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的悲哀



十二月的塞外已进入寒冬季节。朔风凛冽，万里荒漠，一片萧瑟。就在这样的天气里，从远离北京八百多里的喀喇城传来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死讯。这个消息来得十分突然，自然引起种种猜测。据事后对外公布的消息说，摄政王狩猎时从马上摔下来，伤了膝盖，因为处置不当，抹以凉膏，导致病情恶化。但这种说法似乎很难让人相信。

喀喇城即今天的河北滦县。多尔衮病逝的时间是在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夜间，时年三十九岁。多尔衮由于常年征战，年逾三十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史料记载，他患有风疾、痰疾和偏头痛等多种疾病。不过，就在他离世的当年，身体尚健，起码表面上是如此。因为正月他还纳肃王之妻；五月，至连山迎朝鲜国之女成婚；虽然下半年生了一场大病，险些不起，但到十一月下旬，病情已有好转，此后他专程前往古北口外狩猎解闷儿，没想到十几天后便传出了死讯。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他是对大清王朝的建立有大功的人。用清史大家孟森先生的话说，“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并说“其功高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评价之高，实不多见。

不过，如同众多历史人物一样，对于多尔衮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虽然他定鼎北京，统一中原，厥功至伟，但他入关之初，推行三大弊政，对汉人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光一个“剃发令”就不知多少人头落地。可是，尽管负面的评价不少，但他的功绩谁也否定不了。大清的前身是后金汗国。它是由大清鼻祖努尔哈赤亲手开创。之后，皇太极继位，改女真为满洲，定国号为大清，两征朝鲜，三征蒙古，功劳也有目共睹。然而，真正率兵进关，入主中原，摄政七年，奠定了清帝国三百年基业的却是多尔衮。

纵观顺治朝十八年，前七年的朝政几乎是由多尔衮一人说了算。他不是皇帝，胜似皇帝，而他的悲哀也正在这里。因为权力再大，毕竟不是皇帝。帝与臣，一字之差，却差之十万八千里。其实，多尔衮本来是有机会当皇帝的。不仅有，而且还不止一次，但都阴差阳错，失之交臂，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多尔衮的父亲、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死于沈阳以南的瑗鸡堡，终年六十八岁。关于努尔哈赤的死，有多种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死于炮伤。自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动对明的战争以来，短短几年便横扫辽东，直逼山海关。明军望风披靡，溃不成军。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小小的宁远城却成了努尔哈赤的伤心之地。

宁远，即今天的辽宁兴城，距沈阳约三百里。当时驻守宁远的是宁前道参政袁崇焕，他手上的兵力满打满算不过区区两万，面对努尔哈赤二十万大军，这几乎是一个绝望的抵抗。没有人认为他能守住宁远，包括他的上司高第(时任兵部尚书)在内。他下令袁崇焕撤回关内，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袁崇焕义无反顾，决心以死相拼。他说：“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意思是说，我是宁前道参政，与宁远共存亡是我的职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在此做官，就应当死在这里。这就是袁崇焕的回答，也是他的誓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将不畏死，奈何以强惧之？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果然，袁崇焕创造了奇迹。他不仅守住了宁远，而且重创后金大军。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胜利，袁崇焕以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击溃了强大的对手。而在这次战斗中，最大亮点便是他使用从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有效地杀伤了敌军，并使凶悍的八旗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宁远退兵几个月后，努尔哈赤便含恨而死。

努尔哈赤一死，便有人说，他的死是由于宁远之战受炮伤所致，尽管后金拒不承认，但这种可能并不排除。红夷大炮，又称红衣大炮，是来自西洋的新式武器。这种火炮不仅射程远，而且炮口具有旋转功能，炮火覆盖面达二百七十度范围。16 21年3月，后金连克沈阳、辽阳，形势危殆，崇祯皇帝急召西方传教士协造火炮。宁远之战前从澳门运抵该城的红衣大炮有十一门，炮手经过葡萄牙教官的训练，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清史稿》中称：“天寒土冻，凿城不隳，城上放西洋砲，(后金军)颇伤士卒，乃罢攻。”说明西洋火炮是造成后金“罢攻”的重要原因之一。另据《明熹宗实录》称，交战中明军大炮击中后金一大头目，手下官兵放声大哭，用红布包裹将其抬走。这个大头目是谁？《实录》中并未交代，不过有人认为，这个被击中的人可能就是努尔哈赤。这个推断不无道理。确实，如果不是努尔哈赤受伤，后金岂肯轻易退兵？

