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转移风气

在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前后，湖南的维新局面已大体形成，陈宝箴网罗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知识分子，有力推动了相对独立于全国维新运动的湖南新政。而在这些活动中，除了以梁启超为主导的时务学堂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有南学会等一大批维新团体。

湖南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省城长沙很早就有岳麓、城南两书院，历史悠久，为湖南全省士子、生童肄业之所。只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这两所书院和全国的其他书院一样，着重于科举考试，对于入学生童、士子的教育，也只是怎样去应付科举考试，而根本不顾及不断传入中国的西方新知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设置在岳麓书院之内的校经堂的规模已经无法满足湖南的社会发展需要，后经湖南新任学政张亨嘉的提议，并经巡抚张煦的批准，湖南当局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为校经书院建立新址。1890年12月，校经书院新址落成。翌年5月，校经书院在新址重新开办，新增学生20名，连同原来的44名，共计有学生60余人。书院内分设经义、治事两斋，专课湖南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的青年知识分子。办学目的也略有调整，已经开始注意适度放弃专门训练科举考试的方法，转而注意培养对地方发展有实际效用的人才，这对于湖南后来吸收外来的新思想，尤其是湖南新政的开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后，为了扩大校经书院的办学规模，在书院原有的空地上建造了一所藏书楼，广购图书，并添置了天文、舆地、测量等学科所需要的实验仪器，并计划添设算学、舆地、方言、学绘诸科，创办《湘学新报》，专门讲述各种新学和艺学，以期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开人知识”，“兼可知今”。对于校经书院的管理体制，江标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于1897年春夏间于校经书院设立校经学会，“为多士讲学之地”。《湖南学会林立》，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国闻报》。由此可知校经学会之由来。

校经学会与校经书院为二名一体，是典型的书院式学会，同时兼有对全省教育的指导责任，所以校经学会又称为“湘学会”，或称“校经书院”学会。根据《校经书院学会章程》规定，该会设有三门，即算学、舆地和方言。算学务求浅近实用之法，舆地须知测量、绘图之法，方言专习英文。三门各有学有专长的学长自行制定章程，自主招生，每类学额为40名，报名逾额即分作前后两班课习。学会设有总理即监院一人，负责学会的日常管理。校经书院学会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三年学习期限结束后，成绩优异者由湖南当局会同学会保荐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南北大学，或直接任职，或继续深造。从这些情况看，校经书院学会虽然号称学会，虽然也以湘学会而得名，但实际上只是湖南省内的高等学堂而已，其学会、社团的色彩甚少。

与湘学会的性质极为相似即具有书院或学堂色彩的还有谭嗣同等人创建的浏阳算学会，浏阳算学会实际上也是一所专门研讨算学的学堂，除了系统地对入学生员进行算学教育外，似乎对学堂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在浏阳算学会成立之后，在湖南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新学会为湖南南学会。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谭嗣同等湖南爱国志士在这种大局相对危险的时候，开始考虑作“亡后之图”，计划以湖南的独立获取未来的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谭嗣同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议设立南学会，“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显然，南学会是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关头所作出的一个试验，其目的是期望在大局不保的情况下，以地方的独立与自治换取南方各省的继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奠定基础。

陈宝箴同意了谭嗣同的请求，并以湖南巡抚的身份为南学会遴选湖南省内较开明的绅士十人出任南学会的总会长，南学会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1897年12月14日，由梁启超撰写的《南学会叙》在《湘学报》上正式发表，标志着南学会的正式成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刻意强调了湖南在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希望湖南等南方各省能够像日本幕府末年的萨摩长门藩士那样，成为推动全国维新变法运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地。他指出：中国地域辽阔，积弊已久，期望中国能够坚实地联合一体，共同发展，恐怕并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发展在区域上的不平衡性，所以中国未来的真正希望之所在，可能就是先由一些省份的局部试验推而广之，成为风气，相邻诸省逐步联合，然后形成全国性的维新变法格局，推动中国在整体上的进步与发展。湖南居天下之中，有着良好的学术文化传统，人才辈出，其任侠尚气的民风民俗，也与日本幕府末期的萨摩长门藩士的情形相类似。前有魏源、郭嵩焘、曾纪泽诸先贤精神的遗存，后有过去几年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经营与影响，“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具有其他各省所不具备的政治环境与人气，故将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舍湘人则难成。按照梁启超的期待以及南学会章程的规定，新成立的南学会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其直接的功能是为实行湖南地方自治作准备，官绅士商，只要同意参加，俱可作为会友，俱可参加南学会组织的相关活动，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将湖南地方一切规制及兴利除弊等各项地方事务进行研究，以通上下之气，去雍阂之习，以“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为湖南正在开展的新政及将来的湖南自治提供具体的方案，以供湖南当局参考。

