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危机：从胶州湾事件到列强瓜分中国

一、胶州湾事件

远东局势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列强对中国的觊觎，他们已不满足于对中国路矿特权的获取，而试图瓜分中国，将中国肢解成他们各自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

作为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国家之一，德国在甲午战争后也一直在谋求最大的在华利益，而且是第一个获得“酬劳”的国家。当辽东半岛的归还尚未就绪的时候，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就于1895年9月奉命向总理衙门提出德国的要求，称德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在中国拥有租界，因此他希望中国同意德国在天津、汉口两地开辟专管租界，以扩展德国在当地的商务。与此同时，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也向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提交“租界节略”，称中国通商口岸之有英租界，或间有法租界，已多年，而在中国之德国商人，因无本国租界，不免散居他国租界内，几作英、法寓客，事多不便。鉴于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日趋增多，不便之处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德国商业界希望由政府出面，与中国政府协调此事，在中国相宜口岸建立自己的租界。

为了感激德国在干涉还辽中的帮助，总理衙门迅即同意了德国开辟租界的要求。1895年10月3日，中德双方签订《汉口租界合同》，中国同意德国在汉口永久设立租界，租界面积共600亩，由德国政府无偿获得。租界以内华人不得居住，德国驻汉口领事为租界区域内的主要行政官吏。10月30日，中德双方又签订《天津租界合同》，中方同意德国在天津永久设立租界，面积约1034亩。租界区域的土地由德国政府出价收购，凡中国人在划定的租界内享有土地所有权而不愿出卖者，由中国政府负责以强迫手段执行。对于租界内行政管理权的归属问题，该条约没有如汉口租界那样明确规定。

汉口、天津租界的设立，使德国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获得了立足点，德国也是继英、法、美之后第四个在中国辟有专管租界的国家。但是德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它的目标是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海军基地。早在1895年9月，德国就考虑租借胶州湾，后因故未能成立。12月29日，马沙尔向许景澄提出，德国军舰在中国由于没有基地存在不少不便，希望中国或租或借，为德国划出一个海港以便储煤屯船，一是有利于保护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二是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均衡；再者，中国以后万一遇到麻烦，德国能够出面协调或干预，对中国亦甚有好处。对于马沙尔的请求，许景澄答道：中国如果允许德国租借港口，其他国家势必仿效，恐怕中国无法答应。德国租借港口的要求被婉言拒绝。

1896年6月，李鸿章在参加俄国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后，在返国途中访问了德国。德国政府乘此机会又向李鸿章提出租借一个海军基地的要求。德国的理由是，为了实现维护亚洲的均势和中国完整的政策，所以需要为德国的舰队获得一个基地，这是德国的远东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德国政府进一步诱导李鸿章，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德国的要求，德国政府准备支持中国政府增加关税的要求。对于德国的要求，李鸿章并不表示认同，他除了含糊地表示将在北京支持德国租借一个港口的要求外，并没有对德国人作出任何承诺。

同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派遣海军大将蒂尔匹兹到远东担任德国驻华舰队司令。蒂尔匹兹在中国沿海一带经过仔细的勘察后，认为胶州湾最适宜建立德国的海军基地，其优点在于：胶州湾有良好的停泊场所、易于设防，并且所费不多；胶州湾附近有煤田，胶州湾的气候适宜于欧洲人。而曾任德国驻天津领事及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更完整地指出胶州湾适宜建立德国海军基地的六大优点：（1）它的位置便于控制整个中国北部，而不仅便于控制山东；（2）它适宜修筑船坞和码头；（3）它有能够开发的富饶的腹地；（4）交通路线易于修筑；（5）它对修筑一条铁路通往北京来说是一个好地方；（6）它的居民的体力和智力在中国都是最强的。根据这些分析，蒂尔匹兹与德璀琳两人一致建议德皇威廉二世迅速占领胶州湾。德国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未来一个适当的机会开始行动。

