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悲歌



咸丰元年，1851年。这一年八月，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农民在家乡参加了太平军。他一把火烧了自家的房屋，和他一起加入太平军的还有他的兄弟。据这位青年后来回忆说，由于家中贫寒，父母养他兄弟二人，十分艰难。“家中之苦，度日不能”，他很小便以“种山帮工为食”；八岁至十岁间，曾随舅父读书，后因家贫中辍，不得不随父母“寻食度日”。这种缺衣少食、毫无指望的生活注定了这个青年日后要走上一条反抗的道路。因此，当太平军路过他的家乡时，宣布大家有食同享，他便毫不犹豫地投入了造反的洪流。

这个青年名叫李以文。也许你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是的，1851年的9月，当他加入太平军时，起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圣兵，直到几年后他才逐步崭露头角，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之一。1859年12月，即李以文参加太平军八年后，他被封为忠王，天王洪秀全用黄缎子亲书“万古忠义”四字相赐。不过，此时的李以文已不叫李以文，而改名为李秀成了。

李秀成是个极具军事天赋的人。在他初登领导岗位时，就很少打败仗，几乎就是一个常胜将军。如果在唐太宗手下，他会成为郭子仪；倘若在朱元璋手下，他会成为徐达，或者常玉春。然而，生不逢时，他偏偏生在洪天王的手下，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个人再有能力也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但个人的才华有时会在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

李秀成就是如此。

1856年，天京发生内讧，太平军元气大伤。清军借此时机，卷土重来，任命和春接替兵败自杀的向荣，出掌江南大营。两年之后，和春调集八万重兵，联营一百三十余座，挖沟筑壕，与此同时又在江中用舢板构筑水营，星罗棋布，环环相扣，把江宁周围百余里围得水泄不通。

为解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四处出击，先后在浙、闽、鄂、皖、赣等地攻城拔寨，多方袭扰，诱敌分兵。

其实，太平军的战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几年前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时的老套路。当时和春的前任向荣就中了太平军的分兵之策，最后被太平军一举击败。然而，奇怪的是，和春居然没有接受教训，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意识不到危险，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危险。

果然，和春开始迭出昏招，一步步走进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他先是派兵援浙，后又派兵援闽。但太平军并不恋战，打了就走。他们神出鬼没，多点开花，湖北、江西、安徽也先后闻警。和春就像一个消防队长，忙不迭地四处扑火，随着太平军的指挥棒团团乱转。

就在和春四处分兵之时，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大名将突然挥师南下，三克扬州，二破江北大营。和春闻报，急派江南提督张国梁率部驰援，但太平军并不恋战，很快撤出。直到这时，和春还没有真正识破太平军的意图，相反，局部的胜利倒使他忘乎所以，放松了警惕。

1860年春，正在皖境作战的李秀成突然率部斜刺里杀入浙江，并迅速向省城杭州发起猛攻。警报传来，和春急派主力张玉良部驰援杭州。可是，还没等张玉良部逼近杭州时，李秀成突然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剑锋直指天京城下。

据史料记载，李秀成是3月19日进攻杭州的，24日——仅仅五天之后，便撤了出来。但他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的目的却圆满达到了。

致命的打击终于降临了！

李秀成撤离杭州后，迅速北上，一路过关斩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高淳、溧阳、句容、秣陵关，直逼天京。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另一主将陈玉成也率部自安徽全椒挥师东进。两路大军，“十道并进”，猛扑天京外围的江南大营。

直到这时，和春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但悔之晚矣。5月6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转瞬之间，和春苦心经营的数百里长围顿时土崩瓦解，化为乌有。

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发起著名的西征。忠王李秀成挥师南下，席卷江浙，势不可挡。两江总督何桂清、江南提督张国梁、钦差大臣和春、江苏巡抚徐有壬、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杭州将军瑞昌等高官名将都先后败在他的手下，而且一个个都死得很惨。

