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湘学新报》与《湘报》

南学会的发生、发展及其与湖南旧势力的冲突，基本上都与《湘学报》及《湘报》有关，正是《湘报》对南学会的鼓吹尤其是其将南学会的演讲词刊登发表，使得湖南旧势力甚为恼怒，促使双方关系的紧张。

江标于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后，特别是当上海《时务报》出版发行后，深感湖南如欲发展，就必须开通民智，传播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于是责成唐才常、蔡钟浚等门生取其同门诸生粗有所得之卮言汇为一编，冀以海内学界相交流，于1897年4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创刊，每十天一册，取名《湘学新报》，自第21册起改名《湘学报》。

《湘学新报》创刊的目的在最初阶段并不是为了向外界散布湖南的思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湖南学界内部的交流，是为了促进湖南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其宗旨为“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报首随时发表朝廷新近发表的谕旨及一切关于新学的奏章和消息，专从讲求实学起见。《湘学新报》不谈朝政，不议官常，坚守为学术而学术的方向，设立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商学、交涉等六门，每学首列总说一篇，小为答问，以疏通之。报末附有自然科学常识及各处电传要语等，以为研求物理，周知外国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为目的。对于儒家经学，《湘学新报》原本应该专列一门，但鉴于当时康有为的所谓素王改制说盛行一时，而这一学说又每每与现实政治相关联，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湘学新报》的主持者采取了暂时放弃的解决办法。《湘学新报例言》，见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湘学新报》第1册。

《湘学新报》出版发行之后，最初阶段所发表的文字大都是讲究经济及时务方面的内容，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的所谓素王改制说的宣传很有节制，所以《湘学新报》很快就获得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陈认为此报“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并建议湖南省各州县都应积极订阅。《湖南抚院陈饬各州县订购湘学新报札》，见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一日《湘学新报》第5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得读《湘学新报》之后，对其中有所谓“素王改制”一语甚为反感，以为“语意未甚明晰，似涉新奇”，遂责令湖南学政江标彻查。江标的解释是此为编辑一时失误所致，并非有意宣传康有为的学说。对于江标的解释，张之洞也表示理解，从该报总的方面看，他也认为该报刊登的内容基本上是教人讲究时务等有益的东西，大体上属于“平正无弊”、有益而无害的刊物，故同意湖北各道府州县用公款订阅，并发给各书院诸生参考。

江标的解释和张之洞的评价比较接近于历史真相，在《湘学新报》的早期，确实没有着意去宣传康、梁所信奉的孔子改制说，而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宣传和介绍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学说，对于两湖地区维新运动的开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湘学新报》早期文字多出于报馆主笔唐才常之手，他所发表的《公法定义》《外交论》《论中日通商条约》《史学论略》《史学要言》等数十篇文章，广泛征引各种资料，宣传和介绍了西方近代国家的发展史，介绍和肯定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走向富强，是因为他们有着一套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几乎完全不同的制度，所以，中国要想摆脱贫困、落后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就必须在政治上要有办法，要学习、模仿、借鉴西方近代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要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家天下的思想传统，转而信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民权观念，开通政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只有这样，中国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这些政治主张虽然也比较激进，但大体上说来还能为当时的政界、思想文化界所接受，对于转移湖南守旧的学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湘学新报》创刊的最初阶段，该报确实坚守着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既定立场，并没有介入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但是当梁启超于1897年11月到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特别是南学会成立之后，徐仁铸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并从第24册起接办《湘学报》之后，《湘学报》的办刊宗旨确实有所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开始有意识地鼓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俨然站到了维新势力的一边了，这样就难免与守旧势力发生冲突。特别是1898年初，谭嗣同由湖北回到湖南，他的激进思想对湖南的维新势力起到积极重要的刺激作用，《湘学报》上言论也日趋激烈，遂引起张之洞的不满。1898年5月6日，张之洞明示《湘学报》不得再寄往湖北。5月11日，张又致信徐仁铸，批评《湘学报》的办刊方针已经偏移，“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凡此，都与张之洞的思想观念存在根本的差异，“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所以他要求徐仁铸此后不要再向湖北邮寄该报，禁止《湘学报》在湖北的传播。