11月29日，德国政府委派水利工程师福兰西斯来华，对胶州湾的地理、气候、物产、人口等各方面进行详尽的调查，制定了一个占领胶州湾的行动计划。12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的要求，而且引德国帮助归还辽东半岛的功劳为理由。总理衙门又以此前一样的理由，即担心其他国家援例提出类似的要求而予以拒绝。德国政府没有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租借胶州湾的愿望。不过，总理衙门也没有彻底关闭讨论这一问题的大门，而是提出如果德国能够向中国保证其他列强（如法国）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中国方面或许可以开始与德国讨论这一问题。

对于清政府的一再婉言拒绝，德国政府也制定了应对策略，他们决定依赖在华传教士和军事教官制造事端，这样德国方面就可以利用报复的机会，乘机强占，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对于强占胶州湾可能引起的外交上的困难，德国政府也作了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英国人对此可能不会反对，法国也许会有一点小麻烦，但主要的麻烦可能来自俄国，因为清政府曾经允许俄国舰队在胶州湾过冬，俄国政府可能会对德国的强占视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化解可能来自俄国政府的麻烦，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马，于1897年8月出访俄国，当面试探尼古拉二世的态度。俄国方面表示：俄国的在华利益主要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对俄国来说最重要的港口应该在辽东半岛而不是胶州湾。

有了俄国政府的默许，德国方面开始实施军事占领的计划，随时准备利用中德之间可能爆发的一切危机为其实施军事占领提供借口。耐心的等待终于为德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1897年11月1日，德国传教士韩理和能方济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磨盘庄持枪射杀中国人，因此被当地的大刀会愤而杀死。巨野教案爆发。

德皇威廉二世得知巨野教案的消息后兴奋异常，他对两名德国传教士的不幸死亡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哀伤，反而情不自禁地表示：中国人终于给德国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公然叫嚷要“采取严重报复手段”，“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华人”，于是立即命令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利士，将舰队迅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不惜代价，强行“占领要隘、城市或其他适当地点”。

11月13日，棣利士率德国三艘兵舰驶抵胶州湾。次日晨，德海军陆战队自胶州湾强行登陆，占领各山头，随即给清军守将章高元发出最后通牒，声称：“胶州湾一带，限三点钟将驻防兵勇全行退出。除沽口、劳山以外，只允带火枪一项，其余军火、炮位概不准带，以四十八小时退清为限，过此即当整军办理。”德国占领军甚至狂妄地张贴告示，宣称他们之所以出兵占领胶州，是因为有两名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应向中国昭雪。按本国所欲昭雪，当将该地为质。”文告要求青岛口等处地方各色商民人等知悉：“尔等仍照常安分营业，不得轻信匪徒煽惑谣言。……所有滋事匪徒，必照中国律例从严惩办。倘有凶徒敢将该处德人谋害者，即归德国军法严切审办。”

但清政府方面考虑到德国肯定是在借曹州教案为借口进行要挟，于是不愿为德国方面留下更多的口实，遂命令章高元不要轻起兵衅。中国守军主动退出，德国军队很快占领了胶州湾一带。

对于德国政府的企图，中国政府非常清楚。当曹州教案发生、德军出兵强占胶州湾之初，山东巡抚李秉衡就明确地报告清政府，指出德国借曹州教案出兵占领胶州湾是蓄谋已久的阴谋，即便没有曹州教案，德国方面也会制造或利用其他的事件以达到其占领胶州湾的政治目的。李秉衡建议清政府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德国从胶州湾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德国方面不听从中国的劝告坚持军事强占胶州湾的话，那么中国必须坚守强硬的立场，增添兵勇，与之决战。

对于李秉衡的分析与建议，清政府部分同意并接受，承认德国强占胶州湾确实是其蓄谋已久的阴谋，同意山东方面为此增添兵勇，除了总署与德国驻华公使进行交涉外，也指示中国驻德国公使与德国政府进行直接交涉。但是对于李秉衡及山东地方有意与德国军队进行决战的请求，清政府表示不能同意。其理由是，既然德国强占胶州湾是蓄谋已久的阴谋，那么中国方面就不能被其阴谋所左右，中国军队只有镇静以待，任其恫吓而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动手，以免让德国寻找新的理由与借口。否则，轻言决战，立起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恐怕将来更难收拾。

