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不合时宜的清官



当海瑞出现在明朝的官场时，这个王朝已经存活了一百八十六年。一百年后，这个王朝轰然倒地。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将海瑞之死列为大明王朝的标志性事件，这显然是学术上的“大家之言”。但是，受众广泛层面上的海瑞，只是一个抽象的“清官”，或是一些零碎的传奇……

一、暗淡中的新星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广东琼山（今海南）人。海瑞任事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遭遇了明朝的步步衰落。

晚清学者薛福成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无非四个人：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汲黯与宋璟，对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早已陌生。包拯的事迹或传奇，有着诸多的“复合成分”。史上“四大清官”四个减去两个，或需再减去一个，答案自然更加明了：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海瑞不是第一，至少也是第二。

历史大视野下的明朝，海瑞是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悖论：爆出“清官”，又径入末途——无意义就成了海瑞的意义。

“清官”光环下的海瑞，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贫寒。其实不然，海瑞生于官宦世家。据《海氏族谱》，海瑞高祖海逊之，明初任广东卫指挥使，正三品。曾祖海答儿在琼山置下家业，祖父海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父亲海瀚也是秀才……伴随明朝的一百多年里，琼山海氏始终是望族大户。

海瑞四岁时，“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业”的父亲病逝。这个变故，是海瑞传奇的一个开始——海瑞的母亲谢氏，出身书香门第，精通经史。这位几乎寡居一生的母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母”，她严厉且无生趣，靠四十亩祖田收租生计，“严父”式地教育儿子。

谢氏对海瑞的教育，有着矫枉过正的苛严：她不许海瑞与别的孩子玩耍，“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谢氏的意识与潜意识中认为，管不了丈夫一定要管好儿子，儿子不能像死去的父亲那样随心所欲，一定要刻苦勤学，做正人君子，走君子正路。

谢氏当年的教子情形，缺少鲜明而生动的细节，只能在海瑞文集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述。但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当代版本的谢氏——胡适之母。这两个家庭非常类似，胡适之母也是年轻寡居，她的故事很好找，也很鲜活：胡母便是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教育儿子，让胡适从小就如一个老夫子。

以时代的发展，海母之苛定然远胜胡母。小时的海瑞是什么样的？在其《规士文》中，学生时代的海瑞，即以圣人的礼教为自己的楷模，其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个念头，都不偏离圣人教导。海瑞见到年长的同学，十分恭敬。路逢长者，自觉让道一旁，从来都不越礼。“束以青丝，欲其节制谨度，收敛于礼法之内而不敢纵也。”学生时代，海瑞即得到“圣人”的称号。

海瑞在学生时代的《严师教戒》中，更有着关于未来的誓言：他发誓将来做官将坚持操守，抵制金钱诱惑，鲜衣骏马无动于心，一生清清白白，一尘不染直到生命终点。否则，不如死去。

以孩子的纯洁之心，海瑞更是表明心迹：做事无愧于心，一生言行一致，刚毅做人，做圣人，即便见到高官大人，也要保持自尊，保持尊严。

他为自己取号“刚峰”！

透过现代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海瑞的早年经历，或是其偏执、正直性格形成的原因，又似乎是解读他进入官场后种种怪异的密码。但在看完他完整的一生后，就会豁然发现：真正的海瑞不是后人的图腾，而是当朝的一张试纸，他以自己特有的禀性，测试出了王朝的种种病症，以及与现实王朝格格不入的症结所在。

首入官场，即是如斯——

海瑞是在四十一岁时开始涉足官场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海瑞进京会试。明代海南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海瑞再次落第而归。即便没有取得进士资格，只有一个举子身份，海瑞仍不失为一个佼佼者。依照明制，这一年的闰三月，吏部授予海瑞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一职。

教谕，正八品，相当于科级的县教育局长。海瑞平生只是一个举人，没有取得进士身份，这对明朝官场中人来说，完全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没有进士身份，就意味着没有升迁的空间。安排其做一个县级的教育局长，无非是明朝的通行做法，正常情况下，海瑞需要在教育战线奋斗终生。

海瑞也没有升官的欲望。在教谕的位子上，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础性工作。明朝的中后期，制度的废弛无处不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学官们大多敷衍了事，拿拿俸禄，捞捞好处，学校与学生均疏于管理。海瑞到任后，从建章立制的基础性工作抓起，既不刻意地急功近利，也不从俗从众随波逐流。他一气订了六十多条教约，整顿校风校纪，狠抓教学质量。由于对教官与学生太过严厉，大家都称其为“海阎王”。

这并不是什么美誉，“阎王”通常是“鬼”的一种。“海阎王”，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海局长压根儿就不是“人”！至少，缺少人性。

“海阎王”的严厉，主要见于管理。教育质量究竟如何，没有翔实的史料记载，也没有间接史料证实，“海阎王”主政南平县教育期间，有出色的教育成果。教育是一个长线，在教谕的位子上，要想干出突出政绩，事实上非常困难，更难立竿见影。海瑞的严厉与敬业，除了身边人的感受，也确实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但是，一年以后，海瑞很快成为一颗政治明星。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延平府督学官到南平县儒学视察。府督学官，正是海瑞的顶头上司。督学官这种顶头上司，都是有身份的人：一般须有进士出身，有较高的经学造诣，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所以，这种文化官员无论到哪里，都是受人尊重的，而他们也比别人更讲“面子”。

督学官平时到县里来视察什么呢？按照明朝的规定，他们在任期内须两次到所属各官地进行视学，基本任务是监督地方官学的办学情况。朝廷是赋予督学官很大权力的，南平县教育到底怎么样，海瑞的政绩如何，实际上都是督学官说了算，也就是一张嘴决定你几年的事！

对顶头上司的到来，谁都会认真对待，海瑞同样也很认真，但却弄出了让人很不舒服的问题。

为迎接延平府的督学官，海瑞带了两名教官。见到府督学官，两名教官习惯性地跪拜在地，而海瑞却站在原地，双手抱拳“长揖”作礼。

两边的跪着，中间的站着，一个“笔架”形“山”字在大庭广众之下，太醒目了。海瑞“笔架博士”的雅号，从此不胫而走。

行个礼就那么难吗？督学官肯定没见过这种场面，训斥海瑞不懂礼节。海瑞的解释是：这里是明伦堂，是庄严神圣的讲堂。大明的礼制，便是这种礼！

海瑞的解释是正确的。按照明初制定的礼制，学官在学校见上官，只需长揖，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并且，这种礼制是太祖时代留下来的。太祖、太祖时代，始终是海瑞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或是均不可替代的神圣。

