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公车上书的发动与影响

康有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他对儒家精神的重新诠释，并不具有纯学术的意义，他的目的只是为了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只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因此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中去。

1895年4月初，从日本不断传来的消息令中国人忐忑不安。最先引起震动的当然是那些拥有知情权的统治层。4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大概情形，他虽然对日本政府向中国苛刻的索赔条件感到愤怒，但也深知中国拒绝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对于日本的条件，“不允则目前无以自强，允之则日后何以自立，忧愤交萦，殆难言状”。中国既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挟，也不能拒绝日本的要挟，这是比较矛盾的一派人的看法，而另外一派则坚决反对。4月4日、6日，翁同龢连续两次在廷议中力陈台湾不可弃，否则恐失天下人心。给事中余联沅及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于4月15日联名上奏清廷，请求政府不要同意日本的条件，重行备战，与日本决一雌雄。

反对派的意见曾一度被政府所采纳，但弱国无外交，中国政府终究顶不住日本的压力。4月14日，清政府电示李鸿章：如果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日本还是不愿接受，中日之间的和约即可签字。第二天，李鸿章同意了日本的条件，中日之间的议和最终以日本的不让步而结束。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两万万两，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人得在各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

《马关条约》正式签字的消息传来后，国内的反对声浪较谈判时期更为高涨。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将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台湾巡抚唐景崧在和约签字前后连电清政府，力言台湾不可割让，否则中国将何以立国？台湾一旦割让给日本，那么百万生灵如何处置？而且割让台湾必将在国内外引起连锁反应，“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闽、广、江、浙，邻台咫尺，一日不能安枕”。台湾民众在得知台湾被割让的消息后，一时哭声震天，无可抚慰，惨不可言。19日，台湾绅民挽留唐景崧在台湾领导他们坚守到底。20日，台北罢市，绅民请英国驻台湾领事想办法，拟将台湾交给英国保护。同一日，唐景崧致电清政府，表示台湾人民宁愿效死而不肯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

唐景崧的请求以及台湾所发生的变化深深地影响了清廷内部的看法。4月19日，文廷式偕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等联衔具陈，指出日本在谈判及已经签字的条约中要挟过甚，要求清政府展缓商议，不要急于批准该条约；否则，中国必将在各方面受制于日本，“虽欲变法自强，其道无由”，“不知更以何者立国，何恃而与各国周旋？此约若行，大变计日可待”。同一天，李秉衡也上奏折力阻和议，他的理由也颇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割地赔款太不合算，中国如果拒绝此约，用这笔赔款去练兵，“以二十万人计之，每月只一百余万，岁计亦不过一千数百万。如能战胜，则赔款可以不给，而中国可以自强。”4月20日，张之洞致电清政府，要求政府出面阻止和议，主张联合英国、俄国，抵抗日本。他向清政府最高统治层反复表达的意思，只是要最高统治者明白，“和则不可为国，战虽不胜，犹未至于不国”。4月26日，侍读学士文廷式甚至授意其表弟汪曾武联络各省举人请都察院转呈《为和议窒碍难行请饬改议公呈》，提出地不可割、中国土货不得改造、倭奴之在内地贸易者不得免税、苏杭各口不可通商等四点建议，全面抵制《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伤害。大臣们的意见对清廷的决策产生了些微影响，光绪帝在4月23日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死守的情形时，也沉痛地意识到，“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由此萌生变法图强的想法，对后来时局的变动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清廷内部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孤立地进行的，由于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清廷统治层之外的知识分子也极为关心。当中日和谈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在向京师云集，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科举考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均在其中。4月15日，康有为因偶然的原因在这批举人中最先获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的消息，他当即嘱咐他的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绝日本的议和条件。

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梁启超首先联合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赖际熙等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等数十人得知梁启超的活动后，也积极参与，联名上书，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4月22日，他们将上书送交都察院，请求都察院代奏光绪皇帝。

都察院并没有将梁启超等人的上书立即代奏光绪帝。但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启超等人上书虽然没有转呈皇帝，却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梁启超等人上书之后，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的举人莫不发愤，纷纷效法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当时，都察院逢双日为堂期，故4月22、24、26、28、30等日，在都察院门口总是挤满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省籍的举人罗秀惠等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涕而请命，痛陈台湾民众正向着京师恸哭，请求清政府不要抛弃台湾的土地，不要使百万台湾民众成为大清王朝的弃儿，“闻者莫不哀之”。

