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禁发展到互市

解除海禁的要求

长崎县平户有一处六角形石头做的水井。五岛列岛的福江也有一个与之形状相同的水井，传说都与倭寇大头目王直有渊源。这个传说是否正确，已无处考证。但毫无疑问的是，16世纪中叶平户与五岛都有王直的据点。

1541年王直航行到平户的时候，领主松浦隆信把他当做宾客一样迎接，空出了自己的房间让给王直居住。在松浦家传下来的《大曲记》中说：

从大唐（中国）来了一位名叫五峰（王直的号）的人到平户津，在印山寺宅邸建起一座中国式公馆，在那定居。自此与大唐之间的交易船只络绎不绝，还有南蛮的黑船也首次来到平户津，每年都会有南蛮珍贵的物产来此，引来京城、堺等各地商人聚集到此，从而被人称为西都。

在日本设有交易据点以后，王直几乎控制了东南亚与中国、日本之间的交易。王直吸引来中国和葡萄牙的商人，使平户成为一个贸易港，带来那里的繁荣。

王直不单纯为了追求利益，而是拥有明确的理想。他自称徽王，对外表示这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他还让明朝解除海禁，正式承认海商们的贸易。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他率领巨舰屡次破获官军，明朝也为了镇压倭害接受了王直的要求，提出劝降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人是与王直同为徽州出身的浙江巡按监察御使胡宗宪（号梅林）。

嘉靖三十四年胡宗宪派使节到福江与王直会面。王直说“日本缺少生丝和棉布，应该开展贸易。如此海患可平”。叶宗满等人很早以前就是王直的心腹，他们随使节一同返回，探询解除海禁的可能性。嘉靖三十六年，王直终于回到舟山群岛，对胡宗宪提出同样的要求，又向明朝提出《上疏》。其中王直是作为海商在活动，而不是率领海盗乱国。他自己抓住海盗送给中国官府，表示归顺之意。

明朝也出现了解除海禁的动向。胡宗宪仔细制定了一份计划案要解除海禁，之后又把王直作为一名统辖管理贸易的人才而对待，虽然把他关进监狱但却以礼相待。唐枢著《复胡梅林论议处王直书》答复胡宗宪之论，指出顺应王直的要求有五个好处也有五个问题，而拒绝王直的要求也有四个好处和四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套讨论说“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皇明经世文编》卷270） 。

唐枢提出的观点非常新鲜。过去明朝的原则是中华皇帝为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亲戚，尊卑有序，并通过朝贡体系实践这一秩序，贸易也在这一秩序下进行。而唐枢主张“华夷同体”，指出所谓贸易需要相互补充。

但是在朝廷内部事情并没有向王直、胡宗宪所期待的那样发展。这是因为大部分官员对于解除海禁态度消极。他们害怕的原因集中在日本在明朝的朝贡体制中经常惹起事端这一事实和对正式承认与日本贸易后将会发生的纠纷。最后，嘉靖三十八年（1559）胡宗宪不得不在杭州将王直斩首。

互市体系的起源

王直死后，倭寇走向灭亡，因此明朝开始缓和海禁。隆庆元年（1567）批准“东西二洋”即华南到越南、马六甲的西洋航线和从中国经菲律宾到文莱的东洋航线，进行对外交易。

不过，与日本的贸易依然遭到严厉禁止，比如火药的原料硫磺、铜等这些来自日本的走私品，依然被禁止进口。来往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船带有贸易许可证上的号票文引，上面写着货物的明细、乘组人员的姓名、样貌、户籍等内容，由海防官负责检查。

随着海禁政策的放宽，福建省漳州的月港成为中方的贸易据点。后来，月港的繁荣被双屿港取代。王直时代，月港由于脱离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易路线，所以也没能发展起来。到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才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1567年，为了管理海港，县的行政机关设在月港，海上贸易从此得以光明正大地进行，改名海澄县。此处还设了维持海上治安的官署海防馆（后改称为靖海馆），负责检查进出港的商船，征收税金，告发走私。

月港的贸易不受礼部统一管理。在朝贡体制中，每个国家的船舶都有指定的停泊港口，进贡的时间也是规定好的。比如安南（越南北）被要求三年进攻一次，而暹罗（泰国的大城）等东南亚国家朝贡的窗口被定为广州。朝贡是礼节性的赠答，明朝收到进贡物品后，会赐给对方一些更高额的赏赐以示恩宠。而附抬（正规贡品以外附带的东西）物品则需要在市舶司的管理下进行交易，税金方面，用货物充当，缴纳给官员。