当然，这一说法只是推测，未有定论。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另一说法是因“身患毒疽”而亡。据清太祖、高皇帝两朝实录说，虽然宁远失利，但努尔哈赤并未停止征战。他还发兵喀尔喀，帮助蒙古科尔沁部平乱。之后，当科尔沁部贝勒奥巴前来晋见时，他还亲率贝勒、大臣，出郊十里迎接，似乎看不出伤重的样子。《清史稿》上说：“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瑗）鸡堡，上崩，入宫发丧。”从这些记载中都看不到努尔哈赤的死与炮伤有关。

尽管对努尔哈赤的死因存在不同看法，但宁远之战无疑是他心头之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上说：“帝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东华录》上也说，兵败宁远后，汗王曾不无唏嘘地对左右言：“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 其懊丧之情，溢于言表。

努尔哈赤死后，汗位继承旋成焦点。由于努尔哈赤生前没有立储，这就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其实，努尔哈赤生前不是不想立储，而是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他立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禇英。可禇英辜负了他的期望。他不仅心胸狭窄，跋扈嚣张，而且贪婪霸道，尤其是虐待诸弟，恃强凌弱，结果搞得天怨人怒，导致他的兄弟们联合诸臣一起向汗王告状。最后禇英被废，凄惨而死。

禇英死后，努尔哈赤第二个想立的是次子代善。代善与其兄长禇英为一母所生，手中掌握八旗中的正红、镶红两旗，军功卓著，地位显赫。当初努尔哈赤设立四大贝勒，以佐国政，代善位列首席，人称大贝勒。太子禇英犯了众怒被扳倒，那个联合诸弟和诸臣带头向父王告状的就是大贝勒代善。禇英一倒，代善上位的机会来了。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努尔哈赤有意立他为储时，一桩令汗王大动肝火的事发生了。

有人告发代善与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有染。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罪名。阿巴亥是努尔哈赤的第四任大福晋，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年轻貌美，并为努尔哈赤生下了三个儿子，即英亲王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努尔哈赤欲立代善为储时曾说过：“等我百年之后，大福晋(指阿巴亥)和诸幼子都交给大阿哥(指代善)收养。”他这话的意思是，在他死后代善可收娶大妃。按照满族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婚俗，这本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切要等到努尔哈赤死后。可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此之后代善与大妃竟在暗中有了来往。也许他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可这却犯了大忌。有人一状告到努尔哈赤那里。罪证是大福晋多次给大贝勒送食物，还深夜造访大贝勒府，并在一些聚会时打扮得花枝招展，与大贝勒眉来眼去。这些证据虽然看上去并不那么充分，但努尔哈赤还是天颜震怒，不仅严厉处罚了大福晋，而且迁怒于代善。打这以后，代善当太子的希望便彻底断送了。不仅如此，经过这次打击，代善的心性也委顿下来，从此心灰意懒，一蹶不振。

那么，究竟是谁吃了豹子胆，敢于告发大妃和代善呢？而且这事不早不晚偏巧发生在努尔哈赤即将立代善为储的节骨眼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更蹊跷的是，这个告状者，地位并不高，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名叫德因泽，由于没有生育，就连《清史稿》都没有记载。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不计后果，以下犯上，不仅告倒了大妃，而且告倒了即将为储的大阿哥。她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和能量？她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争宠吗？在她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呢？这些都引起了种种猜测。直到几年后，努尔哈赤病薨，皇太极登上汗位，人们又联想起此事，更相信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在这件事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这只手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太极，因为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试想，如果代善被立为太子，他还能够顺利地登上汗位吗？

两次立储未成，努尔哈赤失去了信心，开始另谋出路。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他发表了八王共执国政的“汗谕”，即由八大贝勒共同主政。这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据《满洲老档》载，努尔哈赤召集八贝勒说，八个人的意见总比一个人强，未来的国主由你们共同推举，就不会失败。如果继承汗王的人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可以换掉他，拥立听你们话的好人。这就是所谓“八王共治”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所有的军国大事都得由八王共同商议决定，包括汗位的继承，甚至连汗王本身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在努尔哈赤看来，这是比立储更稳妥的办法，也可避免在他死后发生不必要的汗位之争。

