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方案

一些反对者批评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方案比较多地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反对者相信，如果真的按照康有为的方案去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未来可能不是“自强”，而是“他强”，实现了西方列强用武力威胁而没有达到的目的。于是另外一种改革方案也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维新方案。

张之洞在很大程度上赞成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设想，但在中国应该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怎样看待西方近代思想资源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未来政治发展的作用方面存在着差异，这是他撰述《劝学篇》的主要动机。特别是康有为等新派政治人物逐步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之后，张之洞的这种著述愿望更加强烈。据张之洞当时的主要助手之一辜鸿铭的回忆，张之洞在有限的直接了解中，原先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个人印象都比较好。但张的幕府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辜鸿铭本人，通过与康有为等人更多的接触，开始忠告张之洞不要与康、梁等人过于密切，尤其是康有为，他的个人人品可能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或原先所认识的那样高尚，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康有为人品鄙劣，计划虚夸不实”；辜鸿铭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西方名言尽可能准确地翻译介绍给张之洞，期待张之洞能够主动地与康、梁等人疏远。然而，张之洞并没有听从辜鸿铭的劝告，反而责怪具有很深西方背景的辜鸿铭不懂中国政治。

随着1897年底和1898年初新的外交危机的爆发，康有为在京城利用这一新的外交危机发起成立保国会，并随之向清政府最高领导层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方案，而且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廷内部开明派的欢迎。张之洞的幕僚们肯定认真研究了这些方案，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按照康有为的这些方案去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康有为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主义的翻版。

幕僚们的看法影响了张之洞的观点，特别是随着京城不断传出要求查禁保国会的消息后，康有为等人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开始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布改革法令却引来一系列混乱的时候，张之洞觉得不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洗刷自己与康、梁等人的关系，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张之洞召集他的心腹幕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极端重要的内部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张之洞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愤，他在来回踱步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的话语，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胡作非为，他必须向清政府的最高层提出自己的方案了。

棉纺厂顶楼的会议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在此次会议之后，著名的《劝学篇》便“立即写出来”了。按照辜鸿铭的理解，这部著作的主旨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人们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办法，凡是此类的改革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按照张之洞自己在序言中的说法，其内篇主要讨论有关世道人心的问题——“以正人心”；外篇主要讨论有关工商业、教育、新闻等实际的事务层面如何参照西方近代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的问题——“以开风气”。从这两个方面看，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坚决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改革，但他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近代国家在政治、法律尤其是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他提出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张之洞看来，中国的未来与发展，既要学习西方一切有益于我的东西，又不可能全盘西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自中西文化冲突以来学者们和政治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张之洞在肯定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前提下，更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的作用，强调只有在树立健全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他在《劝学篇•自序》中说：“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之长补我不逮足矣。”他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变革主张深感恐惧，因此他在主张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强调绝对不能抛弃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精华，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应该建立在自己已有文化成果的背景下与基础上，即以稳健的姿态向左右两个方面进行斗争，既反对顽固、守旧，也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的激进。应该承认，张之洞的方案比较好地回答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应取的关系。

就对那些所谓极端守旧的主张而言，张之洞主要从正面阐述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及唯一原则。他主张今日中国如欲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在教育体制上作根本性的变革，诸如设学堂、广译书、变科举，以及创办报纸以广中国人的见识、长中国人的志气等等，这些都是张之洞竭力主张并身体力行进行推广和实践的。

对康有为等人的激进的政治、学术主张，张之洞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康、梁对儒家学术精神的曲解，如果任其发展，将危害极大。他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这实际上是在正面批评康有为所主张的今文经学，以为康有为仅仅凭借《公羊》今文经学的主张，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会给中国的未来增添无穷的变数。

张之洞对康、梁政治及学术主张的最大不满，主要在于康、梁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的基本估计方面。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的价值时，张之洞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劝学篇》内篇三《明纲》。坚持以儒家伦理、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为主体，合理吸收外来文化，重新建构中国人的价值新体系，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确切含义。

显然，张之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取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他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中国文化如科举制度等有改革、废除的必要，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文化精华，尤其是儒家伦理的理解，显然也没有达到时代认识的最高水平。他在《劝学内篇•循序第七》中指出：中国立学宗旨，无论何种学堂均应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从而使学生的心术一归于纯正，然后再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技能。“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然于不通西学者矣。”这就将中国文化的精华限定在儒家伦理的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等方面，显然与当时蜂拥而至的西方民权、自由平等思想不能同日而语。

当然，如果从统治者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张之洞强调忠孝节义、纲常名教的现实作用也情有可原。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持久、稳步地前进，且不断地创造并长时期领先于世界文化，其最根本的一点无疑在于这个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在这种稳定性的现实基础上创造了纲常名教、忠孝观念，反过来，纲常名教、忠孝观念又促进、维护了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然而，自西方文化特别是民权、自由观念输入以来，对中国旧有的纲常名教观念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加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旧的社会结构虽没有被全部冲毁，但也确实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在这旧辙已毁、新轨未立的大变动时代，社会信仰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极端危机。试想，中国如果向前再走一步，即刻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开议院，行共和，能行吗？不要说社会基础尚不具备，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也未必能行得通。不过，如张之洞那样倒退到纲常名教的旧观念上也不是最佳选择，它虽然使儒家伦理一度获得改造和复兴，但总有理论滞后于时代之嫌。

