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新团体与新报刊

《时务报》和《国闻报》的先后出版发行，标志着戊戌维新时期主要维新报刊均已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些新报刊的背后也差不多都有一个或多个新的社会团体作为支撑。

自从群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新知识分子群体相对说来都比较重视组织社会团体的作用，京师、上海两地强学会相继成立之后，风气所及，各地的维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特别是当京师强学会被清政府强行封闭之后，并没有真正遏制新知识分子的结社风气的蔓延，相反这一极端的措施却促使新知识分子离开了京师，利用清政府政治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和各地开明官僚的力量，创办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

在京师，强学会成立于1895年11月。为便于立足并号召四方，强学会在成立之初不得不拉入一批权势人物以壮声威。强学会复杂的人事构成显然不便于开展工作，于是参与强学会的一批新知识分子及部分开明官僚紧接着又组织成立了更加松散的“强学小会”，规模只有数十人。强学小会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维新社团还可讨论，李文海认为，所谓强学小会“其实不过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京官士夫的不定期会晤，他们在一起讲学论政，却并没有说已经成立了什么组织，更无所谓强学小会之名”。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可能是由于康有为已经离开京师，所以强学小会就没有康氏列名，其主要骨干人物有梁启超、吴樵、夏曾佑、黄绍箕、陈炽、汪大燮、沈曾植、沈曾桐等。这些人物显然都是京师强学会的主要骨干。他们没有固定的会所，也没有固定的主题，但每隔几天就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相与讲论治平之道，亹亹勿绝”。

强学会遭封禁后，强学小会也随之而亡。不过，在李鸿藻奏请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后，强学小会也因此而逃过劫难，继续开展活动，“相与讲求实学，惟日孜孜”，人数也逐步扩大，文廷式、徐世昌等开明官僚相继加入。后经总理衙门同意，由刑部主事、总署章京张元济主持，在琉璃厂设置固定场所，延聘通西文者数人，作为教习，每日皆有固定的课程，会中人每日咸集于此，彬彬济济。强学小会继续演化，于1897年2月12日由张元济主持改名为通艺学堂，招收20余名学生补习外国语言文字。

1897年底因胶州湾事件的影响，康有为再返京城的时候，他便开始计划重续强学会之旧，与粤籍旅京人士20余人于1898年1月11日在南海馆成立粤学会，意在团结粤籍维新志士。康有为又觉得各省会馆皆为各省京官会集的中心场所，因此值得在各省会馆中推广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学会，“乃草书交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奉旨俞允。”正是在康有为粤学会的影响下，清政府接受陈其璋的建议，各省旅京志士纷纷成立区域性的维新团体，从而使百日维新前的新学会总数急剧上升。

1898年1月31日，闽籍内阁中书林旭遍谒闽籍旅京同乡贤达，鼓吹成立闽籍旅京人士参加的新学会，“一日而成”。闽籍旅京知名士大夫云集福建会馆，正式成立闽学会，张铁君等为领袖。

3月，由川籍内阁中书杨锐与川籍刑部主事刘光第等人发起，邀集旅京川籍同乡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集赀巨万，规模仓卒而成”。

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后来都相继加入康有为于1898年4月成立的保国会，为保国会的主要骨干和成员单位。

保国会成立之后，没有来得及在北京成立区域性维新团体的各省志士转而追随康有为之后，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主要有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它们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均为各省旅京志士和开明官僚，成立的时间也大都在1898年4月保国会成立之后。

在创办成立粤学会的同时或稍前，康有为又与文焕、夏虎臣等满洲官员数人计划筹组“经济学会”，拟将京中八旗士大夫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经济学会的旗下，“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湘报》第27号。由于该会的组织构成以八旗贵族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学会”之称；又由于此会的主体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为等人计划邀请庆亲王奕劻主持，并将已经拟定的章程送呈奕劻，甚至已代奕劻草就序文。奕劻似乎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字。奕劻的意见也不为康有为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经济学会终于胎死腹中。

经济学会虽然没有办成，但康有为办学会的想法正浓，于是他令丁叔雅协助满洲贵族弟子寿富创办“知耻学会”。知耻学会的筹设至少应在1897年9月，因为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就刊载有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及寿富的《知耻学会后序》。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中国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已经证明中国确实处在危机之中，中国人应该由此而觉悟，更弦易辙，知耻而后勇。然而反观中国现实，官、士、商、兵、民，几无一真知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无一真知中国之耻。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偶然的失败并不可怕，但举国上下在失败之后而不知耻，则是更可怕的事情。

知耻学会的内部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和影响，由于史料阙如，现在都已不太清楚。有学者结合寿富的整体活动，认为该会的创设“在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间颇有震动，对外地也有影响”，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根据梁启超的记载，以为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以为此会的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不大。

继知耻学会而成立的是关西学会。关西学会又称“西学会”，发起人为陕西、山西旅居京师的阎乃竹、宋伯鲁和李岳瑞等，“学会题名”者还有内阁中书雷延寿、户部主事王步瀛、户部主事王凤文、候选府焦连城、举人张翰等。关西学会当时公布的成立缘起强调，该会的成立主要是基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欲组织学会，唤醒国人，更要唤醒沉睡已久的关中人民。

根据关西学会制定的学规，关西学会确乎为一学术性的维新团体，其目标为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其方法则是从学术入手，致力于学习西方及日本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对于外省的有识之士，关西学会也不拒绝其参加，愿入会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揽，所有会员，交会费二十金，享有会员的同等待遇，每星期聚会一次不少于四小时，各以读书所得，质疑辩难，会员若有著述，也可互相质证，以期相互提高。

百日维新前在北京创办的学会多为政治性的维新团体，而在上海，或许是因为当地的社会风气使然，百日维新前虽然也创办了为数不少的学会，但除了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以外，更多的不是政治性团体，而是知识性、专业性学术团体。

在上海最新创办的学会现在看来可能是新学会，而新学会究竟成立于上海强学会之前还是之后，似乎还很难判断。1897年8月出版的《新学报》第2册发表的《节录本报章程》称，“数载以来，同人等本设有新学会，取《大学》新民、日新之意”。根据同年10月《新学报》第5册发表的《本学会谨启》，可知新学会实际上是一个以研讨、传播新知识为宗旨的学术性团体，其主持人为江苏吴县人叶耀元，叶原为上海广方言馆生员。1897年，新学会在上海创办《新学报》，开始成为上海比较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

