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权力的假想敌



宫城，皇城，京城，层层叠叠，一派森严。偶尔的鹰隼越过天空，成为太祖威严的俯视。龙椅上的明太祖，双眼阴鸷——这才是真正的猛禽，他从不缺失自己的警觉，在捕杀显现的猎物后，依旧时刻寻觅潜在的敌人！

二十五岁起兵，十七年征战，这个名唤朱重八的凤阳僧人，荡平了天下所有的敌手，于南京登上帝王宝座，成为响当当的英雄朱元璋，更成为万民仰视的明太祖洪武皇帝。与那些守成、享乐的帝王迥然相异，大宝之上朱元璋的大兴土木，不是布展帝王之家的壮丽与奢华，而是在南京城圈起了一道又一道高墙，为权力打上坚硬的铁箍。还有权力的觊觎者么？一只不祥的猎物，在太祖的视线里渐渐明晰——这，就是沈万三。

一、“聚宝盆”的秘密

沈万山（约1306-1393），本名沈富，又名沈秀，字仲荣，祖籍浙江湖州，父辈时徙居吴县，后移居苏州。明初的这位沈秀，因巨富名闻天下，世称“沈万三”，后世民间的一尊“财神”。

民间传说、文人随笔、正史《明史》，魅力持久的火爆题材“沈万山”，其实仍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正史、族谱以及文人笔记中的沈万三，大约能见一百二十余种，叙述各异，你说是他说非，甚至有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确有沈万三其人。但是，自明太祖起始的有明一代，沈万三代表的财富与王朝权力潜在的冲突，始终是显性而真实的。

当“要命”不再作为时代的主题，“要钱”便扩张为最显性的本能，明朝在财富的创造与追捧上也与前朝迅速拉开了距离。董谷《碧里杂存》言：明初年社会流行称巨富为“万户”，有钱人姓后多要被敬赠一个“万”字，通俗地说尊敬吧。富人也是有等级与档次的，富裕的程度则分“奇、畸、郎、官、秀”五等，“秀”为最高。“沈秀”与“沈万”，全是标识。称其“沈万”，后面再不厌其烦地加个“山”字，约等于着重号，意思就等于“沈秀”；而冒出个“三”字，据说是地方富豪排行榜，沈氏曾经屈居“第三”。后世著述中沈万三的各种乱，实际上又是相通的。

在被奉为中国“财神”的人物中，沈万三基本上属于“前有古人，后无来者”。他在民间的魅力，钱财的多少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富贵荣华的因果奇异——这类致富传说，足以催生无数人的“富贵梦”：无需辛劳，运气来了，便有花不完的金山银山。

传说沈万三的财富，源于“聚宝盆”：盆中放金子，取出金子又生出金子；盆中放银子，取出银子又生出银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总之，沈万三确实是个大款，并且又不劳而获，连算盘珠子也不用拨一下。

沈万三是如何得到“聚宝盆”的呢？也乱了。虽是众说纷纭，却不外乎两类：基于道德，或基于智慧。一说沈万三救了一批青蛙，从而发现“聚宝盆”。做好事，发大财，也属于“正能量”。一说这年大旱，草木基本上都已枯绝，但沈家负责割草的佣人，却能每天顺利完成割草任务，早早收工。善于“全程管控”的主人沈万三顿生好奇，琢磨了一阵子，决定悄悄跟在佣人的后面，瞧它个明白。累出一身汗味的沈财主，很快眼睛一亮：万木皆枯，山中竟有一小块地，长着绿油油的青草，佣人前面割掉，后面它又长出来！待佣人走远，兴奋的沈万三赶紧拿锹来挖，挖出一个铁盆。结果，“聚宝盆”横空出世……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但可以肯定，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故事的谜底，旨在证明沈万三聪明绝顶！如果脑子不好用，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就算“聚宝盆”近在咫尺，也不过是沈家的佣人，图得快活，始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沉醉于割草的轻松，把老板们的差事打发掉。

传说中沈万三的异样，实则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他能琢磨人，还能不让人知道。这位沈万三，迟早要干出大事来。财，从来就没有乱发的。

