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盐所支撑的帝国

海盐的生产

黄海沿岸有座盐城。穿过街区往东直奔大海走去，越过几个南北相连的堤坝，穿过广大的棉花田后终于到达泛黄浑浊的黄海。海岸线上抗盐分的植物形成厚厚的草丛，而现在已经成为以仙鹤而闻名的自然保护区。长江、淮河以及南流时期黄河排出的大量泥沙堆积在黄海沿岸，陆地一点点向海面扩大。现在连接内陆的堤坝就是在过去的海岸线上修建起来的。过去这条海岸线上盐田连绵，是海盐的一大生产基地。

盐城八景之一就是“盐岭积雪”。盐城过去曾有伍佑场和新兴场两块盐集聚地，沿岸生产的大量盐被运到此处。当炎热的夏季结束，晴朗的仲秋到来之际，大量的盐就被运入，被露天堆积成大大小小的盐山。高高堆起的盐山映照在明亮的月光下闪耀着白色的光，就像连绵的雪山一般。

15世纪中国的主要产盐区包括海盐生产地黄海沿岸的两淮（淮北、淮南、淮河以北、以南地区）、浙江沿岸的两浙（浙东、浙西以及被称作浙的钱塘江以东以西地区），以及福建、广东等，除此以外还有“盐池”，也就是由盐分较多的湖沼产盐的河东、陕西，“盐井”即从地下汲出盐水的四川、云南。在四川自贡，利用随盐水同时喷出的天然气熬盐水。在这些产盐地中，两淮的盐被称为“淮盐”，以品质优良而闻名，并且产量大约占中国全部产量的三成。这部分盐成为明朝帝国统治的根基。

14世纪上半期，海盐生产工序用图说明被编成《熬波图》。那上面显示的制盐技术一直沿用至15世纪。从这份资料中可知悉当时盐的生产是多么艰难。

简单叙述其生产工序。在靠海含盐较多的土地上开辟盐田，趁涨潮时引入海水或者用水车通过人工捞水。随后将海水均匀地撒到盐田的各个角落，在太阳底下暴晒以让水分蒸发。往盐田上撒灰在烈日下暴晒，吸满满含盐分的海水之后，将之扒到一处堆成小山。接下来把这些灰运入“灰淋”—深70厘米直径二米左右的洞中踩踏结实，用舀子把浓缩的海水注入使灰中的盐分溶解，通过洞底插进去的竹管获取浓浓的盐水，然后把盐水放在铁盘中熬制使盐结晶。

48 盐城周边

从事海盐生产的人被称为“灶丁”，编入“灶户”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的民户。在往盐田撒灰放在烈日下暴晒的做工图中，由一首这样的诗：

海天无风云色开，相呼上场早晒灰。

满场大堆仍小堆，前担未了后担催。

少妇勤作亦可哀，草间冬日眠婴孩。

49 制盐图　引入海水（左图），用铁盘熬煮盐水，使盐结晶（右图）。出自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汲古书院

正苦饥腹鸣如雷，转头妇从西来。（吉田寅，《元代制盐技术资料“熬波图”的研究：附〈熬波图〉译注》，汲古书院，1983年）

煎制已变浓的盐水所用铁盘是用十枚左右的铁块拼成。所有的灶户把自家的铁块带来拼成巨大的铁盘，这样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盐。一起作业的灶户被编为“团”，团里面有一个总负责人“总催”，率领十名现场指挥“甲首”，管理、制作账本，记录制盐所必需的设备、纳盐义务等，负责征收缴纳国库之盐。明朝完善并加强了元朝的制盐组织，根据户机制进行操作。

各个盐田产出的盐都交到仓库，待仓库储备增多，一总运到城市中的仓库。本节开头所介绍的盐城就是盐之城市，作为黄海沿岸生产的海盐集散地而繁荣起来的。

开中法与进攻云南、越南

明朝将蒙古势力从华北地区驱逐出去之后，在14世纪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活动就是进攻云南。支撑大军的军粮通过盐法制度得以供应。这一制度被称作“开中法”。

把军需品运往中国的边境一带时，明朝不是利用银子、铜钱等货币筹措物资，而是商人将军粮运往指定卫所、地方官府获得盐引代替粮款。具体而言即有事时户部张榜招募商人。应召商人运输军粮后，交付官府就会开具勘合（盖上骑缝印的证书）与相应账本，记录商人的姓名、缴纳数量以及给他们盐引数量。勘合发给商人，账本送至产盐地的官府。一盐引可允许卖200斤（约合120公斤）盐。

