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播散维新种子

自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居于重要的位置。但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与淮军相继崛起，皖籍军人与政客一度在中央政权中取代湘籍军人与政客成为主导性的力量。所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是整个中国军队的失败，实际上只是淮系军阀与淮系政客的失败。所以在淮系军队一败朝鲜，再败辽东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彻底失望，而是企图重温“中兴名臣名将”的旧梦，选派湘军将领领命出征，企图挽回败局。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也有意于重振湘军昔日的辉煌，故主动请缨。清政府遂命令湘军将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招集兵勇，开赴前线，并令吴大澂募集湘勇北上。

有了清政府的命令，吴大澂在省内开设“求贤馆”，延揽人才，而湖南士人也群情激昂，以为重振湘军的辉煌、打败日本犹如探囊取物。然而，当时的日本不是昔日的太平天国，吴大澂苦心经营的新湘军实际上只是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在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败牛庄，二败营口，三败田庄台。湘军的连连败绩震动了国人，更震动了一直处于虚骄状态的湘人，“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馁矣”。

湘军的失败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但湖南人并没有在这次失败之后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师、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维新思潮遥相呼应。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由于他的开明引导与鼓励，湖南的维新运动较其他省份更早发生。

陈宝箴向来推崇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等湖南先贤的思想与事功，就任之初即以开化湖南为己任，锐意进取，致力于革新。他以为湖南地处内陆，向以守旧而闻名，拒斥西方近代的新思想与新文化，所以湖南要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彻底的更新。他到任之后，迭与湖南省内的官绅反复磋商，寻求振兴湖南的根本办法。在经济上，陈宝箴认为只要是有利于湖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举措，都应该给予支持和扶植，很快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局，主持开发湖南的矿产资源；又倡导修建湘粤铁路，企图以湘粤铁路的开通带动湖南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变。湖南一批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兴实业，差不多都成立于陈宝箴任内。

在开发经济的同时，陈宝箴更注意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教育制度的更新。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一起，提倡经世之学，以改变士风、开创新的社会文化风气为己任。同时着力整顿旧式书院，购置不少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书籍和实验仪器，并设立舆地、算学、方言等学会，试图将旧式书院改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基地。陈宝箴、江标的思想认识和这些做法深深地影响了湖南知识界，从而使湖南知识界很快形成一批具有维新思想、变革精神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后来湖南新政的顺利推行准备了有用的人才。

与湖南官方倡导变革几乎同步而行的，是湖南民间新势力的自发维新运动。1895年7月，在外漫游多年、具有维新思想的湖南青年知识分子谭嗣同致函乃师欧阳中鹄，提出在湖南进行变法维新的系统主张，以为中国的变法必须先从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始，只有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发生了大的变化，才能带动中国社会的大变化。而要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又必须先从改变传统的科举制度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基于这种认识，谭嗣同建议欧阳中鹄及湖南学政江标先从一县进行改革试验，在浏阳创办一算学格致馆，造就有用的人才，为即将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服务。

根据谭嗣同的建议，欧阳中鹄在湖南积极筹备，准备将浏阳县原有的书院改为习格致诸学，并以算学为入手之始，同时计划将南台书院直接改为算学馆，但遭到了守旧势力的竭力反对。谭嗣同得知这些情况后，迅即邀请具有维新思想，并在湖南学界略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唐才常、刘善涵等人联名禀请湖南学政江标，继续表达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浏阳算学馆的要求，指出：“算学者，器象之权舆；学校者，人才之根本……考西国学校课程，童子就傅，先授以几何、三角术，以后由浅入深，循序精进，皆有一定不易之等级。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兵农工贾，未有不通算者，即未有通算而不出自学堂者。盖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他希望江标转饬浏阳知县同意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这一建议正合乎江标的主张，江标遂于1895年9月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决定在当年的乡试中“搜取试卷中之言时务者拔为前列，以为之招”。但浏阳知县仍借故拖延，拒不执行，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成为现实。

有了江标的支持，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开始自行筹款，于浏阳文奎阁创办了算学社，聘请新化晏孝儒为教习，开始讲授算学。最初入学者仅16人。人数虽少，但这是湖南境内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最初起点。“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1896年，浏阳算学社的规模继续扩大，欧阳中鹄等人遂将算学社改名为算学馆。制定章程规定公推7人主持馆务，馆中设山长一人，监院一人，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规定入学生员除学习规定的算学外，也应“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其有心得及疑义，与夫应抄录以备遗忘者，即随时分类录入杂记。每日杂记，无论行楷，总需过百字。有分数可相比较者，列为图表。有变通可须发挥者，即作论说、杂著。”

