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对于了解清帝国最后半世纪之政治特别具启发性的方式是关注地方，并观察中央官僚任命的县级代理人（知县）和本土地方权贵之间的权力争夺，该问题我们已经考察顾炎武、冯桂芬及康有为就理论上进行的讨论。至少在帝国关键的长江下游地区，积极的地方精英在清朝最后半世纪中，历经数个阶段之过程，逐渐于现实争夺中脱颖而出。
第一阶段是太平天国之乱后的重建。如同帝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省因太平天国战役而荒废，却比大部分地方来得严重。水利设施、城墙、官府衙门以及其他基础建设遭破坏；田地荒废，人口离散；地方社会的价值和道德结构已然崩解。当地方精英于19世纪60年代在各县重新聚集时，注意到自己掌控了原用以募集资助地方民兵进行防御的经费，而由士绅掌管的局，同时要承受孱弱的地方行政机构，这些机构鼓励士绅主动面对重建的工作。精英们决定以合议的方式，参与他们认定为社区或“公共”利益的事，这是与政府和私人领域不同的领域，包括资助和办理救济、灌溉系统修复、土地开垦、防御工事和学校的建设等。在接近上海和其他口岸的地区，重建的事项逐渐包括公共污水系统、路灯、医疗设备以及其他外国的新设施。
在重建之后，该过程的第二阶段是跨地域的网络。此关键时刻是1872年，上海成立第一家连续发行的中文报纸《申报》。虽然由英国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创立持有，但《申报》的职员及读者几乎均是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江南、长江流域和沿海积极的精英分子。虽然至少在一开始，《申报》自称不关注国家政策与相关政治议题，但其实际上是非常政治的，展现出改革派读者的利益，并且要求他们参与公共领域的计划。许多报道关注各地方的重建和其他积极的行动。定期阅读该报纸，使特定县份的精英群体了解其他地方的人也在做同样类型的事，促成竞相仿效和实验。即使他们继续在地方上活动，这些改革者已然展开全球性的思考。
第三个阶段的完成，有赖积极的地方精英开始将目标摆在自己社区以外的事业上。重要的转折点可能是1876—1878年间大旱造成的华北饥荒，其中可能有超过千万人死亡，以及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经由地方官员和《申报》系统性地倡导，华中、华南的精英们体认到清朝人民是同在一起的，于是努力通过地方捐款局，为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动员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物资救援计划。第一次，地方精英开始相信华北的困难是所有中国人的困难而展开行动。
由于受到外交关系上的利益与日渐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激发，精英激进主义走向公开政治化，此时这个过程在19世纪的最后阶段也来临了。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及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全中国的地方精英受《申报》社论及战争报道之激励，震惊于清帝国在意料中能轻易获胜的战争里屈辱地战败。中国的士绅们曾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现出把地方和国家事务处理好的能力，他们开始想知道，是否他们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能比统治其国家的可怜（外族）朝廷做得更好。发生于20世纪前10年的事件，最终将使这些地方精英转而成为共和革命的支持者，但到了19世纪结束时，此结局已无法避免。对于帝国中许多积极的地方精英来说，帝国政府并非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暴君，而是阻挠把事情做好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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