努尔哈赤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不过在专制时代，再好的做法最后都得人来执行，这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偏差。八王共治的原则同样如此。

所谓八王，即八大贝勒。清朝创业，以军队立国，军分八旗，每旗由一贝勒统领，号称八大贝勒。八大贝勒又称八大和硕贝勒。和硕，满语一方土地，而贝勒是清代贵族世袭封爵。和硕贝勒，意为一方之主。在后金时期，贝勒为汗王之下最高爵位(改清后始设亲王、郡王之衔，贝勒之位才降至亲王、郡王之下)。努尔哈赤登基之初，曾立四大贝勒，后又增设四小贝勒，统称八大贝勒。按照八王共治的原则，八王即八大贝勒享有同等权力，但实际上，四小贝勒的地位明显低于四大贝勒，而四大贝勒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在四大贝勒中排序为四，故称四贝勒。皇太极本非其原名，而是来自满语“黄台吉”的音译。台吉，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使用时前边可加“红”或“黄”。台吉译成汉语有王太子之意。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有人吹捧他说，此乃天意，因为黄台吉发音即为皇太子，继承汗位也理所当然。后来黄台吉写为皇太极，便成了固定的称呼。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有人指责他的汗位系“夺立”，说这话的人就是多尔衮。因为努尔哈赤临终前曾留有遗命，汗位传于十四子多尔衮，由大贝勒代善辅政，待其成年后再行归政。如果按照这道遗命，登上汗位的将不是皇太极而是多尔衮。

然而，这道遗命并没有得到执行。因为它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努尔哈赤患病后，去清河疗养时，病情加重，准备返回沈阳，曾召大福晋阿巴亥来见。临终前，他口授了“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的遗命，当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在侧。努尔哈赤死后，阿巴亥向诸贝勒传达遗命时，四大贝勒并不认可。不仅不认可，而且他们还拿出了另一道遗命。

这道遗命也是努尔哈赤口授的，内容是要求阿巴亥在汗王死后殉葬。遗命中说，大福晋丰美仪而心未纯善，常拂上意。汗王在时尚可制住她，而死后恐乱于国。因此，“我身后必令之殉”。这样的结果大出阿巴亥的意料。她不知道这道遗命真实与否，也不知道这道遗命是早已准备好的，还是在她口传汗王遗命后，四大贝勒拿出的一种反制措施。总之，她一下子被推向了绝境。尽管阿巴亥是一个聪明机巧之人，但她忘了一点，权力是荣耀，也是凶险。一方面是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则是祸福难测，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阿巴亥当然不愿死，她对汗王的这份遗命同样表示怀疑，可四大贝勒手握重权。他们可以质疑她，而她却质疑不了他们。尽管她身为大福晋，享有国母之尊，但全无用处。万般无奈之下，她提出两个孩子年纪尚幼，需要照顾，请求诸贝勒放过她。阿巴亥说的是实情，当时她的三个儿子，除了阿济格十九岁，已成年外，多尔衮和多铎，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还年幼，但问题在于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丝毫的温情和怜悯可言。四大贝勒心中清楚，阿巴亥是一个危险的对手。除了汗王大福晋的身份外，她的三个儿子中，长子阿济格掌管镶红旗，次子多尔衮、三子多铎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旗主，在八旗中占了三旗，其势力超过了所有的贝勒，包括掌管两黄旗的皇太极。如果让她存在下去，将来他们母子内外结合，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极大的威胁。因此，阿巴亥必须死，不论她是否口传遗诏，结果都是一样的，而口传遗诏只不过是加速她的死亡而已。

据《清列朝后妃传稿》载，在诸贝勒的苦逼之下，“大妃于辛亥（八月十二日，即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辰刻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与上同殓”，临死前，她哭着对诸贝勒说：“吾年十二事先帝，丰衣美食二十六年，何忍离也，但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幸恩养之。”后自缢而死，一说用弓弦勒亡。

阿巴亥死后，她口传的遗命自然不作数了，之后皇太极登上汗位，多尔衮也失去了第一次称汗的可能。为此，他耿耿于怀，许多年之后，当他成为摄政王后，仍没忘掉这件事，并公开指责皇太极的汗位系“夺立”，显然这口恶气仍未出掉。