一介农夫，满脑智商，即便乡村陋野，沈万三也断断不会沉醉在“聚宝盆”的“致富梦”中。

真实的沈万三，究竟如何完成了由农夫到富人的转变？答案：农耕。

元末是一个严重动荡的社会，破产成为乡村的普遍现象，不少土地失去业主或佃户沦为荒芜。沈祐、沈万三父子从南浔卜居周庄，依赖的便是将无主土地收归己有。别人不要的地，价值太有限，倘若耕种不善，很可能血本无归。辛苦一年，只收回种子，不种才是检验智商的唯一标准。所幸沈家父子手脚勤快，头脑好使，他们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实施良法，贫瘠的土地一块块地变成良田，再渐渐蔓延成一片，成全沈家父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地主。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财。”开始富裕的沈家父子，又不断开垦荒地，兼并良田，从此成为苏州地方的富户。依靠土地的占有与经营，这也是元末江南豪家的普遍起点。靠“躬稼起家”，辛辛苦苦取自于土地，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陶煦《周庄镇志》（光绪版）等地方史料中，沈万三的发家史清晰，而且可信。

年复一年的土地兼并与扩张，沈家的田产越发广大，沈万三也不再“躬稼”劳作，开始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晋级——雇佣长工、短工，同时把田地出租给佃户，征收租米。传说中的“聚宝盆”，在这时真的落到了沈万三手中——

所谓“聚宝盆”，无非是让钱再生出钱来。沈万三的“聚宝盆”，便是高利贷。元末盛行的高利贷，同样为其他时代所不及，聪明的沈万三瞅准了这个时机，搞起了以钱生钱。高利贷这只“聚宝盆”，对沈万三的迅速致富，与传说中的“聚宝盆”并无二致。

沈万三除了“聚宝盆”，还有传说中的“摇钱树”——这就是经商。农耕与高利贷积累的资本，让沈万三有了进入商场的实力。他买卖粮食，贩购货物。明代的《逆臣录》中，可以看到沈家买卖过白蜡、珠宝、苏杭缎匹，经商圈覆盖到徽州、池州、太平府、常州和山东德州等地。沈家的生意，做在民间，也做到官府，甚至做到了海外。

沈万三还是一个运气极佳的人，因为他是一个信誉极好的人。清《周庄镇志》载：“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元末苏州人陆德源富甲江左，沈万三还曾当过他的“管家”，陆对沈氏很是欣赏，自己已经老了，也看破了红尘，加之时局动荡，巨额财产极易招致横祸，不如慷慨送人。于是，陆德源将家产赠给了沈万三，自己去澄湖边的开云馆当了道士。

家产送人？有的。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中的诸生唐默，“父以贾起家，积资雄一乡，田亩十余万”。这位唐书生，就与陆道士想到一块了：金钱如粪土嘛，全部送人，让他们难受难受！

这世间，好事总是有的，可惜的是等人送钱的常有，要送人钱的不常有。而从吕毖《明朝小史》相关情节看，陆道士可能有女无子，与沈万三还结有一门姻亲，家财送沈家，并不是随机抽样，“中奖”者的面目外人是看不清的。所以，对普通人而言，坐等别人送钱的心思，有或无基本上差不多。不管怎么说，沈万三人好、运气好，有一大笔偶然所得，商海中自是如虎添翼。

“东走沪渎，南通浙境”，周庄实在是个好地方。沈万三把水路交通发达的周庄，作为商品贸易和流通的基地，把内地的丝绸、瓷器、粮食和手工艺品等运往海外，又将海外的珠宝、象牙、犀角、香料和药材运到中国，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出海通番。《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

从第一产业干到第三产业，从国内贸易做到国际贸易，沈万三早已从“地主”晋级成了“资本家”。至于“资巨万万、田产逾吴下”，成为江南第一家，沈万三则另有一柄致富魔杖。

二、乱世之争

对财富的悲壮预言，陆道士算得上是“半个”预言家。他送给沈万三的财富，确实很快遇到了风险。元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兄弟造反。不过，方国珍造反的地点是在台州，离沈万三还比较远。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兄弟接着造反。这次沈万三麻烦大了，因为张士诚是泰州人，杀人越货的地点主要在高邮。离自己这么近，陆道士的财富预言看来要实现了。