礼节形式出问题，像是一种“皮肤病”，有碍观瞻，伤人面子。往深处想，发病机理处于隐形，也可能怕人。明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从诞生到死亡，一个王朝与一人大体相似，差不多都是先出现轻微病症，最后才出来送命的绝症。制度风化，士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官，跪拜已是习惯性动作。不仅仅是教育界，整个官场都是一样，下级跪拜上级，早就是通行的风气。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官场病，也尚是一种“皮肤病”。通俗的解释是：“拜”再加个“跪”，礼多人不怪。

现在，海瑞翻出一百年前的东西，就像旧衣服上打个新补丁，醒目，扎眼。事实上，那块补丁，用的正是当初的那块布料。

督学官很难不生气，他认为海瑞有毛病。其实，是他自己身上潜伏的毛病，因为海瑞而显示出来了。问题是，大家都有这种病，就感觉不出病人群体。

“长揖”，本来确实是寻常的，海瑞认为仍然是寻常的。但除了海瑞，大家都认为这很另类——因为寻常，所以另类。海瑞这一站，有惊世骇俗之效，自己也一“站”成名。

——这是海瑞一生中做的最小的一件事，也是一生中最典型的一件事。海瑞由此实质性地出现在明朝的官场，并且持续地发挥类似效应。

明朝官场上的多数官员，都是学养深厚的，但在世风面前多选择“顺从”。当恪守礼法、堪为士范的海瑞出现时，他们测试出了自己的病。官员作为封建王朝的社会精英，可能腐败，不可能愚蠢，由海瑞而引出的礼仪病症，虽是出现在“皮肤表层”，难免引发他们的忧患与联想，同样也引发了对太祖时代的怀念与共鸣。如今的社会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一旦成为常态，最终必定是重病缠身。对无病的海瑞，更多的官员深为赞赏，悄然叹息。海瑞得罪了一个督学，事实上赢得了多数官员的好感。

作为名人的海瑞，从此忙碌起来。他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接待，迎接“参观”。每每此类公务活动，海瑞行的礼，都是“长揖”。

海瑞的接待对象，上升到了学政。提督学政，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海瑞接待的这位学政，名叫朱衡——他在日后，将海瑞这张试纸，放到更多的官员面前，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清官史”的操刀者。

接下来，海瑞接待的是道员，就是省级的行政与司法官员。海瑞的影响，已经从教育界蔓延到了全省的官场。

再下来，海瑞接待的是按院。按院，是朝廷派往各地的巡按御史——这说明什么？中央机关都知道南平县有个干部叫海瑞！

这么多人来，一是瞧新鲜，二是为自己贴金。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真心来体检，要为自己治病的。传播海瑞“正能量”，也绝非所谓的官场良心。尤其对封疆大吏来说，出现海瑞这样的模范与典型，自己脸上有光，当然是自己的政绩。利益从来就是官场的深层次动因，海瑞与他们风格迥异，但没有利益冲突，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没有利益，就没有腐败。明朝中叶以后，官僚体系虽已整体腐化，但官僚集团不可能希望王朝倒塌。真是那样，就是最彻底的利益丧失。每一个贪官，都希望别人是廉吏，所以越是腐败的社会，越是需要“清官”。

海瑞，就是这样受到了官场的肯定，也就这样名传天下。

二、力不从心的尝试

一个行为特别的教育界干部，一夜成名能为他带来什么？

答案：升官！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五月，四十五岁的海瑞出任浙江淳安县令。

县教育局长提拔为县长？破格，并且不是一般的破格。海瑞只是一个举人，能成为县令，这在明朝的中后期是十分罕见的。

海瑞破格晋升的原因，官场的说法是“狷介”。狷介，指的是性情正直，洁身自好，不与人苟合。地方上出现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员”，“巡按监司交章荐之”。这种认同，显然是在官场，而不在民众。直接将海瑞引荐进官场的，则是当年的顶头上司朱衡。教谕海瑞，给学政朱衡的印象太深了！

县令海瑞，又会带来什么轰动效应呢？最显性而又最普遍的回答是：清廉。

贪腐，是封建官场上的“流行病”。越是腐败的王朝，越会出现“清廉”的主旋律，彰显出贪腐这个时代主题。但历史上，又没有哪个王朝冒出制度上的考量，自己把自己关进“笼子”，好忽悠的一张牌通常就叫“清官”。太祖时代，砍下无数颗人头，剥下无数张人皮，但是制度上考量的少，吓唬人的成分重，所以事实上的明朝，清官依旧极为罕见，尤其像海瑞这样还坚持一辈子的。正因为如此，清官总显得比较紧俏。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只有海瑞能与包拯齐名。但同为清官的包拯与海瑞，清廉的内核是有差异的。包拯的清廉有着浓厚的“民本”色彩，海瑞的清廉则是鲜明的道（理）学精神，其“天理人心”的内圣追求，是为了“保国保天下”的外王事功，从而表现出对明太祖苛严治吏制度的恪守，对太祖时代忠诚的信仰与怀念，并由此呈现出更多的差异。回归太祖时代，海瑞一生执着而失败地追求着。

身为一县之主的海瑞，按理应该与包拯一样，以为民办事或为民作主闻名。但事实上没有，因为他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办理奇案远没有包拯式的传奇，也没有包拯的断案技巧。海瑞办案，不是包拯式调动各种刑侦手段一查到底，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做出道德式的判断，甚至连封建王法都不顾，更谈不上法治精神。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无论屈谁也都是不公平的。

但海瑞自己根本就不这么认为，《海瑞集》中他这样说：“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这种断案方式，理论上的赞成率有百分之五十。考虑到弱势群体的份额，实际赞成超过三分之二肯定没问题。所以，如果要作民意调查，海瑞依然是个好官。更为深刻的是，海瑞的这种治理方式与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又有着惊人的一致——太祖，平民出身，体恤下层是他的特点，跟“民本”思想有一点区别。

仅以把事情摆平当作履行公务，海瑞肯定是成不了政治明星的。海瑞再度成为政治明星，完全与公务无关，而是因为一次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海瑞到淳安当知县，非常穷，菜自己种，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两斤肉。卖肉的屠夫兴奋不已：没想到这辈子还做了笔海县令的生意！

这条消息，居然还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里，也载入了《明史》。

一县之长，穷得买不起两斤肉？明代官员工资实际上并不低，打开《明会典》可以发现，七品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有十二石大米、二十七两银子和三百六十贯钞。三百六十贯钞，当官的可以买到三十六石米，当然，换成老百姓也许就买不到这么多了。