应该说，这是李秀成最鼎盛的时期。他的战绩辉煌，威名远播，令清军闻风丧胆。然而，就在和春战死后，清廷任命曾国藩接掌江南军务。李秀成碰上了真正的对手。

曾国藩是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湖南人氏，同进士出身，曾在朝中任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不过，咸丰十年（1860年），在江南大营二次溃败之前，他的地位远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他所领导的湘军也不过是一支民团性质的非正规部队。

然而，时势造英雄。由于江南大营一溃再溃，清廷对绿营兵的无能表现失望至极，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倚重湘军，而曾国藩的地位也迅速提升。1860年4月，朝廷赏加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6月，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此时，曾国藩已成为执掌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最有权势的人物。

李秀成的劲敌出现了。与曾国藩相比，李秀成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1851年，李秀成加入太平军时，曾国藩已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这一年，李秀成二十六岁，而曾国藩已年届不惑。要论学问，曾国藩是同进士出身，而李秀成只读过两年书。当然，年资、阅历和学识并不决定一切，问题是曾国藩不仅年资、阅历、学识在李秀成之上，而且眼界、能力和胸襟也远非李秀成所能比，这就是李秀成最终败在他手下的原因之一。

有史家认为，曾国藩的才干，太平天国诸将中无人能及，除了洪仁玕之外。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兼及天文历数，涉猎甚广。后至香港，留心西学，眼界大开。1859年他辗转来到天京，受到洪秀全的重用，命其总理朝政，加封为“开朝精忠军机顶天扶朝纲干王”。在天朝各级官员将领中，洪仁玕无疑是最有学识和眼界的，他所编著的《资政新篇》令人耳目一新，其中许多超前的先进理念，直到今天，仍令史学家们赞不绝口。然而，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洪仁玕只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许多先进理念只是停留于纸面上，从未得以实施。而且，由于他一到南京，身无寸功，便得到累累加封，这也引起了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诸将不满，虽有天王宠信，但他的计划却常常受到牵制阻挠，根本无法实现。

曾经有人假设，如果李秀成能与洪仁玕联起手来，以李的带兵能力，加上洪的战略眼光，完全可与曾国藩相匹敌，并使咸同年间的战局发生重大改变。但这种假设几乎没有可能。李秀成与洪仁玕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也看不起洪仁玕，甚至不屑看他写的书，认为不值一提。李秀成以战功起家，在天朝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他晋封忠王却迟于洪仁玕将近八个月。天王的亲疏远近让他颇感不快。后来他在供述中抱怨道，咸丰九年（1859年），军情紧急，他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天王疑他有变，甚至将他母亲和妻子押为人质。后又传说他有投清之意，“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言下之意，封他忠王并非天王心甘情愿，而是情势所迫。

咸丰十年（1860年）的局势，由于江南大营的崩溃而变得错综复杂。太平军横扫江浙，使南方岌岌可危，临危受命的曾国藩这时尽管困难重重，但他并不慌乱。当各方都认为应该迅速出兵江浙时，他却把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长江岸边的古城安庆。

在曾氏看来，扭转战局，重在上游。用他的话说，即“固上游以规下游，防三省以图吴会”。这是他对当时总体局势的一个最重要的判断。

所谓上游，即指长江上游，其中包括武汉、九江和安庆。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说，长江好比是一条长蛇，武汉为头，安庆为身，而天京则为尾。固上游，就是要先夺武汉、安庆，进而攻占天京；防三省，则指防住湖北、江西和安徽，之后江苏可图。

为了实现这一意图，湘军先是力克武昌，三进三出，最后得手。此后，又倾其主力杀向安庆。

安庆，又名宜城，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接皖南，北连皖东；南靠长江，与九江相连；西联湖北，与黄梅、蕲春、英山三县交界。自康熙六年（1667年）安徽设省后，安庆一直是省城所在地。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安庆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由于位于宁汉长江黄金水道之要津，它既是连接武汉和天京的纽带，又是天京的西大门。

因此，曾国藩认为，欲破金陵，必克安庆。按照他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占安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

