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悲哀：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生生将一个最有天才的女诗人毁灭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他那助纣为虐的助手，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如果说北宋王朝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那这两个如暹罗双胞胎亲密的一对混蛋，则是加速北宋亡国的推进器。若无他俩，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也许还能在病榻上牵延数年，可是经赵佶、蔡京以及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一干人疯狂地折腾以后，这个本来已奄奄一息的王朝，便气绝身亡。

李清照的不幸是从1102年（崇宁元年）开始，七月，蔡京得势，八月，诏司马光二十名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师任职，这道圣旨，对她来讲，绝非好兆。在中国，无论过去的政治运动，还是以后的政治运动，株连、同坐、扩大化，是必然之义，宁左勿右，严惩不贷，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哪怕错了以后再进行平反，也要挖地三尺，务求完胜。中国人要是极端化起来，相当可怕，运动初期，发动群众，那烈火烹油之势，那雷霆万钧之力，由不得李清照不考虑自己父亲的命运，由不得不担忧自己在劫难逃牵连。而且，所有投入这场政治运动的干将打手，上至决策人物，下到跑腿喽啰，无不一副杀气腾腾之脸，一双摩拳擦掌之手，一对人皆为敌之眼，一挂食肉寝皮之心，真是让她心惊肉跳，无法安生。

一心复仇的蔡京，先为右相，复为左相，高举绍述大旗，一手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一手大开杀戒，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七月乙酉，“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在劫难逃。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从此，李清照就走上了“花自飘零水自流”的不幸道路。九月，蔡京及其子蔡攸并其客叶梦得，将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级，计四十多人，均予升官。对所谓奸邪人，又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凡五百四十二人，分别予以贬降。这其中，将元祐、元符旧党中坚人物，执政官文彦博、宰相司马光等二十二人，待制官以上的如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苏辙、苏轼、吕公著、吕诲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党，御书刻石，立于端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十二月，限制行动自由。1103年（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的亲子弟，不得擅到阙下。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苏门弟子，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而闻名，声闻海内。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也非等闲人物。由于蔡京切齿恨苏，对他的文章，对他的书法，对他的碑刻，对他的出版物，无不一网打尽，比之“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除四旧还要彻底。李格非受业于苏轼，划为党人，列入党籍，遭遇清洗，也就难逃一劫。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加之蔡京助纣为虐，大搞宋朝的“文化大革命”，宋朝的这次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京师内外，大河上下，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运动过后，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噩运。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在中国，无论过去，也无论后来，只要是这种收拾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组成对立的两面，一为正直君子，一为无耻小人，其分野是非常清晰的，其结局也是十分明确的。

有才华的文人，当不了打手，只能当写手，而狗屁不是的小人，拿笔杆不行，拿棍棒却行。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绝对搞不过小人，小人绝对能把君子搞倒搞臭。而且保证不会手软，往往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搞得你连想死也不能那么痛快。士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搞的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箇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王世贞之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膺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藉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有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词论》）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啸歌唱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词坛光彩悉为须眉夺去，文学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性别歧视是不容置疑的，更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淹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哪怕连个屁也放不出来了，决不提溜起裤子，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札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士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恭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与此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宠用奸宄小人，残害忠臣良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浪费，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强敌逼境，只知贡币求和，以得苟且安生。在中国，人人都能当皇帝，人人都想当皇帝，但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皇帝这差使的。宋徽宗赵佶，其实应该当一名画家，一名诗人，一名风流公子，与李师师谈恋爱，也许是此中当行的风头人物。治理国家，经营政府，内政外交，国防军事，他就是一个地道白痴了。

到了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赵佶实在干不下去了，退位给赵桓，自任太上皇。李清照也就跟着大倒其霉，虽说是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无关宏旨，但随着异族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步步南下，一个弱女子，也不能不与家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花自飘零”的话，在她四十岁以前，犹是在薄风细浪中回转，那么四十岁以后，便跌落到一劫不复的深渊，永无平稳之日了。

李清照先受到其父，后受到其夫之父，两起截然相反的政治风波牵连，也曾饱受冷遇，尝尽白眼，也曾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哪一天又有什么祸事光临？但她终究不是直接当事人，花虽飘零，还只是萍踪浪迹，波回岸阻，中流荡漾，无所凭依罢了。尽管“红藕香残玉簟秋”有点凄冷，尽管“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有点孤独，然而，她与赵明诚，那两相爱恋着的小环境，还是温馨的；共同之好，积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那意气相投的小气候，还是很融洽的。那些年月里，有过痛苦，也有过欢乐，有过挫折，也有过成功，有过碰壁，也有过收获，有过阴风冷雨，也有过鸟语花香。