从清政府的立场看，这种委曲求全以免贻误大局的决策自有其道理，因为中国刚刚经历过惨重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尚没有从这次惨败中恢复过来，如果中国此时轻起兵衅，不论从军事实力而言，还是从综合国力来看，中国都未必是德国的对手，中国很可能因此而蒙受更大的屈辱。毕竟德国强占胶州湾是因曹州教案而起，无论如何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曹州被杀，中国在道义上有责任。为了能够从外交上阻止或劝退德国军队，中国必须有效地解决曹州教案，给德国方面一个相对满意的答复。

清政府避战求和的心态当然也无法瞒过德国方面，德国政府充分利用了中国政府的这一心态。当中国政府向德国公使表示中国将严肃处理曹州教案，必将给德国一个满意的结果时，德国公使却表示德国政府不可能满足于“一般性质的要求”，因为曹州教案确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月15日，德国政府内部决定，为了达到继续占领并最终拥有胶州湾的目的，必须充分利用曹州教案，极大地提高德国政府的要求，这些过高的要求务必使中国政府根本无法履行，这样德国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拖延军事占领，并最终达到拥有胶州湾的目的。

根据德国政府的指示，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于第二天（11月16日）向总理衙门提出极端苛刻的六项要求：

1革除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职务，永不叙用；

2给天主堂建筑费66万两，赔偿盗窃物品银3000两；

3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7处，各建教士住房，共给工费24万两；

4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5以中德两国人资本设立德华公司，承修山东全省铁路，并许开采铁路附近之矿山的权力；

6德国办理此案的全部费用，均由中国方面承担。

胶州湾事件是曹州教案的逻辑结果，德国已经在事实上军事占领了胶州湾，但在这六项要求中却闭口不谈胶州湾的事情，德国的用意显然是期待以胶州湾为“抵押品”，尽最大可能提高曹州教案的要求，最后迫使中国政府在德国租借胶州湾的问题上让步。

中国政府当然清楚德国的用意。11月20日，总理衙门向德使表示同意与德国政府就曹州教案的善后问题以六项要求为基础进行谈判，但前提条件是德国必须实现从胶州湾撤军。

对于中国政府的撤军要求，德国政府当然也不会同意。德使海靖表示，德国军队占领胶州湾是因曹州教案而起，在曹州教案没有获得圆满的解决之前，德国军队不能撤出胶州湾，德国需要舰队留在那里监视山东地方当局是否如实执行清政府的命令，所以撤军是德国方面根本不予考虑的问题，也是德国政府与清政府唯一不能谈判之点。德国政府必须以继续占领胶州湾保持对清政府的外交、军事压力，迫使中国能够妥善地处理曹州教案的善后。

德国军队不可能轻易撤出胶州湾，这一点清政府内部早有明确的判断，当胶州湾危机发生之初，清政府就期待由列强出面干预迫使德国撤军。清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德国的强行占领破坏了国际（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破坏了列强在远东、在中国的利益平衡和均势，尤其损害了俄国人的利益。出于这种判断，当胶州警讯传到北京的当天（11月15日）晚上，李鸿章就秘密前往俄国驻华公使馆，请求俄国出面劝退德国。

二、列强瓜分中国

俄国政府在胶州湾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想法与判断，尼古拉二世确曾当面向德皇威廉二世表示过不反对德国占有胶州湾，所以德国政府在下令海军舰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的时候，也曾询问俄国政府是否同意。此时，俄国政府的想法有了变化，他们觉得有必要利用胶州湾的危机与清政府进行一次交易，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回答德皇威廉二世说：“对你派遣德国舰队去胶州的命令，我不能表示赞成或不赞成，因为我不久前才知道，这一港湾只在1895—1896年间暂时归我们使用。”所以当李鸿章向俄使求助的时候，俄国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中国的请求，称愿意帮助中国劝说德国退出胶州湾，“以友谊论，俄国故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李鸿章致庆亲王奕劻的信（1897年12月9日）。使甚至故作神秘地帮助李鸿章分析，劝说德国从胶州湾撤军并不难，只是现在英国水师也有前往胶州湾的动向，一旦英德联手，勾结一气，事情可能就比较麻烦。显然，俄国有意夸大胶州湾危机，为其直接出兵干预留下伏笔。