新学会内部原本就有研究、传播算学的人才和功能，然而似乎为了更强调算学的重要性等原因，1896年又由新学会出面在上海创办专门研讨算学、传播算学知识的算学会。

在算学会成立的同一年冬，罗振玉、蒋黼、徐树兰、朱祖荣等人在汪康年及《时务报》馆的支持下于上海发起成立农学会。农学会又称“务农会”，其宗旨是“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推广西方近代以来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新成果，从而使中国新知识分子知道“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求光热，以机器资灌溉，精制造之法之理”，以及农业产品的各种深加工技术和工艺等。

农学会并不仅仅只是重视农耕，而是兼及农、圃、林、泽、畜牧、酿造等方面，并注意改造土壤、农业工具以及育种等，同时农学会注意引进西方农艺知识，聘用西方化学师、动植物师等，所以在它成立之后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各种形式的农学会先后在各地成立，有的还自称是上海农学会的“分会”。

由农学会创办，罗振玉、蒋黼主编的《农学报》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其计划通过若干年的努力，系统翻译出版东西方各国关于农学方面的一些重要著述，“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代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该报初创时拟名为《农会报》，有农学会机关报之意，后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农学报》。先后为《农学报》撰稿的除了创办人罗振玉、蒋黼外，还有梁启超、张謇、史念祖、马良、陈虬、谭嗣同、汪大钧以及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担任翻译的有王丰镐、吴治俭、吴尔昌、朱树人、陈寿彭、胡浚康、沈纮、罗振常等。

《农学报》的栏目设置主要有奏折录要、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农会博议，以及农学入门、蚕桑问答、农学初阶、农具图说等。其论说栏先后发表有梁启超的《蚕务条陈叙》，张謇的《论农会书》，罗振玉的《农官私议》《论农业移殖改良》《垦荒私议》《德意志农会纪略》《闽中农语》，谭嗣同的《浏阳麻利述》《浏阳土产表叙》，汪大钧的《论农会书》，史念祖的《史抚军推广开垦折》，以及马良、汤寿潜的《务农会条议》等。

《农学报》共出版315册，1906年1月终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农学专门刊物。

在算学会成立的同一年即1896年，邹代钧、汪康年、陈三立、吴德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地图公会，设会址于上海四马路时务报馆内。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人。他出生于一个舆地世家，其祖父邹汉勋是清代著名的舆地学者，曾协助魏源绘制过《海国图志》中的列国地图，并有地理学及地图绘制方法方面的著作传世。邹代钧自幼致力于测地绘图之事，通晓历代疆域沿革，精于测绘之学。1885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荃的推荐，邹代钧曾随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在出使途中，他一面协助办理外交，一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研究地学，所著《西征纪程》详细记录所经各国的地势、疆域、山川、海洋、政教及历史、风俗等。1889年归国后，他一度出任会典馆纂修。1891年，湖北舆图局成立，邹代钧应张之洞之邀，出任舆图局总纂，主持湖北全省地图的测绘与编辑。1894年，他完成测绘任务后转任武昌译书局海国地图编辑。1895年，他列名上海强学会，并且于此时在吴德潇、陈三立、汪康年等人的支持下，在武昌创办了一个名为“舆地会”的新社团。邹代钧在致汪康年函第12通中说，“舆地会断不可入强学会”，似乎表明舆地会为后来地图公会的前身，也表明舆地会的成立应该与上海强学会同时或稍前。不久，邹代钧应邀赴湖南主持《湘学报》舆地门，在南学会主讲舆地学一门，似乎还曾出任过湖南时务学堂舆地学教习。

邹代钧的思想倾向介于新旧之间，他在总体上对当时中国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有所改变，否则不足以救亡图存。但是，他似乎也不赞成康、梁等人的政治解决方案，而认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应该从各个方面的细节做起，所以他虽然列名过强学会，但对这种只图政治热闹的事情并不太热心。他曾指出：“盖学会有甚难处，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所以，由邹代钧牵头成立专研地图的新学会，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地图公会成立之前，以中文注记的世界地图已有数种，如《瀛寰志略》本、《海国图志》本、制造局的《地球图》本等，这些地图虽然都是照西文原图翻译，但辗转绘刊，不无差异。且前此的地图比例过小，山川形势等标记也不太清晰。而坊间所印的一些万国舆地图及中外地舆图说等等，则错误更多。邹代钧计划将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等比较权威的地图尽量照原图石印，以便为国人提供更加权威、更加实用的世界地理知识和地图。至于国内各省的地图，邹代钧“拟用胡文忠全图为底本，而以本会所藏近今中外测定各种新图”，“参订胡图，误者改之，略者增之。并不惜重赀，托友人于京师将各省业经咨呈会典馆图稿摹绘一分，以资参订，分省为图，其分率较外国图大倍之”，《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章程》，大约有600余幅。

译印西文地图是邹代钧多年来的夙愿，在汪康年等友人的支持下，邹代钧在长沙组织了一批人，似乎以“舆地会”或“舆地局”的名义进行了艰难的工作，他们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绘出国内各省地图近百张，极为精美。邹代钧在致汪康年函第19通中说：“敝图局刻下甚窘，然未尝一日停工，办事者已满十人，今年必出百张，以符原议。”为了体现更好的印刷效果和提高绘制速度，邹代钧同意改变原来用石印的计划，准备引进日本的印制技术，改用铜版进行印制。

译印西文地图公会成立于上海，但由于邹代钧个人主要在长沙协助陈宝箴办理矿务总局的新政事宜，所以绘制地图的工作也就主要在长沙进行，汪康年与邹代钧之间主要依靠通信进行联系。大约到了1896年10月底，西比利亚、西域、蒙古等处的新图百余幅已经绘制完毕，邹代钧等人开始着手绘制中国内地的新图。1896年12月30日，邹代钧收到汪康年寄来的印制地图合同，确定第一批百余幅地图在武汉印制，预定于1897年5月16日前后出版发行，计划于1897年“七八月间又可接印第二批”。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情况看，这类新学会虽然列名者不少，但真正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并不多，这种专业性特强的学会事实上只是少数人的职业。

在上海，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相类似的新团体还有王仁俊（干臣）于1897年8月28日创办的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及由顾涧宾、黄尧圃等人于1897年10月创办的上海印书公会，由董康、赵元益等人于1897年秋创办的译书公会等。

译印中西书籍公会的发起人和实际日常事务的主持人王仁俊为《实学报》的总理，而《实学报》创刊于1897年8月28日，王仁俊为总理，章太炎任总撰述，孙福保、项思勋、范祎、王季锴等任撰述，王斯源、朱树人等任翻译。大约在《实学报》创设的同时，王仁俊就在《实学报》下附设有译印中西书籍公会，以便利用各方力量，广译英、法、日等有关实学的著作，介绍东西方近代以来的新知识。由于该会为实学报馆集股创办，所以其会址也附设在上海英大马路泥城桥的《实学报》馆内。译印中西书籍公会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似已略显规模，资金股本问题似乎也已解决。但中西书籍的翻译出版并不太理想，至《实学报》终止，以实学报馆的名义出版发行的《实学丛刻》也只有十余种，而算得上翻译作品的更少，只有《格致古微》、《中西政学问对》等寥寥数种。