皇太极登上汗位后，在位十七年，崇德八年(1643年)驾崩。皇太极一死，多尔衮的机会又来了。如果说，多尔衮第一次与汗位擦肩而过，那时他尚年幼，看着母亲被逼生殉，他内心万般痛苦，却无法改变，只能以泪洗面。然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三十二岁，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孩子，而且在皇太极执政期间，他先后参与征战蒙古察哈尔部和朝鲜，并在松锦之战中击败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立下无数军功，其羽翼渐丰，在八旗旗主中地位显赫，并位列亲王，成了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然而，要想登上皇位并非易事。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立嗣，皇位的继承便由诸王共举。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在少数，然呼声高者有三，即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在这三人中，代善虽然年资最高，但由于犯过错误，受过处罚，自感不足，努尔哈赤死后，他主动让位于皇太极，如今年事已高，早对皇位失去了野心，因此对于多尔衮来说，他最大的对手只剩下豪格了。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时年三十五岁，与多尔衮是叔侄关系。虽然他辈分小于多尔衮，但年龄却比乃叔大三岁。豪格久经战阵，军功突出，作为皇长子，在这场皇位争夺中，他得到了上三旗的誓死效忠。所谓上三旗，为正黄、镶黄和正蓝，由皇帝亲统，体制高贵，地位优厚，乃皇帝亲兵。皇太极死后，为了确保自身优势地位不变，上三旗誓死拥立豪格，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这是豪格的一个优势所在。

不过，相比之下，多尔衮的实力也不弱。支持他的有正白、镶白两旗，还有他的胞兄弟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除此之外，多尔衮还有一个优势，即太祖(努尔哈赤)死后曾有传位于十四子的说法，尽管这个说法是由大福晋阿巴亥口头转述，并没有得到认可，但这毕竟也是一种无形资本，为他增添了筹码。

除了以上五旗各自站边外，剩下的三旗（正红、镶红和镶蓝）尚在观望之中。不过，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暗中倾向豪格，而由代善父子统领的正红、镶红两旗中也有多人拥戴多尔衮，包括代善之子硕托和代善之孙阿礼达。

双方势均力敌。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太宗(皇太极)驾崩五天后，多尔衮曾召索尼至三官庙商议册立之事。索尼是清朝开国功臣，时任正黄旗甲喇章京(相当于参将)，为正黄旗重臣。多尔衮找他来，就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没想到索尼旗帜鲜明，一口咬定，先帝有皇子在，要立就立皇子。

索尼的态度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了两黄旗的立场。多尔衮一听便深感事情棘手。果然，次日开会讨论继位之事时，两黄旗便提前布置。索尼前一晚已得知开会的消息，便与图尔格、图赖和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誓死拥立豪格，并布置两黄旗兵马围住大殿，形成威慑。

第二天开会的地点是在崇政殿的东庑殿(时皇太极棺木尚停放在殿内)，诸王到达后，各按本旗位次而坐。会议一开始，气氛便极为紧张。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抢先发言，认为父死子承，非皇子不立。多尔衮见此，并不慌张，尽管两黄旗大臣有备而来，但他早有准备，声称太祖有命，由八王共执国政，臣子不得发言。意思是说，你们资格不够，别在这里乱起哄。索尼等人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剩下来参会的只有诸位王爷，而在诸王中，多尔衮的胞兄弟就占了三人。形势随即发生逆转，开始有利于多尔衮了。

此后，英郡王阿济格(多尔衮的胞兄)和豫郡王多铎(多尔衮的胞弟)先后发言，主张由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正在考虑如何回应，多铎急了，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所谓太祖遗诏是什么？并不清楚。或许是努尔哈赤生前留下了一份关于继承人的名单，也未可知。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也在遗诏，不独王(多铎)也!”从他这话判断，遗诏上的名字可能有多人。

多铎说，不立我也行，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哪知代善马上就推辞了。他说，睿亲王(多尔衮)答应继位，这是国家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了，哪能任此重任啊？

代善是会议的主持者，他的话虽然两边都不得罪，但仔细玩味，却话中有话，已有倾向于豪格之意。

这一来，豪格的砝码加重。本来局面大好，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豪格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看到局面翻转，以为事成定局，便故作姿态，假意推让，声称自己“福薄德浅”，难胜大任，并退出了会议。

