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举人才与合大群

公车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案头上，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公车上书注定失败的那一天，即1895年5月3日，康有为却实现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荣登龙门，成了新科进士。5月5日，康有为被引见，授工部主事。

一、维新运动的发动

获取功名原本是康有为多年来的愿望，但当他真的获得了功名之后，他却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基本不太看重这一功名。这个外部环境，一是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使他不能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只能从书斋中讨生活，或者只在官场中周旋；二是通过公车上书以及前几年的机缘际会，康有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只会读书的进士、文人，他不仅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在京师知识分子层享有很高的名声，而且在朝廷大臣中也有了相当的背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就对康有为非常赏识。有了这些背景和资本，康有为当然不再看上那个工部主事的职务，他以自知非吏才为借口，甘愿放弃官方的职务，安心于以民间的身份继续他的变法维新活动。

康有为继续留在北京，观察形势的发展。5月8日，中日《马关条约》的换约仪式如期举行。同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电李鸿章，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接受德国、俄国和法国三国的建议，可以考虑放弃辽东半岛，具体细节容后再商量。5月22日，日军退出奉天、鞍山。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借款谈判也已经有了眉目。所有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官僚觉得中国在甲午战争后的危机即将成为过去，“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相信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即便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中国积弱至此，是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徒叹息悲伤而已。朝野上下弥漫着浓厚的苟且氛围。

这种苟且偷安的气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为。他认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未为迟。中国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度日，而应该汲取甲午战败的教训，速图自强，中国还是可以救亡图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康有为取公车联衔之书，就其下篇专言变法的内容加以引申，并详及用人行政之本，于1895年5月29日第三次通过都察院上书光绪帝。

康有为此次上书长达13000字，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未及提出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变法下手之方及先后缓急的顺序，充分说明中国必须利用甲午战败后的形势赶紧变法的理由。他指出：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有清二百余年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中国经此剧痛，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深刻反省，急筹自强大计，而不应该上下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复庆太平。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康有为重申了公车上书中的富国、养民、教士三个问题，另外增加了练兵一条。他强调，练兵之策，一定要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陈旧办法，建议采用如下六法：（1）汰冗兵而营勇；（2）起民兵而立团练；（3）练旗兵而振满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广学堂而练将才；（6）厚海军以威海外。康有为相信，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办法去进行，水陆并练，那么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则将来饮马南洋、秣兵欧土也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何况区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呢？

中国重塑辉煌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拘一格地选用合适的人才。他真诚地希望统治者能够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因为处非常之世，应非常之变，必须启用非常之才，而过去那些寻常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的庸谨之才，虽然可以守常，但决不足以应变，绝不可能将中国引向一个自强、繁荣的坦途。他建议光绪帝务必要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亲自抓起来，垂意旁求，日夜钩访，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规，越次擢用，这样天下之士必踊跃发奋，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为国家效力，辅佐皇上，共谋中兴大业。

从康有为列举的条件看，最关键的条件是要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今日中国所处的环境及存在的问题，“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理由很简单，因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下之健。康有为恳切地希望光绪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远鉴中国早期圣哲的谆谆告诫，近鉴俄罗斯、土耳其变革昌盛、不变革则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权其轻重，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厉行改革，将中国引向光明灿烂之途。第三书的原名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与坊间刻本文字稍异。

康有为在这次上皇帝书中所表达的看法虽然显得惊人，但实在说来也是当时每一个关心中国时局的知识分子和有良知的高阶层官员所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那时，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因为《马关条约》的换约变得浑浑噩噩，觉得中国已经暂时度过了战争危机；而另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则觉得中国的问题刚刚开始，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汲取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变法图强，中国的危机还在后面。所以，此时的清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愿意变革、愿意变法的迹象，整个大环境已与先前明显不同，清政府的一部分高阶层官员，乃至光绪帝本人都在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都觉得中国不可能再沿着旧有的轨道前进。1895年4月底5月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分别致函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必须尽快调整内外政策，实行变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后发制人。他在5月5日致李鸿章的信中指出：和议已定，社稷粗安，浮议只可置之不问。然而丧师失地之后，即不为收复计，亦当为善后计。中国苟能发愤自强，必须先在中央政府这一层面进行改革，除了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其变法的决定权固然在光绪皇帝之手，但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征求各方意见等具体工作，除了李中堂李大人外，还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他建议李鸿章应该将变法的事情认真地思考并付诸行动。如果言而不听，听而不行，则慷慨乞休，不再迁就，乃足以对三朝而谢天下。在4月28日致王文韶的信中，盛宣怀认为：中国目前之兵力、实力确实不足以废除《马关条约》而与日本再战，而是以暂时接受《马关条约》为上策，但如果中国沉醉在马关之约甘心顺受，何以纾宵旰之忧，而保中原之危局？光绪帝若果能发愤以图自强，与其不忍于须臾，而以京畿一带为孤注，不若远效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近师普鲁士、法国，含忍目前，发奋图强，壮大国力，力筹报复。在4月30日写给翁同龢的信中，盛宣怀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并强调：所谓自强之道，不外作人才、储国用、饬武备三大端而已。他实际上是劝翁同龢要利用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敦促光绪帝毅然变法，振兴国家。

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作为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主要人物，翁同龢对中国必须实行变法较他人有着更加直接的感受，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基于这种认识，翁同龢在1895年初当《马关条约》尚未成立时，就开始考虑战后中国的改革问题，他在同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人通信中，曾经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及工政以及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洋务思想家多年来一直建议而政府不及实行的新政。他甚至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光绪帝，希望以此促使光绪帝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此后不久，翁同龢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等人一起讨论过有关聘请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国家实行变法等问题，彼此就进行币制改革、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举办实业，以及设立新政部、教育部、整顿海军、开办报纸新闻、开放舆论等问题充分交换过意见。翁同龢有意于聘请李提摩太担任中国政府的新政顾问，李提摩太甚至还为翁同龢代拟了变法维新的计划书，由翁同龢提交给光绪帝参考。

翁同龢确实有意帮助他的学生光绪帝变法图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但他也知道清廷的政治权力并不在小皇帝的手里，光绪帝虽然有意于变法图强，然而在清廷内部并没有一支真正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他开始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有意援引康、梁等政治新人的深层背景之一。

对于康有为的大名及其主张，翁同龢早有所闻，但在康有为获取功名之前，翁同龢无意于与其接触。只是到了他看到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后，当时朝中已有变法维新的气氛，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与康接触，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陪同，不惜屈尊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可惜的是，康有为此时不在会馆，两人没有顺利见面。待康有为得知翁同龢的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两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对康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新派人物结盟由此开始。

翁、康相见的第二天，即6月3日，都察院将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转呈光绪帝。这也是光绪帝第一次得读康有为的上书。据说光绪帝览而喜之，觉得康有为言改革之条理甚为周详精当，当即命抄录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太后，其余的三份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不时参考浏览。而翁同龢也在这一天向光绪帝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光绪帝应该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于是光绪帝也开始注意康、梁等新派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有意将这些新派人物招募到自己的麾下。

人才的不足或不合时用，是光绪帝最为忧心的重要事情之一，也正是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5月29日的上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建议光绪帝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这一建议正中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龢下怀，于是康有为赢得了光绪帝和翁同龢的赏识。其实，康有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和高阶层官员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反省。就在康有为第三次上书送达光绪帝的同一天（6月3日），新疆巡抚陶模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陶模认为，国家的强弱，完全依人才的昌盛、衰落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而反观当时的人才状况，陶模以为太不如人意，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成为清王朝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陶模建议，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然而人才选拔机制的变革已成为当务之急，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见，无以振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基于这种认识，陶模提出了变革人才选拔机制的13点建议。

当康有为得知自己5月29日的《上清帝第三书》被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消息后，其激动的心情应该是难以言表的，这当然也激励他再接再厉于6月30日第四次上清帝万言书。他鉴于第三次上书只谈“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的缺憾，在第四次上书中专谈变法体要、先后缓急及下手之法。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审势度理。势就是大势所趋，本无强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难定美恶，其是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来的治国之道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道理甚为明白。时代发展到今天，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外通商的开始与实行，不论中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实际上都迫使中国加入一个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西方列强对市场的觊觎是主动的，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就是“外国环逼，既与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这种中国往昔从未遇到的新情况就迫使中国的执政者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政策，而必须以变化了的形势为基点，研究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

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和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政，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西方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

二是改革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康有为指出，大约在中国宋元时代，处在中世纪的西方诸国因为宗教的愚昧而相当的贫弱。到了明永乐时，英国哲人培根提出新的主张，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建议政府改革旧有的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西方知识分子著有新书发前人未创之说者，赏以较高的地位及待遇；其技术人才每有新器之制作、发从来没有之巧者，政府就给予优厚的奖励，并允许其拥有此项专利。西方国家鼓励科学发明创新的这些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此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康有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从体制上考虑科学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便为中国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援。

三是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建议。他认为，设议院具有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好处，也是西方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证。他说：“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诸众议，故权奸无所容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康有为强调，西方国家正是因为制度化的保证，从而使西方百度并举，以致富强。

从康有为的观点来看，西方国家的特点或者说优点，正是中国所不具备、所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积习太深，若不能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所以，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如欲变法图强，就必须痛下决心，革除弊政，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中国发展、富强的制度化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康有为提出五点具体办法：

1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准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如汉代公车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奖，或令面对，详加询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

2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每十万户推举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3设立顾问馆，请皇上打开便殿，广陈图书，皇上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左右的时间到此闲坐，顾问之员轮二十员分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访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顾问们应尽其所知，无所避讳，提供咨询，上以启皇帝之圣聪，即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即励其未学。

