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悲情人生



很多人因为《三笑》式的娱乐片，形成了关于唐寅的欢乐印象。其实，唐寅是一个悲情角色，他循规蹈矩时被人陷害，逾越规矩时又被人欣赏，“风流才子”的浪漫与之相去甚远。这时的明朝已过去了一百年，杂乱无章的时代烙印，一股脑儿地刻在唐寅身上。

一、人生波浪

唐寅（1470-1524），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苏州）人。

唐寅的祖辈，大约于明英宗年间落籍吴中，到他父亲这一辈时，依旧是一介市井平民。唐寅的父母做一点小生意，而且在街市开了一处“酒肆”。不过，这种酒肆档次很低，来喝酒、喝茶的都是一些市井小民，唐寅也就自幼处在这种生活环境中。

少年唐寅习惯于游走闾巷街头，有着旷达不羁的禀性，没有家传的责任和义务感，甚至没有道德的负担，这也是他日后遭遇挫折，与儒林渐行渐远，走上“才艺”之路的重要原因。

唐寅的少时朋友，亦多为市井出生。有个街头小混混似的张灵，与唐寅交往甚多。直到十几岁时，二人还时常一齐脱光衣服，跳进水塘洗澡。家庭生计有父母操持，唐寅时常浪荡街市。

唐寅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生活大环境。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科甲繁盛，唐寅的父母在耳濡目染中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明代的科举制度有着公平、公正的一面，客观上打通了社会上下层之间流动的通道。科举成功便功成名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唐寅父母，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小生意的一点积累，他们全押在唐寅身上，期望他一举成名改变家族的命运。

唐寅“性极颖利”，自幼聪敏，确实是块读书的好料。唐寅十六岁时参加童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生员，也是家族中第一个有“功名”的人。小小年纪即为“秀才”，整个苏州城也为之轰动。

少年得志，也让唐寅人生前景一片光明，地方富家子弟纷纷与唐寅交往，唐寅也有了与张灵截然不同的一帮朋友。十九岁时，唐寅更娶了当地有身份的秀才徐廷瑞的次女。妻子徐氏贤淑，唐寅夫妻二人感情甚好，并诞有一子。唐寅有了童话般的青年时代，开始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但命运总是无常的。弘治七年（1494年），二十五岁的唐寅陡然落入人生低谷。一年之内，唐寅先后失去了五位亲人：首先是父亲操劳过度一病而故，接着母亲伤心过度悄然辞世，不久妻子病逝，唯一的儿子夭折，最后是刚刚嫁出去的妹妹也跟着去世了。

人生如梦，唐寅坠入痛苦的深渊。他在悼念妻子的《伤内》中写道：“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销亡。迷途无主驾，款款何从将。扶景念畴日，肝裂魂飘扬。”

家庭的变故，对唐寅的打击并不仅仅限于精神层面。从小生活于顺境中的唐寅，精神脆弱，对齐家治业更是完全陌生。家人的亡故，接踵而至的便是家庭破落。人生的沉重挫折，使唐寅几乎崩溃，从此又回到了张灵的队伍，自甘堕落，纵酒街头，读书求进更是无从谈起。

困顿中的唐寅，所幸得到好友祝允明的帮助。祝允明的外祖父，乃是迎英宗复辟有功而鼎鼎大名的徐有贞，在地方享有极高的威望。祝允明为人风趣洒脱，才华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被称为“吴中四才子”。对唐寅的不幸遭际，祝允明深为同情。文徵明的父亲文林，更是对唐寅“痛切督训”。祝、文二氏是地方有名的官宦之家，正是因为他们的同情与帮助，唐寅才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振作精神，继续致力于科举，一心谋取仕途功名。

唐寅的努力，果然如期成功。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十九岁的唐寅到南京参加乡试，一举中举，并名列第一，成为“解元”。乡试中的第一名“解元”、会试中的第一名“会元”与殿试中的第一名“状元”，便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连中三元”，而唐寅无疑成功走出了梦想中的第一步。

更可喜的是，乡试获中“解元”的唐寅，受到了主考官梁储的赏识，并将其推荐给了另一位京官程敏政。

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休宁人。程敏政的父亲程信，是个精通经术的儒臣，历官至南京兵部。程敏政从小跟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十岁被巡抚罗绮称为“神童”，并推荐给明英宗。明英宗见后非常高兴，将其留在翰林院读书。成化二年（1466年），程敏政进士及第，尔后进讲东宫。明孝宗即位后，又擢程敏政为少詹事，兼试讲学士，为皇帝讲解经学。