豪格这样做当然不是要放弃皇位，而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当年，他父亲皇太极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大家要推他继位，他便一再推让，直到众人反复劝进，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半天，等到做足了秀才欣然接受。自古谦让就被视作君王的美德，这是一种权力的游戏。然而，玩这种游戏也是有条件的。豪格不是皇太极，皇太极谦让有人劝进，可豪格就不一定了。果然，他一退出大殿就后悔了，因为诸王中根本无人来劝。这一来，麻烦大了，他退出去便进不来了。

眼看局势不妙，两黄旗大臣便一齐佩剑入殿，以死相挟，声称我们受先帝皇恩，如果不立先帝之子为君，我等宁可一死，追随先帝于地下。

面对两黄旗的咄咄逼人，代善以年老不干预政事为由，甩手而去。此后，双方陷入僵局，谁也不肯让步。会议持续多日，最终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由太宗的另一个儿子，六岁的福临继位，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分掌八旗兵马。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都有所迁就。一方面满足了两黄旗立太子的主张；另一方面，对多尔衮来说，排除豪格，而他作为辅政之一，执掌朝政，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双方各退一步，问题才勉强解决。

据《沈阳状启》和《清实录》中说，提出这一方案的是多尔衮，称他“思谋出奇”，主张“当立帝之第三子(应为第九子，指福临)”，但也有专家表示反对，认为提出这一方案的并非多尔衮，而是济尔哈朗。尽管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但结果对多尔衮都是一样的——在事隔十七年后，他再一次与皇位失之交臂，而且这一次是他距离皇位最近的一次。

福临继位后，关于多尔衮与皇位的话题并没有结束，相反却引起更多的议论。应该说，多尔衮让位于福临，是情势所迫。在当时两派“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持局面下，如果坚持不退让，势必引起内乱，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这个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呢？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了早死的三个外，尚有八子。那么，为何在剩下的八子中，单单选中了福临而不是其他皇子呢？如果说，多尔衮想挑个年幼的皇子继位便于控制，那么，在福临之下，尚有五岁的第十子韬塞和三岁的第十一子穆博果尔。这其中原因何在？是不是另有玄机？

答案是肯定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便天上掉馅饼，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砸到头上。众所周知，同样生在帝王家，都是龙子龙孙，但皇子和皇子也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原因自然各不相同。而福临上位，拼的是娘。

福临有一个好母亲，她的母亲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庄太后。孝庄太后名叫布尔布泰，出生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该家族的老王爷，即科尔沁部的首领莽古思，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曾先后将自己的女儿哲哲，还有两个孙女布尔布泰和海兰珠嫁给了皇太极。姑侄三人同时嫁给一个人，虽然有悖于汉族伦理，但对北方游牧民族来说不是问题。在莽古思把女儿哲哲和孙女布尔布泰嫁给皇太极时，皇太极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并不是最突出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到日后他会荣登大宝。因此，要说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是有远见的，一点也不夸张。此后，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又把另一位公主海兰珠(布尔布泰的姐姐)嫁给了皇太极，进一步巩固了与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皇太极改清称帝后，册封后宫五大福晋。在这五大福晋中，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门姑侄就占了三人，即中宫大福晋哲哲，东宫福晋海兰珠和西次宫侧福晋布尔布泰。虽然在五大福晋中，布尔布泰排名最后，但排在前两位的中宫哲哲和东宫海兰珠，一个是她的姑姑，一个是她的姐姐，这样的背景让她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布尔布泰产下一子，即皇太极的第九子，名为爱新觉罗.福临。在皇太极诸多的皇子中，福临地位尊崇，原因在于他的母亲位列五大福晋之中，虽然不是正宫所出，但较其他皇子仍要高出一头。因为包括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在内，都是庶妃所出，无法相比。正宫大福晋哲哲一直没有产子，东宫福晋海兰珠虽产有一子(皇八子)，但命运不济，产下数月便不幸夭折，连个名字都没落下。五大福晋中另两位福晋也没有皇子，只有布尔布泰生下了福临。因此从正宗角度而言，福临最有资格继承帝位，何况他的母亲还是后宫中势力很大，并得到中宫大福晋哲哲全力支持的科尔沁后妃呢？