张之洞的指责与霸道言辞，在湖南学界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反弹，激进如谭嗣同等人对张的指责甚为反感，直欲反抗和抵制，但作为《湘学报》的主持人，徐仁铸并不敢再一味对抗，“不敢不从”。此后的《湘学报》对于宣传康有为的改制说略有收敛，而且从第37册起，连续刊载张之洞的《劝学篇》，这除了有意与张之洞妥协外，可能也意味着徐仁铸的思想主张也开始偏离康、梁等人过于激进的思想，而寻求与守旧势力妥协，守住中庸稳妥的办刊方针。他曾就与康、梁的关系向王先谦进行辩解称：“康某七、八年前曾见一面，并未深谈。至今对面，若不言明，犹不识也。其所著书，止见其最旧之《伪经考》并《改制考》，初未寓目。至于民权、平等之说，向所深绝。友人中有谈此者，从未附和一词。即去冬与吾丈晤谈，何尝及此等义哉？湘省士子之求新者，方虑其浮动无根，不能平实道地。清夜筹划，正欲得一善法，以遏其奔轶无范之端。”由此可以看出徐仁铸并不是湖南学界最激进的人物。

《湘学报》在江标、徐仁铸两人的先后主持下，传播了一些维新思想，对湖南新政的发展、湖南民众的觉醒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谭嗣同评价道：“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重民权，尤觉难能可贵。”谭但由于当时湖南守旧势力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张之洞的控制，《湘学报》大体上还是坚守了最初的办刊原则，更多地传播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对西方国家富国强兵方面的所谓实学，《湘学报》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康、梁改制说的兴趣，它通过对西方国家这些实学的介绍，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政府，特别是湖南当局能够有所借鉴，有所仿效。所有这些，对于湖南学界、政界开阔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98年8月8日，《湘学报》停刊，前后共出版了45册。

同年3月7日，在谭嗣同等湖南维新人士的支持下，由唐才常主编的日报《湘报》在长沙创刊，同年秋天政变后的10月15日停刊，共出版177期。《湘报》的办报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湘学报》作为旬刊刊期太长，文字过于艰深，不能满足湖南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的需要；另一方面，胶州湾事件之后，瓜分之说甚嚣尘上，“焚如之灾，迫于旦夕”，为了更快地向湘省内外传布救亡图存、维新富强的消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决定在同志中集资创办这张“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的报纸。唐才常在《湘报序》中谈到创办报纸的宗旨时指出：只有报纸可以“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办报，就是为了使中国尽快恢复昔日的辉煌，重新成为世界上一大文明强国。

《湘报》创刊后，很快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陈宝箴决定从省库每月补助200两。其主要办事人员也为当时在湖南的一些具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董事有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撰述为戴德诚、梁启超、樊锥、何来保、谭嗣同、唐才常，西文翻译为李维格，总理兼总校为刘善浤、王兆元等。

《湘报》的栏目设计主要有：（1）论说。主要刊登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关于变法维新的一些言论，他们在这个栏目下，发表了不少揭露清政府腐败、宣传爱国道理、主张变法维新救亡的言论，虽然其中也掺杂着一些陈旧的观念，但总体上说对于传播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学说，对于守旧势力的冲击，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2）奏疏。经陈宝箴的批准，《湘报》可以刊登湖南当局的政府文告及公牍，但对于政府当局正在讨论的一些计划应当保密的一些事项，未经政府当局的准许，《湘报》也无权刊登。（3）电旨。（4）公牍。（5）本省新闻。（6）各国时事。（7）杂事。（8）商务。在这一栏目下，适当选登一些政学新书或其他报刊已经发表的内容。《湘报》上所发表文字，一部分由湖南政府当局提供，而另一部分则由报馆派员采访获得。《湘报》还附录各地物价行情，颇具近代报纸的一般特色。

