考试的生员们成为文社的中心力量。在批判时政的自由空气中，文社成为这些未来官员候选人讨论政治的场所。其中以崇祯二年（1629）把苏州作为大本营成立的复社最为有名。复社拥有全国的关系网络，成员超过2000名。

在王朝更替的混乱中，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反抗异民族统治的运动中。当清朝的统治变得难以动摇时，他们不惜自杀来表达对明王朝的忠诚。除此以外还有不少人选择了自始至终不在新王朝做官，自觉为明朝遗民的生活。这些成为遗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不仅仅是对异民族的反感，还包含了这样一种反省：在消灭了元朝这样一个异民族统治政权以后，汉族所建立起来的汉族文明的明王朝为何会走向灭亡？

在讲学的系谱中出现了一位叫黄宗羲的人。他的父亲是东林名士，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入狱最后死在狱中。黄宗羲也是复社成员，青年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他的思想目的在于阐明明朝灭亡的原因，提出应对的具体办法。他的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质疑皇权从何而来。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 （后藤基巳、山井涌编译，《明末清初政治评论集》，平凡社，1971年）

87 江南贡院　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曾为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

他认为皇帝权力是为了担当此公利而诞生的，当统治者试图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其统治就丧失了正统性。黄宗羲的讨论就此展开。在这种从根源深处质问的态度中能够比较容易看出他抛弃汉族创造的文明来看待整个世界的知的过程。

与黄宗羲齐名的顾炎武明确地把“天下”与“国家”区分开来。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皇帝的姓）改号（国家的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日知录》卷13《正始》）

对顾炎武而言，天下是文明，国家是政权。将两者区别开来，只要保持天下的秩序，即便政权变化也无妨。他把朱子学里模糊不清的国家体制和文明体系区分开来，由此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寄身于文明而非政权的态度。

顾炎武试图追溯文明的根源，建立一种考察方法。实证方法之一是考据学，即分析古代音韵，解读语言经典。通过《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中的方法，可以打开一条客观考察自身所属文明的道路。

黄宗羲与顾炎武没有把文明和民族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而王夫之的思考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

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亦。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黄书》）

王夫之这样说的时候，华与夷的区分已经固定，而他的意识里已经把黄帝子孙汉族看做是承担这一角色的人。他的这一民族主义在18世纪时已经被人遗忘，但到了清末，近代的民族运动家重新发现了《黄书》，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接受基督教

17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遇到了基督教这一异文化。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文化，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确定了在中国传教的方针。首先他抓住基督教的神和儒学的上帝为同一人作为双方对话的突破口，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试图实现交流的目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把遵从利玛窦这一方针的传教士看做西儒、也就是西方儒士，与之对话。

88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左）　中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出自《支那图说》）

徐光启可以说是通过传教士对西方文化有了最深理解的知识分子。他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务农，母亲织布。徐光启为了科举考试一心向学，被邀请做广东韶州一个有钱人家的家庭教师。在那里他遇到了传教士郭居静（Lauzaro Catneo），从而知道了基督教。

1595年他去拜访在南京的利玛窦。利玛窦评价徐光启说“他是一个拥有出色的文学与科学才华的文人，德才兼备。他了解到在文人们的宗教（儒教）中，几乎没有谈到来时或者救赎灵魂，所以师从约定死后到天堂的偶像教（佛教）或者其他宗教。但是对任何一个老师他都无法满意”，最后经过各种思考的磨难找到了基督教。1603年，徐光启接受洗礼。次年中举成为进士，获得了在北京直接听利玛窦讲经的机会。

中国传统的思考方法是举出许多例子，从中发现规律，找出相关性。在这种归纳法思考方法的引导下，中国人发现了月亮的运行与潮涨潮落有关，刺激体表穴位也会反映在内脏上等等。但是中国学对于“为什么这样”却并不回答。对此，西方的思考方法从永远不变的神的存在出发，试图推算出规律以解释个别的现象。这一演绎式的思考方法应该是令徐光启着迷之处。

或许是因为徐光启出身于一个尊重劳动的家庭，所以他对于实用之学非常感兴趣，倾其全力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对满族的勃兴心怀忧虑，认为应该把西方制造武器的技术引入中国，加强军备。不过，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先进的技术，还对这些技术背后的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他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于1607年出版《几何原本》。在和传教士一起按照天文学修改历法的过程中，翻译西方的天文学书籍，汇集成《崇祯历书》。实学方面，他在总结了中国农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西方的水利学知识，死后1639年出版了《农政全书》。

