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运动与戊戌变法

日本模式的提起

公车上书后仍不断上书的康有为，1898年1月终于迎来了到总理衙门陈述己见的机会。当时他高度评价了作为改革模式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写道，“吾国甘于弱亡，不愿改制则已，如欲保全，不能不变法，欲变法又恐其错误，则日本为吾之前躯矣。其守旧之政俗与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极力主张向甲午战争的对手日本学习。

康有为提出以下几点具体政策：（1）宣布实行维新，决定基本方针（相当于明治维新中的五条誓文）；（2）设制度局，任命参议作为改革的中央机构（相当于王政复古的大号令，设置三职）；（3）设待诏局，录用人才（相当于参议院）。他甚至指出“吾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有为之所以这么推崇明治维新，是由于变法派同志当中有号称中国第一的日本通黄遵宪的存在。

30 黄遵宪

31 《日本国志》

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州的客家，1877年作为最早的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参议）前往日本赴任。起初他对明治维新感到怀疑，在隅田川观赏樱花时惊叹于樱花的美丽，成为日本迷。随着观察的加深，正如“变为洋式，改旧换新，更胜一筹而自立”一文中所提到的，他认为中国要保持独立，不能缺少日本所引进的欧洲各项制度。1887年，他完成了大作《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并呼吁中国也予以采用。

起初黄遵宪的提议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甲午战争后，他回国在上海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刊，担任湖南按察使、致力于变法运动。据说梁启超感叹说，如果该书意见早日被采纳，清兵不至于遭受重创。虽然康有为也很早就注意到日本，日本模式的改革方案的信息很多都出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戊戌变法拉开帷幕

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下，年轻的光绪皇帝“不愿成为亡国之君”，面对康有为上书时所主张的效仿俄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利用皇帝的权力推进改革，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如前所述，当时清朝的实权仍掌握在隐退的西太后手中，对名义上的“亲政”心怀不满的光绪帝和他的心腹们，开始了与西太后一派的权力斗争。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实施变法。五天后光绪帝接见了康有为，听取了他进行改革的意见。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的章京（大臣辅佐），迅速以皇帝命令、发表“上谕”的方式公布了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了设置制度局、废除科举中的八股文、引入西学的考试科目、设置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选拔谭嗣同等年轻官僚进入中央政府、进行行政改革、削减冗员等，一百多天发出了二百多项指示。

这些改革方案首先介绍了日本的经验，然后结合中国的现实提出新政策。例如效仿1871年岩仓具视等人历访欧洲各国，派遣宗室、王公视察外国，还模仿伊藤博文等设置官报局的做法把上海的《时务报》改为官报，在北京发行等。其内容也比以往的变法派言论更为稳健，在议会问题上康有为认为为时尚早而取消。

然而保守派的官僚们对这些措施强烈反对，原本同情变法的张之洞等地方大吏也不能适应这种迅速的变化。西太后在变法开始后立即罢免了光绪帝的“帝师”翁同龢，命保守派荣禄任直隶总督牵制变法派。两派相持之际，很多地方官员唯恐受罚而对事态持观望态度，改革未见进展。当初赞成变法的英国公使窦纳乐报告本国说，“皇帝正在学习颁布改革上谕与顺从是不同的”。

光绪帝对变法的停滞感到焦虑，9月7日罢免了批评变法派的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一职。西太后命令荣禄在天津召集军队，准备对变法派进行武力镇压。康有为等人从光绪帝的密诏中得知事态紧迫，计划发动政变幽禁慈禧太后夺取权力，然而他们不具备实施政变的军事力量。于是9月18日谭嗣同不顾个人安危，访问了强学会会员、正在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请求他杀死荣禄并包围颐和园。

32 光绪帝（《清史图典　光绪、宣统朝》）

谭嗣同已经做好准备，如果袁世凯不答应，便和他同归于尽。谭嗣同也认同日本志士所倡导侠义精神，认为为了改革有必要作出“牺牲”。袁世凯觉察到谭嗣同誓死一搏的心情，当场答应合作。然而，本来就是李鸿章弟子的袁世凯，当天就夜访荣禄通报了变法派的政变计划。

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与戊戌变法

以北京为舞台的变法派与保守派在明争暗斗，正当此变法派、保守派的对立达到顶峰时，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当时正逢元勋内阁刚刚垮台，伊藤以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前来，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沙俄与清朝联合、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的势力。

号称明治维新功臣的伊藤博文的访华，使陷于困境的变法派看到了希望。根据伊藤写给夫人的信件，他到达天津后受到了热烈欢迎、纷纷要求他帮助中国。事实上，当时中国有人提议，聘请伊藤作为顾问来负责改革。

然而伊藤冷静地分析了支持运动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9月14日抵达北京后，他觉察到保守派占有优势、表示“（总理衙门的各位大臣们）好像并不赞成变法。而且近来采纳年轻人（指变法派）、撤下有经验之人（指李鸿章），过于唐突”，与变法派拉开了距离。

随着保守派采取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增加，9月18日康有为特意前往日本大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求他劝说西太后支持变法。然而伊藤博文态度冷淡，形式上的推辞使康有为深感失望，叹道“侯爵轻蔑敝国甚矣”。9月20日，伊藤博文拜见光绪帝。光绪帝对伊藤以亲王礼节相待，高度赞扬他在明治维新上的功绩，并要求他协助改革，大胆提出意见。然而，伊藤回答道，“皇上锐意变法。虽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但唯恐皇太后与皇上意见一致才能成功变法”，言下之意判断该运动的成功率很低。

果然，21日保守派发动戊戌政变，西太后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再次从政，并开始搜捕变法派，康有为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到香港、亡命日本。逃到日本公使馆的梁启超在伊藤的指示下乘上日本军舰，逃过清军的追捕被送往日本。当时，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逃命，谭嗣同则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拒绝了逃亡的建议。结果谭嗣同被捕后处刑，除了京师大学堂以外，改革无一成果。

变法运动是中国首次尝试的以外国为原型的全面性的社会改革。它由南方出身的知识分子们挑头，把边境发生的新的社会现象带到了帝国的首都。不言而喻，运动缺乏大众基础，未能动摇庞大的官僚体制，便被扼杀于笼中。而且，仅仅依靠皇帝个人的权威来推动，改革内容薄弱，结果还被卷入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再加上列强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并向清朝施加压力要求减轻对黄遵宪等变法派官僚的处罚，使得西太后与列强的关系恶化，进而走上了对外强硬的道路。

另外，变法运动开创了中国民族运动的先河，这时人们开始质疑“保国”的意味。这是因为康有为等的目标是勤王运动，即以清朝的存亡为前提的改良运动，而阻碍改革的势力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体制。变法派中，例如谭嗣同，把清朝视作异民族王朝，并不认为其存亡是至上问题。是“中国”还是“大清”，在以后的义和团运动中也成为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