11月16日，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曾经允诺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因此俄国对胶州湾享有停泊优先权，德国军舰未经俄国同意驶入胶州湾不仅损害了俄国的利益，而且势必引起英国和法国的不满，如果英法两国也派军舰进入胶州湾，极可能破坏远东政治格局的平衡与均势。俄国劝告德国从胶州湾撤兵，并暗示俄国同意德国可以在上海以南取得一个港口以替代胶州。同一天，俄国政府派太平洋水师提督率兵船16艘开赴胶州湾，声称要“从旁相机密看”。

对于俄国的这些说法与劝告，特别是做法，德国方面不能同意。德国驻俄代办提醒俄国政府说：沙皇尼古拉二世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回电已经充分表明俄国对胶州湾毫不关心，因此俄国现在关于胶州湾的一切说法都是德国政府难以接受的。对于德国的态度，俄国政府予以驳斥，宣称尼古拉二世的回电仅仅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胶州湾目前对外国军队是不开放的，俄国不会在外国船只侵入胶州时主动放弃该地。

至此，德国政府已经清楚俄国的所谓干涉与劝说只是在与德国讨价还价，并不是真的在帮助中国人。俄国政府只是希望获得德国政府对他们的承诺与支持，以保证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德国政府适度调整了对俄国的关系。11月20日，德国政府明确向俄国政府表示支持俄国的外交政策，并暗示如果俄国能够同意德国占有胶州湾，德国政府不对俄国将整个中国北部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表示异议，也不反对俄国军舰在胶州湾停泊。如果俄国在胶州湾问题上向德国要价过高，德国有可能转而支持英国的东亚政策。

德国政府的“慷慨”终于打动了俄国。11月30日，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表示，俄德两国在胶州湾问题上只是有一点误会，俄国政府期待德国政府消除误会积极合作。第二天，俄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声明俄国可以不反对德国对胶州湾的军事占领，俄国政府也充分相信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满足德国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又向中国政府索要条件，宣称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满足它的条件，俄国政府仍愿意劝说德国退出胶州。这三个条件是：（1）俄国水师提督兵船开至胶州时，清政府应饬地方官照应一切；（2）北省所用德国及他国教习，必须一概撤退，换用俄国人；（3）吉林及京都东北各铁路建造时，用俄国人及俄国贷款；又，松花江、嫩江俱准俄船行走，黑龙江下游不准中国行船。

中国政府原本指望俄国政府出面干涉促使德国尽快从胶州撤兵，现在看来俄国政府不仅没有足够的把握劝说德国撤兵，反而乘机向中国索要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改变先前先撤兵后谈判的前提条件，同意与德国政府就曹州教案问题依照德国政府提出的六项要求进行直接交涉。12月4日，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达成初步协议，同意接受德国政府六项要求的前三项，以此诚意换取德国能够从胶州湾撤兵。然而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取得如期的效果，反而坚定了德国继续占有胶州湾的信心。德国公使至此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作为德国当年参与干涉还辽的报酬，总理衙门表示完整地将胶州租借给德国可能会有困难，但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开放胶州，并承诺不会将胶州租借、割让给其他国家，德国可以在胶州设立租界、建造铁路。至于德国希望在中国沿海寻求一个不冻港，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将华南某一港口割让给德国。

对于中国政府的建议，德国方面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德国政府似乎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方案实际上是在玩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是希望将德国引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造成英、德之间的冲突。因此，德国政府将计就计，在拒绝中国政府建议的同时，还巧妙地将这一方案告诉英国政府，以此换取英国政府对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支持。对于法国和日本，德国也进行了安抚外交，重申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强调德国占领或租借胶州湾，决不会侵害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这样，英国、日本、法国等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默认了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