按照南学会章程的约定，由湖南巡抚遴选的十名总会长负责扩大会员，他们根据自己所知，吸收新的会友。会友的性质分为三类：一类是“议事会友”，由南学会的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充任，负责会中具体事务、章程的制定与执行；一类是“讲论会友”，聘请学识渊博、擅长言辞的学者充任，请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新知识定期向会友进行演讲，并随时回答会友的疑问。讲期规定每月四次。根据最初的安排，推举湖南著名学者皮锡瑞主讲中国传统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另一类为“通讯会友”，主要是指那些远离长沙不便即席听讲的各州县官绅及其他会友，只能通过通讯的办法，提出问题，由讲论会友或议事会友们负责解答。据统计，先后加入南学会的全省各地会友达1000余人。

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第一次讲论在会所巡抚部院孝廉堂举行，到会听讲者有200余人。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等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而主讲人为皮锡瑞。皮锡瑞的讲题为《论立学会讲学宗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湘报》第2号。他在演讲中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强调立学会和讲学的重要性，以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外交困境虽然是西方列强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内部。而欲摆脱这种困境，重塑民族辉煌，就必须进行改革，这一点已为政府当局主政者所认识，他们已经深知变通以开民智，求人才以为急务。所以，他希望南学会的成立能够有助于湖南官绅共同讲究“有体有用之学”，共求切磋之益。他对乾嘉以来无补时艰的汉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希望南学会会友读书穷理，务其大者、远者，将中国圣贤的思想精义了然于胸，建立坚定的信念。然后对古今之事变、中外之情形，也要有深切的理解和体会，这样才能真正成就“有体有用之学”。

继皮锡瑞之后发表演讲的是黄遵宪，他的讲题是《论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黄遵宪指出，中国自秦汉以后，专制体制日趋严密，官民壅蔽，人民以官为扰，而期望无官。究其原因，是因为官之权独揽，无所约束，官之势独尊。对于清政府现存的官吏体制，黄遵宪也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循吏”本来就很少，而清政府又规定本地人不得在本地做官，遂使现在许多州县级的官员对于当地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也就很难作出成绩。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至于怎样改变，黄遵宪的方案是实行地方自治，即“自治其身，自治其乡”，果如此，“则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联合之力，收群谋之益，生于其乡，无不相习，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县专政之弊。由一府一县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追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黄遵宪的演讲获得了听众的好评，不仅论述透彻，而且“人以为似天主传教者”，盖黄氏在国外经年，对演讲技巧深有研究。

继黄遵宪之后登台演讲的是谭嗣同，谭的讲题是《论中国情形危机》。他在这篇演讲中，分析中国自道光以来遭受列强侵略的情况，沉痛地指出像土耳其这种原本弱小的国家都想参加瓜分中国的行动，这实在是中国最感“可耻可危”的事情。他希望南学会诸会友能够真正明白中国今日所处的危险环境，“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机之局”。

南学会第一次讲会的最后总结为陈宝箴，陈的讲题是《论为学必先立志》。在这篇演讲中，陈宝箴对孔孟以救世之心行教学之事的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不学则无以开智慧、明义理”，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不独是个人完善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时他还指出，“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所以支持成立南学会，也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共同切磋的机会和讲台，共同研讨，共同提高。在演讲的后半段，陈宝箴强调中国遭受列强的欺辱，丧师辱国，实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振作起来，发奋图强，彻底改变乾嘉以来士大夫不务实学，而以虚美为高的恶劣习气，不要再沉浸在无关国家富强的科举考试的雕虫小技上，而应该切实研习足以“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道”。陈宝箴的演讲“说极切实”，对后来南学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南学会的领导层主要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但讲论的核心人物则主要是皮锡瑞。在南学会总共13次讲论中，皮氏登台演讲12次，基本上由他一人包揽。这12次系统演讲，不仅是皮锡瑞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也是其学术思想得以较为完整阐发的时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皮锡瑞系统地表达了他对儒家经学的一般看法及他的今文经学的基本立场。一定程度上表明，皮锡瑞并不是站在狭隘的今文经学的立场去反对古文经学，而是具有相当浓厚的超越今古经学的意味。他并没有像当时的今文学者如廖平、康有为那样一味地反对古文经学，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不惜把古文经学以及一切不合乎自己学术主张的学术派别贬损得一钱不值。