除了俸禄，海瑞老家有四十亩田产，一年约有地租收入三十两银子。

海瑞在淳安当的是县令，住房是公房，明代县令住宅的装修和家具，用的也是公费，出行有官方驿站，无需自己掏腰包。海瑞的家庭支出只剩下生活费用：按照明清人的说法，成人一天吃米一升，海瑞十二石禄米可以管吃。海瑞当年生活在比较偏僻的淳安，这个地区的生活费用，有相关学者做过推算，大致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需口粮十五石左右，油盐菜蔬约需银七两，穿衣用布约需银三两，燃料约需银三两。以海瑞的合法收入，过上小康生活并不困难。

当时买两斤肉要多少钱？按照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每斤不到十块钱。给母亲过生日，海瑞穷到掏不出二十块钱？

这个问题很难论证，他当时的领导也不相信。嘉靖四十年（1561年）冬，海瑞到北京听候吏部考核，拜见吏部侍郎朱衡。老领导看他穿着一件破袍子，很不高兴：你即便是穷，也不至于穷得连一件官服也置办不起吧？！

朱衡的话，有点刻薄。回来后，海瑞便置办了一件绢做的新服。

海瑞的穷，其实是相对其他县令的。正常县令，应该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富人，不至于县级“福布斯排行榜”榜上无名。但是，《严师教戒》中的海瑞与县令海瑞，始终是同一的。当《严师教戒》中的海瑞成为县令海瑞时，他也并非要刻意制造官场轰动，而是他很快检测出官场的又一种病：常例。

什么是“常例”？不是官员收受贿赂，而是历年官场留下来的惯例，包括出台土政策乱收费。常例的核心，在于“常”。习以为常，大家都这么做。有这个“常”，海瑞就不会“穷”，就会与其他同行一样富。

海瑞到淳安，做的最有意义的肯定不是“买肉”，因为这与他人没有太多的关联，同僚与上级关注也就没有意义，犯不着那么浅薄。海瑞做的一件与官场密切相关的事，同时也是损害群体利益的事，是革除常例。县令的常例是多少？——没当县令时不知道，当上县令海瑞吓了一跳！海瑞上任后，让师爷开列了一份全县大小官吏的“常例”明细清单，单是自己“县令”名下，收钱粮、催税赋、审均徭、管军匠、造黄册、验盐引、节礼等等，多则百两，少则数钱，这一年下来，竟然有两千两银子。

两千两，现值人民币差不多四十万！

当然，县令名下的这两千两银子，并不等于县令个人的收入。非正常的接待费用，公关费用，给上级送礼的费用等，都得从这里出。这同样是官场“常例”。

县令自己所有的，是“常例”剩下的部分，大概有一半。一半，一千两银子，人民币二十万，还是天文数字！

这种土政策下的乱收费或私设小金库，明太祖时代是明令禁止的，官员违反的代价，很可能是自己的脑袋。但是二百年过去了，一切与时俱进，“常例”不仅盛行，而且公开化。举国上下千余县如此，整个官僚系统也都如此，甚至就是靠这类“常例”维持运转。这些收入，维持着官员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关系网的维护费。而帝国的顶层，皇帝也为了自己的私库而加收矿捐等，派宦官等四处督办。从皇帝到小吏，都是这么过活。

触目惊心的腐败，却因为司空见惯而让整个官场熟视无睹，这就是流行病！

“纷纷世态，其不当予心有日矣！”早年读书时的海瑞这么认为，现在的观点依然如故。他要做的就是不同流合污，身在疫区而不被感染。而做到这一点，对别人来说难于登天，对海瑞来说则易如反掌。

综观海瑞一生，他始终能坚持“圣人”理想，砥砺节操，自觉于“存天理，灭人欲”。更重要的还在于，海瑞是太祖朱元璋的坚定崇拜者，他将“圣人”刻画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朱元璋时代等同统一，所谓“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当他面对社会之病时，无一例外都会想起太祖旧制，并将之奉为医治社会的万能药方。

太祖又是怎样医治社会之病的呢？杀与捧。最为人熟知的，是朱元璋式的反腐：贪污一两银子杀头，杀头之外，还有抽肠；六十两以上，剥皮，挂在公堂警示。明太祖时代，几乎每个县的县衙都摆着一张人皮。严刑峻法下，洪武元年到十九年，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地方官员，没有一个做到任满。最严重的时候，地方政府几乎关门，朱元璋只好法外“开恩”，让那些官员死刑缓期执行，带着镣铐在公堂办公。

这就叫荒谬！

大屠杀的同时，朱元璋又大树典型，于是出现了王升、王兴宗、陶后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标兵。明太祖给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编出《彰善榜》《圣政记》等，广为宣传。

对明太祖的两招，海瑞认为前者是理所当然。至于后者，海瑞认为并不值得赞赏，因为这尚不及“圣人之训”的高度。而海瑞践行“圣人之训”，确实没有功利目的。所以，上任第十天，海瑞主动做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决定：革除所有常例。

海瑞的这个举动，明显比任教谕时的守礼进了一层。前者是诊断，后者是诊治。

治病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有个段子说：病人求医，医生说你得戒烟，病人说行。医生说你得戒酒，病人说也行。医生说你得戒色，病人生气出门，说这病我不治了！

海瑞令人不爽，就是发现了病，还要当医生，并狠狠地医治。他这一刀下去，不光是他自己，县丞、典吏、教谕、师爷，直到衙役、门子，全县大小官吏的灰色收入全都没了。

太祖时代是全国“一刀切”，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常例”的只有淳安，所以大家不平衡，也受不了。干同样的事，报酬只有同行的一个零头，谁愿给这样的老板打工？

跳槽，那是必须的！淳安有编制身份的县丞、主簿，纷纷要调离；临时工身份的衙役、门子，干脆招呼也不打直接回家。好处的大头没有了，谁在乎那么几个死钱？

但这些根本难不倒海瑞。县丞、主簿走了，他自己兼职。衙役没人干，无非待遇低，在更穷更贫困的乡镇总能找到人。所以，淳安县并没有就此关门，只有海县令特别累。

公务多了，私活也重了。一个月工资只有几两银子，家庭生活有难题，海瑞这回要“以权谋私”了：官署后院有一片闲置的国有土地，闲着也是闲着，不搞商品房开发，种点菜总是可以的。烧饭用柴，海瑞让老仆人上山去砍。一把年纪的老同志还干体力活，好心人送了他一担，海瑞发现了，付了柴钱，还把老仆人打了一顿。

淳安县毕竟不是独立王国，自己地盘的事好解决，同上面打交道怎么办？“常例”实际上是与上级领导“分成”的，革除“常例”自己的好处没有，领导的好处同时也没了，海瑞这官还能当下去吗？没有“小金库”的海瑞，很快就遇到了这个难题。