商人到指定的产盐地，把勘合交给盐运司等当地负责管理盐的运输、管理业务的部门。该部门与账本相对照，若骑缝印与记载事项一致则发给盐。商人们把这样采购来的盐运到指定区域（行盐地）贩卖。卖盐时若不随时携带盐引，将会作为贩卖私盐受到处罚，盐也会被没收。商人用卖盐所得利润来采购运往边塞、军事前线物资之金。

开中法所带来的缴纳物资的行政手段，可追溯到洪武三年（1370）。这一年在往抗击蒙古势力的最前线山西运输粮食时，按照每一石三斗米颁发一份淮盐盐引。胡惟庸案之后户制得到完善，产盐地区对灶户的管理制度一经确立，依据开中法将物资运往前线的体制就建立起来，使大规模的军事活动成为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元璋下定决心攻陷云南。

洪武十五年（1382），将大米运往云南可获得200斤的盐引，较近的四川大米需一石，生产量较大的淮盐需六斗、浙江盐五斗。其实进攻云南之初，并不是不能从外地运送军粮。但是运输路线越长，所需费用就越高。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并不稳定，一度曾接连发生由少数民族领袖土司发动的叛乱。因此无法让驻扎军队撤出云南。在长期驻扎的情况下，商人们召集农民并把他们送到云南，创建粮食生产基地，叫做“商屯”。

开中法的实行，使帝国发生军事行动时，不做财政支出都可保证前线军粮的运输，并产生连锁效应，促进了前线后方的农业开发。朱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该体制的人。

永乐四年（1406），明朝从云南、广西两个方向进攻越南。当时中国发生靖难之役，对西南的控制变得松弛，这段时间越南在急速发展起来的中国式官僚体制的背景下，逐渐显露出试图建立能与中国抗衡政权的趋向。显官黎季犛夺取陈朝王位，企图进攻云南。同时对明朝隐瞒事实进行朝贡。这种行为激怒了朱棣，给了他进攻的口实。

永乐五年明朝占领越南北部，改安南为交阯，并在当地设置布政司等官衙派遣地方官。对此越南人颇为反抗。黎利等高举反对中国统治的大旗，在正往印度尼西亚半岛扩张势力的泰系人的帮助下，开展了历时十年的斗争，于1428年建立黎朝宣布独立。

迁都北京

明朝在对西北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中，也利用了通过盐把军事活动与边境开发联系起来的体制。

元朝灭亡，皇室退至蒙古高原，明朝将其政权称为北元。但在历时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中国中，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游牧民族的气质，不再具备统一高原的力量。永乐六年（1408）寄身帖木儿元朝贵族本雅史里东山再起被推举即汗位，于是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蒙古部族鞑靼开始集结成为蒙古高原的一大势力。而另一方面，高原西部不属成吉思汗系统的部族瓦剌也在扩张自己的势力。因此，围绕蒙古高原的统治权，两个部族展开了斗争。

永乐七年（1409）朱棣发动约十万大军，开始对蒙古高原的军事活动，不过面对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战略而全军覆没。次年朱棣亲率号称五十万大军进攻鞑靼。观其军事活动，只能说朱棣的军队卷入了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几乎毫无成效。但是此次军事行动促进了蒙古高原毗邻的西北地区的开发，张家口、大同等都呈现出商业城市的盛况。

为了指挥对蒙古高原的军事行动，南京显得格外遥远。需要皇帝坐镇连接中国内地与蒙古高原的要塞。这个要塞的候选地就是蒙古帝国为统治中国建设的，朱棣曾在当地做燕王的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朱棣即位后不久，于永乐元年将北平改称为北京顺天府，定南京为副都。作为产粮区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那里的物产与元朝一样通过海运运往北京，同时从山西等地向华北平原移入大量农民，恢复了因战乱而低迷的生产。

以北京作首都的构想，为避免一些无谓的混乱而秘密进行。疏通大运河以及为江南与北京之间新增线路进行土木工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供给充足的水量给线路靠东的最高地山东制高点。

元朝的水利技师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大运河没能充分发挥作用，明朝负责运河的建筑计划的宋礼却给出了解决方案。涌入大运河的河水蓄在东部建造的储水池，切断水路使之与大运河形成直角，将大运河分成南北。该项工事投入十六万以上劳力，最终于永乐九年（1411）完工。

永乐十四年兴建北京宫殿正式开始，永乐十九年正式宣布从南京迁都北京。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被运往已名副其实成为帝国首都的北京。自迁都第二年即永乐二十年起，朱棣每年都亲征蒙古。永乐二十二年夏天，朱棣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病死，享年65岁。

北方的交易者

永乐年间明朝通过对蒙古高原的军事介入，帮助在鞑靼与瓦剌的霸权之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永乐之后在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明朝对军事介入蒙古高原保持克制，转而采取敦促朝贡、接受在蒙古高原争斗中失败一方的政策。