皮锡瑞的南学会演讲确实讲出许多新见解，但是在涉及中国政治、文化的未来走向时，即他所说的“变法开智，破除守旧拘牵之习”方面，他的观点显得相当“守旧拘牵”。比如他认为，中国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如何恢复和发扬光大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等问题，即“讲西学还得先通中学”。《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二次讲义》，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湘报》第6号。他指出：“不知西学虽有实用，亦必先通中学；不先通中学，则圣贤义理不能了然于心。中国政教得失，古今变革，亦不能考其故。此等人讲西学，无论未必能精，即通专门之学，不过一艺之长。又下则略通语言文字，只可为通事、买办，此等人才，又何足用？”这就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基本上相似了，而不是康梁所主张的变法维新。

皮锡瑞在晚清学术界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他不蔽于狭隘的门户之见的通人之学，实际上预示着晚清儒家经学界一直纷争不休的今古文之争即将停止，儒家经学的进步与发展有待于超越今古文、汉宋学术等门户之见。然而，正由于皮锡瑞竭力排斥经学研究中的门户之见，因此他个人在晚清学术界便自然受到具有极深门户之见的今古文学者的双重反对。

南学会的系列演讲除了皮锡瑞及黄遵宪、谭嗣同、陈宝箴在第一次讲会上演讲之外，乔树柟在第一次讲会上演讲《论公利私利之分》，谭嗣同在第二次会上演讲《论今日学西皆中国古学派所有》、在第五次会上演讲《论学不当骄人》、在第八次会上演讲《论全体学》等，黄遵宪在第二次会上继续演讲第一次会上未讲完的题目，邹代钧在第三次会上演讲《论舆地经纬度之理》，欧阳中鹄在第四次会上演讲《论辩义利始自有耻》，李维格在第五次会上演讲《论译书宜除四病》，陈宝箴在第七次会上演讲《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而最后一讲为曾广钧的《论开矿当不惜工本》。从这些题目看，所有演讲均为当时湖南学界、政界共同关心的一些学术及地方发展中的问题。

南学会的设立及其系列演讲的开办，在湖南全省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府县在南学会的带动下，纷纷组织学会，开设系列演讲，传播新知识，鼓吹维新变法，有的学会还设法组织新式学堂，培养人才，为湖南新政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湖南的风气也由此进一步开通，“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名声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虽全国瓜分，而湖南亡后之图，亦已有端绪矣。”

守旧势力无法彻底遏制湖南新势力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曾遏制。事实上，南学会的成立及其迅速发展，以及与湖南时务学堂相呼应，既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新政的发展进程，甚至对于全国正在兴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也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当然也极容易引起旧势力的仇恨。

在南学会成立之初，便隐含有与旧势力分立的态势，湖南士林领袖人物王先谦因为陈宝箴对南学会的重视，在南学会第一次集会时曾经出席，他在此时似乎也自认为是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新派人物，南学会的一些主持人也把他视为同道，承认王先谦在“未变科举之前，将数百年讲时文之老著名书院（岳麓书院），而改定课章，以经义治事，分门提倡新学，树立先声，可谓难能矣。又虚心勤恳，自以译算非己所长，另筹经费，延聘学长以代之教士，用心亦良苦矣。”《在开始阶段，南学会将王先谦视为新学同道，给予适度的尊重。然而随着南学会的发展，这种尊重越来越淡，而会中的新奇议论也引起了各方的不满，这自然也引起了王先谦的注意，促使王与南学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曾对他的学生解释道：“学堂、学会，先谦皆曾到场。以学堂系奉旨建立，学会则中丞殷殷注意，随同前往，然皆仅到一次。因先谦事忙，并非有所避忌而不往也。学会议论新奇，因其刊入《湘报》，人人共见。始有辞而辟之者，先谦乃得以闻崖略。”所以当两个月后，南学会的负责人邀请王先谦在南学会进行演讲时，他并没有领情，而以“不耐此劳”予以婉拒。

