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朝廷为中心的改革

1900年末，已经占据中国的皇位超过250年的清朝已明显处于瓦解的边缘。这情形让人想起1860年，因西方野蛮人占领了神圣的京师，让朝廷逃命流亡。但在1900年时，事情甚至比之前更糟：满人祖先的故乡，也是1860年朝廷避难之所，这时被日本和俄国人占领，而朝廷被迫逃到中国西北的西安。幸好，南方的都城南京并没有如1860年一般，被国内的叛乱政府占领。此时叛乱者（拳民）成功地被朝廷拉拢。但该动乱已经被外国侵略者敉平，而清朝竟被强迫交出更为重要的领土（租界）给外国人，以使这些野蛮人不再继续前进。结果情况可说比以往还糟。中央财政破产了，且由于输掉一连串的战争，大部分可预期的未来收入都抵押给了外国。而国内的颠覆性运动爆发的频率逐渐增加。当时这些都还能相对轻松地镇压，但他们也警觉到这些运动的威胁不仅针对在位的王朝，也包括历时2000年之久的帝制。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就像1860年时那样，1900年的清朝不仅设法存活，而且展现出新的爆发力，恢复相对强而有力的中央领导和有能力的行政部门。朝廷称之为“新政”，在英文最常称作lateQingreform（晚清改革）。满人领导皇族接管了许多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以自强之名在各省推动的计划，但远远超越自强运动未触及基本社会、政治和观念结构的特性。即使新政在风格和步调上比1898年流产的百日维新更冷静清醒，但也更为深远且重大。

慈禧在1901年1月于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及发布变法上谕，用以宣示朝廷明察重大改变之需求，并承诺领导推行。变法上谕部分陈述如下：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

……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

……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浑融中外之迹……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

“言路”开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邀请所有的清朝人民提出对改革的意见。成立了督办政务处，有系统性地处理并执行批准的建议。之后，直到1908年慈禧去世之前，有一系列的诏令要求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改变。

此过程于中途受到日本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惊人地击败俄国之刺激而加速。双方几乎在清朝的领土上作战，明治日本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列强之一，这为清廷开启了新的希望，认为只要能让内部团结就能恢复国力。在美国冒险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寓言中呈现西方这新一波“黄祸”想法，此叙述写于1907年，但设定了一个70年后想象的未来：

1904年发生日俄战争，这时代的历史学家勇敢地记录到，该事件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国际礼仪中。而这真正标志的是中国的觉醒……

中国迅速而令人注目的崛起，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其最好的劳动力质量。中国人是勤劳的良好典范。他们一直是如此。从纯粹的工作能力来看，全世界没有工人能比得上他们。工作对他们来说像是用鼻子呼吸。对他们来说，工作像是对其他民族来说到远方流浪、作战和精神冒险那样。对他们来说，获得辛苦工作的机会体现出自由。耕地和永无限制的劳动是他们所有的生活要求及其力量所在。而中国的觉醒给了其众多人民不只是自由，而且是无限制地获得劳动的机会，也获得了最高级之科学机械劳动力的权利。

返老还童的中国！这只是中国繁荣兴起的一步。

在伦敦的想象中，要对抗主宰世界、如此“觉醒”且势不可当的中国，只能通过美国领导的细菌战行动，用种族屠杀的方式来消灭所有中国人。

新政最终并未让中国统治世界，也未解决其多重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加剧了社会紧张和政治上的不满。但改革的意图无疑是真实的，其影响很确实，其长期意义相当重大。这些改革代表了百余年来相对于国家掌控下之社会、经济规模的政府萎缩过程——也许（其中有一些振荡）从帝国史中期即可观察到——出现了一个令人如此意外、突然之扭转，以及决定性地转向逐渐建立一个更具进取性、更强大的现代国家，这个过程将持续发展，至少到20世纪后半的毛泽东时代。

新政的首要目标是提升行政效率，并更明确地定义个别职位的义务和责任。几个闲职即被废除，当时几个省的巡抚（包括四川巡抚）与总督之间因权责重叠而被认为是多余的。在中央行政体系之中，地位崇高的六部逐渐由内阁部门取代，类似于日本和其他代议政府之做法。户部由“度支部”取代，总理衙门由更正式的“外务部”接替，而刑部转变成“法部”，并建立“大理院”作为新司法系统的基石，该司法系统独立于原本全权的行政部门之外。其他新设立的部门包括“商部”（对于2000年来表面上认为私有商业不值得有组织的政治支持和规范的帝国体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学部”、“巡警部”（后来改名为民政部），以及设立“邮传部”来由中央控管正在进行中而未协调的铁路建设进程。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倡议改变清朝的基本结构，使其能培养公民与大众参与政治，无可否认地，这是一个由君主主导，为了其本身及国家利益而推动的广泛计划。1907年设置了“宪政编查馆”，并邀请长期力倡宪政体制的梁启超自流亡的日本回来担任顾问。1905年和1906年先后派遣高层代表去日本、美国、欧洲各国，学习其政治制度。代议议会的设立，也初步在地方、省级和中央层级订下了日程表。