安庆乃武汉、九江之门户，夺取安庆，就像扎下一根钉子，不仅切断了金陵的饷糈供给，而且也隔断了“江淮各贼”与天京的联络。因此，1860年春夏之交，在武汉、九江得手之后，曾国藩便指挥湘军主力全力包围安庆。应该说，这一部署立足全局，高屋建瓴，是解决时局的关键所在。

可是，江南大营溃败后，常州、苏州等地先后失守，朝廷急于挽救东南，连电湘军援吴，这就给曾国藩的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当时，湘军主力只有万余人，另有各地勇营万余人，兵力十分有限。如果率兵援吴，就必须放弃安庆，这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

当然，对于曾国藩的想法，很多人感到不解，包括湘军内部。他们认为江苏远比安徽重要，无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也令人不忍。但曾国藩认为，以现有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于苏无补，而且会破坏整个战略。他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安庆太重要了，非拿下不可！

7月间，李秀成大军攻克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朝廷谕旨急如星火，一再催促，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但曾国藩坚持既定方针，一边应付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此时北方一片大乱。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两宫西狩热河。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一年时间，曾国藩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

这一来，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京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之外，它还是太平军兵源、饷源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长围天京的那段日子里，要是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京早就支撑不住了。

因此，太平军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就一直牢牢死守。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许多城市前脚打下，后脚撤出，并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京之外，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实乃精辟之语。

面对湘军死磕安庆，天京高层极度不安。按照太平军原定计划，是先夺取长江下游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消除后顾之忧，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这个计划是5月间在天京军事会议上制定的。但在执行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之后，向上海进发，遭到洋人的干预，不得不改变计划，转而进攻浙江嘉兴等地。

此时，安庆在湘军的围困下已岌岌可危。9月25日，英王陈玉成赶到苏州与忠王会面，商讨下一步战略。会上，陈玉成重提救宜(安庆)计划，认为安庆万分危急，必须派兵驰援；但李秀成的看法是，进攻杭州，实比救援安庆更为迫切。用他的话说，苏杭好比鸟之两翼，光有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

事后有分析认为，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本身并没错；李秀成主张先取杭州，同样也有道理。问题是陈玉成和李秀成都有私心。

对于陈玉成来说，安庆守将叶芸来是他的部下，他不能见死不救；而李秀成的小算盘是一心想在苏浙扩展地盘，发展势力，因而对救援安庆并不热心。

如此分析，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其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不过，二王的分歧却导致了太平军战略计划的重大改变。

据李秀成回忆说，八月(农历)中旬，“天王严旨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扫北。这就是说，在忠王与英王的分歧中，天王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当然，天王的态度与干王洪仁玕有极大关系。干王原来是主张先夺取苏杭沪地区，巩固后方，然后再乘胜向上游进发，会攻武汉，但这时鉴于安庆局势危急，他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同意放弃下游转而进攻上游。这就使太平军5月间制定的战略计划完全发生改变。

李秀成对于这样的改变，内心是有抵触的，但在天王的严旨之下，他只能执行。太平军新的战略即远袭武汉，援救安庆。其要点是，乘湘军重兵云集安庆，武汉空虚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奔袭武汉，迫使湘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会议一结束，太平军立即行动，杀向湖北。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西征。

西征行动与太平军对付江南大营的办法如出一辙，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翻版和拷贝。虽然仍是老套路，但却击中了湘军的要害。

太平军的西征战役打响后，陈玉成大军经由苏北、六安等地杀向湖北，李秀成大军则由皖南插入江西。太平军来势凶猛。从1860年12月至次年3月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几度遇险。12月底，李秀成、李世贤、杨辅青三路会攻祁门，身陷绝境的曾国藩甚至写下遗书，准备以死殉职。而在次年3月，李秀成第四次进攻祁门，距祁门仅二十余里地，使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断绝，再次陷入绝境。如果此时太平军全力会攻，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李秀成竟撤围而去，全功尽弃。