上海有一个地方叫徐家汇。那里现在已经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吞噬，建起了座座大厦。但是在以前那里是充满上海平民风情的地方。那就是徐光启的故乡。徐光启曾邀请郭居敬在那里传教。徐的孙女自幼受洗，圣名为甘第大（Candida），她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清朝时候一直支持在上海的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所以甘第大在上海建立了一座专门供女子教徒专用的教堂。徐家一族的故迹现在还只有一座天主教堂。

与传教士的对话

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一边与当地的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一边从事传教活动。福建就有一位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艾儒略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开朗健谈。中国人可以非常坦率地发问，而他也可以掺杂着各种丰富的话题进行回答。

《口铎日抄》是经过大约一年零五个月的对话集结成，其中的内容跨度极大，有关风水的是与非，有对台风、流行等自然现象的解释，还有对海盗性质的讨论。所谓“口铎”，来源于艾儒略等这些传教士就像铃铛（铎）作响，即刻回声般马上有所回应。“日抄”是说，不是对谈话内容的总结，而是对每天谈话内容的记录。

北边的夜空中有一个文昌星，也就是位于北斗七星附近、西方所说的大熊座拐弯处的六颗星星，在中国被看做是学问之神受到大家祭祀。崇祯五年（1632），一位名叫林太学的读书人在福州的一处楼阁内招待艾儒略。林向文昌上香，艾儒略笑着问：“上香是为了求功名吗？”于是开始了一场关于星座与人关系的对话（冈本さえ，《近世中国的比较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 。

（艾）“天上的星星就像蜡烛。原本就没有灵觉。”

（林）“据说大臣、将军、宰相都各自对应着一颗天上的星。所以当有巨星陨落，就会有某一位将军或者大臣去世。这该如何解释？”

（艾）“若信这些活，从古至今死去的将军、大臣早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天上的星星早该掉得差不多了。又为何过去今天天上的星星数量都没减少，没有消失殆尽呢？”

（林）“先生说得是，但是圣经中所说的星辰告知吉祥，三位贤者看到了光辉又是说的什么呢？”

（艾）“天主（耶稣）降生时，只是通过星的光芒告诉世人，有天神引路，并不是说星星本身有灵性。就比如国君临朝时，一定点灯在前方开路。这样就能说灯光上有灵吗？”

通过这场对话可以看出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对“气”解释的不同。中国人通常将天和地都看做一种气的运行。人与自然同属一种气，因此天人相互感应，认为人的行为会带来天崩地裂等自然现象。对于耶稣降生时把三位贤者从东方指引来的星星，中国人一般解释为天与人相互呼应。

传教士把气解释为古希腊哲学中的四元素（水、空气、火、土）之一空气，神等精灵在其外侧。中国的知识分子把天界与人界的关系解释为天人相与，传教士斥其为迷信。虽然神令星星运行，但并不认为星星本身有灵性。

传教士与历法

王朝更替时，把利玛窦在北京发展的信徒们团结到一起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精通天文学。摄政多尔衮因中国人与穆斯林天文学家使用的历法错误繁多而采用汤若望改订的时宪历，并命令在年历卷头注明“西洋新法”四个大字，任命汤若望为天文台负责人钦天监监正。就这样汤若望与新的王朝清朝之间建立起关系，并且与年幼的皇帝福临（顺治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传教士的活动能够在清朝初期获得认可，汤若望功不可没。

89 汤若望　耶稣会传教士。原名亚当·沙尔。致力于西洋天文学的翻译工作，出自《支那图说》

在前近代的中国，掌管天文官员的职责之重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去北京的紫禁城（现在称作故宫博物院）去参观，会看到举行国家仪式的太和殿白色大理石的月台上，对面左侧（西）放着一个石制的升、右侧（东）放着一个日晷。这表示王朝拥有控制度量衡和时间的权限。王朝决定历法，不仅将之普及全国，对前来朝贡的国家也要求其有义务使用中国的历法。

为了制定历法进行天体观测的总责任人是钦天监监正。同时他还是何时举行国家仪式的决定者。这是因为天体运行与国家运营有着密切的关系。

汤若望虽然意识到这一责任的重大，但因为他学习的是西方的科学，所以对把天体运行和人间凶吉联系起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持否定态度。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通过口头或者写文章宣扬自己学习的是根据没有错误的科学的法则推算出来的天文学，与这种把凶日和吉日分开的迷信毫无关系。清朝在完善自己作为一统中国的体制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在汉族中根深蒂固的天人相关的思想。清朝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们总是在一些地方存在分歧。这一分歧以对传教士最坏的形式出现了。

