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制度性改革方案与保国会风潮

胶州湾事件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列强强占势力范围等事件，引起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高度关注。清政府内部一些具有全局视野的大臣们、督抚们也在思谋良策，为了应对民族危机，尽早着手进行变革。时在天津督练新军的袁世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向翁同龢呈递建议书，希望翁同龢能够利用自己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推动清政府尽早开始变法，为中国寻求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两份建议书中，袁世凯比较详尽地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及各大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以为中国不能再固守多年来的“以夷制夷”外交路线，更不能把中国的未来建立在俄国人的保护上，清政府一度奉行的联俄外交路线并不可靠，中俄之间的利益冲突迟早总会表现出来。能够拯救中国危机的根本力量只在于中国社会内部，中国只有走上真正的变革之途，才能改变这种在国际局势中的被动地位。袁世凯批评自甲午战争后的所谓变法思潮与政府的变法举措大多流于空言而未见诸实行。针对这些问题，袁世凯提出自己的变革思路，将变法的落脚点放在用人、理财和练兵这样三个问题上。翁同龢1897年12月30日收到袁世凯的第一封建议书后的批语，竟是“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

一、康有为上清帝第五、第六书

体制内的开明官僚如袁世凯辈的见识不过如此，这种见识自然很难获得清政府高层的赏识。清政府内部高层对于先前变法举措难以推行的认识不会比袁世凯等人少，他们现在已经深切地感到中国如果不进行整体性的变革已经很难挽救中国的危机，所以他们对于袁世凯辈的类似建议都很难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整体性、彻底的变革方案。而这种方案是体制内官僚无论如何都难以提出的，而只有游离于体制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的思考才是清政府内部高层的选择。

康有为没有辜负翁同龢等清政府内部高层的期待。1897年12月5日，关于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的上书时间，学术界向来争议甚多，或定为1898年1月，或定为1897年12月。此处定为1897年12月5日，主要是依据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的说法。康有为向清政府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两大政治主张。这两大政治主张与袁世凯提出的三点建议确乎难以同日而语，获得清政府内部高层一部分人的激赏，当然反对声也就更为激烈。

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详尽分析了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为中国如欲摆脱被动的国际环境，只有在内功上下工夫，使中国尽快以近代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为达此目的，康有为向清政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取法俄国、日本等与中国国情比较类似的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道路，尽快开始变法，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即建立俄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体制。为此，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乘胶州湾危机这一背景，下诏罪己，激励人心，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建立国会以通上下之情，尽革旧俗，一意维新。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相信，这一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必将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也有助于克服因胶州湾危机而导致的困局。二是大集群才，集思广益而谋变法。三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性的变法提供经验。

康有为三点建议的后两点应该说并没有多少新意，这也是当时的一般激进知识分子和政府内部中层开明官僚如袁世凯之辈的思考，袁世凯在1898年初向翁同龢提出的第二份建议书中也曾建议清政府要允许那些“忠诚明练”的督抚在自己的辖区进行改革试验，待这些局部性的试验取得一定的成效之后再向全国大范围推广。至于大集群才，集思广益，更是当时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康有为三点建议最有价值也是后来引起震动最大的是其第一条，即取法俄国、日本进行政治制度变革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中国势必要对已有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开国会、定宪法也就是这一建议中的应有之义了。

制度性变革的设想或许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但康有为的“小臣”身份使他的建议无法直达清政府高层。当他将这份建议书循例呈递给工部主管当局的时候，內中那些直率的言辞、超越清廷已有政策底线的制度性变革建议实在是吓坏了工部主管们。从保全自己和保护康有为，以及忠诚清廷等任何一个角度考虑，他们都不敢将这份建议书直接呈送清政府高层，而是压了下来。

不甘寂寞的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工部当局的做法，他在向工部当局呈递这份建议的同时，也向其他相关方面提供了副本，以唤起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当工部主管当局扣压了他的《上清帝第五书》不久，给事中高燮曾却觉得康有为的建议甚有价值，值得向光绪皇帝等高层推荐，并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召见康有为，当面听取康氏对政府改革的通盘设想。