李秀成开始犯错误了。这种错误只有在高手对决中才会出现，但对李秀成来说，失误的出现并非战术原因。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是害怕湘军悍将鲍超。因为12月初，李秀成曾在休宁柏庄岭被鲍超击败，折损四千余人。还有分析认为，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但这些说法并非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丧失大好战机，使曾国藩绝处逢生。

1861年3月，就在李秀成部转战皖赣之间时，陈玉成大军一路过关斩将，攻克湖北黄州，距汉口仅百里之遥。此时武昌的守军仅有三千余人，而湖北巡抚胡林翼则远在安徽作战。群龙无首，实力悬殊，武昌城内乱成一团。

消息传来，许多人都主张立即救援武汉，但曾国藩坚持不为所动。因为他早就看出了太平军的意图。如果分兵救援，正好中了太平军的计谋。事后，他在家书中写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更狡更悍。”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就在武昌空虚，势难再保之时，太平军突然顿兵不前了。一般认为，这是洋人干涉所致。确实，英国参赞巴夏礼赶到了黄州，当面要求太平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太平军攻打武汉会损害列强的贸易，破坏他们的商业利益，因为事涉外交，陈玉成只得停止行动，并向天京请示。

其实，洋人干涉只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行动迟缓，从而导致了计划被迫中止。按照原定的方案，太平军两路大军，一路由陈玉成统率，一路由李秀成指挥，两军会师湖北之后再向武汉发起进攻。然而，当陈玉成的大军兵临武汉城下时，李秀成的部队却迟迟不见踪影，按照预定计划发起的攻击亦无法进行。

李秀成进军迟缓，后来广受诟病。有人认为，他是阳奉阴违，有意对抗“中央”。当然，对此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这里不予置评。

客观事实是，李秀成比陈玉成晚了三个月，才率部进抵湖北鄂城。而此时安庆已危在旦夕，陈玉成不得不回师直接救援安庆。这就导致了太平军的作战计划再次发生改变。等到李秀成赶到湖北时，见陈玉成业已回师，便也退回江西，旋即返回浙江。至此，西征计划完全没有达到目的。

思想决定行动。西征的失败固然有外部因素，比如洋人干预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太平军内部出了问题，特别是领军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思想不统一。李秀成想的是一鼓拿下江浙，包括上海，建立稳固的后方，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因此，他在行动上便表现得消极被动，一再出错。相比之下，曾国藩却是高手上阵，棋看三步。在武汉危急关头，很多人都劝他分兵武汉。可曾国藩丝毫不为所动，认为安庆得失关系全局之成败，除了胡林翼紧急调兵赴援外，围攻安庆的湘军主力丝毫未减。他指示其九弟曾国荃等围攻安庆的湘军将领，“勿弛安庆围，须坚守”，甚至说出了“吾但求力破安庆，其它得失，在所不惜”的话来。

曾国藩如此坚定，一方面是对安庆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是他识破了太平军的意图。自古成大事者,皆有一股狠劲，曾国藩就是如此。在长达一年多的战局中，他始终咬住安庆不放，以不变应万变。与曾国藩相比，太平军的计划却一变再变，最终导致了重大失利。

应该说，从这一刻起李秀成已经败在了曾国藩的手下，其严重的后果很快显露出来，但明眼人心里清楚，李秀成不是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眼界和胸襟上。说到底曾国藩毕竟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国之才，而李秀成虽贵为忠王，但本质上和天王洪秀全一样，充其量都还是一个农民。

从5月开始，安庆大战进入了白热化。双方不断调兵遣将，投入了大量兵力。战斗极为惨烈，前后持续数月。直到9月5日，安庆在坚守一年后终于失守。太平军主将吴定彩及叶芸来等二万多将士全部阵亡。

安庆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它使西线太平军主力丧失殆尽，而天京也失去屏障，危在旦夕。有人认为，安庆之失是太平天国走向最后灭亡的重要转折。为此，李秀成受到多方批评。主持朝政的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认为他消极参战，不顾大局，先是不能如约与英王陈玉成会师武汉，致使戎机一误再误；