当德国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的时候，中国方面却一直在进行外交政策方面的争论。两江总督刘坤一提出联合英国的主张，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建议与英国、日本结盟以抗衡德国，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议对德妥协以抗衡他国，而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却依然幻想依靠俄国的干预逼迫德国撤兵。总之，中国当时所有的外交主张都是顺着“以夷制夷”的思路，没有人敢于提出或坚持凭借自己的力量与德国抗衡，迫使德国撤兵。

总理衙门倾心于俄国的外交主张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方面的主要联系人为甲午战争后力主与俄国结盟的李鸿章。12月14日，当中、德之间的谈判无法继续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同意俄国军舰从长崎开往旅顺，以期从军事上对德国制造压力，并阻止英国对旅大的觊觎。

李鸿章的意图是期望借助于俄国的力量迫使德国作出让步，迫使德国的军队撤出胶州，并倾向于中国方面在收回胶州的主权之后，也应该考虑德国的利益，在将胶州湾开放为公共通商口岸的同时，可以考虑在胶州湾沿岸为德国寻觅一处煤栈，以酬谢德国在干涉还辽时的好意。李鸿章的交涉主要是在北京与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布罗福进行谈判，应该说这些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巴布罗福个人的建议，李鸿章比较愿意接受而已。不过现在看来，这一建议方案在当时并不为俄国外交部所接受，俄国政府在与德国进行密切的交涉过程中已经逐步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俄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倾向于利用胶州湾危机达到自己的目的。

俄国人的想法与动向并非毫无迹象，中国驻俄使臣杨儒在给清廷的报告中似乎也提醒注意，但此时清政府中亲俄的外交主张占上风，再加上几年前刚刚复出的恭亲王奕实在不愿中国再陷入与德国的军事冲突中，故比较善意地看待俄国的立场，况且还有中俄之间的密约宣称保障中国“二十年相安无事”呢。所以，杨儒的提醒并没有引起清廷应有的关注，相反清廷在李鸿章的影响下，越来越倾向于利用俄国的力量去制衡德国。所以当英国的舰队在烟台集结而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却讳言的时候，李鸿章自然同意俄国舰队驶往旅顺。他的判断是：俄国人既不愿意德国久据胶州湾，更不愿意英国觊觎旅大，因此俄国舰队向旅大的集结应该是对英国和德国的威胁或警告，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俄国人会趁火打劫，向中国索取更多的利益。

1897年12月14日，俄国舰队在中国守军的欢迎下顺利开进旅顺。这一事实不仅无助于德国从胶州湾撤兵，相反俄国人的行动却获得了德国方面的喝彩，德国终于在胶州湾问题上找到了同盟者，德皇威廉二世通过驻德俄使转告沙皇尼古拉二世称，俄国的敌人就是德国的敌人，不论英国人还是日本人，要想以武力阻碍俄国实现其意图，都将遭到德俄两国舰队的联合反对。俄德两国的动态终于使中国政府明白，同意和接纳俄国舰队进入旅顺真的应了中国一句古话，那就是“引狼入室”。俄国人不仅不会在胶州湾问题上帮助中国劝退德国人，而且俄国人必将步德国人的后尘向中国索取更多的好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仿照德国的先例，向中国政府要求租借或占有已经被和平方式军事占有的旅顺、大连湾。

德俄两国的动态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既然已经无法指望俄国政府在胶州湾问题上帮助中国劝退德国，那么中国政府只好加紧与德国的直接协商。而德国在俄国军舰进入旅顺、大连湾之后，更觉得自己有了新的同盟，于是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同时，又向中国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12月16日，也即俄国舰队进入旅顺的第三天，德国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谈判诚意，下令派遣增援部队来华，甚至扬言将在一切必要的场合运用“铁拳”给中国以打击，迫使中国就范。