由于在争斗中失败的一方不能再接受中国的帮助，所以实力派得以压倒其他一切。宣德九年（1434）瓦剌的脱欢打败鞑靼，开辟了事实上统一蒙古高原的道路。正统四年（1439），继承脱欢大业的也先，致力于在蒙古高原南部的哈密扩大势力范围。

哈密是贯穿中央欧亚大陆商队之路的据点。西边帖木儿灭亡之后，有持续繁荣的撒马尔罕，东边有明朝。穆斯林商人联结东西开展贸易。也先统治了哈密，从而控制了商队线路，对穆斯林商人进行保护。作为回报，他从商人那里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援。也先统治下的瓦剌为了与中国进行交易，开始与明朝之间进行经济交涉。

有人认为瓦剌与明朝之间的交易有三种情况（萩原淳平，《明代蒙古史研究》，同朋舍，1980年）。一是朝贡，瓦剌携貂皮等毛皮与马匹等经大同赴北京朝贡，中国赐丝织品、工艺品等给蒙古。瓦剌的贵族们把这样得来的中国特产装饰自身以树立威严，同时也用作向西方的贸易商品。

二是与朝贡使节一同来到大同的穆斯林商人所从事的交易活动。其中有一位商人名叫马茂德。此人侍奉也先，作为瓦剌官员时常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正统十二年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了超过2000人的大部队，带来4000多头马匹用、12000貂皮多张于贸易。

他几乎每隔一年就来明朝一次，大约在九月或十月到达中国，在北京度过中央欧亚大陆难以活动的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然后再到下一年秋季来华。可以推测他在北京逗留期间收购中国的物产，在不来的那一年就去撒马尔罕等西方国家进行贸易。

50 万里长城　八达岭附近

中国与蒙古高原之间交易的第三个情况就是走私贸易。明朝严禁铜制、铁制枪炮等兵器的出口。瓦剌为保持在蒙古高原的霸权，需要最先进的中国产武器。正统九年（1444）左右，枪炮的走私增加，瓦剌的使节团开始在回国之时进行买卖。虽然屡有禁令颁出，但毫无效果，尽管规定走私者处以极刑，仍然阻止不住走私贸易的进行。

规模庞大的朝贡压迫了明朝的财政，为杜绝走私贸易，不仅对中国人，也有必要对瓦剌人进行管制。明朝不能回应瓦剌对逐步升级的交易请求，开始限制朝贡使节的人数，强制进行复杂的礼仪，试图缩小朝贡的规模。明朝这种政策让依靠欧亚交易的也先政权难以接受，最终于正统十四年（1449）从山西、辽东、陕西三个方向向中国本土发动进攻。

当时中国的皇帝是朱祁镇（英宗、正统帝、天顺帝）。他听从宦官的谗言，亲自率兵向大同迎击。就在形势毫无转机的回京途中，在土木堡遇到瓦剌军队的突袭，皇帝被掠为俘虏。

后来作为土木之变而著名的这件事情，是也先也未曾预料到的。对他而言，明朝就是能生金蛋的鸡，只希望它能允许贸易而丝毫没有灭掉明朝的想法。也先为打探利用已成为俘虏的皇帝操纵明朝的可能性，虽然曾一度兵至北京，但听闻明朝已由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代宗、景泰帝）以后即撤回蒙古高原。

朱祁镇受到也先政权客人般的隆重接待，次年即景泰元年（1450）回国。虽然朱祁镇被奉为太上皇而遭软禁，但是景泰八年（1457）重返帝位（年号天顺）。土木之变后明朝对蒙古高原采取专守防卫方针，成化十年（1474）开始新建与改修长城。我们现在在北京郊区的八达岭等地所看到的长城就是明代建立起来的。

户制的矛盾

朱元璋1380年建立的户制使朱棣能够于在位期间进行郑和下西洋、进攻越南、亲征蒙古高原、疏浚大运河、迁都北京等巨大工程。直接由帝国统治人民的劳动力，这种制度毫无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我们这些生活在货币经济体制下的人看来，皇帝的这种恣意妄为的工程不在少数。

本书开篇曾介绍朱棣想立一石碑，却因过于庞大无法将石材运出而搁浅。当我们看到北京郊外十三陵中朱棣为自己所建造的长陵，或者湖北武当山上朱棣下令在险峻的斜坡上所建的道观群时，心中会强烈感受到不遵循经济体制的帝国的恣意。但是户制经过了大约50年后，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