此后，又不执行五路救皖战略，由湖北回师江西，竟不救皖而入浙，致使安庆不守。他在信中说，不要以为手握苏杭两省，便可高枕无忧。“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

但对干王的批评，李秀成并不接受。在他看来，敌势未消，与其决战，并非上策，而剑走偏锋，直取苏杭，倒可出奇制胜。

客观地说，李秀成的思路倒也不无合理成分，而且从客观效果看，苏杭失守也的确给曾国藩造成了极大的被动。特别是杭州失守后，李秀成十万大军，三路包围，七路并进，把上海团团围住。如果得手，东南半壁江山将尽归太平军之手，局面也将为之一改，足以抵消失去安庆的重大损失。但让曾国藩感到庆幸的是，李秀成的计划却在进攻上海时遭受重大挫折。

1862年夏季，苏南战局发生逆转。进入8月，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水陆并进，水师由彭玉麟督率，连续攻陷下关、江心洲、蒲包洲，直抵天京护城河口；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进，逼近雨花台。天京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诏书，急令李秀成火速回援。

此时，李秀成久攻上海不下，暂时退守苏州。他在苏州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局势，认为湘军包围天京，淮军进逼苏南，太平军两面受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不是与敌硬拼。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守两年，清军久顿坚城，必无斗志，尔后我军可实施反攻，一举将其击溃。出席会议的众王都对李秀成的见解表示赞同，但方案报到天京后，洪秀全龙颜震怒。他指责李秀成消极避战，下诏严厉斥责。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据李秀成回忆说，主逼如此，不得不执行，只得调抽兵马，回师天京，无心顾及苏杭之事。他还把母亲及家眷送至天京为质，以“表我愚忠”。

8月中旬，李秀成大军启程回援，并按天王之令，向围攻天京的湘军发起反攻。9月初，太平军在雨花台一带与湘军展开鏖战。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打到1 0月中旬。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愚蠢的消耗战，太平军投入主要兵力，损失巨大，却毫无建树。

10月间，由于伤亡过大，加之断粮，李秀成被迫撤军。这让洪秀全大为不满，下诏严斥，并将李秀成革去王爵。

李秀成颇感冤屈，但也无可奈何。此时的洪秀全早已不是当年金田起义时的洪秀全了。他专制多疑，昏庸堕落，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他的荒唐和固执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人惊诧道，此洪秀全乃彼洪秀全乎？因为前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这对太平天国来说，显然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1847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开始了他的伟大事业。那时的他，胆略过人，振臂一呼，地动山摇。一位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压迫得愈狠，反抗得愈烈。洪秀全的压迫来自于三次科考落榜。就在十年前，他第三次科考落榜后便一病不起，连续高烧四十多天。在昏迷中，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升了天，还梦见了一个奇怪的老者。

这个老者长得何样？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告诉信徒们，此人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垂于腹上，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双手放在膝上，坐姿甚为严肃——他就是后来洪秀全心目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

六年后，洪秀全再次参加了科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科考，但等待他的仍然是失败的结果。西方心理学家阿德勒（精神分析三巨头之一，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有一个著名的学说，人在极度自卑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超越。这是所谓的“补偿心理”在起作用。洪秀全的情况似乎也吻合了这一理论。

在连续遭受落第的挫败之后，洪秀全找到了新的补偿途径，他开始热心地研读起宗教著作。其实，要说著作，严格讲还谈不上。那只是一套九本的小册子。这是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考时，在广州大街上无意中得到的。当时，有人在免费散发这套书，洪秀全也拿了一套。这套书的书名叫《劝世良言》。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物，作者叫梁发。此人是一位华人牧师。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英文水平也有限，因此，这本书编得很成问题。它对基督教的解释并不准确，不仅存在不少误读，而且还想当然地加入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对此，传教士马礼逊就说过，此书虽是根据他的《圣经》译本编著而成，但书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

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给了在失败中走投无路的洪秀全以极大的精神抚慰。他开始“大彻大悟”，决定皈依“上帝”。当然，他的上帝就是六年前在梦中与他相遇的那个穿黑龙袍的老头儿。