4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在康有为看来，莫若开放言论，命令直省要郡开设报馆，州县乡镇亦视条件令其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分送各衙门参考。至于外国出版的各种报纸，康有为也建议政府多加采购，由总理衙门委派专人每日翻译其政艺、言论，除了供皇上阅览外，也应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供各衙门参考。

5鉴于中国各级官吏的实际情况，康有为建议恢复汉代行之有效的幕府体制，使从中央到各省督抚、各县县令都广开幕府，延揽天下之英才，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然后兴举新法，经营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无几微之弊而不去，无几微之利而不举。

至于这五项措施实行的先后顺序及轻重缓急，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就能推动起来。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洋务思想家早就意识到的“君民之隔”，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议院体制，并在各省府州县都设立相应的议院，这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康有为在第四书中还提出设立报馆与学会，这是体制外保证中国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彻底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势必引导中国向近代国家发展，应该说这是康有为为近代中国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反复争议，实际上也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守旧派没有弄懂康有为的真实意图，总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必影响皇权的至上性。实际上康有为并没有否认皇权的至上性，他只是觉得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是政治上必须有办法，只有政治上有办法，其他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原本计划像第三次上书一样由都察院代递，然而都御史徐郙以康有为已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为由拒绝接受，将此次上书于6月30日（闰五月八日）《康南海自编年谱》称于五月十一日（7月3日）到工部递之。转至工部。工部尚书孙家鼐对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有称道之词，许为代递，五堂皆画押。然而李文田适署工部，可能是因为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时与李结下了矛盾，李不肯画押。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康、李结怨是因为时为侍郎的“乡人”李文田谓康有为在北京到处活动，却不向其拜谒，而康的辩解是：“吾谓彼若以为吾为贤也，则彼可来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师不拜客者多矣，何独怪我？卒不谒，故见恨甚至也。”而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则以为康、李之间的矛盾另有原因：“顺德李文田方摄部事，误中构扇之言，谓先生所著《广艺舟双楫》于其书法颇有微辞，因抱嫌排挤，独梗僚议，甘为炀灶。实则先生于李某，向薄其人，而爱其书，孙家鼐碍于情面，数次致书李文田并面责之，但李始终不肯同意，通过工部代递的可能已不复存在。之后，康有为与梁启超、麦孟华联名再递都察院，都察院以工部不收，“不便因此失欢”为由，仍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肯收。康有为的第四次上皇帝书终于不能上达。

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虽然没有送达光绪帝的手里，但其在京师政界、学界的影响力却日益增加。7月5日，光绪帝发布《举人才诏》，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荐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能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以及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各种人才，一秉大公，详加考核，任命适当的职务或职位。应该说，光绪帝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康有为以及陶模、翁同龢等人建议的结果。

光绪帝的《举人才诏》等一系列具有改革意味的诏书发布之后，获得了各省将军督抚的响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7月19日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就人才储备等问题提出九点建议：

1加速训练陆军，各省自设学堂，延聘西方国家的军事教练，采用西方近代的新式办法，争取在一年之内，沿海各省训练成三万陆军。同时，挑选年力精壮、明敏有志者百余人出国专修军事，待学成归国后彻底改善中国军队的人才构成。

2加强海军建设。由于中国海岸线太长，无论国家如何困难，即使借款，也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至少要尽快恢复南北洋及闽、粤四支海军。若限于物力，则南北洋两支海军断不可少，否则势必失去海战的主导权。

3加紧铁路建设，改变先前不允许外资介入中国铁路建设的既定政策，在开始的阶段，可以先允许西方小国的商业资本投资到中国铁路建设上来。他指出，中国的版图太大，其所以长时期利不能兴、弊不能去者，除了各种复杂的原因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地势之阻隔，各地不能顺利地交通、交流的缘故。若铁路成，则万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业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达，山川之产靡不尽出，风俗之陋靡不尽除。假如中国各省铁路全通，则国家气象大变，商民货物之蕃息当增十倍，国家岁入之数亦当随之增加十倍。所以，张之洞认为，铁路的建设是当前中国最急之要务，必须充分利用西方小国的资本从速建设，但不能利用英法诸大国的资本，否则恐获利之后，收回或费口舌，惟小国、远国商业资本无此虑。

4在各地分设枪炮厂，大批制造新式武器。张之洞认为，甲午战败的技术原因，除了军队将士训练无素外，也因为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如人。为改变这种状况，应尽快提高新式武器装备的自造能力。如果多设有困难，也应选择两三处条件较好的旧厂加以扩充、改造。

5广开学堂，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张之洞指出：人皆知西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西洋各国之强由于学。一国之强大与否由于人才，而人才出于立学。不能大规模地举办各级各类学校，何以指望人才辈出？他建议清廷下令各省全部设立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西方国家名师教习，三年小成，再选择其中才识较胜者，送到国外继续深造。当务之急，是选择一批粗通西方文字语言的青年才俊分赴各国留学，以应国家之急需。

6讲究商务，鼓励各省设立商务机构，兴办公司，振兴商务。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至于护商之要，张之洞认为不外乎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家与民间之力以济其穷。

7讲究工政。张之洞指出：世人皆言西方国家的富强是由于以商务立国，这种观点对近代中国实在是一种误导，是皮毛之论。西方国家在近代之所以走向富强，主要的是国家对工业的重视。西方国家讲究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才有商业流通的剩余价值。他建议政府下令各省设立工政局，就各省的特色加以讲究，加快各省工业的发展步伐，如开矿、炼铁、制造、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等等，都能采用西方近代工艺，何至有忧贫之事？

8中央政府及各省督抚应该多派各级官员及专门人才出国考察，增长见闻，增长阅历，知己知彼，熟悉国际商务中的通行规则，将来充任洋务、商务之职，以有效地提高洋务、商务的质量。

9预备皇帝巡幸之所，恢复久已不修的巡幸之典。对于当时包括康有为等人在内的迁都之议，张之洞均认为不可行。他指出：清朝立国以辽沈为肇基之所，若首都过于偏西，相距太远，则不能控引援应。而且京师为天下根本，人心所系，岂能轻易迁移？况诸家所提出的迁都方案，都以陕西、山西为目标，而陕西、山西的经济过于落后，不足以容万乘而供六师，若一一缔造经营，也不是现在的国力所能办到。即便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而言，当时的国际冲突重在交涉，军事之强弱全在海防，商务财源也多在海口，若建都关中则距海太远，南北洋皆鞭长莫及，耳目难周，海军的建设必将废弛，中国的海口门户更易洞开。所以，为了清朝的长久之计，张之洞建议与其迁都，不如在关中建立巡幸之所，恢复巡幸之典，如遇外敌入侵、京师危机，则可巡幸关中。然后滨海及边关诸将便可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忌。

由于张之洞独特的政治角色和从政经历，他这九点建议不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更切中时弊，其中有些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及时得到采纳，但在此后不久开始的维新运动中也逐步演化成政治实践。

大约在张之洞上奏折呼吁修备储才的同时或稍后，御史胡燏棻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变法自强疏》，该疏题注为“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即6月23日至7月21日间，或许在张之洞的奏折之后。明确提出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称光绪帝在1895年于群臣上书中凡存九折，并以胡燏棻为第一，康有为第三次上书为第二。称第一者，可能就是指的《变法自强疏》。

在这份奏折中，胡燏棻分析了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所面临的问题，以为中国在接受了和议条款之后，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如果不思改革，不思进取，恐怕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在他看来，中国当时之要务，首在筹饷，次在练兵。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他指出：“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为此，胡燏棻提出变法自强的十点主张：

1开铁路以利传输。中国铁路之议，屡举屡废，但经过甲午战争的测试，中国军事调动之所以迟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铁路不够发达。因此胡燏棻建议采取各种办法广开支线与干线，这样一旦疆场有事，运饷运兵，朝呼夕至，今日寓强于富之道，恐怕没有比广建铁路更切合的了。

2改革、重建新的货币体制，设立隶属于政府的银行，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采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用商务之章程，杜绝官场之习气。

3鉴于官办洋务企业的低效、腐败与不负责任，胡燏棻建议利用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民办企业，使官办、国有、官有的企业逐步减少，并最终淘汰。他指出，中国如果继续走官办、官有、国有办企业的老路子，即便再过一百年，中国企业也终无起色，不要说去与外国竞争，就连满足国内的需要都不可能。政府应该准许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政府如果需要购买枪炮、船械、机器等，也应该采用国家采购的办法，均托民厂包办、包用，其试不如式者，虽定造亦必剔退。果如此，则人人有争利之心、亏本之惧，自然专心致志，实力讲求，以期驾乎西制之上。胡燏棻的这个建议不仅立足于对洋务企业弊病的考察，实际上也为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

4鉴于先前中国开采矿产资源方面的教训，胡燏棻建议应该仔细研究开矿方面的政策及技术问题。他提出四个要点：一是用重金聘请西方国家高水平的矿师，不要像先前那样被西方那些“外托行家，阴图渔利”的低水平矿师所蒙蔽；二是慎重选择矿产地，要注意选择交通便利处，否则成本居高不下，终无利可图；三是要细考矿质，不同的质量有不同的价格，同样的成本而获利不同；四是要厚集资本，招散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根本在于必须找到赤心为国、绝无一毫私见的人去管理，否则矿不成则害在公家，矿既成则利归私室。

5鉴于漕运南方大米运往京师的弊端，胡燏棻建议政府不要再介入此事，而改为市场化操作，南米北来渊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之有米与官中有米同，则少米之患在今日可以无虑。据胡燏棻估计，如果实行这种市场化改革，仅此一项就可为政府节省数百万开销。

6实行大规模的裁军方案，减少兵员名额，对各省绿营无用之兵，裁其老弱，年裁二成，五年裁竣，用由此节省下来的军费按照西方军队的方法招募创练新军，同时仿西方巡捕之制在各城乡市镇维持地方治安。这似乎是近代中国警察制度的最初提出。