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染了康有为，康有为以民气可用，意识到各省举人只有联合起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请愿运动，才能促使清廷当政者觉悟，也才能赶走那班守关的“虎犳”，敲开紫禁城的“帝阍”。5月1日，康有为联络18省举人1300多人聚会松筠庵，拟上一公呈，请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以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参加5月1日会议的有1200余人，而梁启超《三十自述》则称“三千人上书言变法”。

5月1日的松筠庵会议通报了最新情况，讨论了将要起草的上书的主要原则，会议委托康有为执笔起草，然后再讨论修改，征集签名。根据这一安排，康有为在此后的一昼两夜间奋笔疾书，草成长达18000言的请愿书，由梁启超、麦孟华等连日缮写1000余份，“遍传都下，士气愤涌”，在朝野内外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在康有为起草的这份请愿书中，力言当时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竭力反对割让台湾，忧心台湾一割，天下离心，士民涣散，西方列强必将效法日本之所为，接踵而来，瓜分中国。中国必将在列强的瓜分下土崩瓦解。所以，康有为在请愿书中警告清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中国就更没有能力阻止西方列强的瓜分，中国若是一一答应了他们，那就等于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殆尽，仅存元首，岂能生存？

中国已处于危难之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重塑辉煌呢？为此，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提出四点方案：

1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在方案中建议光绪帝速下三诏：一是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二是下明罚之诏，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通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战阵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的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气；三是下求才之诏，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有识、有谋有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甚至还可以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2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的想法是当时朝野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马关条约》同意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之后，京师的屏障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处在危险的境地。迁都之事非同寻常，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很难痛下决心。在清廷内部，当战局紧张的时刻，也曾提到过“西狩”的方案，就是将首都暂时转移到西安，待时局稳定之后再迁回北京。根据郑孝胥1895年4月27日日记记载，翁同龢、李高阳“皆主西行”。这一方案虽然有助于化解京师的困境，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895年4月21日，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就敏感地意识到：“今日之事，惟迁都则可毁约，苟恋京师，智者不能谋也。”第二天，郑孝胥将他的这个看法整理成文报告张之洞，建议张以湖广总督的名义上书清廷，提出迁都毁约的方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伸天下之气，挽救时局。同一天，张之洞的另一幕僚叶临恭也向张之洞上说帖，称西狩不如南巡，且请张之洞合各督抚如合纵连横之势以动朝廷等。4月23日，郑孝胥再作说帖上张之洞，重申迁都之议。是日夜，张之洞与幕僚们面商诸事，叶临恭等幕僚申论南幸之旨，欲连衡以迎天子，张之洞笑其迂而并不表示自己的态度，但他显然已意识到割让辽东半岛所导致的京师危机。他在7月19日的上书中，就曾建议清廷在陕西、山西等地建立行宫，遇有外敌入侵、京师告急之势，可临时巡幸，不必迁都，然后滨海及边关诸将可以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忌。张换言之，张之洞期望以建陪都的办法缓解京师每每遇到的压力，替代不甚可行的迁都之举。

京师不时出现危机是中国在马关议和中被动的根源之一，所以康有为在其上书中列举最近50年来列强动辄出兵进攻京师、索巨款、开商埠、割领土、阳攻首都以索边省的事实，说明中国之所以在历次外交冲突与交涉中屡屡被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京师距海太近。他批评过去50年割天下万里之地，弃千万之民，以保区区一都城的政策是至愚至狂，以后事料之，列强知中国不肯迁都为政策底线，必借此对中国进行要挟。所以，中国如欲改变被动的局面，必须痛下决心将京师迁往内地。否则，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区区京城，受列强的胁迫，将边省割尽而后已。反之，如果将京师迅速迁往西安，深藏首都于中华腹地，即便列强攻占天津、塘沽，即便沿海地区糜烂，即便攻占北京，但朝廷深固，不为震慑，犹可聚兵与来犯者决一死战。因此，康有为相信迁都是目前中国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3练兵强天下之势。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将衰、兵弱、器窳则是不争的事实。鉴于此，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中国军队的那些老将们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思进取，不思改革。中国如欲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而胜之，就必须不拘资格选拔将才，用这些新的将领替换那些已经明显落伍的旧将领，然后再由这些新将领各自训练新兵若干，以应付未来可能遇到的外患。与此同时，鉴于列强讲究枪炮、制作日新的现实，康有为建议，为了建设强大的军队，必须注意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新式武器，这样就可以做到器械精锐，有恃无恐，稳操胜券。