上海译书公会由恽积勋、恽毓麟、陶湘、董康、赵元益等人发起，创办于1897年秋。此前，赵元益计划翻译出版法文地舆史学一大册，正当他集资兴办的时候，适有董康提议创办译书公会，双方遂合作兴办，并邀集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邀请章太炎等担任主笔，其实际主持人为董康和赵元益。

在译书公会成立之前，西文及日文书的翻译在中国已有一段时间，但总数并不太理想，仅有400种左右，无法包容近代西方的全部新知识。同文馆的翻译偏重于法律类，上海江南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的翻译则多为兵家之言，各在华教会也翻译了不少西文著作，但多偏重于宗教，而于西方国家政教之本与一切农工商艺术却极少翻译。译书公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弥补先前翻译西文图书之不足。

译书公会的创办宗旨是为了翻译介绍近代西方与日本的新知识，“使中国识字俊民人人得窥泰西东国之由与致用之实”，“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延聘翻译高手，并与伦敦、巴黎等地各大书店相联系，及时将西方各国出版的有关政治、学校、法律、天文、舆地、矿务、农学、军事以及光、化、电、汽等诸种新学译介国中。章太炎更期望译书公会的成立，能使中国人接受西学的进度大大加快，“然则是译书会者，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蠃蛤之积而为巨石也。呜呼！斯又夸父、精卫之志也。”

按照译书公会同人的设计，该会最初集股20份，每股规元银500两，官利暂提周年6厘，三年后将所获盈余按股均分。在组织结构上，译书公会延聘总理一人，协理二人，英文翻译六人，法文翻译三人，德、俄、日文翻译各一人，西文总校一人，中文总校一人，另有一般工作人员若干。至于译书之法，译书公会规定，翻译能够兼通中西文者，由自己笔译，否则如当时最流行的翻译办法，由一人口授，一人笔录，然后相互勘校。译书公会原本是要将西方和日本近代以来有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知识全面介绍到中国来，但从其第一批选译的书目看，仍然侧重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各国历史文化及典章制度，法文有《五洲通志》《东游随笔》《欧洲今世史》《国政制度字典》《拿破仑任总统及得国记》《俄帝王本纪》《英政府议院制》《欧洲通制》等，英文著作有《交涉纪事本末》《中日构兵记》《拿破仑失国记》《西事纪原》《维多利亚本纪》《英民史略》《各国和约》《欧洲人物志》《古今人物传》等，日文著作有《日新丛书》共7种及《欧洲新政记》等。《译书公会告白》，见《译书公会报》第1册。这些书籍的来源多为各国报刊上的连载作品，而翻译成中文后，也多先在译书公会的机关报《译书公会报》上发表，然后再视情况而决定是否单独成册出版。

《译书公会报》于1897年10月26日创刊。由恽积勋、陶湘等任总理，董康、赵元益任主编，章太炎、杨模等人主笔，主要翻译人员有沈晋熙、胡濬谟、陈佩常、周传谋、胡惟志、张书绅、吴宗谦、张国珍、潘彦、施仁耀等。章太炎在《译书公会叙》中对译书公会的性质、任务以及当时中国需要何种新学都有比较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现在西方各国科学技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新学理层出不穷，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中国如果不能及时获得西方国家的这些新知识，继续以中国文化为世界先进，甘做井底之蛙，画地为牢，故步自封，那么中国欲摆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落后局面，只能是一厢情愿，肯定无法成为现实。在章太炎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虽说五口通商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新知识，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不治国闻，怀安饰誉”，其结果便是洋务成绩经不起考验，中国在几十年的相对升平之后终于迎来了甲午战败的大灾难，中华民族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应该承担相当重要的责任。基于这种考量，章太炎等人发起成立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就是为了推进变法维新，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去积极地了解外国，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以草莱数人，仅若稊米，而细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章太炎：《译书公会敘》，见《译书公会报》第2册。这就是《译书公会报》的创刊宗旨。

《译书公会报》选译的东西方报刊杂志有英国的《泰晤士报》《律例报》《东方报》，法国的《非轧罗报》《勒当报》《国政报》，德国的《东方报》，美国的《自立报》《纽约报》，以及日本的《政策报》等数十种，分设的栏目主要有西报汇译、东报汇译、各国报译、外报选译、交涉纪事本末、各国人物、大事纪略、章程、文编等。从这些栏目的设置看，《译书公会报》实际上是一份外国报纸的中文选编，具有明显的文摘功能，对于开拓当时中国人的视野显然具有直接的帮助。

由于《译书公会报》是译书公会的刊物，因此该报在选译外国报刊杂志文章的同时，也注意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东西方比较有系统、有体系的著作，曾经连载过的翻译著作有《交涉纪事本末》《拿破仑兵败失国记》《威灵吞大事记》《维多利亚载记》《英国史略》《五洲通志》《东游随笔》《中俄扬兵记》《万国中古史略》《各国金银铜三品货币表》《延寿新法》等。1898年5月24日，《译书公会报》停刊，共出版20期。

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和译书公会虽然均具有商业的目的，但其宗旨无不为向中国输入西学和日本的经验，所以他们致力于翻译和印制西学书籍。稍后于它们两家成立的上海印书公会，虽然同样致力于印制图书，具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但宗旨不是为了扩大西学和日本经验的传播，相反却是为了寻找西学及日本经验在中国的同构关系。上海印书公会的发起人为顾涧宾、黄尧圃等。其会址设在上海六马路格致书院东首，自备有全套的铜模铅字和机器。印书公会的宗旨虽然以印制中国传统典籍为主，兼及“海内通人”尚未出版的著述，但在实际工作进程中似乎也不绝对拒绝“有市场”的西文翻译书籍，而是一个以经济效益为主要评判标准的团体。

上海是具有浓厚商业气息的近代城市，它在百日维新之前成立的一批新学会，除了极个别的如强学会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息外，更多的则为具有商业目的的专业性机构，它们在客观上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其发起人的本意也只是追随潮流、与时俱进地追逐商业效益而已。各新式印书机构还算具有相当的政治、文化追求，而更专门化的团体，其商业目的似乎更加明显。

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上海成立了不少专门化的学术团体，除了已经说过的农学会等外，仅医学类的团体就有医学善会、医学会等。