而在月港的交涉则没有这些规定。除日本以外，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可以在此停靠。商船上所有的货物都能成为商品，至于水饷、陆饷这些关税都用白银支付。交税的时候会获得相当于贸易许可证一类的号票文引。当白银作为商品进口过来的时候，还要交附加税，叫做加增饷。交过税之后货物，就可以起货自由销售了。

也就是说朱元璋规定的朝贡体制到了16世纪后半期又添加了一些不同性质的贸易内容。我们把这个新的结构称作互市体系。互市体系的引入成为改变朝贡的转折点。表面上虽然禁止与日本之间进行贸易，但明朝却无法控制日本与中国的商船在东南亚各港口接触和进行贸易。从此以后日本和中国的海商，组织起所谓的接头交易，在越南会安、泰国大城等地方形成了大家所常说的日本人町和唐人（中国人）街。海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互市体系并不是否定朝贡而诞生的体系。它是一个要把朝贡体制中原本有的那些交易活动从礼制体系中独立出来。如此就可以满足迫切希望与中国进行交易的海外各种势力，夺取像倭寇这种武装势力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会满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参与走私贸易的地方上有权势的人，还会使明朝这个需要靠白银来经营的国家的海关税收得以保障。但是如果海外势力希望与明朝进行政治性交涉，那么隐藏在背后的朝贡体制就不得不发挥作用，按照礼制要求的顺序运作。

进入18世纪以后，互市体系发展成覆盖整个东欧亚的交易体系。我们把目光转向内陆，可以看到15世纪以后，在蒙古高原上已经恢复势力的蒙古族在达延汗和他子孙的领导下，向明朝要求扩大交易，并时常侵犯明朝领土。更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时候一度包围北京，使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此事被称作“庚戌之变”。

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和明朝之间达成协议，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在大同等地进行交易。蒙古带来的是黄金、白银和马匹，中国带来的是丝织品、粮食和铁制品等。自此，情况变得相对稳定，而这个被称作马市的交易也是互市，是海洋和陆地两者的联动。可以认为明朝在隆庆年间开始采取一些政策，来应对现实的经济活动。

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

中国放宽海禁，互市体系诞生时期，在东欧海域，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新的动向。即西班牙势力渡过太平洋，在菲律宾建立了据点。

1521年，麦哲伦（Mag-ellan）率领的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穿越南美大陆南部，并横断太平洋以后，到达菲律宾群岛的宿雾岛(Cebu）。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用菲律宾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的名字把这些岛屿命名为菲律宾群岛（Pilipinas），试图把它们变成向亚洲发展的据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菲律宾远征军首先于1565年在宿雾岛建立起据点，然后往东派遣舰队，横断太平洋，发现了从亚洲通往美洲大陆的航线。由于保证了连接美洲与亚洲的往返路线，西班牙终于真正开始了对菲律宾的殖民化。1571年，他们在天然良港吕宋岛的马尼拉建立起根据地，以作为西班牙领菲律宾的据点。

69 画在羊皮纸上的“麦哲伦发现太平洋图”　京都大学藏

追溯历史，1545年一位名叫迪戈·瓦尔帕的印第安牧民赶着一群骆驼偶然在南美今天的玻利维亚（Bolivia）山中发现了银矿。消息不胫而走，马上传开，眨眼间这里就聚集了大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矿工。西班牙殖民者向菲律宾王室捐款，国王菲利普二世赐名“帝国町波托西”。1562年正月，波托西市议会成立。这座银山被称作波托西银山。

滥用印第安人进行过度开采的结果就是，1570年左右，银山的优质矿脉濒于枯竭，波托西陷入一片萧条之中。于是引进了新的白银提炼方法汞合金工艺。把矿石粉碎之后加入盐水和汞搅拌，之后冲刷掉泥土沉淀下来的就是白银和汞的合金。对这个汞合金进行加热，让汞蒸发掉，白银就会被分离出来。这一新技术的引进，使人们也可以从含量较低的银矿中提炼白银，这使得波托西银矿的产量迅速增加。

濒临太平洋的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Acapulco）迎来马尼拉的第一艘船是1573年，正是波托西银山依靠汞合金工艺谋求复兴的那一年。来自亚洲的船上装满了中国的丝织品和陶瓷器，这让那些美洲的西班牙人深深着迷，因为它们在价格上要比那些经过西班牙本国塞维利亚（Sevilla）而来的商品便宜得多。就拿丝织品来说，尽管想要把价格限制在十分之一左右，但实际效果不大。自1580年起，载满大量白银的西班牙大帆船开始出现在驶向马尼拉的海面上。