高燮曾的建议很快被光绪皇帝所接受，此时的光绪皇帝主要心思也在考虑整体性的政治变革如何开局等问题。1898年1月16日，光绪皇帝在召见群臣时曾将此意略作表达，希望各位重臣能够从国家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提出如何变法的系统构想。各位重臣此时正忙于胶州湾危机的善后，根本无暇思考这些变革问题，只有翁同龢稍有对答，希望政府的未来改革能够从内政方面做起。紧接着，翁同龢等人在光绪皇帝的同意下于第二天连发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光绪皇帝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办法。

光绪皇帝此时关注内政与改革制度，有意实行高燮的建议，即出面召见康有为。主持朝政的重臣恭亲王奕碍于清朝的礼仪传统，以为康有为的级别太低，皇帝不宜直接出面与其交谈，并建议光绪皇帝如欲向康有为询问什么问题，可由各位大臣代为询问。根据与闻其事的张荫桓回忆，光绪皇帝拟召见康有为，是因为翁同龢的建议与推荐，而恭亲王奕的反对理由是：“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已，先传至总理衙门一谈，果其言可用，破例亦可，否则作罢论。”

奕的折中建议化解了矛盾，光绪皇帝虽然没有能够面见康有为，但毕竟使康有为能够在清廷诸位重臣面前畅谈自己对国事的看法。1月24日下午3时，康有为在总理衙门所在西花厅接受荣禄、李鸿章、翁同龢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问话，据张荫桓回忆，他确实参加了这次谈话，但“语未终，余以有事去，不知作何究竟”。康氏似乎也乘此机会将《上清帝第五书》直接呈递给政府最高当局。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详实的档案记录，当时参与问话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记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从内容上看，康有为将自己多年来的见解尽情发挥，各位大臣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康有为进行了探讨。但从气氛上看，康有为似乎并没有在各位重臣面前赢得多少好感，即便对他不薄的翁同龢都觉得他“狂甚”，那么给其他几位对他素有成见的大臣如荣禄等人，就更难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了。

在多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这次问话时，也隐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在他慷慨陈词地讲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后，荣禄似乎也是不经意地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有为也不客气地回应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康有为的辩论自然有足够的道理，如果他当时确实以这种口气回应荣禄的提问，即便荣禄有宰相之腹，也很难容忍康有为这样的小狂生，由此也为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进行变法毕竟是大势所趋，也是光绪皇帝当时思考的重点，因此怎样变法就成了这次问话不可回避的问题。刑部尚书廖寿恒就此发问，让康有为谈谈究竟应该怎样变法？康氏的回答格外简单，即“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其中隐含的深意或许是康氏当时的发挥大概都是改变中央政府的设置和功能，似乎有尽撤六部、尽弃旧例的含义。于是长期在中央政府主管日常事务的李鸿章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答道：“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已有政治制度的所有价值，也是从根本上、从所有方面仿效西方制度进行变法。这种激进的政治观点如果仅仅是理论式的探讨还有一定的价值，如果用之于实际的政治运作，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务实的政治家如李鸿章辈怎么能够从容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呢？

或许是担心康有为的冒失会导致更多的不愉快，甚者将影响即将到来的变政大业，翁同龢迅即转移话题，询问康有为在筹款方面有什么考虑。康答道：“以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于是他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他称自己已经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比较翔实地考察了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过程，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政治变革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花厅问话的真实情形已无法复原，但从这些零星的材料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到清廷重臣以及康有为等人的政治趋向及思路。对于这些重臣们来说，康有为的这些建议或许并无新意，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早已明了这些道理。不过对于康有为来说，尽管他的狂妄姿态引起了一些重臣的极端反感，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或许留下了若干变数，但他直率的言辞和极端的见解，尤其是他那种“片面深刻”的思路确实给这些重臣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西花厅问话成了康有为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最值得记忆的转折点。

随后，翁同龢便将西花厅问话的大概情形上报给光绪皇帝。或许是翁同龢的倾向性描述，更加引起了光绪皇帝的兴趣，光绪皇帝觉得有必要召见康有为直接谈谈，以便能够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光绪皇帝的决定再次遭到恭亲王奕的反对，奕依然以祖宗的仪礼传统阻止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不过他同时也建议光绪皇帝不妨命令康有为将书面意见尽早呈报，如果从中发现确有价值，可以考虑用什么办法安排召见。至于康有为期待的职务安排，似乎根本就没有被提上台面，一气之下，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甚至决定就此离开京城，不再与清政府合作。