在做好军事准备的同时，德国政府开始向中国索要想得到的东西了。1898年1月4日，德国公使海靖前往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及荣禄等，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99年的无理要求。海靖称：“现在胶澳海口，已均为德所有。此时还回，中国亦无海军驻守。德顾邦交，不肯多占。好在系租地，将来仍还中国，此时不过暂时租用。”海靖还威胁说：“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债，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德国的狂妄态势吓倒了清政府，恭亲王奕等人根本无法表达强硬的外交姿态，他们除了在租期等枝节问题上与海靖讨价还价外，竟然表示基本“可允”。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谈判之后，清政府只好接受德国的要求。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代表清政府与德国方面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同意将胶州湾及湾内各岛租借给德国99年；“德国租借之地，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在胶州湾沿岸潮平100里内划为中立区，德国官兵有权自由通行，而清政府在中立区派驻兵营等则须先与德国会商办理；德国有权在山东境内建造铁路，并有权开采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资源；中国在山东境内任何工程所需外国人员、资本及技术，都应先与德国商办。由此不仅胶州湾成为德国的殖民地，而且整个山东实际上都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俄国的胃口，俄国政府乘胶州湾危机以中国同盟国家的身份出兵占领旅顺、大连湾。现在，它仿照德国的做法，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租借旅顺和大连湾。同时，它也仿照德国所为向中国增兵，宣称一旦清政府正式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他们必将以武力加以解决，坚持占领。

俄国政府不守信誉的做法引起了清政府的困惑和不满，清政府责成驻俄公使杨儒于1898年1月拜谒沙皇尼古拉二世，当面探询究竟。尼古拉二世欺骗杨儒说：俄国军舰暂驻旅顺口，一是因为胶州湾危机，二是为了度冬，三是为了帮助中国，防止其他国家占领。杨儒再问：既然如此，那么俄国军队准备何时退出呢？尼古拉二世对此根本不予回答。清政府实际上也多少明白了俄国政府的真实心态，看来不让俄国租借旅顺、大连湾，已经不行了。

此时与德国政府就胶州湾租借问题的谈判尚未结束，如果清政府与俄国政府在北京就旅顺、大连问题进行交涉，势必引起各国的注意，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为此，清政府命许景澄为头等专使赴俄京谈判。许景澄在面见尼古拉二世的时候，当面表达了中国的难处：“缘英法两国均思在中国南境图得土地，日本又在威海卫增兵，意图久住，皆视中俄商办旅大两口结果，以定进止。如中国一允俄国，则英法日三国皆接踵要求，中国即不能自立，必致东方大局扰乱。”他请尼古拉二世考虑到中国的实际难处，给予适当的让步。

中国的要求已经是委曲求全、低三下四了，而俄皇尼古拉二世闻讯竟然说：“俄国在东方不能不有一驻足之地，现在外部所定条款及画押期限，我们早经筹定，实难改动。惟望转答贵国政府，早日允办。”尼古拉二世干脆将话挑明，不再给中国以任何回旋余地。许景澄再要申诉时，尼古拉二世不理，只引看陈列的中国瓷器和玉器，似乎要表明一旦中国政府不能满足俄国的要求，俄国仍将如德国一样，大兵压境，武力解决。俄国外交大臣将这一暗示明白表达，他告诉许景澄：如过3月27日双方尚不能达成协议，俄国自有办法。

俄国人的软硬兼施终于奏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此次谈判过程中曾向李鸿章和张荫桓分别行贿。不过，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议很大，尚没有直接的资料能够证实。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张荫桓与巴布罗福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同年5月7日，双方又在俄京圣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些条约将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岛屿，以及东至貔子窝、西至普兰店以南的那个半岛租借给俄国25年，并有期满续租的规定。在租借地以北有一个中立地带，仍归中国管辖，但禁止中国军队进入。这不仅违背了俄国政府先前对英国的承诺，也违背了最惠国条款，旅顺口将辟为军港，并且除俄国和中国船只外，禁止一切船只驶入了。大连湾辟为商港，准许各国船只往来，但是这里的港口有一部分是专供俄国和中国的船只使用的。俄国得在中东铁路上建造一条联络这两个港口和哈尔滨的铁路线，但也承认中国有从山海关向东修筑铁路的权利。中立地带的开矿权和其他让与权除给俄国人外，不得给别国人民。按照协定，中国守军于3月27日撤出这两个港口，俄国军队就在次日加以占领。俄国名义上租借旅大，实际是占领了辽东半岛。当初俄国积极干涉，从日本手里拿出的现在又归俄国了。不过，清政府，至少是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还是愿意依靠俄国这个战略盟国的。