亚洲也具备了充足的条件吸纳这些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白银。从马尼拉开往中国的交易船直接驶向可以进行互市的月港，它已经改名为海澄港。白银在这里卸下以后，返程途中装满了大量的丝织品和陶瓷器。在马尼拉和福建之间进行贸易的是中国的商人。在海域世界中，马尼拉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大量的中国人来此定居。

70 东南亚的日本人町

早在西班牙在马尼拉建立据点以前，日本的海商就与菲律宾有往来。马尼拉成为与中国交易的据点以后，被禁止来华的日本商人也前往马尼拉采购中国的生丝等，所以这里也形成了日本人町。

1584年，从马尼拉出发的西班牙商船尾随前往长崎的葡萄牙船来到九州，为了避免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没有在长崎而是停靠在了平户。领主松浦镇信出海迎接并热情款待了他们，同时致信菲律宾长官要求交易。这是西班牙人第一次来到日本。但是就在平户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还未走上正轨的时候，日本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本侵略朝鲜

互市体系刚刚在中国开始的晚些时候，丰臣秀吉政权在日本成立。根据松浦方面的资料显示，1586年丰臣秀吉率兵进入九州的时候，就已经先于其他九州大名与松浦镇信等人在肥后八代会面。丰臣秀吉统一了对中国的贸易中心九州，并试图强化对海域的统制，平户的松浦赌上小藩的命运率先接受了他们的意图。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日本的领主想要向海外扩大统治。很快，万历十六年（1588）九州南部的领主岛津义久向琉球施加压力。

方今天下一统，海内向风，而独琉球不供职。关白（丰臣秀吉）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之时，宜其遣使谢罪，输贡修职，则国永宁矣。

三年后，丰臣秀吉亲自修书琉球国王尚宁，表明次年将要侵略朝鲜，命令琉球率兵加入。

万历十九年（1592），丰臣秀吉委托往来于马尼拉和日本之间做贸易的商人原田孙七郎送信给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总督，敦促其进贡。丰臣在这封用汉字书写的信函中写道：

予也诞生之时，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壮岁领国家，不历三十年，而不遗难丸黑总(痣）之地，域中悉一统也，繇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

威胁说若不立即入贡，则定讨伐。

信中所说的奇瑞，指的是丰臣秀吉尚在娘胎之时阳光洒满四周的吉祥之兆。在写给台湾原住民要求他们顺从自己的信中，丰臣秀吉先是说“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接着对这段故事作了详细介绍。日本在向不同文化的人证明其统治正统性的时候，所依据的就只有这个与太阳关联的有点妄想式的说辞。

自1587年开始，丰臣秀吉前后三次要求朝鲜向日本进贡，充当攻打中国的先锋，但均遭拒绝。1592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名护屋设司令部，4月率领158 000人大军在朝鲜半岛的釜山登陆。他这第一次进攻由于朝鲜方面准备不足，5月份朝鲜首都汉城（现在的首尔）被占领。

明朝得知朝鲜轻轻松松就被日本打败，怀疑朝鲜是否早就与日军勾结好了，所以并没有马上派军支援。但是当平壤也被占领，朝鲜国王逃到靠近中朝边境的义州，日军仍然穷追猛打之后，就不得不考虑对策了。第一次投入的是驻扎在辽阳的军队，他们打败了小西行长的部队。

这时一位负责与日本交涉名叫沈惟敬的人，身肩游击将军的官衔登场。此人来历不明，《明史》中记载说当兵部尚书（相当于军事大臣）为对策苦思冥想、欲派人前往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位来自浙江嘉兴的“市井无赖”前来应征。在记载了明末各种情况的随笔集《万历野获编》中写着沈惟敬是浙江平湖人。在他手下还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出入。他是浙江南部港口的温州人，从日本逃回来之后就卖身给沈惟敬。沈惟敬让他跟自己姓，取名沈嘉旺。

然而据《万历野获编》作者所听到的消息称，这位沈嘉旺原来是漳州人，到日本后成为倭寇，回到中国被捕，是从狱中逃出来的。说到漳州，那里是福建走私贸易的据点，所以非常有可能在那里和倭寇有接触。他改名换姓也是为了隐瞒自己逃犯的身份。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就可以推测沈惟敬从倭寇圈获得了关于日本的信息，寻找与日本交涉的漏洞。沈惟敬向日本提出的和解方案，主要内容是恢复已走上陌路的明朝和日本之间关系，恢复贸易。