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创办算学馆、改革旧式书院的想法与做法既合乎当时的思想潮流，也合乎清政府的政策。从思想潮流方面说，在甲午战争之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内的所有进步思想家在反省中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差不多都追因于中国旧式教育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中国旧有的具有上千年传统的旧书院体制已经全面变质，19世纪80年代就已有人指出，现存书院有名无实者十居八九。即便那些依然进行正常教学活动的书院，其所传授的内容已经严重过时，“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俾时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所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敏锐地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这就将改变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此所未有的高度。

在清政府高层官僚中，也有一些人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旧有的教育制度必须改变，西方的新式教育体制应该有计划地引进。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向清政府建议命令地方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并请在京师设立大学堂。17日，清廷从陕西州抚张煦奏，立格致书院于泾阳。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奏请变通书院章程，主张书院教授天文、算学、格致等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学科。8月11日，清政府批准李端棻的建议，命令各省推广学校，致力于实学。8月21日，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条。10月，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1897年3月，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各省都应该在各自的省会城市另行设立格致等学堂。清政府同意了邓的建议，此后各省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这也是湖南时务学堂之所以成立的大背景。

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与湖南乡绅王先谦等人的实业活动有关。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之后，对于湖南省的实业开发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1896年，湖南地方乡绅王先谦联络黄自元等人，集股创办机器制造公司，名“宝善成公司”。宝善成公司原为官督商办，由王先谦始终经理其事。公司成立之初，购买有各种机器，且有小锅炉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计划制造电气灯、东洋车等，1897年在长沙创设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发电厂，由是长沙省城开始有了电灯照明。宝善成公司在经营实业的同时，也注意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投资，1896年冬，王先谦、张雨珊、蒋德钧、熊希龄等公司高层负责人为了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向陈宝箴申请30000两的资助，陈在申请报告上批道：“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这两句带有多重含义的批语使王先谦等人极不高兴，以为未办事而先受申饬，遂改为少用公款而多用民间资本。嗣后不久，参与其事的蒋德钧更觉得宝善成公司“迹近谋利”，不太合乎他们原先创办该公司的宗旨，于是提议在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也即宝善成公司之下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这大概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最早动议。

蒋德钧提议创办时务学堂归属于机器制造公司即宝善成公司，这个学堂的创建目的似乎也只是为了推广工艺，计划招收二三十名学生，常住局中学习制造；并计划聘请一位通重学、汽机等学的老师主持其事，“俾日与诸生讲解制造之理，并随时入厂，观匠人制造”。这似乎带有机器制造公司培训人才的意味。

机器制造公司创办学堂的计划，由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领衔上报湖南巡抚陈宝箴，这一计划与陈宝箴的思路不谋而合，陈宝箴于1896年12月将这个计划批准立案，并将之命名为“时务学堂”。时务学堂的性质似乎也由此而变，因为陈宝箴在批准创办时务学堂的同时，还同意每年从湖南省矿务赢利中划拨3000两作为学堂的常年经费，并经清廷批准，援天津、湖北武备学堂的先例，每年于正款项下划拨12万两，酌充时务学堂和湖南武备学堂的常年经费。这样一来，时务学堂虽然由王先谦等人动议创办于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但现在实际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下的一个机构，享有与官办武备学堂同等的待遇。

时务学堂收归政府主办之后，在名分上仍是机器制造公司的下属机构，“开局之初，刊发关防，本以机器制造公司时务学堂为名，欲令教授学徒，俾通制造”。当时，除了王先谦之外，还有熊希龄、蒋德钧、张雨珊、陈程初一同受命负责，熊希龄因有他事，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到任，蒋德钧、陈程初参与过二三次会议，唯王先谦、张雨珊在一起主持其事约年余。在最初阶段，他们因商股难以招集，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湖南盐斤加价二文，盐行余厘项内每百斤补收二分，以作为机器制造公司及时务学堂的经费。他们的报告已经写好，适蒋德钧有事前往上海，就决定由蒋自带面商于刘坤一。不料，熊希龄擅自“改窜禀词，专以时务学堂为言”。所以，待刘坤一批准这一方案后，机器制造公司的各位主管就此发生了分裂。蒋德钧飘然入都，不再回湘。而熊希龄则以避免责成不专、互相推诿之敝为由，建议将制造公司中的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分开，由熊希龄独任时务学堂事宜。