安徽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古怪的男人。他宣称基督教是毁灭清朝的邪教，根据西方天文学制定的历法是错误的，主张应该恢复由中国和穆斯林天文学家制定的历法。杨光先并不是官僚，也没有科举的身份，原本没有丝毫的影响力。但是当时正值年幼的玄烨皇帝即位不久，所以杨光先对基督教的弹劾被辅佐皇帝的官员之间的权力争斗所利用。康熙三年（1664），杨的申诉被采用，对传教士的审问开始了。

此时已经74岁的汤若望因中风无法正常行动，说话也不利索。这场审问异常严酷，在南怀仁的翻译下进行。传教士们被抓到监狱里，五名支持西洋历法的天文官被处死，与传教士交情不错的官员也都被传讯，事态变得非常严重。清朝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命令他制定准确的历法。康熙四年，汤若望被判死刑。

冒生命危险的一场天文观测

1657年到达中国的法国传教士这样记载了此后发生的事情。

西历1665年1月16日被预测将会发生日食。就在杨光先事件发生六个月前，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代替因中风无法进行观测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对日食发生的时间、大小进行了详细的推算，并以汤若望的名义报告礼部。杨光先为了得出比传教士更为接近现实的结果，让穆斯林的天文学家重新推算。

90 天体观测装置　出自《清代宫廷版画》，文物出版社

在北京，天文台设置在一座砖瓦建筑的塔上，在那里进行天体观测。日食开始那天，南怀仁被带到该处天文台上。用带上三道锁的双手做天文观测前的最后准备。凛冽的北风中，身患重病的汤若望也被命令待在一旁。大批的官员得到皇帝旨意聚到一起，在他们的注视中，日食开始的时间一步步逼近。杨光先一方的天文官首先叫嚷说15分钟后日食开始。但过了所说的时间后，太阳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两位官员说“那么现在到了汤若望玛法（“玛法”为满族对汤若望的尊称）的时间了”。说时迟那时快，在准备好的纸片上反射的太阳图形上方，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爪子似的阴影。日食开始了。传教士的推算比杨光先更为准确，在这一刻得到了证明（Grelon，Adrien〔中文名字：聂仲迁〕著、矢泽利彦译，《东西历法的对立》，平河出版社，1986年）。对传教士们的行刑停止了。但汤若望却由于狱中生活导致病情恶化，一年后去世。

在中国史料中很难见到像聂仲迁这样对杨光先与南怀仁之间的对峙描绘地如此戏剧性的记录。在中国的记载中，这个事件被称作历狱，汤若望被宣告死刑，南怀仁获笞刑，只是因为北京突然发生了地震而终止行刑。康熙六年（1667）玄烨（康熙帝）亲政后，他让南怀仁与旧的历法家之间展开竞争。结果西方历法完胜，清朝公历再次由南怀仁来制定。

91 清朝系谱

杨光先的后台失势后，在康熙八年的公开观测中，西洋历法的准确性得到认可，于是杨光先的地位被剥夺，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玄烨对西方科学颇感兴趣，还向传教士学习数学等知识。传教士也不负所望，在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交涉中大显身手。但是清朝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及修建教会。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根据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允许中国教徒从事祭祖、祭天等活动。但是他们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女教徒的洗礼与临终涂油礼。中国讲究男女有别，如果男性司祭对女性行礼，有可能会遭到是淫教的指责。于是耶稣会不得不允许省略掉这些仪式。

而比耶稣会稍迟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等却绝不允许在这些仪式上做出妥协，他们向罗马教皇控诉。1704年罗马教皇下令禁止接受中国礼仪进行传教。对这个决定，康熙四十五年（1706）玄烨下令只允许承认中国礼仪的传教士继续留华，对顺从教皇的传教士一律驱逐至澳门。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雍正年间，抵制基督教的倾向更加严重。

清朝对传教士的态度表明其虽然正确地利用传教士的天文学、兵器制造等实用知识，但对其思想与信仰却是不接受的。这一重视实学的政策在整个清朝都有体现，18世纪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受到思想镇压—“文字狱”。这样一来明末清初的思潮转变为只发展对现世有用的实学，从而诞生了经世济民之学。

19世纪面对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两次大变动，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虽然有人批评说该运动只重视表面的技术转移而完全忽视思想等内涵，但其实这一倾向早在17世纪末时就已经出现。因为清朝同时带有两种特质，一种是接受不带民族差别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知识的开明，一种是排除动摇少数民族统治汉族体制的思想的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