当德、俄向中国取得租借地的时候，英国一方面设法阻挠，另一方面乘机向中国索要所谓补偿。1898年2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奉命照会总署，要求中国确保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与他国，将长江流域收入囊中，自行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当中德胶澳条约及中俄旅大租借条约签订时，英国就决定占领威海卫。英国政府通知窦纳乐说，由于德国占据了胶州湾，俄国占据了旅顺口，华北地区的均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英国政府有必要在日本人离开威海卫之后，按照俄国租借旅顺口的同样条件，取得威海卫的租让权，以争取对华北的控制权。

当时威海卫尚在日军的占领下，英国要想获得威海卫，就必须得到日本的同意。3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租借威海卫要求的同时，也正式将这一建议通知了日本。日本对英国政府的建议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将来无论何时，为加强它的防御或促进它的利益，而认为有必要采取的类似措施”。英日两国就联合侵占中国达成了谅解。

因为德国已经租借了胶州湾，在山东享有特殊权益，而威海卫就在山东的范围内。英国如欲获得威海卫，就必须取得德国的同意。英国向德国保证不妨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被迫答应德国的要求，承诺不修筑自威海卫延伸至山东境内的铁路，事实上是承认德国在山东享有特殊的权益，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已经获取旅大的俄国对英国租借威海卫的计划深为不满，力图加以阻挠。俄国政府向德国建议，由俄德两国保证在日本撤离威海卫之后，将威海卫交还给中国，并由中国保证永不将威海卫割让给任何国家。而德国既已获得英国对其在山东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的承认，并且乐于看到英、俄矛盾加深，因此决定不接受俄国的建议，不反对英国租借威海卫。稍后，俄国又转向日本寻求帮助，希望与日本一起联合担保将威海卫还给中国。而日本既已和英国达成了秘密谅解，所以对俄国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

英、日、德三国的谅解增强了英国的信心，剩下的就是它如何迫使清政府接受。3月28日，即中俄旅大租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窦纳乐再次向总理衙门提出这一要求。总理衙门答应须待日本自威海卫撤退之后再议。三天后，窦纳乐再次来到总理衙门大肆威胁，公开扬言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很快答应，那么英国军队将以武力解决。

其实，清政府内部早就有意将威海卫出让给英国。当俄国暴露出对旅大的野心后，清政府就觉得俄国政府不可靠，遂产生联合英国以制俄的幻想，并通过赫德向英国政府表示愿将威海卫租让给英国。这种思想倾向在中德胶澳条约及中俄旅大条约签订后继续发酵，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甚至公开主张不如将威海卫租让给英国，借以牵制俄国和德国。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想法，再加上英国军舰的示威，于是清政府在4月2日接受了英国的要求，但提出三项条件：（1）租期应与俄国租借旅大同；（2）中国有权在威海卫停泊兵轮；（3）英国不得再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英国公使窦纳乐原则同意前两条，但对第三条则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英国租借威海卫是为了抵制俄国，专为北方；如果法国占领了南海口岸，英国必须在南方另索一处以抵之。当时法国正向清政府索要租借广州湾，所以英国准备借机再向清政府进行新的勒索。不过，窦纳乐也表示，一旦俄国自旅大撤退，英国必将迅速将威海卫归还中国。

英国的软硬兼施终于征服了清政府。7月1日，两国政府的代表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海湾连同刘公岛和威海卫沿岸附近海面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同。英国得在租地内沿海一带修筑炮台、驻扎军队等。中国军队仍可出入，原中国在威海的官员仍可在城内继续行使民事管辖权，“各司其职”，兵船亦可使用威海海面。

日本威海占领军在清政府于5月9日将最后一期赔款付清后撤退。5月24日，英国国旗在威海卫的上空升起。此后，驻扎在威海的英军与驻扎在旅大的俄军隔海相望，中国的华北大门渤海湾便被英俄两国共同控制了。