4变法成天下之治。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三策，在康有为看来都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真正的立国自强之策，康有为认为，就是变天下之成法。

变天下之成法，是那几年康有为思考的重心。他以为，清朝的法度主要是沿袭明朝而有所变更，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而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与明朝时期根本不同的变化，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如果当今统治者仍沿用过去的旧方法去治理天下，那就像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结果可想而知。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变法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当今的统治者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道理很简单，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角争，必至四分五裂。这是就大的原则而立论，在具体的变革方案中，康有为提出当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到的有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所谓富国六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所谓养民四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所谓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除了设立道学具有康有为的独特创造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思想家曾经提出而清政府不及实行的方案。设立道学的基本意思，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即提倡以儒家伦理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抵制西方基督教对中国民间的影响。这实际上也是康有为后来意欲开创孔圣新宗教的思想萌芽形态。

此外，康有为在这份代拟的上书中还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诸如建议裁撤冗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他提出的所谓“议郎”制，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举荐体制的官吏选拔优点，而且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求建立西方近代国家比较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最终达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局面，具有浓厚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

按照已经得知的清廷方案，中日《马关条约》的换约仪式定于5月8日在烟台举行，为了争取更多的各省举人签名，在康有为写作这份上书的同时，由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负责誊抄，并在5月1日、2日、3日连续三天在松筠庵由各省举人自由传观，征集签字，定于5月4日（四月初十日）都察院“堂期”时前往投递，请都察院代转清廷，以便赶在清廷决定换约之前影响清廷的决策。由于这份上书的签字者均为各省举子，所以史称“公车上书”。

松筠庵的集会在当时是一种公开的举动，与此次集会相伴而发生的各省举子上书清廷的消息在那几天接连不断。4月30日，都察院代转了广东举人梁启超等81人，湖南举人文俊铎等57人，湖南举人任锡纯等42人，湖南举人谭绍棠等20人，奉天举人春生等，江苏举人顾敦彝、刘嘉斌等，山东举人夏廷相等人的上书，其中广东、湖南举人的上书均为4月22日递交给都察院的。5月1日，都察院又代转了广东举人陈景华、徐绍桢、梁启超等279人及贵州葛明远等99人、福建沈清等88人、江西陈维清等120人、广西邹戴尧等115人要求清廷更正和约的上书。而在松筠庵内外，5月1—3日也是热闹非凡，车水马龙，各省举人来来往往，摩肩接踵，人流不断，群情激昂，纷纷在这份上书上签名。所有这些，在京师内外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这既激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当然也使那些主和者甚感恐惧。

公车联章，本为主和者深忌，而上千公车大肆集会、联名上书，更是有清二百余年所未有，自然引起主和者的极端恐惧。5月1日晚，坚持对日议和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就密派心腹潜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生事，意欲恐吓、阻挠举人们联名上书。各省举人多有震动者。第二天，更“阴布私人”潜往松筠庵以惑众志，又在街上遍贴传单，污蔑、攻击各省举人之所为，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举人开始退缩，甚且有要求撤回签字的事。

孙毓汶等主和者不仅设法破坏各省举人联名上书，而且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朝中不断渲染中日交涉的困境，力主从快批准《马关条约》，声称中国如果拖延批准此约，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危险。实际上，孙毓汶等人的目的是要赶在公车上书之前批准此约，造成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之势。

光绪帝在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有意拖延对《马关条约》的批准，以待国际局势的变化，并期待各省督抚能够重新振作，调整对日交涉。翁同龢等人本来就对5月8日的换约感到紧张，曾建议清政府致电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请展期5日。而孙毓汶等人担心夜长梦多，坚持尽快批准。他不惜与权阉李莲英勾结，由李莲英运动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施加压力。不得已，光绪帝于5月2日开始改变先前拖延的态度，有尽快批准《马关条约》的意思。当晚，主和派就将皇帝已经批准盖印的消息广为传播，使不明真相的人普遍感到大局已定、不可挽救的态势，从而瓦解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的举动。于是各省举人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大局已定，何必再为蛇足者，举人们纷纷散去，取消、撤回在公车上书上签名的就有数百人之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终于曲终人散，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