找到了精神支柱，洪秀全开始为自己神圣的目标而奋斗了。他著书立说，传教布道。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道”，即《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是洪氏宗教理论的核心所在。在这套理论中，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耶稣之弟。他的使命是救苦救难，并宣称清帝是“阎罗妖”，在诛杀之列，而世人均为上帝的子女，平等的兄弟。他还仿照摩西十诫，订立天款十条，入会者必须遵守。洪秀全的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人最早入会，成了该会的骨干分子。

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拜见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希望得到他的施洗。但罗孝全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理解完全是一知半解，有些地方甚至错误百出，与基督教义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洪秀全是自学成才，他的理论是在《劝世良言》基础上创立的。而《劝世良言》本身就先天不足。

基督教认为，天父上帝只有一个儿子耶稣，可洪秀全却创造性地发明上帝有六个儿子。老大是耶稣，老二是他本人，以下类推，他的结拜兄弟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为三、四、五、六子。不仅如此，他还别出心裁，声称上帝还有一个女婿，这人就是他的妹夫萧朝贵。

对于这套无中生有，违反教义的篡改，西方传教士当然不能接受。可洪秀全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传教士未免孤陋寡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和上帝在梦中见过面的，你们谁又见过呢？

西方传教士们无言以对了，认为这未免太滑稽了！在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帝是灵体，是无形的，不可能被人看见。

但洪秀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罗孝全处，他有机会完整地读到了中译本《圣经》，并得到了罗孝全的辅导和讲道。但此时，他已无法更改自己的理论，因为这样会使自己的信徒们产生混乱，不利于他的革命事业，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他也不愿放弃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神圣地位。

在广州度过三个月之后，洪秀全带着遗憾和固执回到家乡。他没有得到受洗，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事业发展。拜上帝会迅速壮大。

曾经见过洪秀全的外国人这样描述说：“洪秀全号称太平王，身材颇高，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带着勇敢和自信的神情。他的年纪大约四十多岁，胡须和头发已经斑白。据说他有极大的勇气，虽然他的声调带着广州口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

当时围绕在他身边的不乏各种人才。除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外，还有“相貌奇丑，极瘦，肤黑如炭”的石达开。虽然石氏是一个文人，太平天国早期的文告大多出自其手，可在军事方面，他的才能一点也不比他的文采逊色。

这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气吞山河，摧枯拉朽。他们喊出了“成者为王”的口号。“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万世不易，世所未闻。”

然而，自打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似乎忘掉了自己的理想，当年的锐气也荡然无存，一头扎进深宫再也不出来了。他曾经宣布要建立的美好国家，要实行的改革政策，也都置诸脑后。他所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曾受到多少史学家热烈追捧，可近年来人们才不得不承认它只是停留在文字上，说说而已，从来没有实行过。相反，他沉浸于极度的奢华和享乐之中。在他身边的女人不计其数。据他的儿子被俘后供称，他有八十八个母后，这已超过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标准。他在宫中的雕花大床尺寸惊人，横直八尺，而妻妾由于太多不得不采取编号管理。

据李秀成回忆，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变得更加多疑，除了洪姓诸王，他谁也不信。早在1859年，他驻守浦口，由于军情紧急，天王就曾将他的母亲和妻子押为人质。这一次，他主动将家眷送至天京，也是为了解除天王的猜疑。可是，即便如此，洪秀全仍然对他不放心。不仅如此，他还变得越发固执和不可理喻。李秀成后来在自述中写道：“主不修德政，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是啊，除了“愚忠对天”，他还能怎么办呢？

1864年，战局已经变得无法收拾。由于太平军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这就给了淮军可乘之机。从1862年10月开始，淮军便大举北上，连克青浦、嘉定、常熟、昆山、江阴、苏州和无锡等地。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苏南战场便全线崩溃。