7鉴于中国旧有的驿递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胡燏棻提议废除这一体制，而代之以西方近代的邮政体制，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为政府节省300余万金。

8创练陆军以资控驭，命令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设立武备学堂，聘请西方国家的军事人员充当教习，为军队培养一批懂近代战法、兵法的中下层军官；武科乡试的科目也应该进行改革，废除旧的内容，改为以枪炮命中为去取；酌情提高军队官兵的薪水与待遇，杜绝克扣之弊。

9重整海军以图恢复，在力所能及购置西方先进的设备外，更应该改定章程，选拔合格的将才，仿西方之制，海军提督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各省督抚、疆臣之节制，一旦发生对外战争，允许其便宜行事，提高海军的战时应变能力。

10设立学堂以储备人才。胡燏棻的这个看法与张之洞的看法基本相似，建议各省改书院为学堂，弃章句小儒之学，求经济匡世之才。

胡燏棻的十点建议确有不少新东西，其中有些内容是当时有心于时局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些是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故而能够得到光绪帝及政府高层的重视，胡氏本人在此后也不断地被委以重任。

说胡燏棻的某些建议是当时关心时局的有心人的共同思考，主要是为了说明维新运动的发动并不单纯是康梁系维新派与帝党领袖翁同龢等人之间的密谋和筹划。在胡燏棻的奏折呈递的同时，农历七月（8月20日至9月18日）间，曾经两次参加中日议和谈判并奉旨前往烟台与日本换约的道员伍廷芳也上书清廷，提出九点变法建议伍廷芳的这份上书不见于中华书局1993年8月出版的《伍廷芳集》（丁贤俊、喻作风编），而见于“中央研究院”，其中有些与康有为、陶模、张之洞、胡燏棻的看法相同或相近，有些是其独有的思考。

议论改革、昌言变法在《马关条约》签订，尤其是换约之后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经过光绪帝的鼓励，上书言事在官僚层、知识分子层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不仅为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智慧资源，许多建议终于演化成政治实践，而且为后来的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氛围。此后两年间，维新书报大量刊行，维新学会大量创建，人人争当新派人物，这些实际上都应溯源到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几个月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伍廷芳上书的同一个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联名上《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就军事改革、实业建设、教育发展等提出了六项建议，其内容与见解多与时人同。

二、京沪强学会的成立

在康有为的策动及影响下，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自公车上书之后已有重大转变，公开谈论国事，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已经不再是违规违纪的事情，高阶层的官员、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开始以维新为时髦，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组建维新团体，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的开展，就成为最急迫的事情。于是有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建立。

京沪强学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成立的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鉴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已明确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要唤醒国人的觉悟与觉醒，就必须想办法开风气、开知识，必须将国人尤其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其实，早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康有为就已意识到，“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因此，欲改变国人的风气，提升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意气，就必须将这些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康有为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鉴于明代集权政治的高压摧残，自明末东林党失败之后，基本上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风气极其困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经过痛定思痛的反省，社会风气稍有变化，但真正转移风气，就非合大群不可，“必合大群而后力厚”。合群，非组织团体不可，而在外省组织团体，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结合士大夫及中高阶层的开明官僚在京师组织则不然，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又因成立于京师这样的政治中心，还可以避免守旧官僚不必要的怀疑。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绝之后，并没有急于离开京师，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户部郎中陈炽、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等人的建议，留在京师筹划组织团体的事宜。他天天以“开会”之义号召于同志。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也“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经过康、梁等人的反复宣传，明白此中道理的人越来越多。在陈炽、沈曾植的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三次“游宴”活动，试图通过这种士大夫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筹组团体。或许是因为康有为的政治企图太过于明显，康有为的三次“游宴”活动并不成功，筹组团体的工作没有很大的进展。但经过近两个月的宣传鼓吹，成立学会的舆论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官僚士大夫阶层已从最初的惊恐中走了出来，他们终于听到从来没有听到的理论与见解，终于知道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开始相信实行改革、实行新法的益处，并逐步认同康有为组织团体的呼吁。

在康有为等人积极宣传的影响下，组织学会的共识在新一代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形成，一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逐渐相信了组织团体、设立学会有益于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以及孙家鼐等开明官僚开始暗中支持康有为筹组团体的活动。

1895年8月下旬（农历七月初），康有为在陈炽的帮助下，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等人参加宴会，商谈筹组京师强学会的事情。康有为为了壮大声势，争取当朝重臣的支持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又通过沈曾植拉拢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孝谦参加。此次聚会解决了京师强学会成立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参与者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元，袁世凯当场认捐500元；二是当场推举陈炽为提调，负总责，推举张孝谦协助陈炽；三是推举康有为负责起草强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由康与其弟子梁启超拟定之后交给参与者讨论定稿。

参与筹备的丁立钧、张孝谦“畏谨”不定，康、梁负责起草的成立宣言与章程经数次讨论也难以定稿，康有为深知其中的困难，只好迂回而从之。此后，集会、宴会较前增多，来者日众。

筹设强学会的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开始择地设置机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安徽会馆的一部分，即《万国公报》所在地设立会址，每十日集会一次，由康有为等人发表演说，宣传爱国自强主张。至此，北京强学会已粗具规模。

强学会的局面在初步打开之后，康有为开始利用这些条件进行更多的活动。他计划先开办一家图书馆，因为在强学会尚未正式定名之前，强学会又名为“译书局”，其自定的职责似乎也主要是翻译西学书籍。1895年10月，强学会在琉璃厂成立了一家图书馆，除了接受各界捐赠的图书、仪器外，还委派麦孟华等人去上海采购新书。

如果条件允许，康有为还计划向国外派遣一批留学生，直接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为中国的持久发展准备人才资源。

为了这些长远的目标，为了购置图书、仪器，强学会在开办之初继续向官僚士大夫阶层筹款、募捐。他们经过多方活动，并发函给各省督抚，取得从中央到地方部分开明官僚的支持。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从户部拨给若干资金进行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刘坤一也各捐5000元，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也各捐若干元。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强学会捐款2000元以入会，但强学会诸负责人考虑到他刚刚签定过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而拒绝了他的捐款。北京翰文斋书店向强学会赠送了大批图书，英、美公使也向强学会表示愿意捐助一批西学图书和仪器设备。在华的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更是热衷于支持强学会，他们不时与强学会方面的人士相互宴请，宣传西学，不断发表关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意见，双方时常就此进行讨论。

参加强学会的人成分比较复杂，各方面的人物都有所包容，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志士，如麦孟华、汪大燮、王鹏运等，他们既是强学会的发起者，也是其政治上的设计者、倡导者和实际操作的人，他们忠实于强学会追求国家富强昌盛的宗旨；二是具有帝党背景的人物，如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等人，他们基本上同意强学会的宗旨，是强学会的同盟者，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学会自身的发展与强大，不是为了使强学会自身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为了联合强学会的人物，壮大帝党的势力，利用强学会的活动能量、社会影响、新学知识和变法才干，通过某些改革以与后党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他们的后台便是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而从强学会的主导力量方面说，他们也想利用帝党方面的支持以壮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并真诚地希望能够通过帝党的支持、援引而打开通往清廷最高权力中枢的道路，从而实现他们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学会的中坚人物愿意与帝党方面相结合，也正是通过他们的相互利用促成了强学会的成立与初期发展，而强学会后来的被封杀，自然也导源于此。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势力外，在强学会内部还有第三种政治势力，这些人大体上说来是那些具有一定开明意识的官僚政客，在统治阶层中基本属于中下层的年轻官僚，他们一方面对现实政治表现出某些不满，期望改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全在于推动政治改革的发展，而是和其自身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因而他们加入强学会虽然有其真诚的一面，但更多的则带有政治投机的成分，他们把参加强学会作为一场政治赌博，作为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终南捷径。这批人物的代表者主要有张孝谦、丁立钧、褚成博、张仲炘、袁世凯、徐世昌等。除了上述三种政治势力外，在强学会内部还有一些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是游荡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视各派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决定自己的态度。

在强学会筹备成立之初，为了会名的问题，各方之间曾经展开过交锋。维新派的领导人主张以“强学”为名，但反对者担心此名会引起争议和麻烦，“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名称的争论从表面上看可能仅仅是一个斗争的策略问题，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势力如何规定该会的性质与宗旨的大问题，反对以“强学”为名，实际上也就是担心强学会的宗旨与性质过于激进，他们只要点滴的、渐进的改良，根本不敢采取任何激进的手段与斗争方式。而当时的康有为抱定宗旨，不肯迁就。他强调，他之所以创办强学会，并没有真的指望这一机构能够对中国的政治发生多么大的直接影响，只是期望通过创办强学会，“将以破除数百年之网罗，而开此后之途径”。正是由于康有为的坚持，“强学会”的名称才最终得以保住。这可以看做是强学会的主流派与内部异议者的第一次交锋。

在康有为等人的坚持下，强学会得以成立，但在康、梁起草的强学会成立宣言（《强学会序》）及章程的讨论过程中，又一次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康有为在《强学会序》中首先分析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中国如再不变法，必将亡国。欲挽救中国的危亡，在康有为看来，就在于开学会，讲求变法自强之道，改变“风气未开，人才乏绝”的状况。而开风气、培养人才，就要建学会、集群贤，就新知旧学进行研讨。过去曾国藩、倭仁诸贤讲学于京师，与湘军将领罗泽南等讲练于湖湘，卒定拨乱之功，成同治中兴之伟业；而普鲁士也因有强国之会，终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终成明治维新之治。因此，康有为呼吁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积极加入强学会，为中国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心智。