医学善会的创办人为吴以棨和龙泽厚。吴以棨字仲弢，又字子信，四川达县人，是戊戌时期重要人物吴德潇之子、吴樵之弟，也是梁启超的学生。吴樵为庸医所误，英年早逝，对乃弟吴以棨构成极大的打击，伤感无比，发誓提倡医学。龙泽厚（字积之）也因其父于客栈患痢疾，为庸医所误，痛心疾首。于是龙泽厚与吴以棨联合发起成立上海医学善会，“开医会以通海内海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

或以为医学善会虽为戊戌时期的学会，但其确立的主要依据似乎只是梁启超的那篇《医学善会叙》，而其成立之后实际活动在1897—1898年的多种报刊中都很少见到，于是有学者断定该会的“社会影响极小”。医学善会的实际活动很少见诸于报刊或许是事实，但报刊不记载也不能断定其没有活动，吴以棨1898年1月下旬致汪康年函，不仅证明医学善会有不少活动，还可索隐出医学善会的参与者还有汪康年、黄春圃等人。《函中有“昨得农会电示，公已返沪，到东不及半月，何神如是？”而汪氏离日回国的日期为1898年1月18日，故可断定此函的日期为1898年1月下旬。由此可知吴以棨的方案是着力于医学的研讨与传播，而汪康年或其他一些人似乎更倾向于先办医院。

上海医学会的创办人为孙直斋、王仁俊、沈敬学（习之），成立时间为1897年秋。1897年10月17日《申报》。上海医学会的成立目的主要是为了介绍和引进西方近代的医学知识。该会成立之后，“广购书籍及西医各种器具，以备入会之人随时可以取阅试演”。上海医学会成立之后的主要活动有：一是从1898年5月20日起邀请一些名医在上海举办义诊；一是于1898年初在上海创设医学堂以培养人才，至是年秋初具规模；《上海医学总会定期送诊续招学生告白》，见1898年5月20日《申报》；《扩广医学》，见1898年9月5日《中外日报》。一是于1898年7月创办月刊《医学报》，广泛传播西方近代医学知识。《上海医学总会告白》，见1898年7月31日《时务日报》。1898年5月，苏州仿设医学会后，上海医学会遂改称“上海医学总会”。

从行业分布的角度说，百日维新前的上海除了医学类的专业学会外，教育类的新学会更多，主要有蒙学公会、中国女学会等。

蒙学公会的创办人为叶澜、曾广铨、汪康年及汪钟霖等，成立时间也为1897年11月。蒙学公会以“童幼男女，均沾教化”和“正蒙养，造人才”为宗旨。该会发布的《蒙会学报简章》阐述了其立会的理论依据和未来考虑，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理论的超越。从蒙学公会的创办宗旨看，显然是要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儿童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善或取代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抓住了中国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故而梁启超深感兴趣，给予格外的关注和支持。

蒙学公会所从事的具体内容据其成立公启称有四：一曰会，即成立学会，“连天下心志，使归于群，相与宣明圣教，开通故蔽”；二曰报，即创办其机关刊物《蒙学报》，“立志广说新天下之耳目，而为蒙养之表范”；三曰书，即编写印制一批适合儿童阅读和使用的启蒙读物，“为图书歌诵论说，便童蒙之诵习而浚其神智”；四曰学，即设立童蒙师范学及幼童养育学两馆，并视条件改善，逐步扩大为中学专门之学，“端师范，正蒙养，造人才，必兼赅而备具”，“庶成才日多，上之可备国用，下之不失本业”。蒙学公会工作的起始之点，还是从汪康年等人最熟悉的领域开始，即从翻译、编辑印制书报开始，进而创办学堂，而以会学为其归宿。

中国女学会又称“上海女学会”、“中国女学堂”、“上海女学堂”及“女学会”、“女学堂”等，成立时间为1897年11月，主创人为经元善。或许因为经元善在上海实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会同创办或局外主持者多为上海绅商各界乃至京师政界及全国范围内的知名人物，如严信厚、郑观应、施则敬、陈季同、康广仁、袁梅、梁启超、汪康年、康有为、张謇、沈敦和、周舜卿、赵凤昌、朱幼鸿、杨子萱及谭嗣同、文廷式、钟天玮、吴保初、狄葆贤、陈三立、曾广钧、麦孟华、吴德潇、徐勤、王修植、黄遵宪、江标、龙泽厚及西儒林乐知、斐理思、李提摩太等，给予支持的新闻界则有《苏报》《上海汇报》《文汇西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

中国女学会初名为女学堂，其创办的宗旨，据经元善后来的叙述，显然是为了应对甲午战败之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也是当时国内舆论界兴办女学、重振民族雄风的必然结果。经元善说：“甲午后，创巨痛深，朝野之间竞言兴女学，今议开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本计。”他认为，社会的构成本来就是男女两性，如果中国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无法接受教育，那么中国的自强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使妇而无学，何以为劝勉之资乎？”“感切世变，每以今日中国不振，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所以中国的未来出路就在于能否将占中国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的智慧开发出来。“中国人数号为四万万，而妇女因不读书，遂不能明天下之事，凡言论事功，皆依靠男子，则中国人去其一半矣。西人谓吾为半教之国，乍闻之必愤惊，然细思之，非半教而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元善遂邀集同志创办中国女学会。

11月15日，中国女学堂在上海一品香举行第一次会议，张謇、林乐知、斐理思、汪康年、吴保初等数十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中国女学堂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会上还就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关于女学堂的经费，他们除了向政府当局申请资助外，主要的是依靠社会各界的捐助，并交给已经成立的上海不缠足会代为保管，凭经元善、康广仁、梁启超三人的签名字条支取，其收入支出状况按月在《时务报》及上海各日报上公布。会议还决定中国女学堂的堂址设在沪南桂墅里，校舍的建设争取在翌年3月完工，第一批计划招收3个班，约60人。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会商，中国女学堂发出公启，宣布于12月6日“大会中西女客”，此公启的单行本署名“中国女学会”，而发表在《申报》上的文字则为“中国女学堂”，表明此会的名称在此时已有了某些调整，也表明中国女学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12月6日，中西女客122人在张园如期集会，讨论女学会的发展事宜及女学堂提调沈瑛拟定的女学堂条规。根据中国女学堂的章程规定，该学堂起先聘有专职教习4人，中文西文各半；堂中设提调2人，中西各1人，常驻学堂，负责处理学堂的日常事务，领取薪水；设不领薪水的外董事12人，皆以曾经捐款之人之子、若父、若兄弟为之，负责筹款及延聘教习、提调等学堂大事。女学堂在开办之初设有专门之学三科，即算学、医学和法学。三科之外别设师范科，专门讲究教育童蒙之法。堂中功课，中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

