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维新变法正式开始

一、明定国是

光绪皇帝正想抓住恭亲王奕去世的机会，推动变法维新事业。他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太后听到奕劻的转述后大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极力劝说，慈禧答允说：“由他办去，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奕劻回来复命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于是，《明定国是诏》于6月11日发布。

从奕去世到宣布变法短短13天，光绪皇帝除了有4天时间是独自居住在皇宫外，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与慈禧太后在一起。从这些迹象进行观察，光绪皇帝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应该是清政府最高统治层的共识，并不是光绪皇帝或所谓“帝党”背开慈禧太后或所谓“后党”而发动的政治运动。

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向中外宣布清政府变法维新的决心。诏书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努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敝。《明定国是诏》提出以创办京师大学堂为最亟要务，责成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提出具体的创办方案。

在当天发布的第二道诏书中，光绪皇帝指出，方今各国交流越来越多，外交人才已成当务之急。着各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情保荐一批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政府选用。

6月11日的两道诏书，标志着百日维新正式开始。这样两份立论平实、不偏不倚的诏书，开始并未引起一般社会公众和外国政治观察家的注意，康、梁在戊戌政变之后竭力夸大所谓《明定国是诏》在当时的影响力，康在自编年谱中以为这两道诏书是在他的多次影响下颁布的，故他或许在当日确实“欢欣”鼓舞，但很难说“举国欢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在一份奏折中称“臣民捧读（《明定国是诏》）感泣，想望中兴。”但宋的这份奏折实际上是康有为代笔，只是反映了康的感受，并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至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绘声绘色的描写，更是小说家言，不足信。如他说光绪皇帝“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托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明夏葛冬裘之尚，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响风，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这种描述显然不能当做历史来读。从比较密切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赫德的记录看，他当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两份诏书有何特别的意义，而［美］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更是称这两份诏书是一般性宣示变法的必要性和预示成立京师大学堂的诏书，并不负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到了随后另外一批诏书的颁布，方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以及外国观察家的注意，或以为这些诏书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或以为中国将从此进入一个体制创新的艰难过程。

二、人事安排与革除守旧派官员

《明定国是诏》发布的第二天，即6月12日，光绪皇帝又发布上谕，称商务为国家富强之要图，着各省督抚率员绅认真研究，从速妥善筹备，总期联络商情，上下一气，勿得虚应故事。选派宗室王公游历各国，开阔眼界，着宗人府察看保荐、听候有关部门的选派和统一安排。这份上谕今天看似平常，却在满洲官员中间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一部分比较敏感的满洲贵族似乎认识到，选派宗室成员游历各国，考察各国政治体制，似乎有意于改变大清王朝已有体制的趋势。再加上成立京师大学堂及着各省督抚保荐外交人才的两份诏书，实行起来势必影响到满洲人在大清王朝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6月13日，光绪皇帝连续发布了几道上谕，宣布将于三天后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令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6月15日，光绪皇帝又发布了几道令人困惑的诏书。

第一道上谕称，从此以后，凡被授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者，都应在向皇上谢恩后具折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提督等官也应一体具折至皇太后面前奏谢。这个规定在慈禧太后明确宣布光绪皇帝亲政之后不曾有过，它的含义自然是太后又从后台走到了前台，拥有极大的人事权力。这究竟是光绪皇帝的本意，还是慈禧太后胁迫的结果？

第二道御旨称，从今之后，只要皇帝住在颐和园，那么政府各部门遇有应行引见之员，也应一体带领向皇太后引见。这一道上谕的含义与第一道相同，表明不仅重要的人事变动要经过皇太后的同意，即便是各衙门的事务，只要是皇帝在颐和园办公，皇太后也有权知道。

第三道上谕是宣布免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的职务，理由是翁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重任。决定将他开缺回籍。

第四道上谕是所有愿意出国考察游历的王公贝勒，不必再经过宗人府的选派、保荐，由皇帝亲自察看、决定。其王公贝勒以下及闲散宗室内如有志趣远大、才具优长者，仍由宗人府随时保奏。

第五道上谕发布了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召王文韶迅速来京陛见，一是命令荣禄暂时署理直隶总督。