张之洞通过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解析，肯定了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并力图使传统文化、儒家伦理与外来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创造出一种适宜于中国需要的“新文化”，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器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他的目的是在坚持儒家伦理不变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重新建构民族文化的新体系。这一理念本身似乎并无大错，只是张之洞毕竟忽略了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仍一味尊崇孔孟程朱，置民权平等、民主共和等西方现代理论于不容讨论之地位，显然为智者之失。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张之洞尽管注意到了公法学等政治理论层面，但他对冯桂芬、马建忠等人提出的开议院和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议则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以为当时的中国尚不足以走到这一步。他在《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中分析道：按照中国旧有的制度，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的官吏也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实行，故朝廷所乐闻者。但是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便可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中国何必一定要因袭西方那种议院之名呢？显然，这是张之洞在理论上的重大倒退。

历史上往往发生这种现象，即凡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那些在野的思想家总是比较容易地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见解也往往超越当时社会的实际承受力；而那些担当具体社会责任，或在统治阶层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论他们的思想如何开明，他们所持的态度、所阐明的观点总是较为缓和、较为现实，多少总与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相一致。张之洞之所以否定开议院等主张在当时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可由上述理由来解释。

从后来的观点看，张之洞的《劝学篇》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具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似乎也是为了与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义变法思想故意立异，甚者如前面已经引证辜鸿铭后来回忆的那样，《劝学篇》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是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对清廷表示的忠诚。

凡此种种立异的说法，如果从发生的时间来考察，应该都是百日维新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所产生的。这可以真的为张之洞进行“自辩”，表明张之洞虽然在过去的许多时间里曾经与主张维新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有过密切的来往，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清廷的无限忠诚。仔细阅读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轻易地发现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大清帝国的忠臣，一个是“犯上作乱的贼子”。

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矛盾的看法，即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提出了一套与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全然不同的渐进改革方案，但在当时政治发展中的实际效果并不是阻止或遏制了康有为的方案，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即张之洞著作的发表更进一步促成了康有为激进改革方案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的进程。一个很显然的道理是，像张之洞这样的重臣都已公开表示支持清政府进行政治性的改革，其他人还有必要对将要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什么怀疑吗？所以，深受康有为思想影响而力主进行政治改革的光绪皇帝对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没有丝毫反感，反而高度赞同，以为自己又获得了这位封疆大吏的支持，更进一步激发了他要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所以仔细地阅读了《劝学篇》之后，他并没有像先前处理检举揭发保国会的告状信那样要求密封存档，不得外泄，而是给予高度评价，欣然批示广为刊印，切实力行。

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张之洞《劝学篇》与康有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之间的区别，是因为这些区别实在太微小，而在许多大的关节点上，张之洞不仅承认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有着另外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在《劝学篇》的序言里列举了五个“知”的对象，即要知耻，耻中国不如日本等国家一样强大；知惧，惧中国再不改革可能会重蹈印度、安南、朝鲜、埃及、波兰等亡国灭种的覆辙；知变，中国人如果再不改变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就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知要，特别是要知道西方各国的为政之道、富强之本之所在；知本，不要因多知西方近代的东西而忘记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从这五个“知”中，人们能够感觉出张之洞反对变法的思想倾向吗？

张之洞的本意或许是要修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觉得无论中国进行怎样彻底的改革，中国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还是中国人，中国还是东方的中国，中国有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立国之本。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身体力行洋务实践的优秀政治家，如果说张之洞坚决反对中国进行变革，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即便张之洞也不会承认的。这既可以从他既往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劝学篇》中寻找出许多的例证。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反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变成一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以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上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国体，那样将更加严重地削弱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漫无限制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决定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还必须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而且他通过对西方近代国家的认知，甚至证明这些西方的近代国家在道德伦理方面也同样在遵循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信条，履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项道德责任。因为三纲的道德命题无法进行反命题，如果反过来说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所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不仅中国人应该继续遵守，即便西方近代国家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在实践着这些观念，只不过具体的说法不同而已。由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承认研究西方近代国家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是有利的，西方政治制度中的许多东西完全可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西方有用的书籍包括政治、法律等方面都应该更大规模地翻译；中国的报纸应该继续增加，并且应该借鉴西方近代国家的办法，独立办报，新闻自由，以便使人民对国家事务有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军队应该改组，并借鉴西方国家的训练办法，使中国的军队更加强大；中国的铁路、矿山以及一切需要开发的实业应该像过去几十年的做法一样继续开办，利用外资、利用外国先进的技术，已经不必争议，在这一点上应该比过去几十年做得更好。他甚至在《劝学篇》中如康有为和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地宣称“中国前途惟士是赖”，并明确认定反对变法的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者，那些担心一旦变法就必须发奋自励的苟且偷安的官吏，以及遇事就要批评的吹毛求疵的人们。显然，这三类人不可能包括张之洞本人。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是戊戌年间开展的变法维新运动“最有力的附和者”，他的名著《劝学篇》在中华帝国境内行销了100万册，普遍为人所阅读。在毫无瑕疵的古典式的行文之下，它对于凡是读过这本书的知识分子都很有号召力，并且在皇帝以下所有人们的心里都起了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只是一个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道德的维护者，他不反对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只是反对后来称之为“全盘西化”的彻底、激进、不顾中国特殊国情的变革。可以这样说，张之洞是近代中国变革维新思潮与运动中的“左翼”力量，正是由于他和那些与他具有同样价值观念同道者的坚守，才使近代中国的变革道路一直游离于激进与保守之间。

张之洞的《劝学篇》助成了康有为的愿望，使人们一时间觉得中国除了走上变法维新的政治道路之外已经别无选择，至于如何变、怎样变，那毕竟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枝节问题，人们已普遍地相信随着政治变革的正式开始，这些技术性的枝节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清廷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已不在要不要变上较劲，而是开始施展自己的本领，在如何变、怎样变上角逐。即便是对康有为的个人人格最早就表示过反感且思想极端保守的荣禄也在那时保举过后来的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期待这些年轻的维新者能够通过政治变革为中国带来新的活力，中国能够重铸新的辉煌。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机和时间的问题，关键是清廷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