为培植工业化和商业发展，刚成立的商部寻求在各省及重要商业城市建立并整合商会。部分这些组织在世纪之交时就在地方上自主地运作，但1904年的章程则是正式认可并试图标准化和规范商会组织。典型的清朝模式，是拉拢已存在且有效运作的社会机构，并推动其他地方进行模仿。到1909年时，整个帝国约有180个商会，将来自不同行业和家乡的地方商人与工业企业家集合在一起，旨在学习和促进地方经济活动。这些机构也受官方委托而成为介于地方行动者和政府间的沟通媒介。如同当时许多其他的革新，新的商会对于塑造“企业家”，这个国家所认可的新职业利益团体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在军事上，新政展现出朝廷致力创建一支强大、中央化的现代军队，用以取代破败不堪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同时终于将太平天国时代地方军队的残存部分收归中央控制。为达此目的，清廷于1903年设立“练兵处”，由满人官员铁良和当时最有力的汉人实务官员袁世凯共同领导。作为李鸿章的门生，袁继承控制了李的大部分淮军，并在1901年李过世后，继任直隶总督。在该职位上，袁世凯着手进行许多教育、工业、公共安全的西化改革，并在短期内组成20世纪初中国最有效率且装备最好的“北洋军”。在其高阶军官中，出现了许多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军阀。

在京师地区之外，练兵处设立了“督练公所”，用以督办新式军校的建立（常聘请日本的教习）以及地方层级、技术精密的“新军”。这些军队的官兵主要从各省挑出，官是来自新式军校的毕业生，而有很高比例的兵具备起码的读写能力。面对中国明显的国防需求，从军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间获得一种新的声望，而新军人员的社会背景，也因此与西式新学堂中的平民学生相差不多。甚至，在这个具有防卫意识的时代，军队提供了新的晋升机会，并提供了一个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管道。就像企业家，近代军人变成一群新的职业精英。

新政中最为打破传统的部分是教育改革。1905年，正当日本令人大开眼界地打败帝俄之后，清廷突然废除了科举考试，这个已持续千年，获得官职和社会晋升的正统管道。朝廷下令在各地建立西式学堂取代其位置。1904年帝国中约有4000所这类学校，估计约92000名学生，到5年后增加到52000所，约150万名学生。常常征用地方寺庙来容纳这数以千万计的新学校，以为当时精英表明打击“迷信”之目的。过去以儒家文明之名而的作战，现在则以西方、科学和保卫国家之名而起。

几乎在一夜之间，新式学堂学位取代了科举功名，成为获得政府公职和社会地位最基本的资格。许多传统士绅成员极力反对，而无助的古籍经典学者经过了毕生的努力学习，如今却因事业前途突然从身边被夺走而变得无所适从，成为改革派和大众小说中的定型角色。然而，出奇的是许多传统精英家庭很快地适应这重大变革，甚至在大刀阔斧废除科举制度之前，就已经采取预防措施，把至少一个有出息的儿子送到西式学堂。这个阶层的男人们使自己成为西式学堂的教习，或进入其他新的、有前途的事业。据此适应方式，原本是科举制度下的“士绅”努力在制度废除时存续了至少一至二个世代。

新军、学堂、警察、铁路、扩编的行政人员、工业和通信之发展，以及其他新政改革的花费非常大。清政府在1900年前后的岁入，包括已经被用于庚子赔款的帝国海关，只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相较而言，2008年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加起来则超过30%。清朝预期要从哪里找到支持其颇具抱负之新事业的资源呢？最明显的来源是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贷。结果，在为了偿付赔款和支付如工资等日常行政花费的大批借款之外，新政又增加新的沉重负担，让政府更加深陷债务问题之中。

但第二个资金的来源使政府展开财政重组。有一个长期的趋势，至少从19世纪中叶的叛乱开始，各省在财政上独立于中央，商品通行税和其他扩大的商业税一般由地方政府直接确定金额并征收，很少回报而更少交回中央。庚子赔款改变了这种情况，而就此种意义来看，表面上是好事。突然承担了这么大的债务，中央政府别无选择地要求各省为还债做出“贡献”。例如，湖北省为了庚子赔款即每年拨出120万两。

振作的中央政府持续并扩张始于庚子赔款的重整过程。对各省制定一系列新的年缴税收规定，并把许多获利的自强运动工业、矿业、航线收归国有，又在1909年对于各省实行“财政实况”加强审计制度，并在1911年将历经三年研究的最终报告上呈给皇帝。其结果使整个帝国财政的资源重新分配，且突然反转了长期的地方化趋势。正如政治权威被突然地再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中央也重新恢复财产资源的独占。这对于国家建构来说是最为基本的。

最后，财政改革的重担经由增税的形式加诸地方人民身上。在清朝的最后10年，各层级政府的收入可能加倍了，而其中大部分是在1905年后的几年内增加的。中央政府本身或省和地方政府强制实行了多种新规定，用以确保财政收入能上交。在一些省份有高达20%的附加税收加到土地税上，新的城市不动产税也代表了可能的税收来源。业已存在的网络中，政府过去特许经纪商们每年支付少许的费用以获得执照，现在则被动员作为政府收税的代理人，直接对批发交易课税。一些消费品的零售也首次需要“特种销售税”（excise tax）。在城市中，商业行会的库房被没收以满足新式商会的花费，而在乡下，用于负担每年的节日和戏曲演出的寺庙捐献被没收并用于农村学校。最大的负担是铸币税形式的间接税，以低于其金属价值的面额来铸造新的铜币，以及发行无贵金属担保的纸币。货币的贬值让政府得利，但这代表大众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了支出。

简而言之，清政府在资助新政的过程中，有些措施得罪了所有人，虽然大部分的负担无疑是加在贫民身上，但直接从中获益者是很少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接受这样的逻辑：拥有一个强大、中央化而渗透力强的政府，对于20世纪的中国在面对多重威胁时是有用的；此问题之后就会变成：这些改革有多少是真正必要，而值得如此的花费？是否合理而有效率地推行这些改革？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反映了个别观察者的理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