接下来的1126年，赵佶的儿子赵桓继位，是为靖康。第二年，金兵破汴梁，北宋政权便画了句号。这年，李清照四十三岁。

“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有矣。”（《金石录后序》）

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过起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胡骑南下，狼烟四起，烽火鸣镝，遍野而来。那看不到头的黑暗，擦不干净的泪水，永无休止的行色匆匆，没完没了的赶路颠簸。便一直伴随着这位“花自飘零”的诗人。

疾风险浪，波涛翻滚，云涌雾障，天晦日暗，可想而知，飘零在水里的花瓣，会有什么结果了。

现在，很难想象九百年前，一为书生、一为弱女的这对夫妇，将至少有两三个集装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图画、书籍、珍玩等物，为了不落入侵略者手里，追随着败亡的逃跑政府，如何由山东青州的老家启程，一路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人驮马拉，辗转千里，运往江南的？

他们总是追不上逃得比他们还快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他们追到江南，高宗到了杭州，他们追到浙江，高宗又逃往海上。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尽管意识到最后那一无所有的结果，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其失散湮没。

可他们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他们，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皇帝王八蛋，政府王八蛋，可死也不敢将收藏品丢失、放弃、转手的这对夫妇，一定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到绵薄之力，你可能嘲笑他们太愚，太腐，但你不能不尊敬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要没有这样一份忠忱之心、竭诚之意，哪有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

到了钦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存放在故土的遗物，悉被胡骑付之一炬，千辛万苦随身运来的，又不得不再次割爱。当这些穷半生之力，倾全部家产，费无数心血，已是他们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无论多么珍惜，也只有忍痛抛弃，那真是难舍难分。当时，还要面临着丈夫赴任，只剩下她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孤灯残烛，凄凉驿路，“时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独自照管着这一大摊子家当，她肩上所承担的分量，也实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

“（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愁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为这个民族，为这块土地，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凡是有利可图、有名可沾、有福可享、有美可赏的所在，还未等你涉足，早就有手先伸过去了。而这双手，一定生在有权、有势、有威、有力量、有野心、有欲望、敢无耻的人身上。区区文人，何足挂齿？谁会把你的真诚愿望当回事。你一旦不知趣地也要参预，要介入，也许你未必想分一杯羹，只是尽一点心，效一点力，略尽绵薄，聊表热忱，那也会遭到明枪暗箭，文攻武卫，左抵右挡，雷池设防的。

然而，中国文人，无不以薪火相传为己任，无不以兴灭继绝为己责，总是要为弘扬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负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思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品，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诗人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经过这场生命途程中，最漫长，也是最艰辛的奔波以后，然后，又是一系列的麻烦，不幸，官司，谣诼，包围着她，使她在精神的夺力下，消耗尽她的全部创作能量。她本来应该写得更多，然而，她只能抱憾。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得到宽容的，是太出众的才华，最不能得到理解的，是太超常的智慧，最不能得到支持的，是太完美的成功，所以，凡才华、智慧，无一不是在重重阻断下难产而出，凡成功，凡完美，无一不遭遇到嫉妒和排斥。她付出了一生，她得到了文学史上的辉煌，然而，她在这个小人结群、豺狼当道、精英受害、君子蒙难的时代里，除了“花自飘零水自流”之外，简直别无生计。

因此，中国文人的最大不幸，不是生错了时代，就是生错了地方，而身心疲惫的她，神劳力绌的她，既生错了时代，又生错了地方，也就只有凋落沉没，无声无息，不知所终，无影无踪。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人。生于公元1084年（神宗元丰七年），卒年不见载籍，约为公元1156年（高宗绍兴二十六年），故而具体死亡日期和地点，却湮没无闻，无从查考。一个曾经美丽过，而且始终在文学史上留下美丽诗词的诗人，大才未展、大志未尽的退出，其飘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其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给人留下更多的遐思瞑想。

如果，再回过头去品味她那首《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因此，无论她怎么样死，如何的死，她那双诗人的眼睛，是不肯闭上的。

若是假以时日，给她一个充分施展的机会，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对于文人无奈的命运，也只能是无聊的空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