王先谦之所以对南学会的演讲邀请予以拒绝，除了表示他对南学会的不满外，也意味着他实际上已经脱离湖南新派人物的思维轨道，开始与守旧势力结盟，而守旧势力的核心人物就是在湖南学界拥有极大影响力的旧派学者叶德辉。

叶德辉，字奂彬，号郋园，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由于其先世经商致富，叶德辉坐拥赀财，即不复仕进。性喜买书，收藏颇丰。

清末湘中学者，以“二王”（王闿运、王先谦）最负盛望。叶德辉治学，与王闿运绝殊，于王先谦虽为再传弟子，但其论学亦不相同。对今文经说，叶德辉公开攻击，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主张，更是竭尽全力予以批判和攻击。

叶德辉著有《周礼郑注改字考》《仪礼郑注改字考》《礼记郑注改字考》《春秋三传地名异文考》《春秋三传人名异文考》《经学通诰》附《经学诸言》《六书古微》等。

叶德辉的盛名除了他的学术成就外，在一定意义上说，还得之于他在近代政治风潮中的保守倾向。当梁启超来湖南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和康有为的理论时，叶德辉便对康有为所持并作为变法理论根据的今文经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指出：康、梁的所谓今文经学“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摅其傺侘不遇之悲。”此种“煽惑人心，处士横议之风，不图复见于今日”。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不过是野说、邪词，“作者论学则强人以难，居心则导人以逆，乃独借讲学以文其奸，殆亦鹦鹉能言之类耶”；“作者居光天之下，而无父无君，与周、孔为仇敌，苟非秉禽兽之性，何以狂悖如此！”“于是康有为之邪说乃大行于湘中，而吠声吠影之徒，竟不知圣教为何物。有世道之责者，其能嘿尔不语乎？”

王先谦、叶德辉的联手，再加上湖南学界因维新运动的开展而逐步失意沦落的其他守旧人物，使湖南的旧势力日益强大，并足以遏制新思想的继续传布。在南学会开讲之后，这股势力对南学会与时务学堂连为一体甚为愤怒，他们先是利用岳麓书院的学生对时务学堂发难（见前节），继则将矛头直接对准南学会。

1898年4月9日，叶德辉致函皮锡瑞，肆意攻击南学会，对皮氏在南学会的系列演讲施加压力。此后他又连续三次致函皮氏，对南学会多有指责。叶氏与皮氏本有交情，但他连续施压，遂使皮锡瑞深感为难，遂“以时事方亟，不宜互争意气，答书解说”，在无法说服叶德辉的情况下，皮锡瑞只好于6月8日离湘赴赣，仍主经训书院的讲席。由于他是南学会认定的主讲人，因此他的离去不仅使南学会的系列演讲停顿，而且在长沙学界引起一系列反响，“浮言更甚”。

在皮锡瑞离开长沙之前的5月15日，曾广钧应邀在南学会作演讲，在谈到保种保教时，“人一闹而去者大半”，南学会的系列演讲至此彻底结束，湖南守旧势力在与南学会的冲突中赢得了初步的优势。

6月3日，即皮锡瑞离开长沙的前五天，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樊锥被邵阳士绅驱逐出境，所谓“罪名”是守旧势力认定其为：“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而王先谦的得意门生苏舆也对樊锥竭力诋毁，称樊锥“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与？真汉奸之尤哉！”宣布樊锥大逆不道，即便处以极刑，犹未足以弥补其罪责于万一。

湖南守旧势力对南学会的仇恨并不仅仅是要把这些维新人物驱逐出境了之，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从理论上驳倒维新人物。王先谦的弟子王猷焌称：中国古人讲学，其内容总不外乎孝悌忠信仁义廉耻而已，而南学会所讲的，却是“逞其邪说，放厥淫词”，于是他们在从组织上瓦解南学会的同时，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对南学会所倡导的那些理论的批评上。5月19日，叶德辉刊刻《轩今语评》，将徐仁铸颁布于学宫的宣扬变法维新理论的《轩今语》逐条驳斥，又将诋毁南学会和《湘报》的《长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后》《正界篇》等广为散发。这些文章后来由王先谦的门人苏舆汇编成《翼教丛编》，于1898年9月出版。不过这时政变已经发生，南学会也被张之洞宣布解散，《翼教丛编》就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了。