康有为的《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人心的重要宣言，他痛陈亡国之后残酷之状，激励了不少的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加入强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许多读者在阅读这份宣言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宣言却在强学会内部引起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张孝谦、丁立钧等人对于《强学会序》中的激烈言辞持反对态度，忧虑这些言辞可能会引火烧身。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各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方使《强学会序》在强学会内部勉强获得通过，而各方的政见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弭。

在康有为尚在北京亲自主持强学会的时候，强学会内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它毕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京师具有很大的影响，中外士人积极参与其事，势力扩张极快。这自然引起守旧者的反感，守旧派官僚徐桐和御史褚成博等扬言要对康有为等人进行弹劾，于是吓得陈炽、沈曾植连忙催促康有为离开北京。于是康有为在10月11日出京南下，京师强学会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陈炽等人料理。

康有为离开京师后，强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为帝党人物陈炽。但过了不久，强学会却变成了以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四人为总董，而以张“主其事”的格局。张孝谦为人“故反覆”，做事也不太有“经纬”，他只是凭借与李鸿藻的特殊关系，以李为靠山，便“意见重，气焰大”，“以局为其局”，将强学会看做自家的私有财产和自己的政治资本，联合丁立钧排斥陈炽、沈曾植等人。强学会的其他政治势力与人物由于幻想借重李鸿藻的政治势力以谋发展，故而对张孝谦的专横过于迁就退让，终于使强学会的领导权旁落，组织涣散，差不多达到不战而败的结局。

强学会的内部人事格局决定它不可能长久存在，而其外部环境也使得强学会很难获得新的进展。强学会的创办本为后党所不容，后党中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在强学会成立之初曾向强学会的负责人表示有化解隔阂的愿望与诚意，并答应向强学会捐款。但是，强学会的负责人没有真正理解李鸿章的意图，反而因李鸿章刚刚签定过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捐款。这样，双方的矛盾与隔阂越来越深。原本可以支持改革的李鸿章对强学会诸人的好感至此荡然无存，他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曾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这虽然有点“小说家言”的味道，但确实反映了李鸿章此时的心态。于是乘李鸿藻“赴陵差”的机会，“欲借此以兴大狱”，指使其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20日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

清廷在收到杨崇伊的奏折之后，即着都察院查明封禁。当天中午，张孝谦得到这个消息，就吓得惊慌失措，一方面立即“嘱速迁”，另一方面派人向李鸿章“献好”，乞求李鸿章手下留情。强学会的另一负责人丁立钧甚至“泣下”，想赶紧将书籍交还同文馆。褚成博、张仲炘等人更是吓得“纷纷逃匿”。只有沈曾植、梁启超、杨锐、汪大燮、王鹏运等人还算冷静，主张具呈力争。

面对清廷查禁强学会的命令，帝党的中坚人物翁同龢仍在设法挽回。他密奏光绪帝说：“教育人才，自强之本，未可阻遏，使天下寒心。”他建议清廷不要盲目地查禁强学会，以免引起许多负面影响。

1月29日，对强学会爱护有加的李鸿藻回到北京。翁同龢迅速往见李，希望李设法劝清廷收回查禁强学会的成命。与此同时，翁同龢还利用此时纷纷议论开学堂的舆论机会，鼓动由御史胡孚宸出面上书，批驳守旧派官僚强加给京师强学会的污蔑不实之词，指出强学会并没有利用学会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更没有违反法纪的事情，强调强学会下属的强学书局所藏图书除了列圣之训及各种政书外，更多的则是同文馆及上海制造局所刻西学著作，因此他建议清政府不要彻底查禁强学会，而是采取变通的办法，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此日多一读书人，即他日多一报国之人，收效似无浅鲜”。他的这一建议既在事实上保住了强学会，也给予弹劾者以足够的面子，未尝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于是清廷下令发还查抄的强学会的图书、仪器等，设立京师官书局，指派孙家鼐负责管理，调集译员选译各国新报及各国史书，继续承担宣传维新变法的功能。

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在事实上保住了强学会。然而当这个消息传出后，强学会内部的一些投机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投机，他们或“群奔走”于管学大臣，企图在官书局中谋求到新的差使；或把官书局作为一个在政治上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趋之若鹜。只有那些真诚拥护维新改革的志士如陈炽、沈曾植、梁启超等，不再参与其事，退出强学会，自然也就退出了由此而来的新办的官书局。

在京师，由康、梁等维新志士创办的强学会至此终结。

北京强学会的终结当然并不意味着维新运动的结束。事实上，当康有为离京南下，于10月29日抵达上海之始，就开始在上海这个相对更自由的城市创办一个新的政治组织。

为了取得具有维新色彩的开明官僚张之洞的支持，康有为到上海不久即专程前往江宁游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张之洞那里前后盘桓有20余日，与张隔日一谈，每谈必至深夜，两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应该有足够的共识。张之洞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建立强学会的主张，并自愿捐款500两，划拨公款1000两，以此充办会的经费。

有了张之洞的支持，上海强学会的开办比较顺利。11月下旬，康有为偕同梁鼎芬、黄绍箕等人返回上海，很快便将筹备中的上海强学会的会所选在跑马场西头的王家沙1号。各项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2月初，康有为撰就《上海强学会序》，然后以张之洞的名义先后刊布在《申报》《中外纪闻》及《强学报》上。此序在《申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报刊发表时，均署张之洞名。康有为在这篇文章中重申和强化了他在北京《强学会序》中所陈述的观点，以为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走向富强昌盛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合群”的方式与方法，那就是开办学会、培养与积累人才。由此他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在于开风气，在于人才的培养与积累；而开风气以及人才的培养与积累可以有多种办法，但在目前中国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讲学术，讲学术在合群。因此，康有为在这篇文章中借张之洞之口号召人们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以应天子侧席之意，而济中国之变”，为中国的富强昌盛而共同奋斗。

康有为在替张之洞撰写了《上海强学会序》之后不久，又发表了《上海强学会后序》。他在这篇文章中依然重申先前组织学会有利于中国发展与富强的观点，并以中外历史教训作为例证，强调当前的世界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兼弱攻昧”，就是弱肉强食。因此落后的中国要想避免继续落后，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强。自强之术有二，一是力强，一是智强。美国立国仅仅百年，但其所以强大，在于美国人善于组织学会，其百年间著书立说多于希腊、罗马三千年，这就是智强。而智强的根本，不是一人逞智，而是群人共学，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走向富强的根本；而反观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之所以被弹丸小国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因此，康有为希望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者，都应该“合群共学”，学习西方及东洋的团队精神，结成一个强大的新民族、新国家。

在进行舆论准备的同时，康有为也开始了组织上的准备与行动。在他与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柟、龙泽厚等16人于1895年12月联名发表的公启中，公布了《上海强学会章程》，正式开始筹建上海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是专门为了中国的自强而设立的政治组织和爱国团体，基本方法是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中国古代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主要职能是办好四件事：（1）翻译和编印图书。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2）创办报纸。（3）创立图书馆。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上海强学会准备先购置一套四库全书，先搜其经世有用者，再旁及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以广考镜而备研求。（4）创立博物院。如有余力，上海强学会还计划设立学堂以培养人才；设立讲堂以传播孔教；派员游历西方、东洋及国内各地以考察地舆、矿务、风俗；设立养贫院以收容乞丐，教以工艺技术等等，显然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或许是鉴于京师强学会队伍不纯的经验教训，上海强学会在竭力吸引人才的同时，也较京师强学会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入会条件，强调入会的成员应该是“品行心术端正明白”，“不论名位学业，但有志讲求，概予延揽”。对于那些入会后可能会“别存意见，或诞妄挟议，及逞奇立异，或作奸犯科，致招物议”的人，《上海强学会章程》还规定了严格的处理办法，即“公议辞退”。

尽管上海强学会规定了比较严格的入会条件及处理办法，但当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之后，实际上还是存在着激烈的内部冲突与斗争。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自然不满意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以为洋务的主张显然不再合乎中国当前的实际，而只有他们的变法维新主张才真正反映中国当时的社会需求。

对于康有为所主张的孔子改制问题，张之洞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他之所以以两江总督的重位支持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实际上是想利用康有为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以及他人所不具有的创办学会、网罗人才的能力为自己所用，并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中捞取政治资本。这是老练的政治家张之洞的如意算盘。可惜，张之洞过于低估了康有为的政治坚定性及政治原则性。他先是当面委婉地劝说康有为以后不要再宣传所谓孔子改制之类的荒唐学说，后又委派梁鼎芬去向康有为明确表达这个看法，梁鼎芬甚至代表张之洞表示，只要康有为明白宣布放弃所谓孔子改制说，张之洞就一定为上海强学会提供足够的活动经费。张之洞相信，凭借他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及他那颇为诱人的经济支持，一定能够说服康有为，使康有为放弃这种荒唐的学说，改弦易辙，回归到他所主张的渐进的“中体西用”的改良路线上来，不要用西方那些激进的思想路线来破坏中国既成的发展模式。

孔子改制说不仅是康有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发现”，而且实在说来也是康有为在甲午战败之后积极从事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他面对张之洞的威胁利诱并没有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换言之，康有为不愿意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提供的那点区区经费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仰。

康有为的不听话与不合作无疑激怒了张之洞。张之洞一计不成，便转而使用其他的伎俩。他已经明白，要让康有为从理论和信仰上屈从自己的“中体西用”的政治改革模式已经相当困难。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张之洞便不再愿意在自己的辖区内发生什么激进的政治事件，更不愿意出现脱离自己掌控的激进的政治组织。鉴于他已经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上海强学会的事实，于是他只能加派自己的心腹去上海从组织上把握和掌控这一组织，孤立康有为，将这一政治组织在实际上变成自己所能把握的、具有可以接受的政治色彩的组织。