——有个路过淳安县的人，需要接待，还必须高规格接待。但他又不是官员，更谈不上公务，连安排一顿“工作餐”都不好报销。

这个人，便是胡宗宪的儿子。胡宗宪，时任浙江总督，海瑞的顶头上司。

接待的事，放在别人身上，根本就算不上问题。这类接待，也像流行病一样，整个官场都感染上了。但放在海瑞这张试纸上，很快颜色都变了。

不过，对这种流行病海瑞也知道不好治，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驿站去应付。驿站，原本只为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物资，后来渐渐不务正业，成为明朝官场这种“流行病”的重点疫区——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皆假“公务”大行其事。崇祯朝为此撤销驿站，弄得李自成下岗，打翻了明朝。其实，不撤有不撤的好处，撤有撤的道理。

这种害死朝廷的流行病，海瑞岂能治得了！更可气的是这位胡公子，真不含糊啊！一到淳安，谱摆得比他爹还足。驿站盛情款待，他却百般挑剔。一不高兴，竟把驿丞倒吊起来。

海瑞这下脾气就上来了，立即把胡公子给抓了。胡公子在淳安不仅没收到礼，随身所携一千两银子，也被海瑞给没收了。

——这是海瑞平生开出的第一张“大处方”。怎么给患者家属交待？海瑞很是动了脑筋。因为这里有个前提，胡公子要吃要喝，按照“潜规则”，必须具备官家子弟身份。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自己就不是医治官场流行病，跟总督大人也就没什么瓜葛了。

海瑞想了一个别人不敢想的办法：给胡宗宪写了一封信，吹捧总督大人节望清高，家风优良。现在，有一个恶徒，冒充大人家公子，败坏大人的声望，我替大人给收拾了！

自己的儿子是什么货色，胡宗宪当然心知肚明。但这种窝囊事，毕竟摆不上桌面与海瑞较真。胡宗宪明白，海瑞这是给自己扎一针，痛归痛，毕竟是自己人有毛病。所以，他只能忍着，还不能叫出声，一口窝囊气咽进肚里。

地方上的领导给得罪了，钦差大臣又被海瑞“医”火了——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都御史鄢懋卿巡行浙江。鄢懋卿本是个贪渎的官员，因为贪渎得太多，所以他早已习以为常了。只要有贪渎的机会，他怎么会放过呢？这次他奉命巡视浙江盐务，早早通知沿途各地：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

这种官样通知，是让接待方“谦虚”的机会都没有。官场上的人，更是一看就明白：上级领导哪天要路过，接待工作要提前准备好，千万不要措手不及！所以，通知一发，沿途官员一个比一个准备得充分，标准自然一个比一个高。

海瑞怎么办？鄢钦差与胡公子显然不同，说不接待，人家是公务。但接待标准低了，等于花钱买气受。有学者称海瑞想了个招，气得鄢懋卿绕道而去，其实不是。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鄢懋卿这次出巡，是带着老婆一路吃喝玩乐，收受钱财的。沿途郡县官员，招待他们夫妻时，都跪着上菜，连供他用的便器都以白银装饰。吃喝加带，没有千把银子打不住，一个县令的“常例”，为他一人就要耗去大半。面对如此鄢钦差，海瑞只有硬着头皮了。

鄢懋卿将过境淳安的消息传来，没有钱又要花钱，很为难的是师爷。海瑞心情也很沉重，权衡之后只有豁出去：“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举动耶！”

海瑞为什么想到死呢？他是个有智商的人，都御史的头衔实在太大，这病自己肯定治不了。既不能视而不见，又不能同流合污，那就甘愿一死。清白到死，也是圣人之志。

无药可治，海瑞决定给“病人”喝白开水。鄢懋卿到了淳安，海瑞只给他们提供了普通工作餐。海瑞解释说：“县小民贫，不足容车马。”

鄢懋卿知其不可屈，自己也不想丢面子，吃完这顿饭，便高兴而来，生气而去。

上上下下，海瑞都得罪了，这官应该是当到头了。

但很奇怪，海瑞接到了升任嘉兴通判的调令，七品官要升为六品官。

得罪人还升官，是因为海瑞太喜欢医人。讳疾忌医，官场上的这种本能反应很强烈。对海瑞的举动最受不了的，当然数浙江官员。海瑞看官场有病，官场看海瑞有病，可海瑞的“病”放到显微镜下，一个都不能叫“病”，并且是免疫力强。怎么端掉海瑞让自己清静？捧杀！

于是，府道官员联合上书：海瑞的道德实在太高尚了，浙江小地方配不上他，应该晋升到中央去任职！朝廷确实需要这样的典型，吏部采纳地方举荐，提拔海瑞为浙江嘉兴府通判。

吏部太蠢，还是太英明？弄来弄去，海瑞还在浙江啊——浙江官员，真的要哭了。

弄巧成拙，浙江官员决定更改策略，找被海瑞得罪的鄢懋卿，又给御史袁淳使银子。当面笑脸背后刀，海瑞这个麻烦终于被解决了。

海瑞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主动帮忙的来了——被海瑞得罪的鄢懋卿，已指使巡盐御史袁淳弹劾他“倨傲弗恭，不安分守”。

海瑞被免职，到手六品官帽飞了，浙江官员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干了五年淳安县令，海瑞的官场生涯似乎就此结束，但老领导朱衡救了他。吏部侍郎朱衡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这一动作下，海瑞在免职后又被调任江西兴国知县。

从嘉靖四十二年春赴任，至嘉靖四十三年冬离任，海瑞在兴国干了一年零八个月。他在兴国雷厉风行地清丈土地，狠狠医治大户隐瞒土地偷税漏税的顽症，连原兵部尚书张鳌的侄子张豹、张魁都治服了。对常见病的治疗，海瑞从来都是不含糊的。

当然，浙江官员懂的，兴国官绅也明白。受不了，联名推荐，帮海瑞升官，为地方“送瘟神”。就这样，连续两次海瑞都是要给别人治病，结果被病人给治了，并且还让他吃药吃出了糖的感觉。

三、百病之源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这次升官，是兴国地方势力买通了省里京里，极言海瑞“工作出色”，应当升官。实际上，海瑞在兴国的土地清理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总结都不好写。既然表面上说得过去，私下里的运作又很到位，兴国人赶走海瑞的目标，就没有理由不实现。况且，除了私下的事不光彩，吏部也认为海瑞方正，却少变通，适合在“条条”，不适于“块块”，调整一个岗位也算是用人所长吧！

户部主事，正六品。官是升了，但干事就不如县令任性、好使了。户部主事是个闲差，或者说就是个高级机关干部，职掌的是各地的财政税收监管工作，实际上不过是签签公文。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大政方针有尚书、侍郎，具体事务有下官、吏员。对多数官员来说，当主事是件好事，不必每日到部办公，经常为工作费脑子。优点更明显：只需一个“熬”字，做官的资历就积累出来了。同事们全在熬呢，并且很轻松，天上地下，家长里短，比QQ群里都热闹。有时也聊国家大事，皇帝、朝政、中央、地方，桩桩件件，差不多是当段子讲，跟海瑞想象的庄严肃穆，完全两样。海瑞偶尔当了一两回“网管”，但最后被踢的是自己——谁都不带海瑞玩。海瑞，感到进入了一个真空地带。

