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社会的蜕变

移民的社会

所谓“蜕”是指昆虫、蛇蜕皮。就像是生活在地里的蝉的幼虫在夏天的早上蜕皮飞走一样，变化在旧的体制中静静地进行，有朝一日变化突然显现于表面，这一过程乃为蜕变。19世纪的中国社会，清朝统治这一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社会却在帝国统治之下明显地在为蜕变做准备。

先来看一个典型的事例。

在要流出四川盆地的长江边上有一座梯状岩山，山上有一个山寨，名叫磐石城。它是道光年间（19世纪30年代）在该地方发展起来的涂氏家族建造的。山上储存有饮用的水、粮食还有武器弹药，若发生战乱整个家族就待在那里。这个山寨象征着19世纪地方社会的变迁。

山寨所处的四川省云阳县乃是交通要塞，有非常多的人通过。18世纪中叶，随着人口增加使得湖北江汉平原的人口数量趋于饱和，因而由此沿长江移居各省边境处的山区居民越来越多。涂氏的始迁祖在乾隆二年（1737）年进入云阳县，经过大约十年的苦力生涯逐渐开始参与商业活动，最终积攒下一些家产。不过若想要购买土地资金还是不足。于是他们与卖家相约，剩下的钱待他们回老家筹措，却在返回湖北老家后去世。十年后他的儿子再次来到云阳县欲买下曾经约好的土地，不过卖主却因为这期间土地价格暴涨而拒绝履行与其父签订的合同。告到官府后这才获得一半的土地。

116 四川省云南县涂氏的移居地

涂氏勤于开荒，积累的财产在乾隆五十四年可以买下磐石城。这个山寨周围全是悬崖峭壁，南面山脚下是一片平原。对岸就可看到贸易要塞磐石镇的街道。由于确保了农耕与贸易都为有利的土地，涂氏抓住了日后发展的契机。

涂氏通过开荒与贸易，扩大了自己的财产，同时加强了同族的团结。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涂德明参与了四川重庆与湖北汉口之间的贸易，获得巨万收益。并且作为地主而获得的地租也不少。此后又获得科举身份监生（参第九章）从而与官界也成功建立起关系。

有一天涂德明为了回湖北老家扫墓来到汉口，遇到了已经从乡返回的同乡某某。在与他的对话中得知回乡之后他的财产被亲戚们全部卷走了，于是涂德明放弃回老家的念头，返回云阳县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磐石城建起祭祀同族祖先的宗祠。

就这样，涂氏的活动轴心从与同乡的社会关系转移到在移民当地的同族团结上来。靠着同族的团结，涂氏成为云阳县望族之一。有实力的大的宗族形成县的舆论，共同参与地方行政。在整个19世纪，涂氏作为当地望族加强了对慈善事业及地方财政的发言权。

地方财政的龟裂

云阳县北是连着大巴山脉海拔2000米的山区。河流从山区流入长江。移居到该河区流域的人为了寻求更为有利的土地，欲往长江流域的平原地区，但此时的平原地区已经被像涂氏这样有实力的宗族所控制。即便是在商业活动中，贸易中心地区已经被大宗族掌控，不利的贸易情况时有发生。

这些移民自己无法形成团结大宗族所必需的资产，在建立人际关系影响县行政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在这样一批无法走向成功的移民中间出现了一些加入宗教结社白莲教的人。

入教的信徒们成为“无生老母”，也就是无所谓谁生的原始母亲主宰的家乡的一分子。他们获允参加教授灵文的宗教仪式并要求互相帮助。在不安定的移民社会中，人们在白莲教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社会上的依靠。

红巾军之乱是明朝成立的契机。在这场叛乱中，白莲教成为其组织性支柱，被朱元璋镇压后，在清朝盛世社会繁荣期间其活动并不明显。但是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继承了白莲教遗风的清水教在王伦的领导下发动叛乱之后，其势力逐渐扩大。清朝对在移民社会中急速成长起来的白莲教格外警惕而加强取缔，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在遭受镇压和处罚之后，白莲教的活动日趋先锐化。