根据张之洞的安排，其心腹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随同康有为一起来到上海，参与筹办上海强学会。他们除了负有从组织上掌控上海强学会的使命外，也带有监督康有为的任务。这样，上海强学会在筹办之初就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形势。

即将正式开张的上海强学会能否在张之洞的掌控之下，在张之洞方面并无绝对把握。因此他在加派亲信参与筹办的同时，也试图设法支走康有为。他利用康有为将回广东为其母亲祝寿的机会，劝告康有为不妨在广东也创办一个强学会，并建议由康有为主持广东的强学会，另派他在湖北的旧属汪康年到上海主持上海强学会。

张之洞的打算似乎已被康有为觉察，康有为不仅无意在广东创办新的学会，而且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领导权，在离开上海回乡省亲的时间空当里，根本无意征得张之洞的同意，便调徐勤、何树龄来上海主办《强学报》。

当张之洞发现康有为根本不接受他的建议，并背开他单独进行强学会的活动时，他觉得应该与康有为划清界限了。于是他致电康有为，提出停办上海强学会，理由是“论学不合”。而康有为自此更无所顾忌，便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为由拒绝张之洞的停办要求。

康有为的拒绝无疑深深地激怒了张之洞。为时不久，当《强学报》强行出版之后，张之洞一系的梁鼎芬、黄绍箕等人便开始以《强学报》的内容、形式与发起人原先议定的原则不合为由向康有为发难，并最终导致张之洞于1月26日下令将上海强学会强行解散。

北京、上海的强学会相继被查封是维新运动所遭受到的挫折，但在这批志士仁人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维新运动已从根本上不可遏制。各地纷纷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三《时务报》与《国闻报》

康有为等新知识分子在创办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社团的同时，更不忘创办自己的言论机关，试图以新闻媒介的作用去影响新一代知识分子，并期望以此去争取官僚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创办自己的言论机关与创办学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康有为指出，中国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也无人敢创办报刊以开知识。而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而陈炽甚至认为，创办自己的言论机关，可能比开办学会、聚集人才更为迫切，“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康有为等人为了开风气、开知识，在创办强学会之初，就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先行创办了《万国公报》，并与发送《京报》的人协商，由他们在送《京报》的同时，每日附送1000余份给朝中大臣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万国公报》创办两个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中国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及新法可能带给中国的好处，从而为京师强学会的顺利成立提供了积极的舆论支持，使自愿参加强学会的达官贵人、知识分子愈来愈多。

《万国公报》为双日刊，其刊式与《京报》相似，报名与英美传教士所办的报纸相同。其之所以定名为《万国公报》，是因为上海广学会编的《万国公报》在清政府的官僚中已经行销有年，甚有知名度，不仅在朝中大臣及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大的知名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深受这份传教士《万国公报》的影响，光绪帝也经常阅读。因此，康有为等人创办自己的第一份刊物时不自觉地盗用了《万国公报》的大名，其目的也不外乎为了便于推广和扩大影响。

康梁系的《万国公报》出版两个月左右，李提摩太有机会与康有为直接会晤，不久，李甚至参加了京师强学会，并聘请梁启超担任他的临时中文秘书。当他发现康梁系的《万国公报》是盗用广学会的名义时，便向康、梁提出了抗议，康梁系的《万国公报》被迫停刊。

《万国公报》每册有编号，无出版年月，其第1册出版于1895年8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前后共出版45册。这是最初3个月的全套刊物，也是康梁维新派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份最有影响的刊物。它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从上海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转载而来的，自己组织撰写发表而未署名的文章大都出自梁启超、麦孟华之手。这些文章主要是介绍西方先进国家富国、养民、教民之道，包括开矿、铸银、制机器、造轮舟、筑铁路、办邮政、立学堂、设报馆以及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内容，基本上是在发挥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中所提到的那些变法主张。《万国公报》先后刊发的重要文章有：《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通商情形考》《万国矿务考》《万国邮政章程价值考》《学校说》《铁路情形考》《铁路通商说》《铁路改漕说》《铁路备荒说》《铁路便行旅说》《铁路兴屯垦说》《铁路工程说略》《佃渔养民说》《农学说略》《农器说略》《铸银说》《西国兵制考》《印俄工艺兴新富国说》《报馆考略》等。

《万国公报》所传播的新思想、新知识引起了新知识分子的兴趣，唤起了他们的救国热情，但同时也激起了守旧势力的反感与嫉妒。守旧势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探知《万国公报》竟然出自康、梁之手，于是“谤言乃大兴，人皆畏而避之，拒不收”。当新出的《万国公报》循例送给这些达官贵人时，他们再也不敢笑脸相迎，而是“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共出版了45期的《万国公报》只好草草收场，被迫中断。

康有为离京南下之后，强学会的日常事务由其弟子梁启超负责，各项活动依然进行。1895年11月中，强学会更名为“京都官书局”，原强学会的政治、学术色彩逐步减弱，而商业气息逐步浓厚，似乎真的要演变成一个纯粹商业性的出版机构，与康、梁等人最初创办京师强学会的宗旨越离越远。只是这批书生并不真的懂经营、会管理，反而使商业化越来越重的京都官书局的经营每况愈下，人心也开始涣散。

官书局的经营状况不算太好，但梁启超、汪大燮、麦孟华等人还算卖力，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终于把被迫停刊的《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于1895年12月16日在北京继续出版。

《中外纪闻》的报馆仍然设在强学会的会址，报纸也仍如《万国公报》一样为双日刊，逢单日出版，木活字印刷，每册在中缝注明出版年月，无编号，竹纸印制，每册包括封面在内约有10页。封面“中外纪闻”四个字为紫红色，似出于康有为的手笔。每面10行，每行22字。这些方面似乎与《万国公报》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编辑技术、栏目设置以及内容、篇幅上，《中外纪闻》对《万国公报》作了很大的改进。在经营方面，《万国公报》完全免费向京师官僚士大夫阶层赠送阅读，而《中外纪闻》则在免费赠阅10天之后，改为订阅或购阅。其不仅发行于京师，而且还向外地寄售。

在编辑方面，《万国公报》每期一般只有论说一篇，没有记事，而《中外纪闻》除了偶尔发表一些自撰的论文外，还有阁抄、译录英国路透社电、选译西报如《泰晤士报》《水陆军报》等，此外摘录各省新报如《直报》《沪报》《申报》《新闻报》《汉报》《循环报》《华字报》《维新报》《岭南报》《中西报》等等，《军机大臣字寄各直省将军督抚》按语，以及设有论考文章等栏目。

在《中外纪闻》之“译印西国格致有用诸书”栏中，曾经刊载或连载《英国幅员考》《各国商船及海上贸易价额考》《普国矿利考》《西国铁路考》《各国驻华师船考》《英国度支考》《格致穷理论》《地球奇妙论》等等，大都在文末附有简论，以简洁的文字启发读者思考。

1896年1月23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中外纪闻》与强学会一起遭到清政府的封禁，前后共出版18期。

上海强学会成立之后，即着手创办了《强学报》，以此作为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宗旨“专以发明强学之意”。内容以论说为主，要目有《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议》《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原说》《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先修法度说》等等。显然，《强学报》的政治观点较先前出版的《中外纪闻》更加鲜明和激进，但其要旨似乎都是康有为的观点。

《强学报》于1896年1月12日创刊，5日刊。担任该报主笔的是康有为避开张之洞而专门从广州调来的徐勤及何树龄。

徐勤、何树龄在政治信仰上自然听从康有为的指派，他们主编的《强学报》自然在政治倾向上接近康有为的激进政治主张。他们不顾清廷的规定，擅自公布清廷未经公开的“廷寄”，即光绪帝内发各省将军督抚议行十四条新政的上谕，此上谕已经遭到后党的反对和压制，明确不予实行，而《强学报》却把它公之于世，并附有短论称颂这份文件是清朝三百年来之“特诏”，是“中国自强之道基，臣民讲求时事之本”；甚至公然以为“破去拘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等等，以此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强。凡此，显然都极易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

由于康有为在学术上反复论证孔子改制的理论，这对《强学报》的主编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新创刊的《强学报》封面上，主编者徐勤等人有意将“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所谓“孔子纪年”置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同时发表《孔子纪年说》，鼓吹使用“孔子纪年”以唤起人们的改革激情。然而康有为等人这一做法的客观效果却恰恰相反，“见者以为自改正朔，必有异志”，担心用孔子纪年取代清朝的纪年必将给强学会带来大祸，“会中一二俗士闻之，则舌挢汗下色变，惧祸将及己，汲汲请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不奉今王的正朔，在当时帝制体制下可是杀头的罪名。于是发起人之一的梁鼎芬致函康有为，指责康不遵守发起人之间的约定，试图将《强学报》办成鼓吹自己的学术观点的私家刊物，“借局以行其经学”，已经违背了他们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创办《强学报》的初衷，因此梁鼎芬表示“欲登报除名停办”。

上海强学会另一发起人，也是张之洞亲信的黄绍箕在看到新出版的《强学报》之后，也立即致函已到广东的康有为，指责《强学报》用孔子纪年实违反了清朝的“国制”，并告知康有为他已经通知《强学报》社，停止出版新的报纸，并说他和其他的发起人正在考虑怎样结束上海强学会的事宜。显然，《强学报》并不太明智的政治举动实际上使它失去了相当多的支持者。

梁鼎芬、黄绍箕都具有张之洞的背景，他们的指责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张之洞的真实想法。张之洞既然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更不能容忍康有为等人不顾“国制”，一意遵行什么“孔子纪年”，因此当他发现康有为根本无意听从他的指挥，根本无法将其收编到自己周围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断绝上海强学会的经济来源，甚者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行解散上海强学会。而恰当此时，北京方面查封强学会的消息传来，于是张之洞趁机于1月26日委派专人致函上海各报馆，宣布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强学停报》，见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申报》。上海强学会及其机关报《强学报》由此而正式结束。