南学会的成立和其初期活动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最明显的标志是继南学会之后，湖南乃至全国的新学会风起云涌，仅湖南境内，在南学会的影响下就成立有龙南致用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明达学会、群萌学会、公法学会、学战会和法律学会等。

龙南致用学会由江瑞清等人发起成立，并得到邹代钧的帮助和支持。《龙南致用学会第二次议定章程》，见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知新报》第45册。成立时间为1898年2月，会址最初设在龙南西竺山寺山门内。《龙南致用学会申定章程》，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湘报》第103号。致用学会的宗旨为以合群延请算学老师教授本会同人子弟，强调：“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湖南龙南致用学会章程序》，见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43册。该会成立之后每月集会三次，探究学问，质疑问难，并依靠各方捐资购置了不少西学书籍，供会友自由借阅。

任学会1898年3月成立于湖南衡州，发起人有陈为镒、杨概、萧邦恒、萧邦怿等，其成立宗旨为“立志在宏毅，以能力任艰巨为主”。任学会成立之后的初步计划与当时所成立的一些新式团体一样，不外乎设立藏书机构、刊刻相关丛书等。该会比较有特色的计划主要有：设立报馆，以专门刊载新政方面的新闻及会中同志的相关著述；计划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设立新式学堂，进行新式教育；至于任学会的发展规模，任学会的创办者也有相当宏伟的计划，他们准备从衡州开始，逐步向外扩展，“海内同志愿与乐成，分立斯会者，本会即视同一会，必不以方域歧视”，犹如西方的宗教团体和红十字会等，甚至计划在经费更加充裕的时候，选派会中同志游历海外，开拓能力，考察各国天文、舆地、政治、商务、学校等。由于该会有如此的追求，因此任学会自我要求：“必须自练学问，物色英才，仿孔门四科：曰德行，曰言语，曰政事，曰文学。凡此四科，能精一义，即于本会有光。惟其人志不宏毅，识不坚凝，遇事作骑墙之见者，未便接入本会。”显然，任学会虽然具有新思想和新想法，但其手段和道德自律的标准还是更多地吸收和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

舆算学会又称为“郴州学会”，由湖南郴州生员陈为镒、罗辉山、潘仁瑶、曹典球等20余人于1898年3月创建于湖南郴州。该会以讲求舆地、算学两门学科为立会宗旨，以期“略去虚文，讲求实学”，强调“舆地以绘险要、究兵略为主，旁及农矿算学，以程功董役行军布阵制器为主，旁及天文，集资赁舍，广购图籍器具，延请海外通儒以为师范，义取兼综，实事求是”。郴州学会的创建人在拟定章程时强调要有平等的观念，所有加入学会的人，无论官阶科第，均以学问为序，平居无事，尤宜讨论中外古今盛衰之源，联合士气，互相师法，庶几合天下为一群，合一群以振中国。郴州学会较当时其他新式团体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在郴州创设一所博物院，“即借公所庙宇先行陈列中国土产，凡花卉草木虫鱼泥沙有关考究者，无不可入。一面函知各省善堂书院首士商务会馆襄同料理，此事有益于各省商务，无不乐从，即用文行知各国领事、商会、教会，亦可立行捐送，事不畏难，立志开拓，断无不成之事。”显然，这里的所谓博物院实际上类似于现在的会展中心，是中国向外展示自己特殊物产的一个窗口，这也显然是中西交流之后的应有之义。郴州学会的另一个特色是强调会友的体质锻炼，以为救亡之要务也应该包括中国人的体能方面。他们指出：“中国文士流于柔弱，均由不设体操，甚至因读书而成痨瘵，遑论办事？”所以他们计划设立体操场，对幼童及青年进行体育训练。郴州学会还格外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其创建人是中国近代比较早地意识到师范教育重要性的一批启蒙者和实践家之一。他们在《章程》中称：“中国学问之庸杂，全在师范。不立偶议数字，便拥皋比。本会艺成各生，由教习首士考试，禀请宪台给予文凭，以为教习。如无文凭者，不得为教习，以免学途庸杂。”明确规定担任教习的人应该有比较正规的受教育经历。