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的管理责任后，遂邀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得知时务学堂创办后，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的翻译李维格（峄琴）任西文总教习。1897年9月9日，黄遵宪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称“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他劝汪氏从维新事业的大局考虑，同意梁启超、李维格二人来湘主持时务学堂的学政。与此同时，湘中人士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劝驾”，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李维格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他们不惜“蛮拉硬作”。在这些友人的反复动员下，汪康年同意梁启超、李维格赴湖南兼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

在梁启超抵达长沙的时候，时务学堂在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等人的筹办下已经成立，1897年9月，时务学堂的创办手续已经基本完成，常年经费也已经落实，办学所需的图书仪器或已购置，或正在置办，筹办工作已经大体完成。在这种情况下，遂由陈宝箴出面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既介绍时务学堂设立的原委，又鼓励青年学子勇于报考时务学堂。根据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时务学堂计划招收120人，均由各府厅州县学官绅士查报汇册考试。惟早一日开学，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学舍尚需要时间，所以第一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一面拓地建筑校舍，拟先行招收60人入学，其余的60个名额俟校舍建筑略有头绪时再由各府厅州县录取选送。在谈到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未来出路时，陈宝箴强调：鉴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既熟，即由湖南省政府负责选择数十名优等生，由政府提供经费，或送往京师大学堂继续就某项专门学问进行深造，考取文凭；或公费送往国外，就水师、武备、化学、农商、矿学、商学、制造等专业进行深造。待这些学生学成归来，省政府再按照每人的情况加以提拔使用。至于那些依然愿意由正途出身者，陈宝箴许诺他们可以作为生监，一体乡试，获取功名。这一举措在科举制度仅仅开始松动而并没有真正废除的条件下，应该说对于那些青年学子极具吸引力。

陈宝箴的《新设时务学堂学生招考示》发布之后，在湖南省境内各府厅州县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至9月24日正式考试的时候，“诸生投考者至四千余人”。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0名，陈宝箴原计划第一批录取60名并没有实现，坚持了宁缺毋滥的原则。

当湖南时务学堂的招生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来，就学堂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他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新办的时务学堂应该兼容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两者的优点，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新式学堂的教学方法进行讲授；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旧式书院的教学办法进行传授。他觉得既然准备在时务学堂花费一两年的时间、心力，那么就应该尽量多地培养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他主张教授四五十人与教授一两百人所花费的时间、心力相去并不太远，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不必太保守，而应该多多益善。他的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成为时务学堂的主导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

梁启超到了长沙之后，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共十章，以此作为时务学堂的办学原则。这十章的内容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从形式上看，这个学约更多的是继承了传统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学的讲学遗风，强调了个人修养的“内圣”功夫，然后再以“内圣”开出“外王”，培养出合乎时代需要的人才。但在实际上，这个学约在继承儒家思想精华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向西方学习，即便是在“经世”的层面，也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制作之精意的同时，证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求治天下之理。显然，梁启超的心目中，实际上是期望时务学堂能够成为即将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的人才基地。

时务学堂的功课，梁启超也有比较独特的设计。他将这些功课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入学后半年必须修的博通学，其中包括儒家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历史地理以及比较浅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等。这门课所用的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荀子》《管子》等先秦诸子之作。其教授方法，主要是指导学生反复研读这些经典，仔细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如《孟子》中的民权思想，然后指导学生用中外政治法律进行比较参证，使学生充分理解变法维新的历史必然性。经过大约六个月的所谓博通学的训练之后，学生将按照各自的志趣和特长选择不同的专门学，从而使之学有专长。专门学主要有公法学、掌故学、格致学及算学等。只是在学习专门学的时候，学生仍应就博通学中一些书目进行学习。

在要求学生所读的书目中，由于种类太多，梁启超又将之分为“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专精之书由总教习或分教习负责全部讲授，循序渐进，仔细体会，认真研读。此类书约占每天学习时间的6/10。涉猎之书，则由教习指导略加浏览，约占全部学习时间的4/10。不论是专精之书还是涉猎之书，梁启超都要求学生随时作札记，每日将所读之书，按照书名、篇名等详细注明，或写出自己的阅读心得，或抄录书中的内容。这些札记每隔五天上交一次，由总教习和各位分教习批阅评定。