另一方面，与沈惟敬进行交涉的小西行长是堺市商人的次子，同时也是一名基督教徒。他希望打破明朝独独将日本排除于互市体系之外的僵局。

沈惟敬提出的再开交易的方案，对于和日本海商关系紧密的小西而言，非常具有诱惑力。此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谈判隔着战场朝鲜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展开。小西的这一举动招来主战派加藤清正的怀疑，双方由此对立。

就在沈惟敬争取时间的这段过程中，明朝新派军队夺回了平壤，两军在汉城北部形成对峙之势。由于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海军控制了海面，所以日军无法保证补给线，战争拖延的时间越长对日本就越不利。于是两军缔结和约，日军撤退。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作“文禄之役”，在朝鲜被称作“壬辰倭乱”。

战争与交易

虽然日本并没有在战争中获胜，但却对沈惟敬派来的使者提出了七条讲和条件。除了要求明朝皇帝之女嫁给日本为皇后，割朝鲜半岛南部以外，还在第二条中提出“两国久已疏远，堪合也断。今改之以令官船、商船得以来往”。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的交涉就是以这第二条为主线展开的。

要恢复交易，首先需要明朝与日本正式开始政治谈判。然而就在政治交涉将要开始的时候，朝贡体系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必须向明朝提交“降表”，以表示对中国皇帝的恭顺之意，使明皇承认丰臣家为日本统治者，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参照第四章）。

71 “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中的日军进攻图

沈惟敬与小西秘密协商之后，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听从明朝册封丰臣为日本国王。如果沈、小西的活动成功了，那么丰臣家的统治或许会作为贸易基础上的政权长期维持下去。

但实际情况的发展却转到了另外一个方向。1596年日本在大阪城迎来明朝的册封使臣，册封的仪式也顺利地完成。就在仪式结束后不久，与小西对立的加藤清正告诉丰臣秀吉日本提出的讲和条件几乎全部为零。这让当时言行狂妄的丰臣秀吉极为震怒，马上命令再次对朝鲜发动进攻。但是第二次进攻开始后，由于明军的马上出动和朝鲜方面比较完善的防备措施，使日本陷入苦战。1598年8月，丰臣秀吉去世后，两军讲和，日军于年内退出了朝鲜半岛。这次战争，日本称之为“庆长之役”，朝鲜称之为“丁酉倭乱”。

72 丰臣秀吉像（左，和歌山县持明院藏）与朱印状（右，大阪市四天王寺藏）

日本此次有欠斟酌的战争带给朝鲜很深的伤痕。日军所到之处，遇到走不动的人就立即杀掉，能够干活的就抓做俘虏送到日本。由于被强征参加战争，所以日本内地农村的人手不够，有不少朝鲜人被抓到那里被迫劳动，据说这一人数达到6万。懂得制作陶瓷器等手艺的人，被要求把技术传到日本。

朝鲜的土地荒无人烟，登记在册的耕地面积骤减至战前的五分之一以下。这些令朝鲜人开始对日本抱有反感。明朝也被强加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负责谈判的沈惟敬，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于谈判失败被处死刑，而小西行长在这之后的关原合战中站在丰臣一方，于1600年被德川家康下令斩首。

那么对这场战争，历史应该怎样定位呢？战后，在明朝朝廷中出现了应该恢复海禁的讨论。但是，有人认识到正是海禁才造成了嘉靖打倭寇，所以互市体系得以持续。东欧亚的稳定关系到以何种形式将日本拉入体系中，这也可以说是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所引出的一个结论。

日本也出现了向互市体系倾斜的趋势。1592年，丰臣秀吉发给京都、长崎、堺市等地的商人朱印状，这是允许进行海外贸易的凭证。他的这一统制海外交易的手法，一直延续到江户幕府时期，直到1635年才结束。从这个制度上可以看出，国家要把过去由海商承担的交易组织起来纳入统制之下的动向。

在平户的松浦史料博物馆内，保存着领主松浦镇信从朝鲜带来的战利品：明军的兜、军鼓和喇叭。松浦利用丰臣秀吉的对外扩张政策，希望把平户发展为交易港口。1592年，原田孙七郎受丰臣之命前往菲律宾的时候，松浦附上一封信，请求马尼拉的商船到平户来。次年，菲律宾特使从马尼拉来到平户停泊，在松浦的带领下访问了名护屋的司令部。在朝鲜的战争中，松浦率3000名左右的士兵参加战争，1593年在平壤与明军的激战中失去了大部分兵马。曾经引来王直作为交易据点而发展起来的平户，如今也要被国家纳入统制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