嘉庆元年（1796）在湖北、四川、陕西的省边境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叛乱。嘉庆二年，在四川起义的白莲教徒势力直逼云阳县，县内也有民众起义与之呼应。涂氏全族躲进磐石城与白莲教军队对抗度过了危机。

云阳县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在全国范围随处可见。将之简单介绍如下。

盛世中的人口激增导致18世纪末地方社会迎来饱和。耕地、水利等地方资源在日益增多的人口面前显得不足，围绕有限的地方社会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所谓资源并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始于16世纪的税制改革让掌管州县行政的知县、知州开始注意水利、开荒。如果能与资源分配关系密切的行政官员保持社会关系，将会对争夺战产生有利影响。为了与文人出身的官员交际，需要一些教养。所以争夺的对象也包含了这种社会的、文化的资源在内。

地方社会变成了围绕资源相互争夺的竞争场所。18世纪在吸纳了多数移民的地方，竞争的特点越发明显。同时出现了一批利用同乡关系抓住成功机遇，确保与地方官的关系参与行政、积攒财富的集团。另一方面进入宗教结社的人也不在少数。与白莲教军队接近之后，这种龟裂日趋表面化，地方社会成为迎接白莲教军队举行起义和对其镇压两种势力相互争夺的地方。清朝无法轻易地镇压白莲教叛乱，庞大的军费支出成为财政负担。嘉庆白莲教成为盛世时代的终结者。

生态环境的极限

资源争夺的激化，究其原因要数生态环境的极限。以上第八章中已经介绍，18世纪在秦岭山脉，山中的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海拔3000米的山脉中，创办有数量繁多的作坊—厂，包括采伐木头的木厂、精炼山上铁矿石的铁厂。在这些厂中有很多工人在那里劳作。他们的食粮就是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脚下生产出来的廉价玉米。

种植玉米与开办工厂相组合的山区经济，并不是长远性质的体系。在山区中是这样一种单向的环境变化：木材采伐→种植黑木耳→开荒→玉米种植→荒废。面向市场进行玉米种植的移民，在土壤流失使得土地的生产力下降后，就会放弃这块土地，进入深山拼命开荒。在海拔较高的深山地区，由于木厂破坏了原生林，铁厂又消费掉大量的木炭，使得森林逐渐消失。山中的森林破坏明显降低了山地的保水性能，若干旱日久则容易产生旱灾，暴雨连天则容易暴发山洪。频频爆发的干旱、水涝灾害给山脚下的玉米种植带来致命打击。山区经济越发达，其根基就越会受到破坏，最终难逃自然灭亡的命运。

自然灭亡的征兆在18世纪末已经显现。但是征兆真正出现是从嘉庆十八年（1813）开始。次年地方报告书中这样写道：

前年秋，玉米歉收，蜀黍、荞麦等都只收获五成。自己种的家庭虽然勉强能够自足，但粮食价格腾贵，各厂无法养活自己的大部分工人，受雇者也无法生计……（在厂里工作的工人）以前就知道对外来游民的救济，如果没有登记在册，则不发放。于是坚定了起义抢夺的决心，其他没有工作的游民也附和集合，蜂拥而至与地方官和军队兵刃相见。（《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十八）

嘉庆十八年起义的主导力量之一就是由于木厂倒闭去当乞丐而无法生活的失业者。

从大运河到大海

18世纪海运业的繁荣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明朝永乐年间，疏浚大运河，建成了从江南到北京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此后经历明清两代，江南的粮食故意避开帝国难以控制的海运而依靠大运河的漕运进行。

漕运不单单是运输线路的问题。将大运河定位为国家物流的基干，就需要国家负起责任来去管理维持大运河所必需的华中、华北所有的水系。这就要动用国库大兴土木以维持水利体系。在大运河流过的地方，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动者。江苏、山东、河南等地的经济与社会都依靠大运河。

117 黄河新旧河道与海军据点

不过，18世纪末，在参与漕运的劳动人民之间，秘密结社罗教逐渐渗透其中，逐渐带有反清倾向。由于黄河时常泛滥，所以运河河道荒废，大运河的维持逐渐变得困难。而海运的发展势头足以让人信赖，海域世界消灭后国家统制也成为可能。嘉庆年间，在皇帝周围开始正式讨论由漕运转向海运的事情。