海瑞是个闲不住的人，越闲越爱琢磨人，琢磨事，有着手拿听诊器四处找人的职业习惯。通过旁听，收获还是有的，海瑞很快发现了王朝更严重的病——心脏病！

西医认为主宰人体生命的是大脑，中医认为主宰人体生命的是心脏。王朝的心脏不是可爱的首都，而是尊敬的皇上。皇上的“病”，绝对就是王朝的心脏病。海瑞不仅认为皇上有“病”，甚至认为自己找到了王朝的百病之源！

——皇上有病，前提得清楚什么样的皇上属于没病。这对海瑞来说没有专业上的障碍，他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致君尧舜上，答案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实际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但毕竟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海瑞完全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来思考更深的问题。

明世宗朱厚熜有什么病？他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如今干了四十五年皇帝。一个工种干一生，只有等米下锅的人才有激情。早年的明世宗，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外抗倭寇，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但中后期的朱厚熜崇信道教，痴迷于炼丹，以致闹出“壬寅宫变”，差点丢命。朱厚熜此后加强了安全生产意识，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神仙都不懂的研发工作，从来不到办公室，最多只是批阅文件。正常工作基本上都没有，更谈不上工作作风，而朝事不理，必国势日衰。

海瑞认为嘉靖帝有病，道理就在这里：朱厚熜当年的英明苛察，朱元璋当年的日理万机，还有更远的唐尧虞舜……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跟自身比，跟别人比，这一比对还有什么不明白？

但这个病人太特殊了，是皇上啊！皇上真有病，只能叫龙体欠安，真是老年痴呆，也只能叫大智若愚！现在，朱厚熜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好——由于长期服用丹药，朱厚熜的身体已经很差，只有脾气比过去强劲。脾气，是朱厚熜的一个品牌，四十多年前他的脾气还处于创牌阶段，即一次打了二百多干部，令其中的十七位调离人间。

重拳之下，“无敢言时政者”。杂音没了，和弦多了，举国上下，祥瑞涌现。脑子活的大臣，全成了写青词的高手。

海瑞对这些不陌生。但在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海瑞做好了进“烈士墓”的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海瑞在棺材铺里买了口棺材，交待好后事，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

《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第一”，猛也！

没办法，对一个重症病人，普通的汤药，显然无济于事。

《治安疏》都说些啥？首先是症状：当今的天下，“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病因：皇上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已是昏君加暴君！

药方：正己正人，不再“陛下误举，而诸臣误顺”，“一人正，天下无不正。”

疗效：一旦幡然悔悟，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为了让皇上接受治疗方案，海瑞简直是恐吓，他告诉皇上不治疗的后果：你以为天下太平呀？自欺欺人！老百姓连你的年号都感到不满——“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

“家家皆净”，重在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你家也净”！对任何人，这个结果都是可怕的。病已如此，不治还有命吗？何况，虽说治疗有些痛苦，但可以一针见效，并可以疗效“三包”。

海瑞这一针，扎得着实不轻。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愤怒之极。他将海瑞的奏疏重重地扔在地上，大声喊：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

要说杀人吧，明世宗要是保持明太祖时代的风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海瑞运气不错，明世宗身边的宦官黄锦提醒皇上：听说海瑞上疏之前，自己知道自己该死，已买了一口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

那意思是说，您这个办法是不管用的。

宦官这一说，嘉靖帝沉默了。过了一会，他又忍不住重读了一遍海瑞的奏疏。一天里反复多次，叹息不止。这份《治安疏》，朱厚熜留在宫中数月。

拖了一段时间，海瑞被逮捕入狱，交锦衣卫审讯，问成死罪。然而，嘉靖一直不批准海瑞的死刑，只是将他交东厂监禁。

嘉靖帝虽说有“病”，但并不昏庸，他认为海瑞之言其实不虚，曾多次向首辅徐阶透露过这个意思。嘉靖帝曾说：这个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却不是商纣王。

忠臣对决昏君，答案是明摆的。嘉靖帝偏偏不是昏君，答案的产生就比较困难。嘉靖皇帝对海瑞的态度确实是优柔的，他眼中的海瑞无非是个理想主义者，透明而天真，率直而真诚，痛骂不是沽名、泄愤，而是怀揣圣人之道捧出的爱的深沉——这，也就是纠结。

治，还是不治？这时的嘉靖帝，除了海瑞诊断的病，御医也发现了他的病。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天，嘉靖帝病倒，他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嘉靖帝叹息：海瑞所说的都对，只是朕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

户部何以尚，揣摩出皇帝没有杀死海瑞之心，上书陈情将海瑞释放。嘉靖帝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被打的，还有嘉靖帝身边的宫女。这些，都是有病无法医治的心理调节。

有阁臣主张对海瑞处以绞刑，被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压了下来。海瑞不是言官，即便是言官，批评都是对事，不是对人，更不要说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对皇上。海瑞不妥，但海瑞不错，这已是朝野的共识。

海瑞上书十个月后，嘉靖帝死去。提牢主事听说后，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猜想，该是自己的死期到了——已经尽责，吃喝吧！

但主事在海瑞的耳边说了这样一段话：皇帝驾崩了，先生即将出狱，必受重用。

海瑞一惊：确实？

主事给了肯定的答复。主事也不是逢迎拍马，他若要日后升官，等海瑞帮忙，那自己早已退休了。他也是世道人心，把海瑞当作黑暗中的光亮，当作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当作王朝的“正能量”。

但海瑞哭了，痛哭失声，吃下的饭菜全部吐到地上，然后晕倒。这一夜，哭声不断。

“病人”死了，这才是“医生”最大的失败！

四、疑难杂症

嘉靖死去的次日，隆庆皇帝登极，海瑞出狱。

为表万象更新，隆庆帝登基当天就释放了海瑞。内阁首辅徐阶更有意推举名声好的新人，整顿风气，同时也想把海瑞这个全国道德模范培植为自己的党羽。这种君相间的默契，促成了海瑞火箭式的连续升迁。

复职后的海瑞，先是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正月，升为尚宝司司丞；四月，升为大理寺右寺丞；七月，又升为大理寺左寺丞。