但是，陆道士的预言始终没有实现。

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人。在元末诸多的造反者中，张士诚的身份最为特殊——他不是饥寒交迫，无路可走。张士诚贩盐起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天下大乱时，怀着称王天下的雄心，起兵反元，要做桩特大的买卖。造反的成果，一度也令他自己都感到欢欣鼓舞：1355年，张士诚建都平江（苏州）。1363年，自立为吴王。带什么团队创业，也没带军队来钱快啊！

张士诚起手这么顺利，绝非因为他是一个商人，有钱招人拉队伍。起兵时早年积累的那些资本，早已作为军饷花得无影无踪。乱世当兵，混的就是一口饭。没钱还带人造反，早被自己的人给反了。张士诚打仗不愁钱，与他的地盘有着直接的关联。江南富裕，朝廷的税不好收，但造反经费要起来就容易些：关系不好的，拿刀去砍，天下哪有真要钱不要命的人；关系好的，主动送上门，就当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换个老百姓都不能活的地方，造反也是非常困难的——人家确实没有钱，就算拿刀去砍，除了死人流血，钱也不会血一样地流出来，热闹一阵子往往也就自生自灭了。

沈万三那是何等聪明啊！与盐贩出身的张士诚早有过商业业务往来，沈万三商业诚信历来很好，张士诚对他本没有恶意。他不用张士诚派人来要，“朋友”的队伍缺钱花，沈万三早主动送来了。在张士诚雄心创业的始终，沈万三与他都是朋友，张士诚造他的反，沈万三经他的商，造反要花钱，经商能赚钱，一个就当是提供安保服务，一个就当是上交服务费用，无论白道还是黑道的特权，对财富都是一根魔杖。

张士诚除了坚强的经济后盾，人才资源也相对充裕。自宋代开始，国家的经济、文化中心就已移至江南。起事之初，后来写出流行小说《三国演义》的施耐庵、罗贯中，即投奔到他的帐下，幕府作宾。不过，这些文学青年眼高手低，纸上写起造反来头头是道，真干起造反的活来纯属纸上谈兵，张士诚也不拿他们当作回事，他们也不好意思混下去，先后去了别处，没有像沈万三那种韧劲，与张士诚精诚合作，坚持到底。而这些，对同行业竞争的朱元璋来说，该是怎样的羡慕嫉妒恨啊！

张士诚造反沈万三生意兴隆，朱元璋造反沈万三则被害得不轻。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率部打下常州，把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给活捉了。张士诚赶紧“捞人”，沈万三狠狠地砸了一笔钱，找人为张士德具保，办理出狱手续。但朱元璋做事够绝，竟把张士德给杀了。沈万三的银子虽然白花了，但与张士诚的关系更铁了。

比朱元璋更可恨的，还是蒙元朝廷。张士诚造反最终不成功，主要是地方选得太好。太好，“辩证法”的观点就意味着有太坏的一面——江南，整个朝廷就靠这块宝地过日子，你把它据为己有，朝廷的日子还怎么过？所以，在众多造反者中，张士诚是挨政府拳头最狠的一个。换个角度说，张士诚拼命闹，又等于给别处的造反兄弟帮忙。这一点，朱元璋很清楚，所以张士诚称王时，他一心埋头干实事，不称王显摆，也不随便到张士诚的地盘寻点便宜。

切断元朝的经济命脉，张士诚啃的其实是一块骨头，根本就不是一块肥肉。凡要人性命，必招人死拼。群雄乱战，张士诚又处在了朱元璋、方国珍和元军三方夹击之下。面对巨大压力，张士诚只好投降朝廷，当了个太尉。做出这等抉择，对张士诚来说显然有点无可奈何，对沈万三来说则是利益倍增——过去生意场上只有黑道保护，现在黑道、白道全齐了。

随着张士诚的变身，沈万三又名正言顺地用上了朝廷的优惠政策，干起了海上贸易。沈万三的两个儿子沈茂、沈旺便为张士诚督运漕粮，响当当地做了官方生意。沈万三于元末迅速暴富，主要集中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候的张士诚其实也有风光的一面：脱“匪”为“官”，身份体面，又重兵在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朝廷还派出使者莅临张士诚的驻地，张士诚在隆平府（苏州）举行隆重宴会，招待朝廷使臣伯颜。