令军事行动与边境开发成为可能的开中法，首先从它的根基灶户制盐开始瓦解。大量商人参与开中法，使盐的生产无法满足需求。政府为增加盐产量加大了灶户的负担。不堪重负的灶户开始逃跑。尽管干活儿的人变少了，但生产定额却丝毫未少，重新被分配到剩下的灶户身上，从而加速了灶户的贫困。土木之变发生后，明朝加重了在西北边境的警备，因此需要开中法运进军粮，所滋生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此外，盐质的好坏使得有些产区贸易量很大，而有些产区却几乎无人问津。因产盐地与贩卖区是捆绑在一起的，结果，山东与买卖不好的产盐地捆绑在一起，造成无盐供应，人民苦于无盐食用。这必然会造成私盐（也就是私卖食盐）行为的横行。在产盐地的灶户中，也出现了不缴纳给政府而卖给私盐贩子谋取利益的人。这种情况动摇了盐的管理体制。

15世纪中叶，编入里甲制的民户也卷入到户制的矛盾中。西北防卫体系的增强，加大了里甲制中民户的负担。在农业生产力发达的地区，民户之间开始出现贫富差距，出现了一批贫穷的民户。不堪重负的民户开始逃跑，里甲制陷入功能不全的境地。

户制一经露出破绽，便出现连锁式的崩溃。民户减少以后，盐产地政府把民户的负担分给灶户，加速了盐业的崩溃。接连逃走的人们主要有三个去向。第一是城市的杂业，形成被称作无赖的社会一层。第二是往山里，做矿工或是山地垦荒，希望能在政府管理不到的地方获得生活来源。第三是往大海。脱离户的人们在接下来的16世纪出现多元化动态。

15世纪中叶，在户制矛盾的背景下，各地接连发生民众的叛乱。正统十一年（1446）浙江山区发生银山工人叛乱。镇压此次叛乱的费用摊派给农民，引起了其他连锁性反叛。正统十三年与浙江相接的福建发生了农民叛乱。此次叛乱取叛乱领袖之名，又被称作邓茂七之乱。到了天顺八年（1464），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边境的山麓地带，爆发了由外来徙民发动的叛乱，历时多年。

与户制的垮台互为表里，元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社会的白银经济体系显示复苏迹象。因为户制下的财政经营发生困难后，政府不得不依赖明朝初期曾排斥的白银。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宣德八年（1433）准许用白银代替大米缴税。该银被称作“金花银”。之后明朝经济逐渐被白银侵蚀。

15世纪的经济体制

明朝是13世纪欧亚大陆的白银体系崩溃之后诞生的帝国，这一点已在前面多次论及。13世纪，欧亚大陆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采取了以白银为轴心的经济政策，交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然而当它超过了当时白银储备的范围时，蒙古帝国下的经济开始显现出破绽。诞生于这种混乱之中的明朝，在将白银从财政中剔除出去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不依赖货币经济开展交易的制度。

朱元璋在元末动荡时期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应该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他通过对外展开的朝贡体制，使不通过货币的价格指标进行贸易成为可能。经过14世纪的转换期后，各政权实现了不依靠商品价格而通过礼制基础上的礼节性往来进行贸易。

大部分讨论明朝朝贡贸易的研究认为各国向中国朝贡，作为回赠，获得了数十倍于贡品价值的中国特产，认为对中国来讲朝贡贸易是出超贸易。但是在明朝看来，中国赐给外国使节的物品，是户制之下朝廷所控制的匠户等缴纳的徭役，也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明朝通过向他们提供国内的东西，从而获得国内无法生产的苏木等，在帝国尤其是内廷看来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买卖。

另外，明朝因在国内将盐置于财政运营的中枢，试图构建出一个不依靠白银的体制。利用商人将军事物资运到边境的开中法，发挥了制度上的作用。为向云南供盐，云南附近的四川的制盐业飞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诸如此类促进产业发展的派生效果。

当然在人为的体制中也包括一些没有什么作用的制度。洪武年间，明朝面向社会发行宝钞纸币充当政府购买物资的价款。但是没有白银、铜钱作保证的纸币马上出现暴跌，进攻云南与永乐时期的军事活动加速了通货膨胀。永乐时期通过用纸币购买盐的方式回收纸币，为提高纸币的价值实行“户口食盐纳钞法”。但是由于纸币仅流通于城市，以及官员拒收破损纸币等原因，该制度并没有持续下去。

通过盐的财政运营，在进入15世纪下半叶以后也开始蕴藏着矛盾。这是因为社会上通过白银而进行的交易盛行，已经使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盐的供应。弘治五年（1492），盐商只要向盐运使司缴纳白银便可获得盐引。结果盐商在边境设置商屯生产粮食，即便不向军队驻扎区缴纳粮食依然可进行盐的买卖。15世纪兴起的不依靠白银而令物资在国内循环的体制走向崩溃。不论是在云南的商屯还是北方防卫线上的商屯都在逐渐消失。

里甲制也随着地域的差别，从经济发达地区开始一步步瓦解。在这种环境下明朝进入了16世纪，变成了如白银中毒似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