半年的时间，海瑞的职务变动了四次，一升再升，正六品变成了正五品。不过，海瑞的职务变动非常有意思。武库司，专司军械的更换、制造、贮藏等，很适合海瑞较真的性格。但武库司还有兵器研发的任务，这个是不能乱来的。在武库司干了一个月，海瑞又被换到了尚宝司。尚宝司的职责更机械些，是掌玉玺、符牌、印章。这个职位给海瑞，想出差错都难的。但这个职位，像是对海瑞特质的肯定，又像是对海瑞能力的怀疑。大理寺就不一样了，掌刑狱案件审理，需要德才兼备的人啊！

但在大理寺丞的位子上，海瑞也只干了四个月。十一月，海瑞再升任为通政司右通政，正四品。

准确地说，海瑞升任的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地点在南京，不是北京。南京通政司是个闲差，海瑞在这个任上呆了两年，这对不断挪位子的海瑞来说，太不正常了。

其实，海瑞的升官路线图一直不正常。虽不正常，却很有规律：在一个实权位子上，他总要闹出动静，然后升到闲职上。闲职再换到实权位子上，再闹出动静，然后又升到闲职上，或离开中央中枢。这意思，是不给他官不行，给他官也不行。都知道海瑞以“罢官”闻名，事实上他是不断升官，升得人眼花缭乱。

南京闲任上的海瑞，果然忍不住了，他给皇帝又上了一道书。这回，他不是骂皇帝，而是骂自己，说像自己这样的人，对国家根本无用，应该“革退”，就是解除劳动合同。

隆庆接到奏疏，有点烫手。真将他辞退回家？这个先进典型是自己树的呀！想来想去，还是让内阁和吏部去处理吧。这一年，正好又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四品以上的官员都要评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次，然后“换届”，决定干部的升降去留。

内阁和吏部对海瑞的安排，其实是动了脑筋的：给他升官又不给他实权，就是供着个模范人物。连皇帝都敢骂的人，谁领导得了他，谁又敢与他共事？捅出乱子再收拾，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但海瑞认为这不是对自己的保护，而是官场的不正之风。现在海瑞有情绪了，朝廷也不能让人感到偌大的官场竟容不下一个海瑞。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海瑞又回到了北京，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

佥都御史，当然是实职。但对海瑞的工作分工，内阁和吏部就又不厚道了：让他去应天巡抚，驻地苏州，这不是外放么？

海瑞对这个安排则没有意见。巡抚，威权十足。海瑞要的，就是给人“看病”“治病”的执业资格！

权力在手的海瑞，很快让官场目瞪口呆：被海巡抚拿来做外科手术的人，居然是徐阶。

徐阶，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朝后期至隆庆朝初年的内阁首辅，也就是俗称的“宰相”。徐宰相的老家，正在这次海瑞巡视的范围内。

徐阶算是一个有作为的首辅，他清除了严嵩的党羽，法办了坑害人的巫师，减免税赋让社会休养生息……在海瑞心目中，徐阶也是正人君子，二人的关系密切而特殊。当年，徐阶受到高拱等人合攻时，海瑞义无反顾地支持徐阶，帮助徐阶击倒高拱。海瑞并不是一个完全迂腐的人，他应该明白，自己官场上的青云直上，除了皇上舆论导向上的考虑，真正的靠山正是徐阶——海瑞痛骂皇帝被捕下狱，刑部参照儿子咒骂父亲的条例，主张处以绞刑。海瑞最终活了下来，救命恩人也是徐阶。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些恩情更重的呢？

于情于理，手握巡抚大权的海瑞，都不可能拿徐阶首先开刀！

不可想象，却是白纸黑字——海瑞勒令富户退回贫民投献田地的公告就是这么写的：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

“阁老尚书”，除了徐阶，没有对号入座的第二个。

这时的徐阶，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迫退休回到了老家，成为海瑞管辖下的一名乡绅。胜利者高拱，接任为内阁首辅，执握朝政大权。

海瑞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发现了国家的重症：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应该是每个封建王朝共有的疑难杂症。海瑞之前的几千年如此，海瑞之后的几百年仍然如此，封建王朝的疑难杂症从来就没有治好过。所有的历史书写到王朝覆灭时，都会加上这个病因，并且都算得上无比正确。当然，太祖打下江山时，这个问题是没有的。

明代中叶以后，土地兼并非常严重，老百姓耕无其田，国家也税无由出。民不安又国不泰，社会不稳定，王朝的根基动摇，这个病不治，这个王朝肯定就没治。但要治，先得诊断出病因。明代土地兼并相当复杂，强占土地、霸占茅房的少，教科书式的权贵抢夺平民，一般只用来鼓舞革命士气。实际上，民间的土地交易，更多的属于正常的土地“自由买卖”，当然也包含合法与非法的掠夺。

“掠夺”，还有“合法”的？这就是制度病根。

明代土地“投献”现象十分普遍。所谓“投献”，就是把自己的土地，白送给权豪势要。自愿把自家的地送人，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老百姓无奈，无奈之下闪出的一点智慧光芒。

当然，送出的只是“土地证”。也就是土地的“所有权”送给权豪势要，然后从他们手里拿到“承包权”。有“所有权”的人给政府交税，有“承包权”的人给权豪势要交租。

明眼人肯定早猜出来了：租金绝对低于税金。

老百姓的精明就在这里：自己有一亩田，要向政府交税几石。现在这田不要了，租一亩田，只要交租几斗。这种好事都不知道干，那真叫愚民！

权豪势要当然也有好处：白白得到一亩地，每年还收到几斗租子，还没有法律风险。

谁吃亏？朝廷。

不过，这制度是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制定的，本意是优待皇族、勋贵，但整个官绅阶层同样享受等级特权。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规定：现任一品京官免田一万亩，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退休官员（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也有八十亩的优惠指标。如果有这么多优惠指标，又没有这么多田产，自然有人来“投献”。实在没有主动“投献”的，不排除坏人冒出坏主意。指标，历来就是有价证券。

政策与对策，从来就是共生的。纸上的政策规定与实际操作，肯定相差太远了。否则，就是权贵们的智商有水分。

官民齐声道好的这种朝廷好政策，毕竟有限度。一个简单的算术原理：总价不变，数量与单价成反比。这种摊到老百姓头上的“单价”，就是教科书上常写的“苛捐杂税”。如果不增加摊派，地方政府难以为继，皇粮国税也收不上来。所谓“财政”，有财才有政，朝廷没日子过，国家就太危险了。所以，早在弘治年间，户部郎中李梦阳就把“投献”列为时政的“三害”之一。

首辅徐阶，按规定可享受优免田一万亩。但据《明史》，他家实有田二十四万亩，佃户万人，家人数千。这么多田产、家人，“半系假借”。究竟有多少由纳献而来，很难查清。因为徐家不会说，“投献”者一般也不会举报。