这一次，沈万三接受了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就是为张士诚造一座“纪功碑”，扩大张士诚的社会影响，并流传后世。

做生意沈万三是强项，搞艺术他就有点勉为其难了，但他弄得非常出色：这座保留至今的“张士诚纪功碑”，高达三米，有一百一十八个浮雕人物，人物层次分明，最上方为朝中侍女，二层的正殿正中端坐着张士诚，三层的偏殿为朝中大臣，底层则是身穿铠甲的护卫官兵。沈万三的艺术天赋，是将使臣伯颜处理成一个小人物，居下方作陪：张士诚不是降将，也不是降臣，而是俨然面南背北的王者！

“纪功碑”的树立，说明张士诚对此很满意，沈万三对张士诚的内心把握也很准确——这个时候的沈万三，已经熟悉了官场，精于政事，出色的商家已炼成了玩政治的行家里手。

沈万三花钱为张士诚涂脂抹粉，也不能说就是富人软骨头。在凭拳头说话的时代，一切取决于拳头的大小，更何况自己与张士诚利益相关。那阵子的张士诚，也确实需要表现与享受，因为有的是实力，即便是后来的明太祖，对他也是低声下气。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一路攻陷平江（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然后盘坐在隆平府（苏州）大殿里。朱元璋派人送信说：您在姑苏（苏州）称王，俺十分仰慕，俺每（俺们）睦邻友好，一起创业吧……

张士诚呢？根本就不搭理。做的一桩事，是把使者扣了。

但是，天下大势，急转直下。元朝气数将近时，朱元璋帝王之路上只剩下两大敌手：楚为陈友谅，吴为张士诚。这两大宿敌，谁都不好惹：“友谅最桀，士诚最富。”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在于他吃透了陈、张：陈敢作敢为，张贯于自保。攻张，陈必出手；攻陈，张不敢趁火打劫。和气生财，那也是商家的一条古训。所以，朱元璋果断攻陈，而张果然作壁上观，然后成为陈友谅第二。

时势就是这么作弄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解决了陈友谅，朱元璋的人马如期而至，大军东进，攻破平江城。彻底失败的张士诚，放火烧死家人，然后投环自尽。结果，运气太差，没有死成，硬是被朱元璋的手下给活活生擒了。

在应天府（南京），朱元璋准备劝降张士诚。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能用上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朱元璋小时没念过这段话，大了他自动明白了这个道理。大业未成，或是出于统战的需要，或是出于降伏对手的心理满足——将“天子”收到手下当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肯定还要再添一层。

但是，张士诚的回答就是这么添晦气：“天日照尔不照我！”意思是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无非运气好点而已……

张士诚的回答，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似乎也为自己找到了心理平衡，但无疑挑起了朱元璋的莫大恨意：他就是不给张士诚痛快而体面的一刀，而是倒垃圾一样地让人找了个破筐，装着张士诚，抬至竺桥，招人围观，然后主子打家奴一样地狂打，一棍，再一棍，直到张士诚魂飞魄散。

要说恨，朱元璋何止是独恨张士诚一个。多年以后，一统天下的朱元璋，对撑起张士诚的江南，也是恨意未消。为了泄愤，朱元璋对苏、松、嘉、湖等江南地区，课以重税。

现在，张士诚的难题算是一了百了，沈万三的难题则应运而生。张士诚割据江南的十四年里，沈万三捞足了好处。当然，沈万三对张士诚的财力支持也是难以计数的。这一点，让张士诚在自己的地盘免于搜刮，从而获得地方豪强的拥护与民众的支持，同样让朱元璋非常头痛。但是，凭拳头说话的时代，民心并不是决定因素。张士诚最终为朱元璋所败，这时的沈万三又做了一件事：收留了张士诚后人。

有一种传说，沈万三获得“聚宝盆”，是因为他给一批青蛙放生。这个传说可以信一回，因为这符合沈万三的为人与品性。这次他救的是一批人，沈万三能不能再得一只“聚宝盆”呢？

三、新朝旧主

只有沈万三最清楚，真正的“聚宝盆”是权力。有权力的庇护，才有财富的几何级膨胀。朱元璋问鼎天下，顶级的权力首先关注的是宏观财富，而不是江南一隅的沈万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也就是朱元璋正式称帝的前夕，即迁一批江南富户至临濠（凤阳）。不久，再迁十四万富民去凤阳建设中都，沈万三之婿顾学文榜上有名，沈万三紧张了。