程敏政是个典型的“官二代”，岳父李贤曾官至吏部尚书。有着神童经历的程敏政，一生恃才自负，很少正眼看人。自己瞧不起别人，同样不招同僚喜欢，“颇为人所疾”的程敏政，免不了在官场上要吃哑巴亏。弘治元年（1487年），大明朝很多地方暴雨成灾，御史王嵩等认为这与程敏政的德性有关。官德影响气候，倒也符合传统的“气象理论”，程敏政由此被免去职务，四年后才重新复职，最后又一步一步爬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子上。

看不起同僚，程敏政却对青年才俊情有独钟，大概这就叫气味相投，惺惺相惜。程敏政看到唐寅的文章，大为赞赏，一高兴还将唐寅请到家中。从此，唐寅与程敏政有了密切交往，唐寅无疑就是程敏政的门生。

唐寅与程敏政之间的交往，有着文人交流切磋的属性，但二人的资历远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师生的属性更中肯一些。唐寅对程敏政同样非常崇拜，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目空无人在所难免，但程敏政以其真才实学征服了唐寅。程敏政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唐寅找其索要，程敏政痛快地抄给了他，唐寅郑重地送给程敏政一个金币，算作“润笔”。

从唐寅与程敏政的个性看，这种“付费阅读”并不带有贿赂的性质。唐寅付钱，是一种对师长知识产权的尊重；程敏政收钱，属于礼尚往来，他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也根本不缺这一个金币。

唐寅结识程敏政，对自己的仕途进步显然是有益的。这种未来前景的鼓舞，更使唐寅摆脱了家庭灾难留下的阴影。在这期间，唐寅也重新娶妻，开始了正常的生活。美好的明天，又在向唐寅招手……

二、飞来横祸

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赴京参加会试。作为乡试的“解元”，会试能进士及第应该是正常的。文化发达地区全省第一的考生，如果在全国统考中名落孙山，反而有点意外。

与唐寅一道进京应试的，还有两位同乡朋友：一个是徐经，另一个是都穆。徐经与都穆，同样很有才华。其中的徐经，家里还特别有钱。

明代的会试，制度相当健全。会试之前，主考官究竟是谁除了皇帝与礼部尚书，主考官本人也不曾知道，更别说普通的社会人士。但这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恰恰是程敏政与李东阳。李东阳与程敏政一样，是个饱学之士，当年参加殿试，名列二甲第一，也就是全国第四，并且“以文章领袖缙绅”。遇上这样的主考官，只能说唐寅的运气有点好。

两个考官学问太大，对考生来说则完全是一件可怕的事。以他们的学问，随便一道题，肯定都要折磨死一批考生。会试要进行三场，第三场是“策问”。这一场的试卷刚发下来，整个考场就炸锅了！

炸锅的原因，是大家根本看不懂题目。题意都看不懂，下笔还不靠蒙？《会试策问》的第三道题为程敏政所出，原题是这样的：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题中“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是谁？只有程敏政知道是宋代的张载、杨时、陆九渊和元代的许衡。但作为考生，要知道这个答案，除非将汉代到元代的“中国思想史”通读一遍，并且熟知这四位的专著。否则，只有开启想象功能，撞撞自己的运气。

但较真起来，程敏政的这道题，又没有超出明朝“考试大纲”的范围。因为那四位，都是理学名家。所以，答不上题，只能怨自己读书少，不能怪老师出题刁。

但走出考场的考生，骂自己不用功的历来就少。考砸的考生，从来都习惯归罪于试题雷人。与众考生满面悲愤不同的是，竟有两个考生笑逐颜开。这两人，一个是唐寅，另一个便是徐经。

从《明史·程敏政传》看，唐寅与徐经考前曾在一起“预作文”，也就是模拟考试。恰恰有一次模拟考试，出现了奇迹：“预作文与试题合”。这种巧合概率当然很小，但中“六合彩”的事毕竟是有的。这到底是唐寅与徐经的运气，还是程敏政涉嫌“鬻题”？应该是前者，因为“预作文”完全与程敏政无关。