徐阶的对手高拱，也曾揭露过徐阶违规纳献，他逮着的典型，是华亭县的孙五。孙五见徐阶位居首辅，势焰逼人，将田产等项值银一千五百余两进献徐府，充为家人，还改名徐五。随后，徐五从徐府领了二万多两银子，在当地放起了高利贷。在这笔交易中，徐五与徐府皆大欢喜，吃亏的只能是朝廷和地方及其他普通百姓。

铲除土地兼并的恶性肿瘤，海瑞的想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他并不在病因上动脑筋，而是拿徐阶做外科手术。他给徐阶开价，至少退掉“过半”的田产，这基本等于抄徐阶的家。徐阶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朝廷一旦知道他带头抵制海瑞，他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他卖给海瑞一个面子：退十分之一。

徐阶还价，也有他的道理。这田，不是他一次收来的，要退需要分门别类，再拿到官府确认，工作量很大。不是手一挥，几万亩田就自动复位了。几万亩，至少涉及几千户，即便同佃户一一握手，也要费时好一阵子。

黄仁宇先生曾评价说：如果海瑞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

海瑞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走极端。双方没有共识，海瑞开始整治徐阶。华亭县的农民被发动，控诉徐府的多达万人。在海瑞的支持下，要求退田的贫民成天围着徐阶的宅第游行示威，大声呼号，徐阶的日子没法过：“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徐阶）之第，前后左右，日不下千余人。徐人计无所出，第取自泥粪贮积于厅，见拥入者，辄泼污之。”

泼大粪的招都用了，当初“宰相”，今日流氓。你不耍流氓，就被流氓耍，徐首辅实在无奈呀！

这事闹得很过分，据《穆宗实录》记载，当时即有很多言官批评海瑞，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称海瑞“迂滞不谙事体”；吏科给事中戴凤翔，认为海瑞“沽名乱法，不谙吏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言官们对土地兼并性质的认识，比海瑞清楚。关于如何处理，他们也认为海瑞其实是违法的。太祖时代，可以动用“刀把子”解决土地问题，问题是现在又不是太祖时代。

动“刀把子”的事，海瑞似乎依旧用上了：徐阶的长子、次子和十多个豪奴被判充军，三子被革去官职，数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夺的民田至少退还了一半。

这个结果很不正常，但为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所接受，并且叫好。海瑞除霸退田之事，受到民间追捧，也被后世演绎。《海瑞罢官》中为了强化戏剧冲突，把徐阶父子塑造得无恶不作，徐阶之子徐瑛霸占农田，强抢民女，海瑞秉公执法，在御史来摘他的大印之前斩了徐瑛。其实，真实的历史中海瑞没有杀徐瑛。徐阶的家人被处理，那是政敌高拱趁机报复。苏州知府、后来的松江知府，海瑞以为他是自己的手下，其实他是高拱的手下。

高拱成功地捅了徐阶一刀，递刀子的则是海瑞。最终的结果，是徐阶被打击，海瑞被吊销当“医生”做手术的资格证。

舒化批评海瑞时，还评价他是“一代直臣言”。这并不算恭维，海瑞确实是个正直的人。但这种正直的秉性，同样也让思路不转弯。这时的首辅是高拱，次辅是张居正。早在隆庆元年（1567年）徐、高争斗时，如日中天的海瑞力挺徐阶，给了高拱致命一击。东山再起的高拱，不可能因海瑞要徐阶退田就放过海瑞。张居正本是徐阶一党，海瑞拿徐阶开刀，张居正从中斡旋，海瑞又让他颜面尽失。有了这两个人的共识，海瑞怎么可能干到底？而他们的共识，恰是对海瑞的了解。依海瑞的行事方式，真把徐阶“医”结束了，势必会医到他们的头上。徐阶的问题，哪个高官没有呢？

重重挨了一刀的徐阶，并非没有官场能量。对付高拱力不从心，对付海瑞则游刃有余。徐阶弯下腰去求高拱，高拱的目的已圆满达到，开始显出“公正”与“大度”，他说海瑞确实太过分，但我不好亲自出手，您一定要理解我的难处！

徐阶明白了，说这好办，立即吩咐故旧，找个御史参了海瑞一本，高拱果然在奏本上签字同意——海瑞，调任南京总督粮储。土地兼并的事，从此与海瑞无关了。

五、疑似病人

南京总督粮储，是一个没有实权但待遇不错的职务，海瑞已年过半百，这正是他颐养天年的好去处。但是，闲差上的海瑞，根本闲不下来，他又发现了更多的疑似病人——所有的官员，都是“变态”的！

“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可也。”他在给皇帝的辞职报告中，开始骂满朝臣工都是“变性人”。

首辅李春芳六十岁了，是个挺温和的老头，见了海瑞的奏疏，也忍不住与同僚打趣：呵呵，老夫我是个老太婆啊！

认为官场上的人都有病，这几乎是海瑞的一贯观点。他在巡抚应天时，不光是给徐阶动手术，还给所有的人用过猛药——

入职当天，他即颁布《督抚条约》三十六条。这个方子很大，需要照方吃药的人太多。《督抚条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须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接待标准”之内。

《督抚条约》还禁止装修招待房舍，楼堂馆所一律停建。海瑞差一点搞了“无纸化办公”：境内公文，一律使用廉价纸；过去公文习惯上文后留空白，今后一律废止。

对官员的管理，海瑞从八小时以内，管到八小时以外，并且实行“实名制”：凡乡绅、举人、监生等到衙门拜见官员，或投递书信，必须进行登记。内容包括谈话的要点、书信的节录。官员出行，行踪和言论都要记载。记载不实的，官员和登记者都要处罚。

这些相关规定，不光是针对海瑞巡视地区的官员，路过这个地区的，也得照海瑞的规定去做。京师和外地的官员，到了海瑞的辖区，如同进入敌国。这影响，想不大都难啊！几乎全国的官场，由此一片哗然——如此怪僻、乖张、不近情理的封疆大吏，谁见过？

海瑞的怪异如果局限于官场，倒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他将整个应天辖地包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等十余府，搅得天翻地覆：他禁止百姓穿奇装异服，禁止制造奢侈品，包括应天特产的忠靖凌云巾、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高端绸缎、文具、饰品及甜食……地方富豪的红漆大门，也得刷成黑色。整个苏州城，家家都像办丧事。

海瑞自认为理当如此。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祖制，把元朝的等级制推向新的极端：衣食住行要严格按照品级，有钱也不能随便穿好的吃好的，不达到一定品级，不可以把家门刷成红色。海瑞，这是坚定不移地走朱元璋的道路啊！