中国女学堂的创办，在当时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南洋大臣刘坤一予以褒奖，以为“此举有益，可开风气之先，并准刊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经元善动员自己的家人率先认捐开办费400元、常年费60元。在他的带动下，上海各方人士的捐助也有不少，以为此举为当时应办之事，仅半年时间，就有102位女界人士捐款，筹集开办费6130元，常年费575元。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国女学会主持的女学塾于翌年5月31日在上海城南高昌乡桂墅里正式开办，沈瑛、魏瑛、李端惠、廖之华、刘靓、蒋兰等负责堂中诸务。第一期共招收女学生20余人。同年8月17日，秋季开学，就学学生日多，至是年底已达40余人，学堂遂于秋季开学时聘请美国人林梅芯为西文总教习，并于是年10月31日在城内淘沙场增设分塾，延请中西教习各一人。至1899年3月，中国女学堂的声名已远播四方，自愿入学者已达70余人。1900年1月，经元善因领衔发出上海绅商反对朝廷立储的通电而遭到清廷的通缉，不得已远走他乡，中国女学堂在随后不久而停办。

上海在百日维新之前成立的另一个专业团体为经济学会。1898年2月，南汇县绅士奚世干（干臣）等“以时事关怀，为振兴学校，辅翼富强起见，集同志四五十人拟定章程”，准备设立上海经济学会。1898年4月13日《益文录》。会址最初计划设于上海，后因某种原因暂设浦东召稼楼镇。《经济学会试办简明章程》，见1898年7月21日《时务日报》。得知奚世干准备设立上海经济学会的消息后，吴县叶耀元、沈敬学等，均愿意以各自所创办的并已有相当成效的算学、新学、医学等会加盟经济学会，“以期渐推渐广”。1898年2月26日《益文录》。显然，这家新成立的经济学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前上海所创办的一些学会的联合体，至于其后来的活动目前尚不太清楚。

江浙地区受上海的影响比较大，但在百日维新之前所成立的新学会中，江浙地区的并不像上海的新学会那样，只局限在专业的、非政治性的团体方面，江浙地区的一些新团体似乎像京师的团体一样，具有相当的政治倾向性。

先看江苏的情况。

在江苏最先成立的是明通学会。该会的成立明显受到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据该会的创办人金楙基自述：“中日一战，天地震荡，山渊反覆，阨塞不足以守险，船械皆以之赍敌。盖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巨创，五大洲不经见之奇辱。而士气不奋，异才不出，外彝罔笑侮弄，至侪诸非洲之族类，睡国之喻，形于报章。瓜分之谭，不堪入耳。而我衿缨冠带之属，讵可有耳者辞聋，有目者诿瞽，有足者怡躄，有胸者养愚乎？圣君耻之，朝相耻之，疆将耻之，有司耻之。伍有耻兵，陇有耻农，府有耻工，市有耻商，学校有耻士。立庭以呼卧薪而旦，汲汲顾景挥以鲁戈。呜呼！人尽能耻，未有国运之不能转弱为强也。金子深耻中国之积弱，自发大心，欲为四万万人请命，于是慨然耻须眉丈夫之不立，而思创学会……丙申之春，与陈君庆林结明通学会于里塾，考求当时之务。”丙申为1896年，“陈君庆林”即陈去病，二人均为江苏吴县人。由此可知，明通学会为金楙基与陈去病合作在1896年春成立于江苏吴县。1897年12月，金楙基与陈去病将明通学会改组为雪耻会，“联络英俊，集思广益”，会员扩大为40余人，其中有柳亚子的父亲柳念曾等。雪耻会后来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

在江苏境内，继明通学会之后、雪耻会之前成立的是金陵测量会。金陵测量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学术性团体。该会成立于1897年5月2日，创办人主要有谭嗣同、杨文会、刘聚卿、黄子贞等，会址设于南京花牌楼杨文会的公馆。按照该会章程的约定，所有参加者均应向测量会提供自己所有的新式仪器，于是金陵测量会在成立之初就拥有不少新式仪器，如天文镜、子午仪、经纬仪、纪限仪、叠测仪、罗盘、测向仪、行船记里轮、陆地记里轮、水准钢练带尺、度时表、带佛逆之寒暑表、水银风雨表、空气风向表、燥湿表、量风器、量雨器等等。当然，这些新式仪器虽为所有参加者自愿提供，但大部分还是该会的主要创办人杨文会从英国购置的。

在江苏境内成立时间稍迟于金陵测量会的新学会为1897年夏季成立于苏州的苏学会，发起创办人为章钰、张一麐、孔昭晋等。苏学会的成立与明通学会一样，也是直接受到了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但它又与明通学会不同，是在其宗旨中明确表示自己的纯学术的学术团体，而不是以议论朝政、改革政治为目的政治团体。其成立公启在谈到之所以成立这一学会的背景与宗旨时称：“自中东一役，吾华人士，稍稍知苟安之不可狃，而自强之不可迟也。读新会梁君之《变法通议》，则勃然以兴。读长白富君之《告八旗弟子书》，则又悱然以思。”“往者曾左诸公，既平大难，赞成中兴，汲汲焉讲求西法。”当此时，苏州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实开变法之萌芽”。进而求之，昆山顾炎武也曾“慨然以经世为己任”。这都是苏学的优良传统，值得继承与光大。“比者，国家广设学堂，力开风气，两湖两粤，皆兴学会，虽僻小郡邑，亦知自新，而吾吴省会之地，独阙如焉。讵非吾党之耻哉？惟事难创始，而效期于有恒。长州章钰、元和张一麐、吴县孔昭晋，今拟各集同志，量为醵赀，多购图书，以增智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不开标榜之门，方屏门户之见，远师亭林有耻博文之宗旨，近法校邠采西益中之通论。”这就是苏学会的成立背景。但在其发布的《苏学会简明章程》中，他们又标榜“本会专以学问相砥砺，凡非分所应为，不得干预，但当实心实力，讲究有用之学，储为经济，以报国家，勿议朝政，勿谈官常，庶可持久。至标榜倾轧诸习，尤为学者易犯，更当痛戒。”

苏学会成立的具体目的，就是要以学会的名义进行筹资，然后再集中财力和精力，创办新式学堂。至于学会、学堂的为学宗旨，他们参照京师官书局的办法，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会宗旨。”这种主张显然与后来张之洞所宣传的“中体西用”说一致。

按照“定期讲习，以证见闻”的约定，苏学会成立之后大约每半个月集会一次。会中的管理人员如经理、协理、分理等，均由参加者公举，民主管理，不领薪水。苏学会与此时成立的其他新学会略有不同的地方是，对会员规定有比较严格的纪律，如规定：“会友均读书明理之人，应守身知耻，如有逾越规矩，不安本分，为经理察知，或会中人公同纠举，初次劝戒，二次出会，会费充公，至士子吸食洋烟，原干例禁，亦宜戒绝，以端志趣。”这似乎是当时其他新学会所没有规定的。