由此可见，福临登上皇位，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多尔衮，居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就算皇太极死后，由于各方力量相持，他不得不扶持福临继位，那么随后几年情况则完全不同。特别是清军挥师入关后，多尔衮的威望和影响已达顶点。不仅废除了八王共治的制度，而且排挤掉了另一个辅政的大臣济尔哈朗。他还逼死了豪格，把自己辅政头衔改为摄政，并废除诸王分管六部的旧例，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后来礼亲王代善病逝，朝中更无制约他的力量。此时的多尔衮可谓乾纲独断，一言九鼎，诸王贝勒、满朝文武已无出其右者。此时的他完全可以废掉福临，君临天下，把失去的皇位重新夺回来。而且他似乎也有过这样的打算，据说他私下里已准备好了龙袍，但最终并没有这样做。

那么，原因何在？历史上有各种说法，而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与孝庄太后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秘传闻。

其实，关于多尔衮与孝庄太后之间的事，正史并无记载，更没见到确凿的文献资料，倒是稗史轶闻流传甚广，其中《清朝野史大观》中就有多处记述此事。

其一，多尔衮建都北京后，迎顺治母子入京，其“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然”。当然，那时福临还小，并不懂事，但孝庄太后盛年寡居，认为多尔衮功劳大，且把帝位给自己的儿子，非以身相许不足以报答，“是以遂通焉”。

其二，多尔衮把世祖(福临)迎至北京，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让太后下嫁于己。于是，范文程便在朝上提出倡议，说摄政王功高望重，而又谦虚自持，道德之崇高，确实为古来所无。我们的皇上虽然想报答，又没有办法报答。不过，摄政王既然把皇上视作亲生儿子，那么皇上就应该把摄政王看作自己的父亲。众说可乎？

众答可。

范文程又说，摄政王最近死了王妃，而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然把摄政王看作父亲，就不能让父母分居两处，应该请摄政王与皇后同居一宫。

众又说可。

于是，群臣纷上贺表，由朝廷颁布恩诏，把这一喜事诏示天下。诏文节略如下：“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奉养太后，只能奉养太后之身，无法奉养太后之心，而圣母因丧偶之故，整天处于愁烦忧郁之中，如此又如何教天下人行孝道呢？皇叔摄政王现刚鳏居，其身份容貌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顺应母亲的意愿，敬谨遵行。一应典礼，令相关部门妥为筹办。”

其三，孝庄皇后下嫁睿亲王，以国母之尊，竟以嫁叔，不以为嫌，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顺治朝有国母下嫁礼仪请旨奏章，顺治三年（1646年）后，群臣上奏都称多尔衮为“皇父”，他的名字与皇帝名字并列。当时上谕也称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摄政王死后，其丧仪与皇帝同，并被尊为“成宗义皇帝”。此后，太后出居睿亲王府直至去世，而且死后也没有与先帝合葬。

以上诸条，言之凿凿，不容你不信。当然，除了《大观》一书，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上也说到顺治临朝后给多尔衮定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下嫁”真实存在，为何不见正史记载，而那些所谓的诏书、奏章又至今无人见过？对此，野史中也有解释，说是乾隆朝时，大臣纪晓岚看到此事的记载，认为此类丑事不应流传，于是请示乾隆帝，将其删除，因此后世便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对于这些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好事者甚至凭空附会，认为早在皇太极在世时，多尔衮与太后就有了一腿，而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之所以支持福临继位，也与私情有关。还有人大胆假设，认为皇太极的死，也可能是多尔衮和太后合谋暗害所致。当然，这种说法已近于荒谬了。

那么，太后究竟是否下嫁，这件事究竟是否存在？很多学者都持否定的看法。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其《三大疑案考实》中做过详尽的考证。他认为，世传太后下嫁，唯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张苍水的那首诗。该诗有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上寿称为合巹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合巹樽，指交杯酒；慈宁宫是太后的寝宫，大婚指太后下嫁。张苍水是南明遗臣，曾在南明鲁王政权做事。此诗写于顺治七年(1650年)，名为《建夷宫词》，收在《苍水诗集》中，为当时人写当时事，似有所据。张苍水作为明朝遗臣，出于敌对的仇恨，凭借传闻而作此诗加以丑化，并不能令人信服。

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事实上，如果仅从“私情论”出发，并把多尔衮放弃皇位，保全福临归结于此，是根本说不通的。