道光四年（1824）黄河泛滥。大运河陷入机能麻痹。次年即道光五年清朝正式决定通过海运运输江南的粮食。在上海设置了海运总局、在天津设置海运局、在大沽设置海运外局，委托过去从事海上运输的商人开展海运。从事海运的船舶除了在黄海上运输大豆的沙船，还动员了航行于台湾和福建之间的福建船等。此外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处，还出现了吸取各个海域船只特长的三不像船。

海运事业在参与大运河的政府官员及大运河流经地方官员的反对下，曾于道光四年和五年两次遭到中止。不过大运河的运输在鸦片战争带来的混乱之下，没有再恢复到18世纪的状况，海运的比重越来越大。

大部分运河工人都失业了。支撑大运河的水系整饬也日渐疏忽，导致水灾频发。

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堤。河水涌入大清河，往东流入山东半岛北部的渤海。这就是黄河南流时代的终结。支撑大运河的水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运河的维系便不可能，漕运最终转为海路运输。

太平天国与社会

在以上三个原因的参与之下，中国社会逐步蜕变。这一变化在历史表面上以动荡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以洪秀全在广东创立的拜上帝会这一宗教结社为核心展开的（详细内容请参照本系列第十卷，菊池秀明的《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是一些烧炭工人、贫农、矿山工人等。1850年7月，拜上帝会的信徒聚集到广西省的金田村，组织起一支被称作团营的军事组织。1851年洪秀全即“天王”位，太平天国从华南到华中迅速扩大势力，一路北上。

人口增加使地方社会变成了博弈场，这令地方社会中出现了与清朝官僚相结合的势力和与之抗争的势力之间的对抗。在中国经常会看到“敌人的敌人乃是同志”这种政治性运动。社会中所存在的无数对立，在太平天国北上的情况中将地方社会一分为二，一方和清朝联合，另一方表现出与太平天国相呼应。

由于生态环境的限制而滞留山中的失业者和由于大运河的机能停止所带来的失业者是加速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原本是以在地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人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牢牢地抓住了在清朝社会中失去上升道路的人的心。

19世纪已经衰弱了的八旗和绿营，无法镇压太平天国。代替这些清朝正规军活跃在社会上的是乡勇。自19世纪以来，在变成博弈场的地方社会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以同一宗族为核心的军事组织—被称作团练的乡村自卫组织。团练的省级组织就是乡勇，其中以曾国藩在湖南组织的乡勇最为有名。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了，而清朝却没有灭亡。不过在这前后清朝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与曾国藩有关系的汉族官员成为总督、巡抚，拥有独立于中央的财政基础和源自乡勇的军事组织。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以华中、华南各省发布独立宣言的形式发展起来。之后各省军阀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诞生。

但是太平天国的历史超越了本书的固守范围。本书将注意力集中于太平天国动摇清朝根基的另一个原因。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无法再继续维持朝贡体系，从而降低了清朝的权威。洪秀全自称基督胞弟创建出一个新权威时，清朝的权威就容易变得相对弱化了。

南京条约与开港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海岸的英国军舰“高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开头一节写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虽然称之为和约，但其内容却是英国单方面的要求。

条约第二条规定，允许英国人及其家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拥有居住权和贸易权，英国派遣领事等负责管理通商。

第三条规定为了修补远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王及其继承者，接受他们的统治。就这样，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

118 《南京条约》缔结图

第四条规定支付被没收的鸦片赔款；第五条规定废除公行，允许在开港口岸自由贸易。

在附加条约的第四条中规定了驻华英国官员与清朝大臣之间交换意见时采取“照会”形式等内容。这一项是对英国与清朝站在平等立场上交换文书的规定。外国使节对中国皇帝朝贡的原则遭到放弃，以不进行政治交涉为前提的互市体系也在此被明确否定。

互市体系一旦开始崩溃，清朝就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1843年英国与清朝缔结《五口通商章程》，英国完善了包括鸦片在内向中国出口商品的条件，又缔结了《虎门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租借土地和房屋，可永远居住，承认治外法权、放弃关税自主权以及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最后一条意味着当清朝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条约中有对对方更为有利的内容时，则该条约同样适用于英国。