苏学会成立之后，先是利用会友交纳的会费购置了一些图书，供会友借阅。1898年2月，又由苏学会经办张一鹏、蒋祖庚等在苏州设立一所中西学堂，添造洋式楼房，聘请英文教席，设置甚为详备，第一期招收学生30人，后来又逐步增加到120余人。学堂分小学、大学两院，小学毕业后即升入大学院。苏学会为苏州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江苏境内的新学会情况基本相似，浙江境内在百日维新运动开始前的新学会，既有政治性团体，也有专业性团体。同时，由于浙江是汪康年的故乡，因此浙江在此时的一些重要政治团体、学术团体，也差不多都与汪康年或与汪康年的朋友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在浙江境内最先成立的新学会是杨临主持的群学会。杨临字仲庄，浙江仁和人，杨文莹的次子，后曾官农商部主事。杨文莹（1838-1908）字粹伯，号雪渔，光绪三年进士，翰林院编修。1883年，杨文莹出任贵州提学使，三年后告归。维新运动时，杨文莹曾在杭州协助杭州太守林启创办养正书塾，任总经理。后充任浙江学海堂掌教。年长汪康年近20岁的杨文莹似乎与汪氏家族有着某种亲戚关系，而其辈分似乎也比汪康年要低一辈。或许正是这种复杂的关系，使杨临在创办群学会的时候，首先想到找汪康年帮忙。1897年2月16日，他致信汪康年报告将要成立的群学会的准备情况及成立宗旨，还告诉汪康年，群学会的会址设在杭州丰乐桥直街觉苑寺，并已请到慈溪承甫费先生出任会中掌教。他请求汪氏践行在《时务报》第17册告白中的承诺，即各省学堂学会均可获得免费赠阅的《时务报》一册。

1897年3月3日，群学会如约正式开馆，第一期共招收学生12人，住校者4人，其余的则隔日到校。按照该会拟定的《习算条例》规定，该会的基本宗旨是研讨中西算学，教学方法实际上介于传统的书院和新式学堂之间，掌教尽其所能进行讲述，而学生则逐日笔记，自行阅读，记录自己的研究心得，也可进行自由研讨，强调“中西两派殊途同归，各抒己见，正可互相发明，幸弗伐异同党，致开聚讼”。

浙江境内在百日维新之前成立的第二家新学会为兴浙会，又称兴浙学会。时间约为1897年6月，参与创办的有董祖寿、连文澂，以及与汪康年有相当深厚关系的章太炎、宋恕、陈虬等。章太炎在《兴浙会序》中指出，浙江为中国东南地区最具优良传统的省份，在浙江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五位值得浙人自豪的民族英雄，即参与推翻蒙元民族统治“论功最高”的刘基、抗击蒙古贵族入侵而令“北虏震慄”的于谦、“学与政兼之”的大学者王阳明、“比迹萁子，以阐大同”，“圣智摩虑”之黄宗羲和坚贞不屈、“功败身歼”而“后世尤悲其志”的抗清名将张煌言。这五位民族英雄为浙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们之所以成立兴浙会，也就是要继承浙人的优良传统，振兴浙江，进而振兴中国、振兴亚洲。

从兴浙会的宣言看，这一团体显然具有政治目的，而这一政治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改革政治，而是具有明显的反清诉求。因为从它所表彰的五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看，至少兴浙会的参与者已渐渐地对清政府失去了信赖和信心，他们已经不愿意继续扶持清王朝的变革，开始倾向于反对清王朝。

根据兴浙会章程的约定，该会以研讨刘、于、王、黄、张五公的学问为职志，但也不排斥与会者博览群书，更不鼓励与会者墨守成规，独守五公之学，而是鼓励学者各从性情所近，研讨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历代典章制度，“大抵以《周礼》、两戴记为最要，由训诂通大义，足以致用。史以三史、《隋书》、《新唐书》为最要，所谓五世之庙，可以观怪。子以管、墨为最要，至荀子则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持衡诸子，舍兰陵其谁哉？”可见盛赞管子、墨子及荀子的学说。至于经世之学，兴浙会的章程主张“法后王”，以为“虽当代掌故，稍远者亦刍狗也。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而学者或苦于研精覃思，用心过躁，卒无所成。……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无待焠掌。且急则治标，斯为当务。若自揣资性与艺学相远，当亟以政法学为趋向。”它将向西方学习视为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

在具体的研讨内容上，兴浙会一如邹代钧的地图公会那样，格外强调舆地学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地理学方法重新绘制中国地图，尤其是对浙江的地理环境更应该有新的认识，强调兴浙会应该致力于浙江地理方與之学的研究。此外，《兴浙会章程》还提出，要设法研究和变化浙人的“文弱”气质，这一点似乎开了后来的“军国民教育”的先声。

兴浙会在成立之初，设会长一人，会董二人，皆以平等相待。会长必取博综古今、通达经济的学人担任，会董则必取敏练庶务、综核名实、具有极强办事能力的人担任。会董常驻省城，负责与遍布全省的会员进行联系和沟通，会员中凡有著述甚佳者，既经会中同人评议，复有会长同意，即由会董刊为报章，每月一册，此即后来兴浙会的会刊《经世报》之来历。会中的经费，一如当时其他团体一样，除了个别大额的捐赠外，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

据认为，由章太炎负责起草的《兴浙会章程》末尾注明“丁酉五月同人拟定”，可知兴浙会的酝酿、成立应在1897年6月。不料到了“丁酉九月中”，即1897年10月6—15日，《经世报》第8册却刊登出一篇《本馆告白》称：“本馆第二、三期报所登《兴浙会序》及《章程》，迭接友人来书，谓措词殊欠妥洽。遵即转致会中同人，属令改订。”《本馆告白》，见《经世报》第8册。而这个修改稿就是刊登在《经世报》第5-6册上的《续拟兴浙学会章程》。作者署名为许家惺。许家惺（1873—？）字默斋，别号东雷，浙江上虞人，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甲午战争后，他曾在杭州参与创办群学辑译社，《时务报》刊行时，曾应汪康年之邀充任《时务报》书记，是时与担任《时务报》主笔的章太炎应该有不少接触。他在重拟的《续拟兴浙会章程》中，不但将“兴浙会”更名为“兴浙学会”，而且所规定的学会宗旨与性质也与先前所宣布的《兴浙会章程》有异。《续拟兴浙会章程》写道：“本会学术门类，虽分政法、艺事、舆地、商务四纲，然其余细目，如天地、动植、兵战、医矿等类，亦当一律研求。苟能举浙中切要兴革之事，尤合本会兴浙微意，如两浙物产、土宜、民情俗尚、形势要隘、水道通塞、纱线明暗，皆须切实详述。”这实际上等于废弃先前弘扬刘基等浙中先贤的民族精神的宗旨，而将兴浙学会定性为一个纯粹研讨振兴浙江实业和经济的学术团体。