当梁鼎芬、黄绍箕等人向康有为发难的时候，康有为正在广东，他虽然已经感到事态严重，但决没有想到会严重到被强行解散和强行停办的地步。他在1月26日致函徐勤及何树龄时尚称：“彼有不办之心，我有必办之意。”他劝徐勤、何树龄二人要忍辱负重，坚守岗位，又致电黄遵宪出面“力持”，争取不停办。但终究没有阻止张之洞的决心，《强学报》与上海强学会还是被张之洞扼杀了。

张之洞之所以那么匆忙地改变自己的主张，由上海强学会的支持者一变而为反对者，除了理论上他实在不能赞同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学说外，更主要的是他对中央政局的把握与回应。他一开始支持康有为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并与康促膝对谈20余日，是因为他觉得自京师而来的康有为或许有什么大来头，毕竟康在京师创办的强学会有那么多官员参加，所以他不仅不反对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乐观其成的。但是，当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不几天，中央的政治局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96年1月20日，清廷接受御史杨崇伊的建议，发布上谕查封了京师强学会。这就难怪张之洞要保全自己了，他不仅要与强学会划清界限，而且要在自己的地盘里彻底禁绝这种可能给他带来极大政治风险的组织。

张之洞在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的同时，也为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他要禁止的只是康有为的那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学说，而无意将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才俊驱逐出自己的辖地。所以，他在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之前就决定调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的事务，试图从人事布局上掌控强学会。

汪康年是张之洞门下具有维新思想的幕僚，与梁启超、麦孟华也有很深的交情。当甲午战争进行之时，他在京师与梁启超等人相商，“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这一见解实与康有为的主张暗合。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幕僚如郑孝胥一样，有迁都、拒和、联络英国和德国、进行变法的动议，这些主张虽然没有被张之洞全部接受，但部分地融入了张的政治主张中。1895年初，汪康年有意于联络同仁创办“译报”及中国公会，这个想法或许是与康、梁的想法的暗合，或许正是汪康年在京师时与梁启超等人商量的结果。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译报馆和中国公会的筹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只是由于汪康年的家事及其他人事原因的耽搁而迟迟未能公开成立，而北京的强学会则已成气候。

当北京的强学会初步成形的时候，康有为南下江宁，欲说服张之洞支持在上海创建强学会，经过20余天的交谈，张之洞不仅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而且建议康有为应将上海强学会与广东的强学会同时举办，并暗示上海方面的事务可以由汪康年主持，而广东方面则由康有为全权负责。张之洞的用意虽然不太清楚，但这一建议对康有为来说则欢迎之至。1895年11月16日，康有为将张之洞的建议向尚在湖北的汪康年作了通报，欢迎汪尽快到上海接收强学会的事务。所以当张之洞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之前，下令由汪康年接管上海强学会的事务时，康有为不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期望汪康年的到来会为上海强学会带来新的希望。

接到张之洞的命令及康有为的邀请信后，汪康年并没有像康有为所期望的那样离开湖北赶往上海，主持强学会的一切。他此时似乎无意于放弃自己一直在积极筹办的译报馆和中国公会，而且由于京沪两处强学会内部纷争的消息不断传来，使他和他的朋友都觉得介入康、梁系的内部矛盾之中并不是一件太合算的事情，不如留在武汉干自己的事情，与京沪两地“不即不离”，这或许是上策。

汪康年离开武汉到上海接手强学会的会务，是因为他在武汉筹办译报馆与学会的事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恰恰又遇到张之洞停办强学会与《强学报》的命令发布的时候，所以他一介入上海强学会的会务，就不是为了强学会的发展，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意图办理强学会的善后事宜。

1896年4月23日，上海强学会的善后事宜基本结束，那一天的《申报》刊登的《强学会收支清单》称已将强学会的余款点交汪康年收存，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的事务至此应该说已完全结束。

汪康年在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时候，似乎就有意于利用强学会的结余款项作为他一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译报馆，为此他曾与张之洞进行过协商，但张之洞似乎并不赞成汪康年在上海另办新的报纸，所以张对汪康年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权限也有所限制。按照《强学会收支清单》的说法，强学会共计收银730两，收洋2247.42元。支出洋2172.7元，实存银730两，存洋75.14元。另有一些自备的办公用品等。这里的余洋75.14元可能交给了汪康年，但存银730两可能已经按照张之洞的安排直接移交给了经元善。

上海强学会的大笔余款由张之洞安排交给了经元善收存，汪康年准备利用强学会余款创办新报的想法并不能顺利实现，不过他对此也没有彻底灰心，而是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追回了一半，得350元，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加以变卖，得200余元。《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知新报》。有了这笔钱作基础，汪康年继续进行创办新报的准备。他计划以他手头控制的强学会余款作资本进行招股，以此为基础与由京师强学会改组的京师官书局合作，以其分局的名义在上海恢复分会，然后以上海分局的名义出版他构思已久的《译报》，并考虑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与康有为等再度合作。

汪康年的计划遭到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反对，他们既认为京师官书局“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也觉得与康有为等人恐怕并不好合作，“近则见挤于康，退又贻诮于人”，与其将来发生冲突，不如从一开始就谨慎从事。

朋友们的建议对汪康年甚有影响，他与正在上海的黄遵宪商量进行办法。黄遵宪原本为强学会同事之人，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之。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吻合，所以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的想法给予全力支持。他自愿捐献1000元作为新报的开办费，并明确告诉汪康年：“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书，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

有了黄遵宪的大力支持，汪康年筹办新报的进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23日、24日，汪康年连续两次致电在北京的吴樵等人，告知筹办报馆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大有成局”，并催促梁启超尽快赶到上海，参与筹办的具体事务。梁启超对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新报的事情早有所闻，他在4月2日致汪康年的信中就明确表示：“兄在沪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发，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适。”虽然他对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也保证只要创办成功，他将乐于合作。所以，他在收到汪康年催促南下的电报后，稍作准备就离开了北京，赶往上海，参与办报。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通过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的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达成共识。鉴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汪康年主张多翻译西方报纸的内容，因而继续倾向于他先前的“译报”构思；梁启超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主张在新创办的报纸上要多刊发自己的论说，以扩大政治影响；而黄遵宪基于自己在官场上的经验及去年强学会被封的教训，采取了折中态度。于是汪、梁二人都同意论说可以增加，但不能有太多“讥刺”的基本方针。

办报的基本方针定下来之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于是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潇、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公启》一两千张分送各处同志。此《公启》有30条，为梁启超初拟草稿，由黄遵宪“大加改定”，《梁卓如孝廉述创办时务报原委》，见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知新报》。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时务报》的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的方法与方式。

《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相应，邹代钧在黄遵宪首认1000元之后，也认捐500元。紧接着，各地的认捐消息不断传来，湖南矿务局同意捐助400元，并及时将这笔款项送交给汪康年1896年8月27日，邹代钧致信汪康年说：“伯纯前寄上千五百金，据来示，五处购书价约六百余元，是所余尚多。伯严原欲矿局以四百元银钱助时务报馆，祈即于此项内照提，可不必登报，亦不必向右丈道谢。缘此事均等仅商知伯严，尚未回明右丈耳。”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终于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的700元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的经费，这笔钱于6月13日由经元善派人送给汪康年，唯张之洞不愿就此出名，所以在《时务报》第三册公布各地捐款情况时，标明为“汪穰卿进士、梁卓如孝廉集银”。

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在上海正式问世。根据《时务报》第三册公布的时务报馆工作人员名单，该报的总理为汪康年，撰述为梁启超，另有英文、法文、日文翻译若干及具体办事人员等，黄遵宪、邹代钧、吴德潇等人可能因为其官方的身份背景，并没有归入报馆的工作人员中。《时务报》为旬刊，每月逢初一、十一、廿一日出版。第一册的主要栏目有“论说”、“谕旨”、“奏折录要”以及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这些栏目后来也有局部的调整，但大体上保持了第一册的栏目和风格。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也是当时之所以风靡一时、成就梁启超大名的还是“论说”栏中的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为止，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在《时务报》第一册上，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从第二册开始连载的《变法通议》之自序。