在唐才常的主持下，《湘报》集中了一批具有维新倾向的撰述人，其主张维新变法的政治倾向在一开始就极为明显。先后在《湘报》上发表文章的有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杨昌济、易鼎等，其中谭嗣同先后发表有20余篇，是《湘报》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湘报》致力于宣传维新变法，并没有怎样受到守旧势力的责难，像梁启超的《论湖南应办之事》、唐才常的《辩惑》、樊锥的《开诚篇》等，都在湖南的维新运动中起到良好的作用。这些文章的主旨，不外乎指出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国势已弱，危机日重，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而中国内部却是依然腐败如故，专制如故。因此，拯救中国就必须变法维新，必须在政治上要有办法，必须学习西方国家富强的经验，建立新的良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于湖南正在进行的新政，《湘报》有很高的期待，他们希望湖南的新政能够给全国作出好的示范，以便推动全国范围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而湖南新政应该做到的事情，据梁启超的分析主要是三点，即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并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矣。”三件事情办好了，其他一切事情都可以带动起来。反之，在一个愚昧、懵懂的人文环境中，执政者的想法再好，方案再严密，也难以实现。而要做到这三点，梁启超强调湖南应该对时务学堂进行改革，他认为，目前的时务学堂规模太小，无法满足湖南正在发展着的社会需要。他建议将时务学堂的学生分成两等，除每年培养120名成就远大、各有专长的内课生外，另在各府州县加收一批外课附课生，对这批学生不必要求太高，只需向他们讲明政治之所以然的道理，使他们明白不改变中国之种种旧习就无法立国，就不足以保种，使他们知道中西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大概，明白变法维新的意义，这样就能有效地推动全省风气的转变，有利于化解湖南新政推行中的阻力。

梁启超这类建设性意见在《湘报》上发表很受各方面的欢迎，他的这些建议后来也被政府当局所采纳。如果《湘报》始终坚守这样的立场，那么它肯定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无奈《湘报》撰稿人的构成毕竟以具有激进思想的人为主体，所以它在提供一些建设性方案的同时，也不时发表一些具有极端倾向的言论。《湘报》大量刊登南学会的演说文稿，大量报道省内外有关变法运动的新闻，尤其是3月29日出版的《湘报》第20号发表了易鼎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其极端偏激的言辞受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并挑起了新旧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易鼎在这篇文章中以为，中国如欲变成西方式的富强国家，就必须做到这样几点：一是“改法以同法”，就是西法与中法相参。二是“通教以绵教”，就是中教与西教并行。三是屈尊以保尊，即实行民权与君权两重。易鼎认为，君权过重，民气势必不伸；而民气不伸，则国势必因之而弱。他建议清政府仿效英、德等西方近代民主国家，“君民共主之法，利之所在，听民自兴之，害之所在，听民自去之”，政府只需坐享其成而已。四是“合种以留种”，即主张黄人与白人互婚以改变中国的人种结构。

易鼎这些激进的主张在当时可谓空前的大胆，这就不仅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即便先前对《湘报》持支持态度的陈宝箴看了之后也很难接受，“骇愕汗下”，以为“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他授意其幕僚欧阳中鹄向《湘报》主持人打招呼，要求《湘报》必须杜绝这类偏激的言论；同时急告熊希龄设法将此文收回，复嘱其“著论救正”。

易鼎的这篇文字除了在湖南学界、政界引起激烈的反响外，在湖广总督张之洞那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张之洞于1898年5月11日致电陈宝箴及黄遵宪，指责易鼎的这篇文章“直是十分悖谬”，声称“见者人人骇怒”。他指出：“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来指摘弹击。”张之洞指示陈、黄二人及早设法处理，以免由此引起混乱。

由于《湘报》对维新思想的宣传过于激进，创刊不久不仅遭到陈宝箴、张之洞等官方人士的指责，而且引起湖南学界旧势力的普遍反感和攻击。王先谦、叶德辉对《湘报》极为反感，他们在对《湘报》进行批评的同时，甚至指使湖南籍的京官徐树铭、黄均隆向清廷密报《湘报》的激进主张。在多重压力下，《湘报》先是采纳黄遵宪转达的陈宝箴的指示，删除每期报首中的议论文字，但采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名，继则自第66号起，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文章。湖南政府当局原先每月给湘报馆的200两公款补贴也停止划拨，并开始有计划地追回湖南矿务总局先前借给湘报馆的款项，试图从经济上遏制湘报馆。

《湘报》在失去陈宝箴等人支持后继续支撑了几个月的时间。戊戌政变发生后，湖南政府当局以《湘报》所刊登的言论过于庞杂与激进为由，对《湘报》进行了整顿，委派王笏等“承顶”接办，但也仅仅继续出版了4期，《湘报》终于在1898年10月15日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