舆算学会为郴州地方性的学会，与此会成立时间相同，湖南常德也于1898年3月成立了明达学会。明达学会是由原来旧有的书院改组而来，因此具有相当浓厚的书院色彩，它一方面重视对新学和西学的吸收，另一方面也不忘对传统道德理论观念的弘扬，其章程指出：“圣人设教，最重乐群敬业，亲贤取友，孔门聚三千、七十子讲学，凡经世大业，以及一技一能，无不研习。盖学期实用，至治国平天下而止。今泰西政从学出，往往得圣经遗意，故人才盛而国运随之。中国自帖括盛行，旧学芜废。本会创设之意，实欲涤向来孤陋之习，储当世济变之才，本中国义理之学，参泰西富强之术，集众人之力，则事易举；联学者之心，则智日辟。可以保教，可以保种，而圣学宗风，且遍衍于地球各国，愿我同人研究斯义。”常德明达学会的设置仿时务学堂，分别聘请中西文教习各一人，愿入会者不限内外学，不限年岁，不限土籍客籍。至于课程的设置，他们基于中西交流、通商以来的事实和社会需要，强调不通语言文字则不能翻译西书，不通数学不能明西学之精微，强调以译学、算学为入学之阶，以为致用之本。同时，学会强调“本会所望于学者，非仅充翻译而已，欲其考察古今中外之故，天地人物之变，已成为匡时济世之材”。此为其西学教育的基本宗旨。

常德明达学会高度重视西学、新学知识的教育与普及，但它同时也受到旧式书院教育的深刻影响，并不格外强调中西学术的对立，而有一种中西学术互补的认识和倾向，他们在重视对学生进行新式西方知识教育的同时，也格外重视用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的教育，所以在明达学会的课程设置中兼及中学之经史大义，并及掌故、舆地、兵略，以中学端学生之人生趋向。这是常德明达学会与当时一些新学会明显不同的地方。总体上看，明达学会虽然号称“学会”，实际上较少学会的色彩，而只是一个新式教育机构而已。

继明达学会之后是1898年4月在浏阳成立的群萌学会。该会的发起人与浏阳算学会基本相同，即为谭嗣同、唐才常及黎宗鋆等人。此会的成立宗旨显然是已经意识到浏阳虽然在近代中国最先从事变革，但至今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会，群萌学会就是为了改变此一局面。谭嗣同在《群萌学会叙》中说：合中国十八行省，上自朝廷，下逮草野、大夫庶士、缙绅先生，越百执事，至于氓隶，称东事之后，能大变其风气，联群通力，发愤自强，以治新学者，必首湖南。虽远在泰东、泰西，则亦云尔。而湖南合数十府厅州县，上自院司，下逮草野、大夫庶士、缙绅先生，越百执事，至于氓隶，称东事之后，能大变其风气，力倡联群通力，发愤自强，以治新学之说者，必首浏阳。虽远在外省，能稔习其端末者，则亦云尔。呜呼！此非有他故，马关之约初成，浏阳即有以书院改肄算学格致之请为少先耳。然而湖南省会，既大张新学，有若南学会，有若校经学会，有若时务学堂，有若武备学堂，有若方言学堂，有若课吏馆，有若保卫局，有若机器制造公司，有若旬报馆，有若日报馆，有若各书院之改课，骎骎乎文化日辟矣。独吾浏阳乃至今而不有学会。不有学会，是新学无得而治也。治而不能联群通力，犹不治也。于是他们联合同志，创办群萌学会，“夫群者，学会之体；而智者，学会之用”。这就浏阳群萌学会创办之由来。

群萌学会成立之后曾致书南学会称：“泰西格致之学，若轮船、铁路、电线，大率起于百年以来，是皆统一地球之朕兆，而西人先我发之，况其时正当吾华考据风行之日，吾日以虚文梏其士，而彼日以实用昌其徒，骎骎乎有凌轹五洲之势，不独挟以傲我钳我也。支那人士，恼气最灵，资乃先导，深入其阻，未必不青胜于蓝也。”显然，群萌学会的成立宗旨不外乎提倡实学，以吸收西方新思想、新知识，建设湖南，发展湖南。