梁启超刚到长沙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时候，受到湖南各界各方面的一致欢迎，到达的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以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第二天，人们又在北门内左文襄公祠堂设宴为梁启超一行洗尘。在此后的几天里，梁启超的住处每天都是宾客盈门，甚至连湖南最有名的守旧派人物王先谦在梁启超刚到的时候，也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对梁尊礼有加，曾专门设宴唱戏，以示欢迎。然而没过很久，梁启超却与湖南的旧势力发生了极为激烈的冲突。

在《时务报》主持笔政的时候，梁启超就有意于宣传乃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只是受制于张之洞一系和与《时务报》创建诸人的约定，梁启超在宣传乃师的主张上，还显得比较谨慎和克制。然而到了时务学堂，他觉得这些约束已不复存在，故而敢于放言高论，无所顾忌。他在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的时候，有意鼓吹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提出“推孔教以仁万国”。梁在其所撰写的《读西学书法》中，梁启超认同康有为新学伪经的说法，强调学生应该知道孔子之为教主，应该知道儒家六经皆为由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应该知道东汉以来所畅行的所谓古文经学并不是儒家的正宗，而是刘歆的伪造，应该知道东汉以来以训诂名物为基本特征而至乾嘉时代鼎盛一时的所谓汉学也非儒学正统，而是儒学的变异与无聊，应该知道三代以后中国君权日尊、民权日衰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而导致这一恶果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凡此种种激烈的言论，势必开启与湖南思想界旧势力的争论。

为了指导学生阅读《春秋公羊传》和《孟子》，梁启超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著有《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两篇文章。前者借用乃师的观点，强调《春秋》为孔子托古改制而制作的以教万世的著作，《春秋》为明义之书，而非记事之书。《春秋》立三世之义，其目的就是为了以明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递进的道理。后者将孟子视为儒学的正统，以为孟子所传的大同之义，都属于儒家思想最有价值也最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至于《孟子》中的民权思想，梁启超也作了极致的发挥，以为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权思想具有相似或相近的地方。这显然也是乃师康有为大同学说的翻版。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代更激烈的言论还不在自己写作的文章中，而是在批阅学生札记时所反映出的那些言辞中。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写读书笔记。这些学生在梁启超的指导下，本来就读过不少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法律方面的翻译书籍，受到过基本的启蒙教育，而当他们再听到梁启超的启发式演讲和阅读梁氏那些具有异端倾向的文章之后，学生在札记中的言辞自然容易出现激烈的异端倾向，而梁启超的批语则更与这些激烈的思想倾向相呼应、相激荡。比如有的学生在札记中提及民权学说，而梁启超在批语中则借题发挥，强调《春秋》大同之说就类似于西方的民权，如果将六经中关于民权的文字汇集起来，肯定是洋洋大观。有的学生在札记中提及议院，梁启超也就此多有发挥，积极提倡。他认为，议院制度虽然创制于西方，但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也多有类似或相近的意思，只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时间太长，议院制度在中国就没有从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可能。至于有学生在札记中提出废除跪拜式的旧礼仪，梁启超在批语中表示极为赞成，甚至强调中国如欲变法维新，就应该从天子降尊始，这样如果不先废除跪拜礼仪，上下仍习虚文，就不仅为外国人所嘲笑，也无法建构合理的政治体制。有的学生提到改正朔、易服色这一中国自古以来作为改朝换代的象征问题时，梁启超在批语中也不加回避，而是直抒己见，不但将改正朔、易服色与即将到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联系起来，声称：“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而且由此引申，梁启超毫无顾忌地声讨清兵入关后残杀汉人的野蛮行径，“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称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这显然已经不是帮助清政府的“自改革”运动，而带有势必推翻清廷、改朝易代的意味了。

不过，梁启超的这些极端言论均在时务学堂内部发表，由于时务学堂的学生全部住校，这些极端言论所发挥的作用也只在学堂的内部，学堂内部的空气日日激变，而学堂的外面并无人知晓。所以，在时务学堂开学之后最初的几个月里，湖南各界对时务学堂很恭维，比较一致地认为时务学堂在梁启超费心思的操持下总算走上了正轨，教员比较卖力，学生也知道用功。然而到了是年春节放年假的时候，来自全省各地的学生离开学堂回到各地，他们将那些具有异端思想的札记及教习们的批语散布出去，于是“全湘大哗”，甚至为后来发生的戊戌政变都提供了最有力的口实。