康有为的心态很快被翁同龢所获知，大约在西花厅问话的次日凌晨，翁同龢以帝师之尊来到南海会馆拜会康有为。他似乎期待这位将来终有一日掌握清政府中央大权的年轻后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计较一时之得失，不要以这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多年的追求，更不应该意气用事地一走了之。他似乎还就自己所知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甚至向康表白自己也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与康有为在本质上是同道。总之，康有为在翁同龢的劝说下回心转意，他觉得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自己都不应该过于看重官职的高低，还是应该留在京城利用自己已经赢得的机会，为将要进行的变法事业贡献自己的心智。康有为后来也对这一次见面赋诗一首，也似乎表明他当时有意离京南下，而在翁同龢的劝说下而停止，诗称：“已革九关空痛苦，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焉，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与翁同龢谈话的信息。不过这次见面也不见于翁同龢的日记。

1月29日，康有为遵照光绪皇帝的旨意将最近赶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即《上清帝第六书》），连同《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一并呈递到总理衙门。这次上书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顺利，康有为的政治处境较之先前已获得极大改善。

《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是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或简称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当时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他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地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只要国内政治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

在这份奏折中，康有为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已经是朝野各界的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国情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的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的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民主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由光绪皇帝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由政府最高层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12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要不外乎是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综观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或许是因为当时反对政治变革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善意的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而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的推行。

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这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所以在提出这一建议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康有为于2月28日又在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向光绪皇帝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他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沧海中的巨轮的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及同时呈递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深获光绪皇帝的赞赏，光绪皇帝在收到这些文件后，日加批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对于后来的政治发展与演变，《应诏统筹全局折》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确乎为戊戌年间变法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诉求在这份文件中都有很深入的表达。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份文件也受到极为强烈的批评和质疑，反对者对这份文件欲摆脱现存的行政运行体制而另起炉灶的真实动机不能不引起怀疑。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设计，他们计划开办制度局专责改革要务；设立民政局，有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下议院的意思；准备设立的议政局，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上议院。这样一来，原有的行政体制势必全部瘫痪或废除，原有的官吏队伍也势必面临着生存危机。于是，原本有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设立制度局构想反而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馊主意。反对者批评康有为等人动机不纯，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权力的边缘人，他们基于自己边缘人的立场试图通过新设机构夺取权力，所谓制度局云云，不过是想夺取枢府之权的托辞；所谓十二分局的构造，不过是将原有的中央六部分解功能而已；至于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提出的各道设立民政局的建议，更是居心叵测，是试图以民政局夺取各省督抚将军之权；清政府如果听任康有为这些人胡作非为，其最后的结果不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发展道路，而是“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

二、保国会风潮

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心态绝不会像反对者所猜测的那么肮脏。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边缘化的政治新人，康有为等人是无法与那些政治老人和睦相处的，他们确实希望能够利用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威扫除旧人，重用新人。而政治运转的规律从来都不可能按照任何一方的主观意图去运行，作为清廷政治权力的中心，光绪皇帝实际上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他不可能甚至也不愿意完全听从康有为等政治新人的摆布，所以康有为创设制度局的建议尽管获得光绪皇帝的激赏，但操作的步骤却是一拖再拖，从而使康有为也觉得完全依靠清廷内部的力量去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他又将精力转向民间，期待民间的进步力量能够形成相当的气候，然后再与这些政治边缘人一道去推动清政府走上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

基于这种政治判断，康有为采取先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腕，即“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的办法，在向清廷上书的同时，策动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成立新的政治组织，并相机联名上书，向清政府施压，重演1895年公车上书的故事。