回到一百年以前，可社会毕竟在进步，可能吗？正因为不可能，很多人认为海瑞有“病”。当代的学者，甚至认定海瑞是“偏执症”患者。

说“精神障碍”，太具现代色彩，古代只有笼统的疯子、傻子之说，放在海瑞头上不太合适。就儒家弟子的传统，当不失“修齐治平”的标准，合乎“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的道理。因而即便是儒家传统之下，海瑞也真的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正常人——

海瑞的家庭，是个一团糟的家庭。母亲谢氏，一生守寡，又教育出著名的清官，完全可以旌表为节妇。但她度过八十寿辰后，海瑞的上司仅呈请皇帝例行公事，给了个四品夫人衔，只享受普通官员亲属最基本的政治待遇。海瑞家庭纠纷不断，老母亲一点都不慈祥，除了儿子好，剩下的什么都不是，令时论大为不满，给人的感觉极不厚道。

海瑞的家庭，病态而悲剧。晚年，海瑞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每一思及，百念灰矣。”为什么呢？有一个极端的传闻：当年海瑞五岁的女儿很饿，男仆给了她一个饼充饥，海瑞说男女授受不亲，你怎么能接受一个男仆的食物？你要是我的女儿，就应该饿死！结果，这女儿饿了七天，直到饿死。

五岁的孩子，应该没有老父亲的精神毅力。而正常人，也干不出这等绝事。这个故事出自当时的文人笔记，资料来源是海瑞一个政敌写的奏折，控告海瑞无故饿死亲女。古代儿童夭折率确实很高，故事的细节也不一定真实，但绝非子虚乌有，当是空穴来风。

海瑞的妻妾子女众多，同样鲜有好的结果。海瑞的侄女婿梁云龙在《海忠介公行状》中称，海瑞有“三妻两妾”。野史则有“七娶”“九娶”之说，明朝人姚叔祥《见只编》称“瑞已耄，而妻方艾”。意思说，海瑞耄耋之年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许氏，为海瑞生有两个儿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海瑞三十四岁时许夫人被休。比较靠谱的分析，是与婆媳矛盾有关，并非许氏的过错。海瑞和许夫人离异之后，又娶了潘氏夫人。但不到一个月，潘氏又被休弃，原因不得而知。接着，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王夫人自杀。在王夫人去世前十一天，海瑞的小妾韩氏上吊自杀。海瑞的家庭生活扑朔迷离。

海瑞还有一妾邱氏，可能是海瑞在家乡闲居时所纳，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海瑞死时，有“二媵四仆”。媵即侧室，也就是小妾。这二妾中有一个是邱氏，另一个则是有人所说的“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女孩子。如果这般，海瑞就应该有过三个小妾了。

清官，往往与清贫同日而语。海瑞的贫穷，备受世人的赞叹。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省部级高官，甚至做到了“副国级”，如果生活都那么艰难，那些普通官员，还有普通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活？

海瑞一生，娶妻、纳妾不断，是要花钱的。明代纳妾，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通常需支付身价千两白银。明代小说《金瓶梅》说，收婢女为妾需白银五十两，讨一个妾要百两以上，一般需要三百两，另付媒婆赏钱、道喜钱等项。海瑞娶妻纳妾，会是买两斤猪肉的钱？这“消费理念”，相当畸形。

海瑞到底有没有病，难有定论。但海瑞认定所有的官员都有病，则是肯定的。在南京总督粮储任上的苛论，让海瑞站到了整个官场的对立面，没有一个人对他表示支持或同情。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二十三日，高拱在御史杨邦宪《议革南京督粮都御史疏》上题复：“见任南京粮储都御史海瑞依议裁革。”三天后，隆庆帝下旨：“是”。

罢官回家的海瑞，一呆就是十六年。闲居的海瑞，这期间有了新的观点，他撰文称：嘉靖、隆庆、万历数十年间，官场均黑暗腐败，最重就是他的家乡！而在传统理念中，官员通常是不骂家乡的。东汉的大臣张湛，有一次回到老家，看见县衙便主动下马，随从认为没有必要，“不宜自轻”，张湛留下的一句名言是：“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海瑞眼里的世界，凡是所见之处，总是一无是处。

万历十三年（1585年），张居正已死，万历帝重复了隆庆帝的故事，再次起用七十二岁的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但正如张居正所担心的那样，海瑞不是治病的妙手，而是诊断的能手。垂老的海瑞，一上任就要惩治敲诈勒索的五城兵马司，引发极大反弹。海瑞又上书皇帝，对吏治表示强烈不满，建议恢复明太祖对贪官剥皮实草的酷刑，以及定律枉法八十贯判处绞刑。此文一出，满朝文武哭笑不得。太祖时代的那一套，如今真的管用吗？

南京御史台本没有实际事务，官员几乎从来不坐班，显然也是问题。海瑞一到岗，马上要求人人“打卡”坐班，不来就要扣发工资。有一位御史过生日，在家摆宴席，请歌伎戏班子唱了一天。当时听戏，已是不分阶层的社会时尚，就是老百姓也不会觉得官员请人唱戏犯法。海瑞则按照太祖“御史为百官之表，宴燕不得延伎”的规定，把这位御史按到地上，杖责了一顿，谁求情也不手软。又有一位陈御史，让差役到市场上半价买米，被人举报。海瑞要加倍处罚陈御史，把差役革职，打了三十大板，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

每个皇帝起用海瑞，最终都会觉得得不偿失。几个月后，海瑞被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再改任南京右都御史。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

据传海瑞去世后，主持海瑞丧事的王用汲，看见海瑞的贫寒，禁不住哭了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但海瑞是个正二品的高官，即便无钱，以明朝的礼制，他的丧事也不会出现需要社会人士凑钱的情况。《明史》只称：海瑞“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这个，应该是真的。海瑞从海南起复入南京为官那天，“黄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观公。”海瑞宅第每天都有前来拜见的百姓，海瑞问：“见我何为，欲言事乎？”百姓叩头说：“没什么事，就想看看海爷的相貌。”海瑞上下班路上，也常有“海粉”蹲守，只为在海瑞掀起轿帘的刹那，看上一眼。

百姓对海瑞交口称赞，有人确实是因为海瑞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但更多的人并没有从海瑞这里受到任何实际好处。正因为没有实际关联，才有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驱使他们支持海瑞，保持着对海瑞的想象。清官——海瑞的这种符号价值，比他做官时给百姓带来的实际价值要大得多。

海瑞一生都以“圣人”自居，视他人为“病人”，但也被他人视为“病人”。海瑞到底是“圣人”还是“病人”？乔治奥威尔评价甘地说：接近圣人之境的人，往往是可怕的！至于“清官”，真正的救时人物曾国藩说：余平生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

较之于曾国藩，海瑞只有成名，没有成功。曾国藩的救时，就在于他不像海瑞那样坚持活在自己的太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