多尔衮是一个枭雄似的人物。他才智超群，野心也很大。尽管他喜好女人，可他并不缺少女人。他的妻妾多达十数人，逼死豪格后，又把豪格之妃纳为己有。他的元妃去世后，他又派人到朝鲜去挑选王族女子为妃。诚然，孝庄太后为了保住他们母子的地位，向执掌大权的多尔衮示好，甚至产生某种情感，这种可能并不排除，但多尔衮绝不可能仅仅因为私情就放弃皇帝的梦想。

实际上，顺治继位后，多尔衮对于皇位并未死心。从现有史料看，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东华录》上说，福临继位三天后，多罗郡王阿达礼来对多尔衮说，你正大位，我就跟着你。固山贝子硕托也派人表忠心，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人都听我的，王可自立。后来，阿达礼和硕托又跑到代善家中游说，可老于世故的代善装聋作哑并不表态。之后，由于事情泄露，多尔衮便翻脸不认账，杀了阿达礼和硕托以掩盖真相。

多尔衮摄政七年，在这期间他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在逐一清除异己之后，他大权独揽，权倾朝野，年幼的小皇帝已根本不在他眼里。他“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俨然太上皇。当他进入北京后，明朝百姓朝他三呼万岁，他并不制止。他下令建功德碑以彰显自己的功劳，他还公然无视皇权，把自己的仪仗搞得和皇帝一样，其王府也与皇宫无异。他还开创了文武百官向摄政王下跪参拜的先例，并把皇帝的印信违规放在自己的府中。顺治虽为皇帝，可朝野上下，“咸知有多尔衮，而不知有世祖也”。后来顺治曾抱怨道：“睿王（多尔衮）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此外，为了控制皇帝，多尔衮还反对给顺治请老师讲解学问，以至于顺治亲政后，连大臣们的奏章都看不懂。多尔衮的专权欺上，恣意妄为，不仅暴露了他的野心，而且也使小皇帝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多尔衮当权时，顺治不得不伪装自己，整天嬉闹渔猎，做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以麻痹对方，“使摄政安意无猜，得以善全”。

据德国人魏特所著的《汤若望传》中说，多尔衮为自己建筑的功德碑，所采用的大理石体积庞大，“碑重四万磅，碑下龟座七万磅”，是由传教士汤若望用新制的机器才把这两块巨大的石头运到地点，并竖立起来。其时，这位摄政王图谋最高权位，自为皇帝的心思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计划建造一座城堡，将顺治皇帝囚禁其间。面对他愚狂的举动，无人敢于劝谏，最后还是汤若望上了一本。他从天象和各地政局不利的角度，劝说多尔衮放弃这一工程，才使他暂时搁置了这一计划。此后不久，天不假年，摄政王因病去世，笼罩在顺治头上的阴云才算散去。

然而，对于多尔衮悖逆，年幼的小皇帝并没有忘记。在他死后不到两个月，亲政不久的顺治便下令将其“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严厉的处罚都加诸于他。意大利传教士《鞑靼战纪》中说，他们把多尔衮的尸体掘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有人说，福临小皇帝为什么对多尔衮如此仇恨，大加挞伐，是因为太后下嫁，使他蒙受羞辱，才招致如此咬牙切齿的报复。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太后下嫁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按女真习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的婚制相沿已久，不足为奇，只是满人入关，逐步汉化，才视为不齿。而在清初，顺治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而对多尔衮大加挞伐。

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多尔衮生前的举止威胁到了皇权，对他的清算实际上是顺治皇帝在发泄多年来的压抑。悲哉，多尔衮!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在君与臣之间苦苦挣扎。至于他为何没有迈出最后一步，应该说，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顺治初年（1644年），大局未定。从外部说，清军入关，明朝和大顺军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从内部说，虽然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但一旦夺位仍有可能招致反对，并引起分裂。尤其是后宫皇太后，作为两黄旗的女主子，势力不可小觑。这些都使多尔衮不得不有所顾忌。是的，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摄政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但最后的底线万万不能触碰。当然，如果他能活得再长久一点，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过，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尽管离帝位一步之遥，尽管做皇帝的野心一直潜伏于心，尽管他的内心也十分纠结，然而最终权衡利弊，没有轻举妄动。

应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多尔衮来说，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也许是一种遗憾，但对大清王朝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相比之下，他比二百多年后洪宪称帝的袁世凯要聪明得多了。仅此一点，他就配得上政治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