1898年1月5日，康有为策动在京的广东应试举人及各界名流20余人聚会于南海会馆，宣布成立粵学会，欲续强学会之旧。粵学会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粵学会成立之后不久，在康有为的鼓动下，林旭联合张铁君等旅京福建省籍人士于1月31日在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紧接着，与康有为等人关系密切的宋伯鲁、杨深秀与阎乃竹、李岳瑞等人联络陕西、山西在京人士于2月8日成立关学会。3月间，曾经参加过强学会的杨锐联络四川省籍人士发起成立蜀学会。至于直隶、湖南、浙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在京人士也都差不多被康有为等人鼓动起来，准备或已经成立各种各样的新政治团体。

新政治团体的相继成立为康有为的民间政治活动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使他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背景。于是他在利用自己工部主事的官方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更注意利用民间的力量向清政府进行舆论方面的施压。1898年3月19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提交《为胁割旅大，覆亡在即，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以保疆土而存国祚呈》，坚决反对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以免引起英国、法国等列强的仿效，进而瓜分中国。3月25日，康有为代拟就《俄患孔亟，所请宜坚持勿允，谨陈三策以资抵御折》，建议清政府或将旅顺、大连开辟为通商口岸，供各国通商，或联合英、日与俄国对抗，或设法向美国贷款数万万以练陆军、创海军，进而与俄国一决雌雄。

康有为的这些举措都没有能够阻止清政府内部准备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的既定政策，于是他决定联合各省举人集体上书，继续向清廷施压。3月27日，由康有为口授、其弟子麦孟华笔录的《乞力拒俄请，众公保疏》在其弟子梁启超、龙应中、况士任等人的联络下，由两广、云贵、陕西、山西、浙江、江苏等省在京应试的百数举人联名，送达都察院。不过，由于清政府内部已经决定接受俄国的租借要求，这份上书并没有转送清廷。

零星的请愿活动不足以引起清政府高层的警醒，分散的政治组织也不可能发挥真正的作用，经过甲午战争后三年大体平静的发展，清政府内部和士大夫阶层对于新的政治问题失去了必要的敏感，要想重新唤醒清政府内部和士大夫阶层的觉悟，促使他们重新关注因外交问题再次引起的中国生存危机，“鱼烂瓦解，有若旦夕”，而“举国在于沉舟之下、覆屋之中”《开保国会事书后》，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国闻报》。，从而使康有为觉得有必要联合各个分散的新政治团体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团体，“以伸国愤”，使少数先知先觉的爱国热忱化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

有康有为这种想法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御史李盛铎当此时也有意联络在京应试的举人成立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以民间外交压力去应对俄国政府要求清廷租借旅顺、大连的蛮横主张。经过协商，李盛铎与康有为达成了合作的意向，由他们二人作为主要的发起人，开始筹建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保国会。

又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南横街粤东会馆举行，到会的各省应试举人及京城中央各部上至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下及于在京之行商坐贾等二三百人。

粤东会馆的入口处大书保国会的标语，在后院戏楼设置的会场上，人声鼎沸，座无虚席。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康有为被公推为演说人。他在会上发表了极富激情、声色俱厉的演讲，历数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以后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尤其是进入1898年以来这几个月中，向中国提出一系列无耻的要求，企图联手瓜分中国，中国当前面临着国土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的生存危机。与西方近代国家的国民相比较，康有为认为，当今的中国人犹如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只能供人驱使，听人宰割。这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悲剧，是中国人的奇惨大痛。他期待肩负着民族责任的士大夫阶层能够重新振奋起来，激励其精神，增长其心力，联合全国四万万民众，“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卧薪尝胆，人人热愤，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和国教。中国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目前的危机进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那么中国势必要重蹈缅甸、越南、印度、波兰等国家的命运，或亡国，或沦为西方某一大国的殖民地。