到了7月间，天京已被清军团团围住，失败的情绪四处蔓延。早在苏锡常相继失陷之后，李秀成退守丹阳时，他的堂弟李世贤便派人前来，劝他另做打算，千万不要回京。李世贤乃太平天国侍王，李秀成的忠实部下。此时，他正屯兵溧阳。在他看来，国势崩坏，天王昏庸，而京中朝政已为洪姓诸王所把持，此时回京无异于殉葬。他恳求李秀成前往溧阳，主持大计，共谋出路，但李秀成没有接受。

看到李秀成不听劝说，李世贤真有些急了。他知道忠王回京必无好结果。急切之下，他甚至打算出兵，强逼李秀成前往溧阳。但李秀成得知消息后，却轻车简从，提前赶回了京城。

李秀成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弟李世贤兵屯溧扬（阳），劝我前去，别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其（指李世贤）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势不得已，见我母亲在京，难离难舍，骨血之亲，故而轻奇（骑）连夜赶回京。”

李秀成赶回天京后，还抱着一线希望，试图说服洪秀全，放弃死守天京的愚蠢做法。在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一个保存实力，徐图再展的正确方针。到京的第二天，他便上殿启奏，陈述局势严重，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李秀成说：“京城不能保，曾国藩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只有让城别走。”

洪秀全一听大怒，他指责李秀成贪生怕死，心怀二心。李秀成连忙跪下，再次陈奏，晓以利害。他向天王分析说，如今湘军占雨花台，南门之道绝；占江东桥，西门之道绝；占七壅桥，东门之道绝；下关失，粮道亦绝。而城中，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饷者多，能战之兵却少，总之已无法再守。

他大声疾呼：“我主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

洪秀全一听更加生气。他怒斥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

他还赌气说：“不用你奏，政事也不用你管。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一切由你。朕铁桶江山，你不扶，自有人扶。你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你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你相干，朝政由我次兄勇王执掌，幼西天王出令。有不遵者，合朝诛之！”

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秀成知道再说什么已无用了。天王执迷不悟，已是油盐难进。于是，他仆地哀求，只求一死。

李秀成说：“请吾主一刀杀我，免我日后被俘受刑。为主臣子，未闲半刻，今将国之事启奏，主却如此责我，我愿死在殿前，尽心报答我主！”

洪秀全不予理睬，宣布退朝。李秀成回忆说：“如此启奏，主万不从。（我）含泪而出朝门，合朝众臣前来善劝。次日天王其知自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

尽管洪天王事后表示了歉意，并赐下龙袍，但此时的他，昏庸固执，已无药可救。不仅听不进任何意见，而且不论何事，都鬼迷心窍，声称“有天所定”。除了天父、天兄、天王之外，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好像他的一切都有天护佑，不可战胜。至于什么“万国独一真主”“铁桶江山”“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之类，已近于胡话。

由于长期围困，城中缺粮已达极点，死者甚众。李秀成奏报天王，请求降旨，妥筹办法。洪秀全的回答竟十分可笑。他降旨说，没有粮食吃，那就吃甜露吧，此物可以养生。

所谓甜露，出自基督教神话。据《旧约》载，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天晚上，旷野中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的四周地上出现露水。当露水上升之后，留下了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不知道是什么，便互相询问。这时，摩西便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此时，洪秀全搬出所谓的基督教甜露，不禁让人目瞪口呆。众臣无人相信，都说：“此食物不能食得。”

天王说：“取来做好，朕先食之。”

众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李秀成被捕后，曾在《自述》中抱怨说：“（天王）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具（俱）是有天。”

然而，天并不能拯救天国，包括洪秀全自己。6月1日，天王病故。据说，天王患病是食甜露所致，时间约在“三月将尾，四月将初”，当时病状已重，可他仍然信天，不肯吃药，结果病情加重，一命呜呼。用李秀成的话说，“此人（指天王）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洪秀全信了一辈子天，最后还是被天害了。

洪秀全死后，其长子洪天福登基，朝政更加败坏，洪姓诸王把持朝纲，胡作非为，并对李秀成极尽排挤之能事，天京局势愈加危殆。

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逭。正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梁启超有云，假如让李秀成与洪秀全换一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但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后来，李秀成在牢中回顾天国得失成败时，曾悲叹曰：“自乱于己，内外慌张，为将为臣，无法挽就(救)。”