1898年3月3日，梁启超因故暂时离开长沙，随着梁启超的离开，攻击时务学堂的流言蜚语开始在长沙学界散布，或谓陈宝箴对梁启超已经有了意见，或谓陈宝箴将调王先谦取代熊希龄出任时务学堂总理，由叶德辉出任总教习，或指责熊希龄不该聘请粤人出任分教习，指责熊更不该同意梁启超让学生读《春秋公羊传》，散布康有为的异端邪说，“议论纷纷，是非莫辨”。谣言的流传对时务学堂构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再加上梁启超已不在长沙，学堂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三人对谣言的传布极为愤怒，相率辞职，后在唐才常的再三挽留下，勉强留了下来，但心中的不满并没有平息。

6月30日，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忠、彭祖尧等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肆意攻击黄遵宪、徐仁铸，主要目标对着时务学堂和梁启超。他们强调，湖南民风素来淳朴，本为一安宁的世外桃源，不料黄遵宪到湖南后，提倡什么民权之说，民风为之稍变；而自徐仁铸来后，肆意传播康有为的异端邪说，湖南风气为之大变；自熊希龄力邀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之后，由于梁启超为康有为的大弟子，大畅师说，鼓吹什么孔子改制、新学伪经之类的东西，深刻地影响了湖南青年学子，改变了湖南原本纯正的学风。他们指出，康、梁所用以蛊惑人心的，不外乎什么民权、平等这些口号，而中国及湖南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他们还搜集梁启超等教席所批学堂课艺日记等作为证据提供给王先谦，请求王先谦利用自己在湖南学界的影响力，要求湖南当局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辞退梁启超等新派教习，另聘品学兼优者接管时务学堂。

收到宾凤阳等人的检举信之后，王先谦也对梁启超等人在湖南肆意传播康有为的异端邪说深表不满，大为震惊。他指出：清政府鼓励开办新式学堂的目的是为了采纳西学，并不是让中国人去信奉西教。西教的流行，在中国已有不可阻挡之势，但真正的西教也有其合理的地方。而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真的西教。其言平等，则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做到平等；言民权，则西方国家或有君主，或有总统，也并不是将国家权力交给人民。王先谦说：“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中，有此鬼蜮！今若谓趋重西学，则其势必至有康梁之学，似觉远于事情。且康梁之说，无异叛逆，此岂可党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学堂败露，尚敢自号为新党乎？”显然，在王先谦看来，梁启超在湖南放肆地鼓吹康有为的异端邪说，就不仅仅是个新旧思想的学术论争，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清廷的合法性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先谦即联络湘籍守旧士绅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刘凤苞、蔡枚功、汪概、黄自元、郑祖焕、严家鬯等联名于1898年6月10日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附录宾凤阳等人禀词，控告梁启超借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机，“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者，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上书中除了控告梁启超外，尚涉及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以及湘省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等人。他们请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诸人。

王先谦等人的请求义正辞严，似乎应该能够获得陈宝箴的同情和支持。无奈在王先谦等人的上书送达陈宝箴的时候，陈宝箴已经获悉在长沙街头到处流传的署名宾凤阳等人的揭帖，此揭帖的内容除了王先谦等人致陈宝箴书中的控告外，还有不少对时务学堂的污蔑不实之词，如称“学堂教席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性鸡奸”等，这就有点捕风捉影、不负责任了。结果，待王先谦等人的控告函送达陈宝箴的时候，陈宝箴就接获了时务学堂控告宾凤阳等人污蔑时务学堂的函件并附有宾凤阳等人署名的揭帖。陈宝箴大为光火，觉得此揭帖“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忿。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多不齿耳。”陈宝箴批示指出：此等下流污蔑之语，对于被诽谤的学堂和学堂教席毫无所损，但其根本用意是为了解散时务学堂，阻挠新政之推行，既违背了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于是他指示总理学堂事务布政司立即查明此事，彻底查究。