康有为的演讲极富感染力，当他讲到伤心悲痛之处时，泪随声下，听众无不为之动容，甚者随之而泣下，整个会场充满着肃穆庄严的气氛。关于保国会成立大会的气氛，也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曾参加当日会议的李宣龚后来写信告诉丁文江称：“迨保国会发起，弟虽到过一两次，其实不过逐队观光，并不识所谓政治思想。即如开会第一日，南海演说俄罗斯问题，容纯甫、沈子培诸人均在场，而杨叔峤偏独当众假寐。八月难作，叔峤且列于康党，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听众，尔我漠不相属，议论未毕，□□狼藉，此真郑稚所谓保国会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这次会议讨论了保国会的章程及组织机构，宣布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保国会正式成立，并期待各省迅即响应，成立各省的保国会分会。根据当日议定的保国会章程，该会实际上具有明显的近代政党性质，它的宗旨是保国、保种和保教，具体而言就是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全中国民族种类之自立，保全圣教之不失。其“三保”的具体运作方式，就是广泛团结全国的士大夫阶层，对内共同讲究内治变法之宜，讲究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对外讲究外交胜败之故，刻念国耻，激励愤发。其组织形态是在京师及上海两地设立保国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立相应的分会，形成全国性的组织网络。会中公选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董事各若干人，分别负责会中的各项事宜。对于入会的会员，章程也有明确的规定，既欢迎志趣相投者随时入会，也对那些心术品行不端，有污会事者予以拒绝。会中同人要遵守蓝田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的基本原则，努力提高会员的道德修养水准，必求心术品行端正明白。至于保国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的捐赠。

保国会成立之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最先向保国会发难的是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的广东同乡。广东籍的许应骙及兵部左侍郎杨颐攻击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端”，必须严加斥逐，警告广东同乡不得再允许康、梁的所谓保国会在粤东会馆聚会。

刚刚宣布成立的保国会尽管良莠不齐，可能也会有行为不端之徒以及惑众敛财的嫌疑。不过从总体上说，保国会的成立毕竟合乎当时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反对者的意见在当时的舆论背景下是一种政治攻击。粤东会馆不敢再让保国会使用，但这根本无法阻止保国会在堂堂京师继续举行活动。4月21日，保国会假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河南会馆嵩云草堂举行第二次大会，公推梁启超等人发表演说。梁启超在演说中指出：甲午战败之后三年相对平静的政治发展严重麻痹了中国人的心智，使许多中国人以为中国在西方列强相互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必将逐步获得恢复和发展，西方列强在中国相互利用又相互冲突的利益均衡足以保障中国不被他们所瓜分。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之不知真相的空发议论，以自己的善良愿望代替对国际国内环境的真切观察。梁启超认为：经过甲午战争后的三年调整，国际环境、东亚政治格局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国的民族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化解，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刻也没有停止。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外交冲突已经清楚地表明民族危机就在眼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民族危机的不幸时刻行动起来，“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团结起来，组织新的政治学术团体，以讲究救国之道，唤醒民众，救亡图存，“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梁启超相信：“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之闻也。

梁启超的演讲说理充分，感情激昂，对于动员、激励士大夫阶层组织起来，参加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的救亡图存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促使清廷部分当权者也觉得有必要重新检讨几年来的内外政策，“朝野上下，皆惕惕以夷祸为忧”，救亡图存、保国、保教、保种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共识。

4月25日，保国会又在贵州会馆举行第三次集会，进一步扩大了保国会的政治影响。先后列名参加保国会的人数，仅《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中就列有186人，而全国各地先后参加的人数则一直没有完整的统计。再加上与保国会具有重要关系的各地及京城相继成立的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等，保国会的政治影响确实已不容小视。

保国会的政治影响正在逐步扩大，但反对的力量也开始重新集结。当保国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夕，徐桐就将保国会的另一重要发起人李盛铎找来责问，深怪李盛铎作为国家公职官员不该参与组织这类民间政治组织，致使李盛铎在第一次大会召开时借口别有要务而迟到。也有记载称李盛铎参与保国会的发起本身就是为了窃取情报的投机活动，他面对徐桐的指责时曾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相对以媚徐氏。见刘禺世《世载堂杂忆》。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太可靠，因为如果李盛铎具有这种投机意识，当他面对徐桐、荣禄的指责时，都很容易解释清楚，并不用公开宣布退出，相反应该继续留在该会搜集情报。此后不久，李盛铎又受到荣禄的责怪，于是李宣布退出保国会，从此不再参加保国会的任何活动。

荣禄不仅责怪李盛铎不该参加什么保国会，而且还向外放话称：康有为妖言惑众，僭越妄为，成立什么保国会，简直是混账之举；现在许多大臣都未死，即使亡国也轮不到你康有为去保。他扬言对康有为这样的人非杀不可，以绝后患。对于其他有意参加保国会的人，荣禄警告他们小心自己的脑袋。

