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如何建立明朝的？为何国号称为“明”？

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秋之间，朱元璋与从长江中游入侵的陈友谅军苦战，大获全胜。自此，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之争中占据了中原同盟的顶峰。次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中书省等行政机构。

建国

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秋之间，朱元璋与从长江中游入侵的陈友谅军苦战，大获全胜。自此，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之争中占据了中原同盟的顶峰。次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中书省等行政机构。朱元璋暂且拥立具有白莲教宗教权威的韩林儿为宋朝皇帝，用其年号“龙凤”，命令也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形式，处处彰显对韩林儿的尊重。但实际上却向内外宣称这是他自立的政权。此时朱元璋已经迈出了创建新王朝的第一步。

正月初三，朱元璋召集共同经历了中原逐鹿的武将，先是表慰劳之意“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推戴了我）”，接着语气一转说，“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

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朱元璋着手建国的施政方针是确立礼与法。而这一方针最先摆在了日后成为国家统治阶层、他昔日的战友们的面前。而以浙东四先生为首的儒士为了将此方针具体化，回应了朱元璋的咨问。他们把基于“礼”之上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即统治者与人民恪守各自立场，保持上下关系，完全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了新的执政者朱元璋。

儒士们展示给朱元璋的是“礼”的统治。所谓“礼”，概括来讲指的是尊卑、长幼之序。从共同的祖先算起，靠近祖先的一辈为“尊”，距离远的为“卑”。长幼则是指同辈之间生辰在先的为“长”，在后的为“幼”。按照辈分与年龄的大小老少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关系，此为礼。掌握了儒家知识的儒士们试图模仿宗法的顺序组织社会与国家。

明朝的建立

至正二十四年（1364），与张士诚政权的对抗成为已称吴王的朱元璋当下的首要任务。

那时，张士诚控制着中国的谷仓—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负责对元朝的海运。每年阳历六月，风向转北的时候，载满谷物的船只驶向华北。从事物产供给的张士诚的势力逐渐压倒了专门从事运输的方国珍。称霸沿海的张士诚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势力圈以长江下游三角洲为中心，北至山东南部，南及浙江北部，朱元璋的故乡也在张的统治之下。张士诚还伺机进攻浙东。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终于向外宣称政权独立，自封吴王，完善了官僚机构。

同一时期，朱元璋也在逐步巩固政权基础。至正二十六年冬，朱拥戴的韩林儿据说在被迎往应天（后来的南京）的途中经瓜步渡口（面临长江）时翻船，沉江而死。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在朱元璋指使下的一次暗杀。

朱夺取了长江以北张的领土，接着又包围了苏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经历了持久战之后，朱元璋消灭了张吴政权。

十月，终于走到与元朝对决的朱元璋，向元朝统治下的华北人民发布檄文。檄文内容由宋濂—此人被看做是浙东四先生中最具学识的人，反复推敲而成，总结了朱元璋政权的理念。

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从该份檄文中可以读出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的统治者只有遵守礼的秩序，才会被承认他的统治具有正统性。元朝当初也是因为维持了秩序，才得到上天的认可，被看成是一个正统的王朝。后来，丧失了秩序，成为他们被驱逐出中国的最大原因。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檄文发布之后，北伐进行得异常顺利。丧失了江南物资运输通道的元朝统治者，对他们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留恋对中国的继续统治。在他们祖先的土地—蒙古高原上，还有另外一个广阔的天地。公元1368年9月，元朝皇帝放弃了元朝首都大都，四天后，朱元璋部队接收了此城。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即西历1月23日，在北伐进行过程中，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与此同时，他指定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在建朝的祭天祝文中称：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今地幅员二万余里。

何以将国号定为“大明”？朱元璋政权并没有言明其理由。后来的历史学家，有人说是源于摩尼教中明王的“明”，有人说是源于在五行说中意为南方的“朱明”等，目前尚无定论。但是，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在那之前，所有汉族王朝都采用了上溯周王朝的地名为国号，而高举重振中华大旗的朱元璋却没有继承这一传统。