王先谦闻讯后也极为恐慌，立即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声称遍询诸人，均未见长沙城中有此揭帖，他认为此揭帖可能是那些不怀好意的“痞徒”乘机播弄是非，有意向宾凤阳及岳麓书院栽赃。他还向陈宝箴保证，宾凤阳是岳麓书院“品学俱端”的学生，决不会有此“造言恶习”。他甚至流露出自己的委屈，有意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的职务。陈宝箴收到王先谦的这封辩解信之后复函道，此揭帖中的下流污蔑之语虽不能遽然断定为宾凤阳等人所为，但以理度之，如果为人假托，宾凤阳等如果品学皆端，见此等市井下流之词，俨然指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于心不安，即使不顾及受到诽谤的人与之为难，亦当考虑用什么办法进行辩白，有以自处，而宾凤阳等人却选择了持续沉默，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他劝王先谦相信事实总会调查清楚，既不要过于偏袒自己的学生，更不必因此而辞职。收到陈宝箴的复信后，王先谦第四次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而陈宝箴也再复书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过，陈宝箴还是给王先谦留足了面子，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王先谦等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湖南维新势力的打击，他以岳麓书院山长的身份联络城南、求忠两书院，以三书院学生的名义邀请湘省绅士订立所谓《湘省学约》，进一步攻击时务学堂和梁启超等人。他们声称湖南开办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而起。但学堂用人不当，竟然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出任中文总教习，广东人韩文举、叶觉迈等为分教习，他们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他们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知之徒，翕然从之，其始在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改。“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何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臣民平权、君统太长等语。……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光天化日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学之大患也哉！”他们企图通过《学约》中所标明的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等内容，继续约束青年知识分子追随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思潮，进而阻止湖南正在开展的新政活动。

湖南的维新势力和守旧势力一样强大，面对守旧势力的不断挑衅，维新势力也从没有放弃过反抗。当王先谦等人《湘绅公呈》送达陈宝箴之后的第三天，即1898年7月13日，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联合湘籍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等，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整顿通省书院”的请求，针对全省书院的积弊，提出从七个方面进行整顿：（1）定教法，聘请纯正博学、兼通中西的著名学者编订教法章程；（2）端师范，书院不再由庸陋之绅士占据山长的位置，而是聘请明正通达之士担任；（3）裁乾修，即裁去那些不称职的书院山长的薪酬；（4）定期限，规定书院山长不能任意决定到院时间，规定凡山长住院每年以十个月为度，不得视书院为传舍，致负朝廷殷殷教育之至意；（5）勤功课，厘定各书院课程，规定书院课程虽不能照新式学堂那样中西并学，亦须令学生每日必呈札记一条，由山长亲自评阅，不能再托人点窜；（6）严监院，改革书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废除由学生选斋长的办法，改为任命本地教官为监院，或以绅士充当，限令住院，申明条规，免滋流弊；（7）速变通，从前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若听其主持书院，则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应仿江苏另延山长的办法，将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筹款项，邀请博学者主讲，以免旷时弛业，致误学生前程。这些建议不仅切中湖南各旧式书院的时弊，而且所批评的内容多为针对王先谦为山长的岳麓书院等而发，故而也是对湖南守旧势力的有力反击。

熊希龄等人的反击固然有助于湖南维新势力的增长，但湖南巡抚陈宝箴出于息事宁人、平衡大局的考虑，对王先谦欲以挽留，下令免去熊希龄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委派黄遵宪、汪贻书主持，之后又将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辞退。时务学堂与湖南旧势力的冲突获得暂时的平息，而湖南的维新势力却因此蒙受巨大的伤害。

时务学堂虽然因梁启超的离去、熊希龄的去职而基本结束了它在维新运动早期的使命，但其在维新运动史上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人们记忆的。

首先，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极大地刺激了湖南省内各府县开明士绅改革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情。在此之后不久，岳州府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县士绅仿照湘省校经书院章程，改岳阳书院课程为经学、史学、时务、舆地、算学、词章等六门。宝庆府武冈士绅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一律改课实学，课程分为经义、史事、时务、舆地、兵法、算学、方言、格致等八门。浏阳士绅也计划将该县六个书院合并为一所规模较大的致用书院，后因县内守旧势力的阻挠没有成功，只能将南台书院辟为讲舍，进行新式教育。郴州士绅在新式教育的影响下，也集资创办了经济学堂，致力于培养通达时务的新式人才。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所发生的。

即便从办学成果看，时务学堂也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新型知识分子，为湖南正在开展的新政运动及全国范围内的维新变法运动输送了一批人才。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10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反袁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自立军起义时牺牲的林圭、秦力山，反袁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蔡锷等。

更重要的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尤其是在梁启超等人主持下，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风气，对于冲击湖南的守旧势力，都发挥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学生们得到了一种新的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向外传播，极大地改变了湖南的社会风气，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湖南很快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