在浏阳群萌学会成立的同一个月，即1898年4月，毕永年等人在省城长沙成立了公法学会，这是湖内境内当时真正具有近代“学会”意味的新式学术团体。公法学会的宗旨，顾名思义是研究国际公法。毕永年曾说过：“素王改制之精心，吾未知其一二，惟今朝政日圮，人心日涣，与外人交涉，且惊疑骇溃，以酿成种类之亡。吾耻之，吾之命悬祝宗忽忽至今者，徒以二三豪杰，力求自拔于茫茫苦海中，而心未死耳。爰与诸君子创立公法学会，期于古今中外政法之蕃变，和战之机宜，条例约章之条列，与中国所以不齿公法之故，一一甄明而切究之，而一归于素王改制之律意，以求转圜于后日，补救于将来。”这就是毕永年发起公法学会的真实用意。

基于这种认识，公法学会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本会专讲公法之学，凡自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以及因应诸务，何者大弊，何者小疵？何者议增，何者议改？皆须细意讲求，不可稍涉迁就，尤不可故立异同，庶为将来自强之本。”按照这一指导思想进行下去，无疑是近代中国以民间的力量对中外交涉开始以来的全部问题进行一次最为全面、最为彻底的清理。

为了弄清中外交涉的问题之所在，不仅要关注、研究中外交涉的本身，而且应该弄清国际公约和各国之间相互交涉的大概情形。公法学会基于这种判断，要求其会友对各国互立之新旧约章亦须切实考究，会友各持日记一本，广泛搜集，仿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史表体”，在每个所搜集的约章目下详列其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项内容。对内，会友可以相互交流，以广见闻；对外，可以为政府提供咨询和参考。

在省城长沙与公法学会性质相类似且成立时间相同的还有学战会和法律学会。学战会的发起人有黄崿、何廷藻、黄藻、阎克植等人。唐才常虽然没有参与发起该会，但似乎对该会给予很大帮助并具有很大的影响。学战会的成立时间也是1898年4月，会址设在岳麓书院笃志新斋。该会的发起人认为：甲午战争后，湖南最先觉醒，新学大张，学会林立，民气振奋，实开全国风气之先，各种学会各有宗旨，各有侧重。但这些学会多注意兵战、商战等强国御敌之直接目的，而相对忽略了学战的意义，所以他们要与众不同地创设学战会，取“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之意”，“以联通群力，振兴新学为主，而以急变今日现情、发扬中国光荣为念”。至于办会的方法，该会强调参照“经济特科六事，勉为实学，听会友专门认习，或兼涉各学”。每年大会一次，每月小会一次。学战会成立之后的活动情况一如其他新式学会一样不太明了，只是长沙在此后有一家“学战公司”，似乎与学战会多少有点关联。

法律学会的创建人有施文焱、李延豫、周焘、严毓清、金鼎春、李海寰、沈嗣衡、、施文森、丰文达、吴文培、洪润等20余人，该会的成立宗旨如其名称一样明朗，就是专心研讨法律问题，“志在讲求法律，贯穿公理，浏览群书，洞识时务，以开拓胸襟，磨荡热力，善不耻相师，过不惜相纠，开诚布公，力除客气”。显然，所谓法律学会实际上是一家具有专业性特征而又有传统讲习会道德自律性质的学术类团体，所以在该会成立之后不几天，就有发起人洪润等9人发表声明，强调法律学会成立之本意只是邀集同人相互切磋，并非是为了在湖南或全国广开风气，并以“入会者多系别业之人”、“品类不齐”，且有人在外散发章程，“日后必起招摇之渐”为由，遂决定“公议出会，以防未然”。

继法律学会而在湖南境内成立的新学会还有积益学会。积益学会成立于1898年6月百日维新运动将要开始或正式开始的时候，其创办人有张礽、饶霈等，其宗旨是“讲求有用之学”，其方法是“以现设经济科六门为主，如会中诸君各有一得，相会时可参观互证，以广闻见”，规定每月聚会三次。《积益学会章程》，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湘报》第105号。与会者“各就其所近者而深造之，各抒其所得者而参观之，合群策群力而交修之”。由此看来，积益学会倒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学会，只是其后来是否坚持下去，则不得而知。

1898年6月，湖南靖州会同县教谕潘学海（广文）与当地绅士罗子荫等一起筹备创设三江学会，至7月正式开办。1898年6月27日《时务日报》。三江学会以讲究时务为宗旨，规定会友每天必须阅读时务方面的图书20页，由会长答疑1小时。显然，三江学会是具有地区特征的维新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