为保住万贯家产，沈万三自然想到再次攀结权力。对待已然帝王的朱元璋，沈万三显示出他作为商人的精明。好在新当家的朱元璋，钱缺得厉害，对送钱的人来者不拒。此时的沈万三，也以为找到了感觉：改天换地，新朝旧主，如此而已。钱与权，什么时候分过家呢？

《吴江县志》记载：洪武初年，沈氏家族献给朝廷有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斤，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费巨万万计。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开始筑城墙，沈万三奉命筑洪武门到水西门一段城墙，以聚宝门（今中华门）工程最为宏大。

由于秦淮河的横贯，以明初的技术条件，聚宝门城墙工程施工难度客观上太大，屡建屡塌，几乎烂尾。传说沈万三埋下“聚宝盆”，城墙基础才成功施工。要说这“聚宝盆”，设计上也没有这种功能呀，怎么还能在土木工程中见神效呢？看似舍宝筑城，这其中的奥妙可想而知：为了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沈万三下了怎样的决心！发家致富的命根子都不要，银子的事谁都别提了。

洪武六年（1373年），沈氏家族出资兴建的城墙全部完工，工程量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既然社会上都知道“聚宝盆”没了，沈万三应该更清楚，实际上是自己的腰包已掏得差不多了。

作为世间挣钱的高手，始终不失挣钱的自信。修完城墙的沈万三，心情并没有太多的沮丧——洪武初年，鉴于沈万三的突出贡献，其子沈茂、沈旺被朱元璋赐授为“广积库提举”“户部员外郎”。官大官小是一回事，身份变了才是关键，地位也是金钱，同时也验证了有投资就有收益的真理。

新的社会，新的希望，沈万三的心情豁然豪迈起来——改朝换代，升官发财，几乎奋斗一生的沈万三，褶皱的额头闪动着亮色。明洪武三年（1370年）沈万三举家迁居南京，府址约在马道街，旧业只留入赘的孙女婿周箎打理，自己在京城过起了奢华的生活。

京城中的沈府，着实比较伤普通人的自尊：围墙即有三道，外层高六尺，中、内层皆三尺。奇怪的是三尺高的围墙也要修六尺宽，原来人家墙上要种珍贵的花木。花木品种齐全，“春则丽春、玉簪，夏则山矾、石菊，秋则芙蓉、水仙，冬则香兰、金盏”，保证四季花开艳冶，取名“绣垣”。墙内奇石为山，池养金鱼，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俨若仙区胜境。沈家人居住的楼宇，栏杆皆以金银、宝石装饰，四角悬挂的是琉璃灯。沈府的室内、室外娱乐设施齐全，可供十数歌姬舞女表演，还是“温室”，具有“中央空调”效果。

寝室中，用的是貂皮被子，蜀锦枕头，没有一样不是顶级配置。沈家所用的器皿至少也是金银，桌布用的是真丝，搁筷子的则是羊脂玉筷枕。沈家有一把酒壶是玛瑙的，通体透明，宛如水晶，壶上有葡萄与蔓枝，如同水墨画，纯属天然，但并不是画上去的，至于怎么生得这般奇巧，没有人知道。沈家人的穿戴就不必说了，因为他们家的僮仆穿的都是绫罗绸缎。

沈万三富极一时，他的弟弟沈贵曾写诗劝他：“锦衣玉食非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长久计，瓦盆载酒木棉裘。”一语成谶，这种日子沈万三果然没有维持太久。