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列举西方近代国家报纸的发达与政治进步的互动关系状况，指出报纸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不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不了解国内之政情，就是无耳目，无喉舌，结果便是“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如此之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就是废疾，就是一个不完整、不健康的社会。所以，要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就要鼓励有识之士出来多办报纸，这样才能“去塞求通”，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后一篇所序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长文共有13节，除第一册发表的《自序》外，分别为：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金银涨落、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从这些目录中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所可能涉及的问题都有所论述，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并不一定为当时所接受，但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还是起到过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发行之后，在国内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方面在官场或半官场的朋友如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瑞、王鹏运等对第一册的编排及内容都感到满意，但同时也劝告汪康年、梁启超诸主持人要谨慎从事，不要有意去触犯朝廷的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以免出征未捷而身先死，再蹈强学会的覆辙。这从来就是中国官场人士自我保护屡试不爽的规律。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转达了黄遵宪对梁启超的称赞，称看了第一册《时务报》之后，确实感到梁启超真的是“旷世奇才”，并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办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陈三立还建议增加一些货价表之类的东西，以便使商人亦可购买阅读。邹代钧也从湖南致函汪康年，他已经收到的100份已经散发完毕，现在向他索要《时务报》的人很多，看样子在湖南省可以销售200份，嘱汪康年尽快补寄来。至11月，仅邹代钧经手的在湖南就可达到400份。至第二年即1897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700册，还不包括其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致函汪康年称赞《时务报》“至美至美”，并表示愿意帮助扩大该报在湖北地区的发行。而张之洞的幕僚叶瀚在读到《时务报》第一册之后，也致函汪康年称赞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说：“《时务报》灿烂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在收到《时务报》第一册之后，“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总之，《时务报》的出版发行，在全国各地都获得了良好反映，大受欢迎，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达万余份，为中国有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应该是《时务报》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册之后的每一期里，梁启超除了连载他那篇具有变法纲领意义的《变法通议》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波兰灭亡记》《古议院考》《戒缠足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自序》《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目录等等，都对国人产生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梁启超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原则出发，强调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办法，是政治体制上不如人，中国自秦王朝以来的两千年间，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严密，皇帝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制约，历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计，不惜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结果便是举国上下了无声息，人人自畏。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最典型的表现。而西方近代则不然，西方近代鉴于中世纪的黑暗，高度注意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取决于公论，人人有爱国之心。由此，梁启超强调，现在的中国虽然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由君权向民权逐步过渡，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给当时中国一度沉闷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新的信息，在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变法、主导舆论等方面都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梁启超因此而“暴得大名”，《时务报》也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汪康年创办《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时务报》之后，也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在方便的时候到湖北一游，称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500元。与此同时，张之洞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称：“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应该说在此时是真诚的，作为清政府当时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之一，张之洞在甲午战败之后确实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变法维新重新振作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必怀疑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及对梁启超赏识的真诚性。但是，张之洞的身份毕竟不同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他对《时务报》的支持是因为《时务报》的言论合乎他的主张，而一旦《时务报》的言论不再合乎他的主张，乃至侵犯了他的利益之后，再指望张之洞继续支持《时务报》显然也不太现实。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的通知刚刚下发不久，梁启超却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的《变法通议》之《论学校》一节中，公开批评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创建的“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似有媚洋的嫌疑，又称满洲人为“彼族”。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张之洞的极端不快，他一方面准备不再“公费订阅”《时务报》，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另外创办一报馆，专门批驳《时务报》之议论。

张之洞的不满通过与张有密切关系的吴樵及时转达给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他在随后出版的第八册《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论科举》中对倭仁之反对西学的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在第十册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学会》中又对当时尚在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及其首领纪晓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为正是以纪昀为首的汉学家的崛起遏制了中国学术团体的正常发展。梁启超的这两个观点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无疑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时任张之洞幕僚的纪昀五世孙纪钜维“大怒”不已，张之洞看了之后也甚为不满，张立即授意其亲信梁鼎芬著文反驳。梁鼎芬是汪康年的朋友，他在著文反驳的同时，又致函汪康年进行规劝，反对梁启超对纪昀和倭仁的批评，告诫汪康年提醒梁启超在此后的文字中务必要小心才是。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后来当他看到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誉鹊起，也一度跃跃欲试，开始著文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梁启超的主张还要激进。在《时务报》第四册，汪康年发表《中国自强策》，在第九册又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公开宣传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后之所以裹足不前，“庙堂无定策，中外无定议，旧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其原因不在于中国之“无策”，也不在于中国人不明白中国积弱积贫之根源，而在于中国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办法，中国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权无所归”。他举例说，现在清廷的执政大臣名曰军机大臣，人虽多而权不统一，但能唯诺于“上前”而不能坚持己见，但能“恭拟谕旨”而不能自发号令。所以，中国不变法则已，要变法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始，必须使权有所归，权力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点，汪康年认为，就必须采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议会制度，开议院以兴民权。显然，这些观点远较梁启超已经说过的还要激进，是《时务报》公开宣讲“议会”、“民权”的第一声。

汪康年的想法或许是要建立自己报人及政论家的形象，不料他的这些激进的看法发表之后，立即引来张之洞一系的批评与反驳，叶瀚、梁鼎芬等在读过这些文章后纷纷致函汪康年，转达湖北方面一些政界要人的意见，劝他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万万不可动笔”，做好自己的报馆经理就行了，这样于《时务报》、于个人都有好处。在长沙的邹代钧也致函汪康年，劝其不必撰写文章，理由是：“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明通又不为时人所诋。公此后万勿出笔，缘前次所撰，已为梁大痛斥，且公笔亦逊卓如，各用精神于所长，庶能有济。”

武汉方面张之洞及其幕僚们的不满以及各方朋友的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为了使《时务报》能够生存下去，汪开始注意调整《时务报》的言论，对一些过分偏激的言论稍有矫正；另一方面，汪也接受武汉方面的告诫，更加注意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

当汪康年接受武汉方面的建议，对《时务报》进行局部调整的时候，梁启超请假40余日回广东省亲。在省亲期间，梁启超继续履行《时务报》主笔的职责，不时为《时务报》提供稿件。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由于《时务报》的影响不断扩大，广东方面原康有为一系的同门康广仁、何穗田等计划仿照《时务报》的体例在澳门创办一份旬刊，并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名气，取名为《广时务报》，又告诉康、何等人必欲得梁启超为新刊物的主笔，只是他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同意待回到上海后视情况如何再作决定。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对《广时务报》的情况作了更加详细的报告，强调之所以取名“广时务报”主要是基于两个意思，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其“广”之法，约有数端，一是多翻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格致汇编》。二是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三是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其格式一依《时务报》。梁启超还建议汪康年应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他日用之之处尚多”。显然，梁启超此时虽然愿意全力支持《广时务报》的创办，但他的立场还是站在《时务报》方面，并没有离开《时务报》的丝毫想法。

对于梁启超关于《广时务报》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的阶段似乎并没有反对，《时务报》第15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基本上是梁启超对汪康年报告的那些内容，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称对于近事“不容已于言者”，也“拟抉择多载”，以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广时务报公启》的刊登，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与《时务报》关系密切的吴德潇、邹代钧、吴樵等群起而反对。吴德潇的态度相对温和，他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似乎可以兼领，但必须坐镇上海。以梁启超的才华，兼领几家刊物的主笔，当不是难事。然《时务报》为中国报馆之祖，汪康年、梁启超为祖馆之主，“万不可降而他适”，“祖馆两字无取于让，为祖者岂可他就？”吴樵认为，《广时务报》的办法极好，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这样南北两刊相互呼应，应该是一个不坏的主意。“惟有一层极不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吾辈此时利在多营其窟，将来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必任其咎矣。”显然，这是出于对《时务报》未来安全的考虑。对于梁启超可能兼任《广时务报》主笔的事，吴樵也不赞成，甚至对于“广时务报”之名，吴樵也建议汪康年函请广东方面更改报名，不要造成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此其关键，甚微而甚大，高明宜早筹之。”邹代钧在致汪康年函中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的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启超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广时务报》的主笔，则是“大有阴谋”，他建议汪康年务必说服梁启超放弃这一想法。

反对《广时务报》与《时务报》发生联系，本是出于对《时务报》的爱护，他们的共同担心是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广时务报》放言高论，虽然能够起到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效果，但总有一天会将《时务报》拖下水，这对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宣传活动显然是有害的。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各地的维新报刊各自另立门面，暗通消息，以成鼎足之势，而不必在表面上连为一体，以免一损俱损，对维新势力造成太大的伤害。应该说，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然而或许是由于沟通不够，或许是汪康年的解释对梁启超来说太缺乏说服力，《广时务报》虽然在后来接受汪康年等人的建议改名为《知新报》，并于1897年2月正式创刊，梁启超也只兼任一般的撰稿人，但梁启超对汪康年的误解却由此而加深。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两人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1897年3月，梁启超从广东回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韩云台向梁启超汇报了在梁离开上海这段时间里的情况，并向梁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正的举措，而馆中的佣人甚至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当然不会高兴，他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尽妥当。黄本来就与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时务报》筹办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揽权，于是在收到梁启超的信之后，立即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国家立宪政体，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理的职务，而改任总董，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

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或许仅仅是为了获得黄的同情而已，而黄致汪康年的信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梁启超认为，他自己虽然不太满意于汪康年的一些举措，但事情尚未闹到需要汪辞去总理职务的境地，《时务报》馆的总理在当时非汪康年莫属，于是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启超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汪康年在收到黄遵宪的信之后当然很不高兴，他觉得黄遵宪与梁启超联手是在有意识地排挤自己。

黄遵宪的来信使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几近公开，这对于刚有起色的《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汪、梁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潇、邹代钧等得知此事后也万分焦急，纷纷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见分歧而影响报馆的事务。

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也正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释说，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性格差异所致，相互之间又缺乏及时的沟通，至于黄遵宪的建议，也不应只从消极及权力一层去分析，黄的建议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为了《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所考虑，有其合理的成分在。他与汪康年共约，既然各自的意见都已讲明，从此以后，当“誓灭意见”，为《时务报》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心智。

或许由于梁启超的大度，使梁、汪之间的冲突得以消解。然而这种消解并没有维持很久，他们之间却又因其他方面的问题再次冲突。梁启超回到上海重新主持《时务报》的笔政后，可能是因为刚从广东拜见乃师康有为回来的缘故，在此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他一反《时务报》创办之初的承诺，而热衷于宣传乃师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以及创立孔教等主张，在时务报馆中的梁启超同门甚至以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如此狂妄的说法当然激怒了也在《时务报》馆主笔政的古文经学干将章太炎。章太炎借酒壮胆，大骂康有为为“教匪”，遂于1897年4月14日与康门弟子发生极不雅观的肢体冲突，章太炎愤而辞职，离开了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内部矛盾，势必增加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相互猜疑，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想法也就越来越清晰。1897年8月，黄遵宪奉调署湖南按察使。抵湘之后，闻湘中官绅有创办时务学堂之举，他遂向湖南方面主事者推荐由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遥领《时务报》主笔。