其他欧美各国也参考《南京条约》及其附加条约等条文，1844年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也在广州黄埔的法国军舰上签订了《黄埔条约》。越是往后签订的条约内容越详细。比如说在《黄埔条约》中规定，当法国领事不在开港口岸时，其他欧美领事可保护本国国民财产。这是新出现的一条规定。这一新规定通过最惠国待遇自动适用于英美两国。可以说欧美各国依靠连带关系逐渐侵蚀着清朝的主权。

在开港口岸中最为繁荣的是上海。虽然有一些通史记载开港前的上海是一个小渔村，但这是不对的。18世纪作为江南外港繁荣昌盛的浏河港，在18世纪末时黄沙堆满港湾，最终连沙船也难以进港。继承了浏河港功能的就是上海。清朝于19世纪初期放弃了对在黄海上航行的沙船只能在浏河港停靠的政策。结果造成进行大豆及大豆粕买卖的商人们几乎全都转移到上海，海港中心天后宫也转移到上海。

1844年最早进入上海的欧美商人是以鸦片商人而闻名的宝顺洋行（Dent ＆ Co.）。随后怡和洋行也建立起商馆。在外国人从民间租借土地这一从未有过先例的事态中，时常会发生混乱。

1845年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了租界。商人租借土地时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馆共同出面划定界限，并且禁止中国人在租界中租借房屋居住。这一租界日后不断扩大，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上海成长为东亚的贸易中心。

马克思的错误估计

清朝的互市体系在欧美的外力作用下崩溃，而同一时期欧洲革命风潮高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这样写道：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马克思称中国在英国强迫下开港，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商品就会像雪崩一样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的社会动摇，由此中国将会爆发革命。并预测亚洲开始的革命浪潮将会导致中国市场突然萎缩，从而引起英国恐慌，形成在欧洲的政治革命。不过这一估计是错误的。虽然鸦片进口量不断增加，但英国生产的棉纺织品等却几乎未被中国接受。

为探明其原因，英国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并做成报告书。其中最触动其本质的是密切尔于1852年所作的《密切尔报告书》（Mitchell Report），该报告指出：

中国不同的地方根据各地的土壤、气候产出不同的产物。并且国内的贸易主要通过产物的交换进行。北方盛产棉花，南方盛产大米、砂糖、果实、药、染料、茶叶等。

119 英国对印度中国贸易的变化　出自横井胜彦《大英帝国在亚洲海域》，讲谈社学术文库

福建农民生产出大量的砂糖……春天农民在最近的港口把砂糖运到天津等其他北方港口，在吹南季风的时节在船上卖给商人。这些商人的戎克船在结束了四或六个月的沿岸航海归来后，秋天一部分农民用现金，其他的用北方产的棉花领取砂糖货款。

秋季收割结束后，不分老幼所有农家都进行梳棉、纺棉、纺织。织成能够耐用两三年之久的厚重结实的手织布，做成自己用的衣料，剩余的棉布卖到城镇。在镇上拥有店铺的商人为了满足城镇及船上居民的需要买入这些棉布。在这个国家十人中有九人都穿着这种手织棉布做成的衣服。（田中正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

密切尔应该是根据自己实际看到的光景，断言这种手织棉布妨碍了英国产薄棉布的进口。马克思注意到中国没有发生革命的情况，参考《密切尔报告书》，得出了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结论。对太平天国的希望幻灭时，马克思称正是这种结合导致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停滞不前。但是从历史上来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呢？

在海与帝国的这种框架中，我们看过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从《密切尔报告书》中可以了解中国各地的产业通过大海多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绝不是停滞不前。清朝的框架在20世纪以前没有崩溃。不过在这一外壳之下中国社会逐步发生变化完成蜕皮。

不限于帝国框架的中国人关系网越过大海从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展至江南、福建，并且影响到东南亚热带形成的华人移居地。通过这一关系网，各种各样的商品与白银和劳动者循环流动。这种波涛波及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