至于该会将要从事的主要工作，《续拟兴浙学会章程》也对章太炎先前研讨、弘扬浙中先贤的民族精神予以放弃，而改为以著书劝世为第一要务，更使章太炎无法接受的是颂扬孔教成为学会的一样重要工作。这些普及教育的工作固然重要，兴浙学会也确实值得去做，但显然这种变化已与兴浙会成立之初的宗旨相差太远了。

1897年8月中下旬，浙江秀水人董祖寿在《经世报》第3册发表《学会兴国议》，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提出兴学会以救中国的政治主张。他强调，中国自甲午战败之后，虽然变法维新的声音在国中此伏彼起，朝野俱有共识，但中国的教育体制却没有在这变法维新的声音中有真正的变革，“朝廷以八股试帖取士如故也，书院以帖括词章课士如故也。所谓岁科乡试兼取算学格致时务者，不过考据而已；所谓书院添课算学格致时务者，不过皮毛而已。夫考据皮毛之西学，与帖括词章浮文空谈之学，相去几何？涉猎其藩篱，掇拾其端绪，剽掠其章句，不辨西学之一器一物，不习西学之一技一艺，而谓足以踵武泰西，富强中国，此西人谭笑之柄，而我华梦呓之境也。”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步入学习西方的正途呢？董祖寿的方案就是“非广兴学会不可”，他提出应该及早建立的学会至少要有化学、农学、矿学、商学、电学、算学、博物等。至于化学学会，他的认识和规划是：“化学为一切格致工艺之本，不明此学，无以考万类之根源，各质之形性，凡农学、矿学、地学、电学、医学、动学、植学，均浮而不切，略而不详，堕于虚无影响，而莫可究。即他格致学，有必待化学而明者，亦无可措手。西人幼童入塾即授此业，良有以也。”在他看来，化学为一切科学之基础，之所以成立化学学会、集中同志研讨化学，是当时一切新学之急务。

由于有这样清醒的认识，董祖寿于1897年9月在杭州创设中国第一个化学公会，“联合同志，创兴斯学，购备器料，订期试验，上遵朋友讲习之经训，近采联邦公学之略例”。

化学公会成立之后，暂设会所于《经世报》馆，并由该会创办人出资略备器料，先行试验，并采用当时其他学会的办法，由后来入会者量力集资，添置设备。该会由同人公举总理一人，主招集同志，收管银钱，及推广办理等事，不取薪水。1897年11月9日，化学公会举行第一次试验，并规定以后每月于农历初一日、十五日各举行一次试验。然而，或许由于经费方面的原因，化学公会也仅仅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不了了之。

除京师、上海、江浙外，百日维新之前的政治中心还有湖北。湖北在张之洞的治理下，对于新思想的吸收、新人才的引进，相对说来也比较积极，但在维新运动正式开展之前，湖北境内成立的新学会却只有质学会一家。

质学会于1897年春成立于武昌，其宗旨意在劝学，务充质实，故名质学会。学会内部拟分经学、史学、法律、方言、算学、图学、天文学、地学、农学、矿学、工学、商学、兵学、格致学等14目，前六科为兼习之学，后八科为专门之学，习专门必兼六科，乃有体有用。质学会强调“深之六经诸史，以植其体；达之中外古今，以拓其用”；“须知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不能出其范围”。这实际上也是张之洞的所谓“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新学会宗旨。由此可见，所谓质学会实际上是湖北境内一个综合性的新的学术团体，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在湖北这样一个新人才甚多、新思想引进也不少的地方只有一个新学会的原因。

按照质学会的章程规定，该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与当时的其他新社团大体相当，即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组建一个新的图书机构，“广搜图书，以饷学友，中书而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例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用资他山”，而与会的学友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学会将创办的学报及将刻图书。但关于这些活动的详细情况，由于史料阙如，目前不得而知。

与湖北的情况正好相反，湖南是全国新政治的中心，所以湖南的新学会、新报刊都远较他省兴盛。为了叙述的方便，将在探讨湖南新政的时候予以集中描述。

广东省虽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的故乡，但在百日维新运动开始之前，也仅有新学会数家。以成立先后的时间为序，一是孙中山首创的农学会。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已意识到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高度重视农业的改进与发展，“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在这前后几年的时间里，孙中山不仅在自己的故乡采用西方的新知识与新技术进行农业改良方面的试验，而且为郑观应起草《农功》专论，后被郑氏收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农业的重视由来已久。1895年2月，孙中山往来广州、香港间，准备进行广州起义。同年10月6日，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堂发起成立农学会，并在广州《中西日报》发表成立宣言，称该会“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农学之师。且以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质，阐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专书，以教农民，照法耕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赏以励农民。又劝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此即孙中山创设农学会的基本宗旨。

孙中山创立农学会的想法得到了广州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数十人的支持和署名赞助，康有为的弟子陈千秋在得到孙中山的邀请之后也“颇有意”于参加，只是后来碍于康有为的反对而未果。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其所创办的农学会当然也不会继续进行下去，广东境内的新学会也一直没有进展。直到1898年春，方由梁肇敏、邓家仁、谭颐年、陈兆煌、陈芝昌、邓家让、陈国照、邓纯昌等发起成立了一家具有新式学堂性质的新学会，即广州时敏学堂。时敏学堂成立《公启》称：“今春明降谕旨，诏开经济特科，方闻之彦，应时而起，咸争自振厉，以期副国家需才之意，吾党二三志士，闵时艰之孔亟，惧儒术之寡效，首倡学会，各集同志，量为醵资，广购图籍，日有讲习，以扩见闻；日有课程，以抒心得。凡期人读有用之书，国储远到之器，诚谊举矣。”显然此为具有新式学堂性质的学会组织。

广东境内于1897年成立的群学会，虽有不少著作著录，但其详细情况尚不得而知。

康、梁等维新志士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建立相应的维新组织可能另有原因，但康有为于1897年2月抵达广西桂林，与正在桂林主持广西一切的广西按察使蔡希邠及广西地方士绅唐景崧、岑春煊等人发起成立圣学会，并创办广仁学堂，刊行《广仁报》，在与广东比邻的广西传播维新思想的种子。