这五道上谕大多涉及人事问题，第一、第二道上谕是说人事问题的一般原则，第三、第五道上谕发布的是具体人事调整。这些上谕的发布引起广泛的猜测。

关心中国政局演变的外国观察家在得知新任命的高级官员必须向太后表示感谢的新规定之后，其最初反映是这可能表明慈禧太后正在夺得大权，奇怪的事情和新奇的做法完全可能发生。甚至有人认为将翁同龢免职实质上构成一次政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即使不是真正废黜了，也实际上废黜了皇帝。恭亲王之死，已经使光绪皇帝失去了一位老一辈的庇护者，而慈禧太后又立刻进了一步，胁迫这位可怜的年轻皇帝革去了他的最忠诚的支持者翁同龢的官职。同时，慈禧太后还强迫光绪帝下令，受任新职的高级官吏必须到慈禧面前谢恩，这就意味着她将亲自垂询这些高级官吏对当前事件的见解，并亲自向他们颁发怎样处理这些事件的谕旨。“据说，慈禧曾说，恭亲王去世了，光绪皇帝的亲政已经使大清国濒于毁灭，再也不能听任光绪去办朝政了，而她必须重新临朝听政。”有的外国观察者在混乱的局势下还听说，清政府内部高层“已经在议论真正的废黜皇帝而不止是实际上的废黜了，但是又惧怕牵涉到外国列强而引起复杂的局面，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种设想”。他们根据这些传言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6月15日一系列诏书表明“这次政变的两个次要结果将是：前景是非常严重和不平静的；但是，起初事态也许进展得很缓慢，也就是说，在王文韶和张之洞到达和新的改组安排妥当以前，还需要一些时日”。艾•爱•何壁理致莫里循的信（1898年6月20日），不过在经过几天的观察与详细了解之后，他们已经同意当时许多中国人的说法，目前采取主动的是光绪皇帝，而不是慈禧太后。赫德致金登干函件第686号（1898年6月18日），两宫之间的一致性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不应因后来的两宫冲突去看待在宣布变法之初的两宫关系。

6月15日这批诏书在国内外还引起了另外一种几乎截然不同的反映，这些反映认为，不管在这件事情的决策上是慈禧太后占据主动，还是年轻的光绪皇帝占据主动，其结果都意味着新改组的政府已经摒除原先的保守与暮气，将翁同龢免职不是削弱光绪皇帝权力，更不是保守派对革新者的打击，恰恰相反，清除翁同龢是为新政府将要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上的障碍。完全可以相信，没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光绪皇帝的带领下和慈禧太后的协助下，一定会采取许多有意义的改革。美国新任驻天津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被开缺回籍的翁同龢多年来一直身居要位，且深得皇帝宠信；他相当诚实，心地善良，但极端排外，“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对于中国政局的未来，美国领事一方面忧虑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别迟早会引出麻烦，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信心，相信随着慈禧太后重新掌握权力，李鸿章将很快再次复出并恢复其影响力，而李鸿章是中国高级官僚中少有的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们相信李鸿章主导的政府一定会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缩小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距离。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则根据自己与翁同龢直接交往的经历表示：翁同龢的出局不会影响中国的改革，恰恰相反，他的出局是为中国的改革力量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他说，翁同龢“是守旧派，他的影响是不变的来反抗革新及进步，在缅甸边界及西江交涉里，显著的我发现他是极端的妨碍一切，但是后来我看他是在改善了。至于个人方面，他受人尊敬的，有学者风度的，——一位守旧的中国政治家最优美的典型。”与翁同龢有着很多直接交往的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以为翁同龢总体上说代表了旧的方面，他的出局应该有助于改革的进行。赫德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它意味着一种过于守旧的政策的放弃。这可能表明了宫廷内的争吵，皇太后要废掉光绪皇帝——但是中国人说并非如此。我为可怜的翁老头难过。他有很多卓越的见解，但是据说他利用了作为太傅的职权，过多地干预了这位皇帝关于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这位皇帝没有把它实行得更温和一些。”既为翁同龢的如此结局感到遗憾与惋惜，也庆幸中国终于放弃了过去过于守旧的政策。这大概就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

在翁同龢被开缺的第二天，康有为按照既定的安排觐见光绪皇帝，他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却鼓励光绪皇帝为了能够顺利推行变法新政，应该更多地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甚至在他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巧遇荣禄向他咨询怎样才能够补救时局、顺利推行变法时，康有为明确表示仅仅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由此可见康有为此时的心情似乎并不同情翁同龢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