当俄国向清政府索要旅大的时候，它的盟国法国也不甘寂寞，积极配合行动。2月间，法国政府刚刚宣布过它无意仿效德国在中国攫取海军基地，然而，3月13日，法国驻华公使就向清政府提出四项要求：（1）车里（滇边江洪）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应照长江之例，不得让与他国；（2）中国邮政总管由法国人担任；（3）准许法国修筑自越南至云南省城的铁路；（4）法国在南海海面设立“趸船”之所。法国政府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德国在山东租借胶澳并享有修筑山东境内铁路的特权等，“法独向隅，议院不平，请派舰重办”。所以，法国政府提出的四项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照准，如果中国和商，法必顾大局，否则不得不筹办法”。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

然而弱国无外交。在法国政府的胁迫下，总理衙门被迫同意与法国举行谈判。经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商定各款后，4月9日，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关于上述（2）（3）（4）项要求的照会，并声明“不准动一字，限明日复”。

第二天，总理衙门以照会照录法方来文“不动一字”，答复承允，同时又以另一照会对法国4月4日关于不割让西南边省要求的照会也给予肯定性的答复。实际上清政府完全同意了法国政府3月13日的四项要求，即：（1）法国得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条；（2）同意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99年；（3）中国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时，“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4）清政府声明对于越南临近各省，绝无让与或租借他国之理。

根据这几项换文，法国在西南三省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得到巩固和确立，特别是广州湾的租借，使法国在广东沿海距香港不远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据点，以便与英国在华南地区争夺势力范围。4月22日，法国国旗在广州湾升起了，尽管这个租借条约直至5月27日才送交给总理衙门，至于清政府的最终批准则是1900年1月5日。

这样，法国实际上在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获得了控制权，奠定了它在这一巨大区域势力范围的基础。法国的企图是，沿着湄公河流域而上，将其势力带到云南和四川，同时在英国控制的缅甸和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插进一个楔子。

法国的动态引起了英国的关注。其实，早在法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广州湾等项要求的时候，英国就已准备要求“补偿”。很久以来，香港的军事地位就成为英国当局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香港的北面边界有大部分贴近中国领土，因而英方急于取得殖民地界址的扩展，从而使香港岛免于任何袭击的危险。4月12日，即中法关于租借广州湾换文的第二天，英国公使窦纳乐就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九龙半岛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这个要求，英国过去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并进行过试验性谈判，但一直没有结果。

13日，窦纳乐又补充了三项要求，即：（1）给予英国一条铁路让与权，（2）开放南宁为通商口岸，（3）中英两国订立中国不出让广东和云南两省的协定。窦纳乐表示，如果中国答允了这些条件，英国以后再也不会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了。

总理衙门已经在给法国的照会中答应过不将包括南宁在内的西南三省让与他国，所以它对英国的这些要求不敢轻易答应。《经过一番谈判，清政府答应了英国修筑一条铁路的让与权及香港界址扩展的权力。5月13日，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国中英公司签订《沪宁铁路草合同》。6月9日，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后一个专条，英国取得为期99年的租借权，其范围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全部，连同两个海湾的海面及其邻近的其他海面和岛屿。九龙城的民事管辖权仍由中国官员行使，并规定建造一条通往广州的铁路。

列强对中国的外交“成功”也刺激了日本的胃口。1898年4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非正式地与李鸿章、张荫桓等总理衙门大臣进行会晤，要求中国政府承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他的理由是，从远东形势来看，从维持亚洲均势、从日本的条约权利以及从人情等各方面来说，日本都可以像西方列强那样要求在中国大陆占有一个重要港口，但日本并没有这样做，而仅仅从自卫的立场，从保全中国完整的立场，要求中国政府承诺不将福建割让给别的国家。日本政府的善意友好由此是不难理解的。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体察日本政府的善意而加以拒绝，那么日本不得不认真考虑应该采取的手段，中国就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时局变化承担全部责任。第二天，矢野文雄将日本政府的这一要求以照会的形式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4月24日，总理衙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照复矢野文雄称：“本衙门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至此，日本也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将福建省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至此，除了北京及西北边疆外，大部分中国已经被英、法、德、日、俄等几个国家所瓜分，它们不仅占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拥有自己的殖民地，建立所谓“租借地”式的“国中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