徐桐、荣禄等人对保国会的态度很快传播出来，从而使那些本来就与康、梁等人政治见解有异的反对者更加肆无忌惮。4月26日，浙江籍举人孙浩在吏部主事洪嘉与的指使下向清廷上奏《驳保国会折》及由洪嘉与拟定、由孙浩署名的《驳保国会章程》，对保国会及康、梁等人竭尽谩骂之能事，攻击康、梁等人厚聚党徒，擅自成立什么保国会、保浙会之类的政治组织，是干涉宪典、妄冀非分，务在动摇民心、瓦解国基，形同叛逆。如果真的依从康、梁等人的政治见解进行改革，必将天下大乱，华夏糜烂，人民流离失所。康有为竭力鼓吹的所谓变法维新，就其本质而言是“尽变成法以从海西，是谓客强而非自强”，孙浩：《驳保国会章程》，见叶德辉《觉迷要录》卷四，1905。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5月2日，御史潘庆澜向清廷最高当局呈递《请饬查禁保国会片》，指认康有为等人擅自成立保国会是“聚众不道”，有害于政局的稳定，建议清廷予以查禁，以绝后患。第二天，曾经参与发起保国会的御史李盛铎见势不妙，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亦幡然悔悟，欲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敌，向清廷呈递《会党日盛宜防流弊折》，建议清廷尽快将保国会之类的政治组织予以查禁。5月17日，御史黄桂鋆上奏参劾保国会及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组织均是保国会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纠合那些落第举子而成立的非法政治组织，他们逞其簧鼓之言，巧立名目，以图耸听，希望能够博得政府的准办谕旨，便可以此为“揽权生事之计”。黄桂鋆强调：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原则是权操于上则治，权分于下则乱，如今所谓民主、民权宣传日益猖獗，给社会稳定已经带来很多的问题，如果政府允许保国会合法，允许各地类似的政治组织成立，恐“会匪”等不良人等闻风而起，势必天下大乱，国无宁日。在这一片严厉查禁的鼓噪声中，鲁莽强势的军机大臣刚毅甚至准备好了人马，一旦查禁令下，立即执行，将康、梁等人逮捕归案。

查禁保国会的风声甚紧，但光绪皇帝似乎并没有查禁的意思。在光绪皇帝等人看来，保国会的宗旨既为保国，那便不可能有意推翻政府，煽动造反，统观保国会的章程，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任其自由发展，并给予适当地指导，不是比严厉查禁更好吗？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国闻报》。所以当御史文悌当面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的时候，光绪皇帝不客气地痛斥文悌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并下令将文悌革职查办。对于所有弹劾保国会的奏章，为了防止外泄，特别是为了防止慈禧太后借此动怒，查禁保国会，光绪皇帝特别嘱咐一律归档封存。保国会终于在光绪皇帝的直接干预下度过了成立之初的生存危机。

保国会虽因光绪皇帝的关照而未受到查禁，但实际上在反对者的压力下，保国会在召集了三次会议之后于无形中消散，此后并未再以该会的名义举行过多少重要活动。

保国会虽然于无形中消散，但它传播了爱国维新的思想种子，各省志士纷纷继起，自是风气大开，人心大振，士大夫阶层对中国必须走上维新变法的政治道路有了更多的共识。这对于此后光绪皇帝正式宣布诏定国是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氛围。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康门其他重要弟子也都在这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锻炼，为后来的政治变革准备了足够的干部和丰富的人事资源，京城士大夫阶层及官僚阶层中一些开明人士一度以结识康、梁等新派人物为荣，这也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丰厚的人脉资源。

不过就保国会的内部组织形态来说，也有许多可议之处。虽说保国会是近代中国较早的具有政党意义的政治团体，但其内部组织实在无法与后来的政党同日而语，外在形式也确有许多被反对者所抓住的把柄。比如说，保国会在成立之初为了扩大影响，在一些《题名录》中无中生有，将一些并未宣布或亲自参加保国会的人也拉了进来，这就有点“行同诓骗”、“借众人以自保”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