四、犒军事件

修城墙已出了巨资，日子还过得这么滋润，沈万三“隆重”进入了朱元璋的鹰眼。

据董谷《碧里杂存》记载，这一日朱元璋找来了沈万三，交给他一枚铜钱，说你理财有方，这文钱你去为我放债，一月为限，每日收取“一对合”。

“一对合”，就是每天利息是100%，利滚利。管家替沈万三算了半晌，天呀——到期本息是五亿四！

沈万三眉头皱都不皱，给了。这不是大款扔几个亿小钱将人砸死，而是沈万三心里怕了——太祖从他这里挣点“利息”，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操控权力的高手，问鼎权力顶峰的他在老家留下了四个字“万世根本”，而不是秦始皇式的“万世基业”，前者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后者。“万世根本”也不尽指自家祖坟那底下的故人，而是包含地面活着的普通人。对这些底层的平民，朱元璋有着出自亲身体验基础上的理解与同情——这是关乎权力安危的庞大群体，并且处于财富大佬沈万三的对面。在朱元璋的眼里，财富的集中无疑危及自己的“万世根本”。而让朱元璋难堪的是，“万世根本”的老家并不给皇帝面子——洪武年间，《凤阳歌》风行大江南北：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赤龙升天金凤翔，数数天上多少星，点点凤阳多少将。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中都凤阳，太祖老家，首先唱响的居然是这样一首《凤阳歌》。唱《凤阳歌》的多是乞丐，而“乞丐”之中居然还有富翁。其实，这并不稀奇，朱元璋坐上龙椅，便强迁江南巨户到凤阳府。这不是太祖关心家乡建设，报复江南富户曾支持政敌也只是一个方面。在太祖的眼里，财富意味着势力，也是自己权力的威胁。一个分散的小农社会，有益于朱家的社稷江山。“打土豪分田地”，百姓有日子过，谁愿意不要命跟皇帝过不去？

但是，江南的富户就惨了。他们聚集中都，原有的土地被剥夺。由于超强度的移民，凤阳地区人口激增，灾荒也不少，这些迁徙的江南巨户，长年返乡梦不断。虽说那里已经物是人非，但有梦总比没梦好，何况人是有情感的。朱元璋乐意吗？严禁他们离开。所以，人急了办法就多：他们假扮卖艺人，打鼓唱曲，顺便解决食宿问题，为的就是离开凤阳——唱着《凤阳歌》溜出中都的，夹杂着改头换面的昔日有钱人！

朱元璋没有让沈万三走向陌生的异乡，但成熟的商人是敏锐的。当沈万三跟着听到街头的《凤阳歌》时，他的音乐慧根顿时大开，彻底明白过来——应该再一次拯救自己了！

保险绳是什么呢？钱！沈家，也只有钱，还算个能出手的东西。现在，京城南京，城墙坚固，是铁打的江山。实在找不出皇上的稀罕物，那就替皇上打造一支王牌军队吧！练军，拉一支队伍，不合适，太危险。沈万三思来想去：那就再挤点钱，犒劳他们吧。

这一次，朱元璋的反应非常平淡：你们有的是钱，可知道俺究竟有多少兵马？

这个，沈万三确实没想过，但必须支撑下去：每人犒劳一两银子，应该还是行的……

沈万三的过度热情，让朱元璋醍醐灌顶。太祖打量着眼前的沈万三，一个“敌人”的轮廓，在朱皇帝的脑海里彻底清晰了——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早年的太祖，敌手太多，无法分辨，犹如西风，横扫水面，但太祖有的就是不含糊。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于鄱阳湖灰飞烟灭。

顺我则友，逆我则敌，太祖就是这么敌我分明。消灭了陈友谅，敌人渐少，也渐明晰，那就是江南：“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哓哓啥？拿下了张士诚，这就乾坤已定……

太祖的诗，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里行间的明显血污，漫过敌手，最终写成太祖的英豪。太祖的诗“雄深宏伟”，意象鲜明，恨谁打谁，想到的，也就写下了。事实上，太祖正是这么不断地发现敌人，然后，消灭之！

沈万三，两朝的生意做得多，《明太祖集》读得少，根本不明白太祖的忌讳所在。大元朝，张士诚……不搭界的影子来回晃动。他们在哪？载舟覆舟，万民是水，恶人是浪，大明朝的江山社稷，那得旦夕提防。现在，沈万三没揣摩出太祖的心思，反惹出太祖的心思，几乎是自露马脚。“犒军”？他觊觎的是什么？太祖翻脸了：杀！

《明史》载：“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之军，此乱民也，宜诛之。’后曰：‘其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沈万三躲过杀头的噩运，貌似出自马皇后的求情，其实朱元璋要剪除的，重在权力威胁，不单单是沈万三式的生命个体。