元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没有采用地名而用了理念作为国号。顺便提一下，大元这个国号被认为是出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乾元”意为天。明朝没有用宋、吴这类国号，而用了一个抽象的词语。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于元朝。国号定名之时，没有根据中国的传统，而效仿了元，这一点表现出明朝并不是一个复古的王朝，它是一个在蒙古帝国创造出来的世界中诞生的王朝。

陆地帝国

新王朝要实现怎样的一种国家形式？饱受元朝压迫、备尝元末战乱之苦的人民大众，读到明朝初期的政策，可以从中感受到积极接受统治和基于礼的秩序的理想社会即将到来的信心。

洪武五年（1372），明朝发布《正礼仪风俗诏》，其中一条为：“乡党序齿，从古所尚，今后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揖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以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只行亲属礼。”

诏书文案应是出自宋濂之手。从中可以看出他想将在浙东义塾实行的礼推广至全国的意图。

礼之序，首先强调亲戚关系中的上下辈分，然后才是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被这种亲戚、地主关系所束缚的人们，被要求纯粹根据年龄而定的礼之实践。

要饭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依然对他的家乡江淮地区怀有思念之情。这一治国的基本方案，面临的一个课题是不让家乡受穷，而不是单纯的皇帝衣锦还乡。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自宋代至元代，发展为东部亚欧地区的经济中心，后来又逐渐变为华北粮食供给以及生丝、丝织品等国际商品的生产地。渤海地区，因元朝百年间定都于此，具备了首都圈的所有机能。江淮地区因处于这两个经济、政治中心之间，又地处内陆，若不采取政策上的运作，则难逃落后的命运。反言之，若能创造出不让江淮地区受穷的国家体制，则应该可以克服唐朝至南宋持续了二百几十年的华北政治中心与华中经济中心南北分立的体系。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决定在江淮之地的凤阳建设中都，命令建设城墙，与“南京”应天以及“北京”开封并列。又于次年洪武三年，为恢复战乱中荒废的土地，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强制迁移4000多户至凤阳。

最终的结果表明，用这类政策复兴江淮地区的尝试是失败的。洪武八年，兴建中都被停止。凤阳又变回一个贫困的地方。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在这块土地上建造首都都是难以办到的。

与江淮地区的复兴政策同时进行的，是切断靠海发展起来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与海之间的关系。为了将因海运积累了财富的人群从沿海地区分离出去，朱元璋数次实行移民政策，将他们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南京、凤阳以及以后的云南等内陆地区。而另一方面，又在尝试强化三角洲地区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将之再纳入王朝财政的基础。

洪武四年，选择当地地主中多田的人，任命其为粮长，负责征收粮食充税运往南京。该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朱元璋乐观的构想：承认地主与佃户之间基于礼的顺序，生出佃户尊敬地主、地主爱护佃户这样一种关系。

但是，事与愿违，粮长利用权威压迫地方的自耕农及小地主等。之后，粮长没有把粮食运往首都，而是运到了指定的仓库，反而受到了仓库管理官员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纵有千金家财，一年粮长过后即变讨饭的穷光蛋”，负担之重竟到了如此地步。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大户的命运，也从之前介绍过的沈万三的传说中有所反映。在建造首都的时候，朱元璋让他负担了三分之一的费用。即便如此，沈万三的财产依然未被用尽，得知其拥有能生宝的聚宝盆以后，朱元璋派兵搜查沈家，夺走聚宝盆，将之埋在城门根处，并将沈万三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墓志铭等推测，洪武初年向朱元璋提供钱财的并不是沈万三本人，而是他的两个儿子。历史事实是，在明朝的统治下，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的富有阶层，或者成为被强制移民的对象，或者成为支撑王朝财政的地主，被迫站在了艰难的十字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