7月19日，在洪秀全死后一个多月，太平天国终于走到尽头。就在这一天，天京陷落了。据说，是日午时，湘军挖地道至城下用火药轰塌城墙，从东门至北门，出现多处缺口。“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坏廿余丈。”湘军呼啸奋登，前仆后继。李秀成扑救不及，眼看大势已去，众人泪流满面。李秀成心念幼主，直奔朝门。此时，幼天王已经失魂落魄，从宫内奔出。跟他一起跑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分别为三弟光王、四弟明王。由于情况紧急，李秀全无法兼顾，只得丢下光王、明王，独护幼天王一人。出城前，他先带着幼主回家辞别母亲和家人，众人流涕不舍，但李秀成这时已顾不得他们了。危难时刻，李秀成再次表现了他无愧于“忠王”的称号。为了保护幼主突围，他还将自己的战马让给了幼天王，自己则换了他的“不力之骑”，这也是后来造成他被俘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京破城后，战况极为惨烈。城中军民十余万奋起抵抗，“无一降者”。火光冲天，刀光剑影，喊声震耳，血流成河。李秀成在乱军中护送幼天王冲出城去，遇湘军追杀，被迫分兵两路，一路护送幼天王逃离，一路由他殿后掩护。

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人饥马乏，兵士失散。李秀成由于把战马让给了幼天王，自己换坐的劣马此时已“不能行走”。他只好弃马，徒步逃上一座荒山，在一座破庙内暂避。天亮后，一个打柴人发现他，厄运由此降临。

这个打柴人名叫王小二。当地村民回忆说：“他（王小二）是个不成户的东西，在丁村做田。”他发现忠王后，便去报告了陶大来。陶大来是八村的村董，他胆子大，很会来事。太平天国来了，他挂太平天国的旗子；官兵来了，他挂大清朝的旗帜。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听了王小二的报告，陶大来便领人赶来。他从李秀成随身携带的物品上得出结论，此人定为太平天国大官，于是将他骗下山送交清营。

据史料记载，李秀成被俘地点就在今天的南京东南方山，其藏身的破庙名为海会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文史机构曾对此展开调查，据一个名叫陶明才的当地老人回忆说，陶大来是他祖父辈，他捉了忠王送交湘军大营，受到曾九帅奖赏，“曾九(曾国荃)大人与他平坐吃茶，赏他功牌札子”，给足了面子。然而，一代名将李秀成就这样毁在了他的手中。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在被捕后的第三天，被曾国藩杀害，终年四十一岁。

李秀成被俘后的表现历来存在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大牢中一度有过“乞活”之念，当曾国藩从安庆赶来，以礼相见，他亦为之所动。特别是在其匆忙写下的《自述》中不乏软弱谄媚之言，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对此，贬之者骂他是叛徒，而挺之者却挖空心思为其辩解，认为李秀成这样做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与敌斗智而已。

对此，笔者不予置评。不过，对于历史人物，我们无须拔高，亦无须贬低，只需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目即可。诚然，按今天的标准，李之行为确实存在污点；不过，从他被俘后的整体表现看，仍不失男儿本色，令人敬服。下边仅摘录赵烈文日记(赵乃曾国藩的亲信幕僚，他的日记系亲身经历，其真实性自不待言)几条，读者不难做出判断。

其一，听说抓住了伪忠王（指李秀成），中丞（指曾国荃）亲自讯问，我(赵自称)急忙赶至中丞那里，只见兵勇割其臂上的肉，“鲜血直流，忠王不为所动”。

其二，当晚，我与周朗山至伪忠王处，与他谈了良久。问他为何不早投降？李秀成答：“朋友之义尚不可谕，何况受了天王的爵位！”我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李秀成答：“死耳……”

其三，“傍晚，李秀成被绑赴法场，谈笑自若，作绝命词十句，词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交给监斩者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然后就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