“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朱元璋起自贫寒，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视豪强大户为地方之恶，社稷之害。在文明与财富的关联面前，太祖以自卑支起自信，不自信，则刀砍之。当他登上权力的巅峰，便不断与底层联手，挤压中间富民（官绅），建立起皇权、中间层与底层之间的稳定三角。

史料显示，明初移民规模空前：江南富户及无地农户，山西北部和内蒙古的边民，山东、江西等地农户，迁凤阳；各地官吏、富户、工匠、军户，迁南京；塞外降卒或俘获的蒙古军民，迁北方各地；设立卫、所，军户有迁云南、甘肃等地……非军事移民七百万，总移民一千余万。移民原因十分复杂，强推手段也层出不穷：既有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免徭役和赋税等政策优惠的引导，更有无端加罪夺其田产、充军流放的黑恶手段。只要有利于皇权的稳固，朱元璋无所不用其极。在他感到潜在的威胁时，最先将中间层视为“假想敌”。沈万三的不幸，就是早早地成为了太祖的靶垛。

风烛残年的沈万三，就此走上充军之路，成为又一个富人、穷人多部轮唱的《凤阳歌》传承人。

五、没有结局的背影

通俗地讲，不为文臣窃取，不为武将劫掠，不为富绅掏空，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权力安全观。朱元璋与沈万三的交集，其实都是权力与财富冲撞的标本。

太祖起自布衣，对危机的警觉与应对，习惯于简略地归于敌我。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假想敌”的影子在太祖的脑海中总是不时涌现，然后“被消失”。不断挨揍的沈万三，充当着太祖逻辑的演绎。这种推演，既似是而非，又简单深刻：沈万三早年与政敌联手，唯利是图的商海，他势必将机谋置于目的之下。正面的背面呢？对其背面的猜测，太祖有失分寸在所难免。只是沈万三的背面表露太少，其结局凄凉又赢得善良者的广泛同情。

沈万三的背面会是什么？历史没有关注到这个匆匆而去的人，只将他的背影描成了阴影。沈万三何时故去，除了族谱并无确切的史料。随着沈万三的故去，他的标本意义依旧附会于这个家族，这个阶层，这种现象，抑或延伸。在确凿的史实中，沈万三的子孙确实已难以圈点：败坏法度，为害乡邻，一步一步为社会所不容。纪纲是明代的一个“奸佞”，沈万三之孙沈文度（《明史》作“其子”）即与之勾结，欺男霸女，欺行霸市，鱼肉百姓。这个家族的是是非非，最终归并到“沈万三”这个“替身”上。

对于财富高度集中的危害性，现代社会学理论有着更深刻的表述。但在传统社会中，则简略为“敌人”。显现的是战场敌，潜在的是假想敌。作为“假想敌”，这样的“沈万三”，朱元璋注定是要斩尽杀绝。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初四大案”的“蓝玉案”发，朱元璋对“假想敌”的猜想，再一次被引爆。

蓝玉，朱元璋争霸天下与开疆拓土时的一柄利剑。“利剑”，指向敌人时是人才的可用性；“利剑”，指向自己时便是宿敌的威胁。这个蓝玉，也确实是个始终不安分的人：领军凯旋时可以打破关门，军中擅权独断专行，对太祖也时常出语傲慢……够了，威胁皇权，你便是敌手！当有人告蓝玉谋反，朱元璋未加思索，迅速出手，蓝玉连同一万余党，尽行诛灭。

《明史》对蓝玉不失感慨：“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明史》作为正史，又并非字字珠玑，很多时候像是外行写内行。太祖眼里的蓝玉，最终最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元凶宿敌，相继尽矣！”但千人的明史馆，就是没弄明白一个朱元璋，只用准了一个词：相继。

“相继”，就是“举一反三”，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达到标本兼治。更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而彻底剪除蓝玉的枝节与下线，就不能不包括与之确有关联的沈氏家族。