康有为之所以在广西筹建圣学会，主要是因为梧州通商以后，外国人云集，外国教会的势力在广西也有很大的发展，而广西士大夫“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听任外国宗教的传布，似乎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存在，所以他期望在广西成立圣学会以抵制外国教会势力的影响，“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康有为的想法得到了蔡希邠及广西各界的支持。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897年3月7日，广西政界、学界及士绅200余人齐集桂林西华门爱经堂，举行隆重的圣学会成立典礼，宣布广西圣学会正式成立。

由于圣学会得到广西当局和士绅的广泛支持，因此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其经费来源比较充裕，其政治、文化色彩也趋于保守。它虽然不忘鼓励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其根本是要维护地方之安宁以及“发扬大道，激励后士”而已，其所渴望达到的目的也只是“光宣大教，俾孔子于二千五百年后，道大光明”而已。

尽管圣学会具有相当浓厚的保守色彩，但由于是新锐人物康有为发起和主持的，所以当时也引起国内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期待，梁启超将之列为与强学会并行的两大新学基地，称：“方今万国交通，新学大启，欧米条法，日益详明，于是中原志士，咸发愤而言变政，报馆学会，缤纷并起，北肇强学于京师，南开圣学于桂海，湖湘陕右，角出条奏，云雾既拨，风气大开。”或以为“将来风气日开，见闻日广，桂地虽僻，有此会而士人借以通知时务，讲求经济，他日人士之成，孔教之不坠者，官绅提倡之力也”。总之，圣学会是一家具有官方背景、具有一定守旧色彩的维新组织。

依靠官方背景成立新的维新组织，是百日维新运动开展之前新学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江西南昌，1898年5月成立有奋志学社，其发起人就是“卸事回省”的“江西典史”李荣植（瑞庭），其成立背景也是感于清政府特设经济科之御旨，期望以此组织邀集同志，“专意讲求吏治时务实在学问”。

在奋志学社成立的同时，在南昌由周鹿坪发起成立有励志学会。这个学会也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由南昌知府江讱吾“主会”，“以昌孔教，讲实学，开风气，袪积习”为学会宗旨。由于当时清政府已经开始提倡变法维新，“迩来新政迭举，非洞达中外情形，深明措施本末，断难推行尽利”，因此具有维新宗旨的新学会实际上是在清政府的政策鼓励下所产生，已远非先前冒险成立的那些维新社团所能比，自然为各路官僚所欢迎和支持，“各大宪深为嘉许”。

在四川，四川尊经书院院长宋育仁和杨道南、吴之英等人一起于1898年3月22日间在成都创办蜀学会，川省学界名流廖平等72人出席了成立典礼，宋育仁、易静山、吴之英、吕典桢、廖平等相继发表讲演，竭力鼓吹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宋育仁指出：“孔子始言圣人之德，无加于孝。”而廖平更重申“孝道自天子以至庶人，自圣人以至椎鲁，皆能行之”，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的宗旨是外王，而《孝经》的主旨则是内圣。“内圣可以统外王，故《孝经》可以统万事，倘于孝字之外，别求一道，别定一名，万不能统一。”“人受天之气而生，人皆天之子也。第尊者得尊名，卑者得卑名。帝王者，天下之尊者也，故得其名。”就是这样一种极端守旧的伦理观念基本上支配了蜀学会的全部。

蜀学会的政治理念如此怪异也不足为奇，它的成立背景实际上与江西等省的情况大体相似，都是带有响应清政府号召的意味。按照其章程的规定，蜀学会仿照京师官书局及各省中西学堂而变通之，稍有不同的是，蜀学会“以集讲为主，推广学堂之意，即寓其中，各就本地措办，不动官帑”，坚守民间的立场。至于蜀学会的政治倾向，多少隐含有地方自治和坚守传统伦理道德以抵抗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等意味。

蜀学会成立后大约每半个月就举行一次集会，参加者除川省的学术名流外，主要以尊经书院的学生为主，研讨的内容大体都以经训为主，围绕着儒家伦理的意义尤其是《孝经》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因此多涉及中国古代礼制等问题，他们主张以孝道为立身治行之本，强调“唯孝为至德，五伦虽天下之达道达德，独孝为至”。所以蜀学会的研讨会气氛总是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蜀学会的研讨也曾涉及到现实问题，诸如“当今之势如何变”、怎样选拔有用的人才、怎样改革学校制度等等，但由于章程明确规定他们的研讨是“以经训为主，与祖尚西人、专门西学者有别”，所以其结论不外乎“复古制”，而很少像康、梁等人那样从现实出发提供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蜀学会虽然名为学会，但其本质依然类似于旧式书院，与当时各省的维新社团明显不同。

蜀学会是四川在维新运动中的一个奇特现象，但四川省内在维新运动时期也曾创办过具有维新性质的新学会，即1898年在四川威远创办的威远农学会。其发起人为郭中元、袁光中、徐廷萃、胡执中、隆作栋等，其宗旨为“始则约会讲求，继则择地试验，总以广树艺、兴畜牧、浚利源、究新法”。

百日维新开始之前在各地成立的新学会，其宗旨及政治倾向总依创办者、参加者的情况不同而有异。同为边远省份的贵州，在此时却因人事关系的特殊而成立了比较激进的政治性学会，即仁学会。

仁学会的创办人为吴嘉瑞，湖南长沙人，既是谭嗣同的同乡，又是谭氏的好友。谭嗣同于1896年与康、梁在北京结识之后，遂奉父命以同知入赀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他在南京候补的时候，闭户养心读书，潜心孔教、佛教义理，会通群哲之心法，著有《仁学》一书，阐发君民关系的新观念，深刻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虚假性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荒谬。当此时，吴嘉瑞“说心法于上海”，与谭嗣同交往密切，“谭以《仁学》示吴，吴录副而去”。吴嘉瑞由此接受了谭嗣同的仁学思想。

大约1897年的时候，吴嘉瑞出任贵州贞丰州白层河厘金局总办，他遂与杨虚绍等人一起在贵阳文昌宫发起成立仁学会，先后加入该会的有30余人。他们大肆宣扬维新思想结合维新变法的思想讲解国内外政治时事，同时还讲授算学等新的知识，“以为新学之渐”，对贵州这一边远省份新思想的传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在福建，自清政府颁布乡试及岁科试改时文为策论之后，福建境内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响应，各书院纷纷按照新要求进行改革，并先后创办有新学会、实学会、闽学会、汇贤堂等新团体，以便互相观摩，相互促进。但这几个新学会的详细情况，诸如成立时间、人员状况等，目前尚不太明朗。

百日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之前的新学会当然不止这些，像成立于湖南的公理学会、方言学会，以及在各地都曾存在，且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不缠足会及戒鸦片烟会、延年会等等，虽然也应该算做百日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之前的新学会，但毕竟过于偏重社会风俗的改良方面，在此不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