梁启超出于多种原因，急于接受湖南方面的邀请，后经与汪康年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一致。梁启超如愿以偿，于1897年11月中旬赴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职务。

梁启超抵达长沙之后，继续兼任《时务报》主笔的职务，但他与汪康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的扩大而有所缓和，反而越演越烈，终于导致二人关系的彻底破裂。经过一番交涉，《时务报》继续由汪康年主持，梁启超不再兼任《时务报》主笔。不过由于梁启超的离开，《时务报》已经没有先前的气势，在思想理论界的影响也远不如以前了。

《时务报》的影响主要在南部中国，而在北部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且与《时务报》齐名的有《国闻报》。主持《国闻报》笔政的严复与梁启超齐名，有“南梁北严”之说。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为复，字几道，晚年自号瘉埜老人。因他是福建侯官人，故学者又称其“侯官先生”。严复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挽救中国于危亡、促进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杰出代表。他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学术名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使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活动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严复早年入马江学堂学习海军，初步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1877年5月，他被选派到英国继续学习海军。他在英国除了学习海军必修课程外，更愿意接受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从历史文化层面探讨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逐步衰弱的根源。1879年7月，严复奉调回国，充任母校马江学堂教席。又一年，他调任北洋水师学堂，后升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此奉献了凡20年。

在北洋水师学堂的那些年，严复在尽心尽力办好学堂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尤其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北洋海军几遭灭顶之灾，这对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严复来说，其刺激显然要比一般的中国人还要激烈、直接，因为在那些为国捐躯的北洋海军将士中毕竟有不少是他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或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甲午战争唤醒了国人，更唤醒了严复，使严复由此深切地感到，中国的富强除了发展海军之外，可能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895年2月4日，严复开始在天津《直报》上连载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相继在该报发表《原强》《原强续篇》《辟韩》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早期传媒界的地位，而且唤醒了国人，为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

严复的这一系列文章从文化背景、历史趋势等多角度地分析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乃至必然性。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向西方学习了数十年之后不堪一击，是因为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学习、掌握西方的真精神，“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那么西方社会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严复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体认，西方的真精神“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私以为公而已”。这两个问题，原本与中国社会发生之初所信守的道理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之所以在西方社会“行之而常通”，在中国行之而常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这就将中西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东西方对“自由”这一根本要义的理解。

东西方对自由的理解既然不同，那么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也就不一样，比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像这些差异，在严复看来，虽然难说其优劣，但确实由此确定了中西社会所走的不同路向，也由此决定了中国现在的结局。显然，严复的这些分析较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后的那些分析更趋于理性，也就更为深刻。可以这样说，严复这一段对中西社会文化差异的分析，已成为近代中国人看待中西社会的经典看法。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严复认为，中国目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学习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全面变革，使中国步西方之后，也能够坦然地走上富强之一途。舍此之外，留给中国的就是自绝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严复郑重提出颇具个性特色的“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的所谓“三民主义”。

由于严复特殊的西学背景，他所强调的向西方学习显然已不是洋务活动期间所致力的科学与技术，而是近代西方最新的思想学说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是由于今日西方国家已远非昔日中国所面对的那些“夷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用过去那些传统的观点如以夷制夷、以夏化夷等去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现在的西方“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主要在于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在近代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自其自由平等的立场观之，西方人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2）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有法”与“无法”的有机结合，为西方社会建立了良性的循环秩序，不仅促成了西方的强大，而且推动了西方在“德慧术知”诸方面远较我中华民族领先。故所谓耕凿陶冶，织纫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于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严复认为，这主要的差别就在于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将西方近代的社会精神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严复已触及中西社会差异的本质问题，也在根本点上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指明了方向。中国不进步则罢，中国如欲向西方学习，步入近代国家的行列，就只能沿着“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道路前进，舍此则别无他途。显然，严复的这些观点已不是在中国旧有的观念中进行修补，而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意义。

当严复在天津“突发高论”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正在北京谋组学会，创办报刊，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严复与康、梁的思想见解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在细节上则有同有异，所以严复也很快与梁启超取得联系，探讨各自观念的异同。

对于上海《时务报》的创办，严复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但他出于与康、梁几乎完全相同的心情，曾经给予很多的支持。他在致汪康年、梁启超的信里对《时务报》称赞有加，以为“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聋发聩、新人耳目而已。他还随信附寄汇票百元，以表其“乐于观成此事之心”。

金钱的支持尚属其次，由于严复觉得与康、梁至少在此时算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于是他同意梁启超的建议，将自己去年已经在《直报》发表过的《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在《时务报》上重新发表。

《时务报》重新发表严复的《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自然扩大了影响范围，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赞成者拍手称颂，反对者则深恶痛绝，视为洪水猛兽，原本对严复一度尚有好感的张之洞竟然急令屠仁守撰写《〈辟韩〉驳议》，并强行要求刊登在《时务报》上。据说张之洞企图借此迫害严复，只是由于郑孝胥出面解围，才使严复得免此难。而严复则始终认为屠守仁的《〈辟韩〉驳议》并不出自屠的手笔，而是张之洞自己撰写的。他在一封私信中猜测：“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出名也。《时务报》已照来谕交代矣。”

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供稿，只是严复在维新运动中所作贡献的一个方面，而真正确立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的工作，还是他与友人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等于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租界所创办的《国闻报》。此报由杭辛斋、王修植主持，日出1张，计8开，用四号铅字排印，毛边纸，单面印，对折成4面，每日8000至1万字。《国闻报》的栏目设置主要有上谕及直隶总督府的公文；路透电报；社论及全国性的重要新闻；地方新闻，首天津本地新闻，次京师新闻，次保定新闻，次山东、河南等北方各省新闻，次西藏等地新闻，次东南各省新闻；次外国新闻。

至于《国闻报》的办报目的和宗旨，《〈国闻报〉缘起》一文中强调以“求通”为其根本宗旨，而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从国家的立场而言，必以通下情为治国之要义，下情不通，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则国必弱。而进入近代之后，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日趋增多，不论从哪一个方面说，中国都不可能再如过去那样闭关锁国，独自发展，因此近代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通外情，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则国必危。基于这两通的原则，《国闻报》当然以沟通上下之情和中外之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其根本宗旨就是强调民主，强调学习外国、改造中国，使国家富强起来。故而《国闻报》出版不久，就成为“北方报纸之最佳者”，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与南方的《时务报》地位相埒的重要报刊之一。

严复等创办人感到日报的文章很难有深度，遂决定仿《泰晤士报》的先例，在办好《国闻报》日刊的同时，又于1897年12月8日创办出版旬刊《国闻汇编》，并由严复、夏曾佑负责主编。10日1册，约3万言。

《国闻汇编》的创刊宗旨显然是为了弥补作为日报的《国闻报》之不足，有意识地系统介绍西方的新知识和西方各国新闻的深度报道。其第一册所载《国闻汇编叙例》规定其内容为：译泰西名论第一，译俄国各报第二，译英国各报第三，译法国各报第四，译德国各报第五，译美国各报第六，译日本各报第七，述各国近闻第八，述盛京、吉林、黑龙江、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近闻第九。显然，《国闻汇编》的重点在翻译东西各国的一些重要言论和重要著作。基于这样的方针，《国闻汇编》从第一册起连载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斯宾塞尔劝学篇》，从第二册起连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第一册还发表有伍光建的《欧洲政治略论》。各册的翻译作品多来自欧洲各大报如《泰晤士报》《中法新汇报》等，其内容多为各报对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分析和评述。

《国闻汇编》共出版6册，1898年2月15日终刊。《国闻汇编》的翻译作品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该刊时间太短，在京津一带真正具有持久影响的还是《国闻报》和《直报》两大日报。

旬刊《国闻汇编》停刊后，所有人员集全力于日报。严复总其成，经常为这份报纸写社论，但往往不署名。

严复在《国闻报》充当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政论家的同时，更注意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致力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翻译介绍，并由此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译作就是《天演论》。

据考察，进化论首先传入中国是1873年由华蘅芳翻译的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又译赖尔、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一名《地质学初步》、《地质学原理》）。这部书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古生物的缓慢进化学说，指出从地层中间所保存的动物甲壳和骨骼以及绝种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证明了植物和动物进化的历史。这本译著的出版便把自然进化观念最早引进中国。此后如1877年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所载《混沌说》；1881年益智书会出版的《地学指略》；1891年格致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所刊载的《地学稽古论》等，均有关于介绍进化论的内容，只是没有明确提及达尔文或赫胥黎的名字而已。

比较详细地向中国介绍进化论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他的《西学考略》不仅介绍了拉马克的物种变异说和赫胥黎的人猿同祖说，而且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了比较详细和系统的介绍。

在华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给了近代中国人，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及文化背景，他们介绍达尔文学说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中国传播西方的近代科学观念，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曲解或者歪曲进化论的积极内容。只是到了严复向国人介绍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时候，中国人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学说才有比较正确的理解。就思想的文本而言，严复译介的进化观念主要来源于达尔文，但严复从事翻译的底本，却是赫胥黎1894年出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集（T.H.Huxley:EvolutionandEthics）。严复将之更名为《天演论》，而所译内容也只是赫胥黎原著的《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两个部分。

严复向中国人译介进化论的时间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大体上说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的时间应该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因为现在已经发现有《天演论》1895年3月的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当然这个版本与后来的流行本有很大的区别，显然还不是严复的最后定本。此后，严复屡加订正，至1898年正式出版。

严复“煞费苦心”的翻译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巨大，他的翻译使千百万中国人知道了“物竞天择”的道理，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因此，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删除了原著中着重介绍的生物学方面的进化原理，同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的按语发挥书中的论点，试图以此唤醒中国人保种自强、与天争胜、变法图存的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