沈万三家族与“蓝玉案”关联，缘于沈万三之婿顾学文。顾学文的故事与《金瓶梅》的情节颇有相似之处，但不知顾学文是不是西门庆的文学原型——《弘治吴江志》记下的情节颇为生动：入赘沈家的顾学文，看上了街坊少妇梁氏，其长相大约如同潘金莲。梁氏的丈夫陈某，长得不比武大差，智力则比武大还低一截——“呆戆”。陈某的父亲官比武二稍大一点，从九品，再小也就不能叫官了。这位官人是洪武朝的序班，也就是在鸿胪寺上班，具体办办会务，安排吃喝等。

顾学文兼任地方的粮长，舟行往来常停泊梁氏的楼下，他有时唱唱曲子，有时假装上洗手间，如此反复，与梁氏终于熟悉了。怎么引开人家的老公呢？花钱叫人让陈公子喝酒、打牌。好在陈公子智商低，这两招明显见效。接下来就是要找一个“王婆”式的人物穿针引线，这也很容易。顾学文与梁氏的好事，就这么成了。

恽哥这个角色是陈序班的哥哥陈缩头，他吃的盐比恽哥多，处理问题自然比恽哥厉害：陈缩头抓住了顾学文与梁氏的往来物证，打捆寄给了当序班的弟弟。序班这个恨啊！但生气归生气，人家是个有钱人，也不是多重大的杀人越货刑事案件，还能把人家怎么地？

陈序班毕竟是个官场老手，没啥权，但有见识。“蓝玉案”发，陈序班笑了。有一天恰好为朱元璋近身服务，陈序班面奏太祖：“臣本县二十九都正粮长顾学文出备钱粮，通蓝谋逆！”

朱元璋斜睨了一眼：磨蹭什么？抓啊！

从听取口头汇报，到最终拍板决策，一瞬间。

皇上要抓人，那也太容易了。顾学文父子三人，老丈人家的六人，还有顺便搭进来的，八十余人悉数归案。再从重从快，全部杀头……

仅仅一个偷情案，办成一个政治谋反案，朱元璋这么冲动？貌似随心所欲，其实深思熟虑！沈家是不是掺乎到谋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沈家与蓝玉早有交集，且有人报告。蓝玉本人，也曾数次向朱元璋推荐自己家的教书先生王行，朱元璋也是面见过的。王行曾两次在沈家任门馆先生，与沈家的交往有三十年。这么一个中间人，一头有权，一头有钱，权钱之间勾肩搭背，不正是潜伏的宿敌吗？

自明洪武六年（1373年）前后的“犒军”事件，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因田赋被人告发，沈万三两个孙子入狱。到“蓝玉案”发，沈家已是搭进去十余条人命。前后二十年，沈氏家族遭受朱明王朝三次沉重打击，不衰落，太难了。太祖呢？他不果断出手，“聚宝盆”里生出什么东西来，“摇钱树”上又落下什么怪物，晚上断断是睡不着的。

朱元璋决心铲除以蓝玉为首的武功集团，看准的正是其职务所在，以及上上下下派生出的盘根错节。其意图在于诛杀潜在的异己势力，而沈家误把冰山当作靠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六百年过去，沈万三为周庄留下了一块旅游招牌，激起无数过客羡慕的眼神。但在明代，沈氏家族不光有巨富的光环，还有无尽的耻辱，还有恶。明《大诰》为明太祖钦定，法律地位高于《大明律》，累计印制数千万册，以国家力量强力推行，全国臣民户有一册，为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一部法律。《大诰三编》中的“陆和仲”，即沈万三婿陆仲和，又因涉“胡惟庸案”而“身亡家破”，其子弟诛夷殆尽，只一幼孙幸存。大明的臣民，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反面典型！

苏洵曰：“赂权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权与利，有着共同的欲望冲动，这是肯定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作为商人的沈万三，明哲保身，行止“在商言商”的公共表达，或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只是做到太难。正义的视角下，选择明哲保身，貌似深刻，实流于肤浅，因为这个前提需要社会静止，阶层固化。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富人与财富的如此定性，亦非太祖一人。令史家扼腕，散发出悲凉。这种悲凉，又恰似中国积贫、积弱的滥觞。中国历史上，历史事件汗牛充栋，但朱元璋始终锁定沈万三及其家族，《明史》里不断提及沈万三（沈秀），看准的都是他的标本意义——沈万三，标志着一个家族，一个阶层，标志着抽象的资本对现实权力的威胁。当权力意识到这个“假想敌”时，势必将之碾成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