唐寅与徐经走出考场，看到同年们个个苦着脸，居然觉得不可思议。别人说太难，他们说太易，并且大肆炫耀自己猜中了考题。正常的情理，一个向人买题的人，通常都会装作没考好。故意向人卖弄，那就是智商有点问题。而唐寅与徐经，显然属于智商发达的人。

如果唐寅与徐经的智商出现短路，程敏政的智商肯定正常。想出这么冷僻的题目折磨考生，程敏政显得自鸣得意。评卷时，程敏政发现很多考卷牛头不对马嘴，动作夸张地讥讽举子不用功。当发现有两张试卷答题贴切，文辞优雅，程敏政又开始卖弄自己“神算子”的奇功：这两张卷子，肯定是唐寅和徐经的！

其实，作为考官的程敏政，这是在猜想，因为评卷人员拿到的试卷，考生信息是弥封的，试卷上的字迹也是统一誊录的。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打死他也不会这么说的。

重要的一场考试，众人考砸，唯有唐寅、徐经猜中“标准答案”，唐寅又是乡试第一，其会试第一的概率越来越大了。唐寅的兴奋难以言表，另一个人的郁闷便理所当然。这个人，当然是都穆。

唐寅、都穆、徐经，三个人一道前来应试，如今两个人考得很得意，失意的自然只剩下他一人。心情糟透的都穆，来到马侍郎家喝酒，作陪的还有给谏华昶。几个人在一起闲谈起来，话题很快从给都穆宽心，转到了对试题的质疑。出题的是程敏政，猜中的恰恰是他的门生，这天下的事，怎么能这么巧呢？最后达成共识：一定是程敏政将试题卖给了唐寅和徐经！

运气好时六合彩都能中，运气不好时煮熟的鸭子都能飞。程敏政平时在官场不得人缘，但与华昶也没有直接的冤仇。不幸的是华昶有个朋友傅瀚，与程敏政同在礼部。人缘好坏是表面的，利益冲突才是根本的，傅瀚与程敏政正在暗暗竞争礼部尚书的位子。一个人的失败，就是另一个人的成功，这个道理过于简洁，傅瀚这回看到了机会。

傅瀚立马鼓动华昶参劾程敏政，华昶就此给了程敏政致命一击：“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原陛下特敕礼部，场中硃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明孝宗接到华昶的奏疏，立即令礼部调查。李东阳进行审查，发现由程敏政看过并拟取的考生中，根本就没有唐寅与徐经。程敏政拍案叫绝的那两份试卷，其实是另外两位高手的。

按理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但言官和朝中一些大臣又提出新的质疑：李东阳与程敏政都是考官，这种查法有失公正。为了取信于社会，明孝宗遂令锦衣卫查处。

锦衣卫的专业与科考对不上号，但他们查案子讲究手段，方法对不对那是不管的。锦衣卫人员根本就不看试卷，而是直接将华昶与徐经、唐寅叫来对质。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不清，断不明，锦衣卫便使出自己的“专业技能”：打！

身陷囹圄的徐经、唐寅，受尽折磨，所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夷泗横集”。书生说理，尚能道出个一二三四，这棍棒猛打，骨头就太嫩了。唐寅扛不住，被迫服诬认罪，供称程敏政曾受其金币，出卖试题，虽然自己买的是程敏政的另一篇文章。

文人怕打，也怕失气节。打的时候，徐经与唐寅承认买题。不打的时候，二人又喊冤叫屈。定罪的证据，除了口供，什么都没有。另外的言官便站出来讲直话，认为这样办案也不公平。

这桩案子，闹了四个月，事实真相其实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是诸多官员介入，哪一方都不好收场。最后，明孝宗以程“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为由，勒令程敏政致仕；徐经、唐寅有“夤缘求进之罪”，责令“黜充吏役”；华昶“言事不察实”，降职调离北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因为官场的明争暗斗，程敏政、华昶与徐经、唐寅谁都没有好处，一齐沦为输家。

最后的赢家是傅瀚与都穆。弘治十三年（1500年），傅瀚如愿以偿，升礼部尚书。考官们为避免惹祸，违心地将本已排名在前的考生，一齐“褫名”。都穆的排名本来靠后，现在自然靠前了。不过，这位高中进士的都穆，由于人品太差，终因“陷寅为世所薄”。

三、孤独的真相

“黜充吏役”，对唐寅的处罚有点重，但也算不上绝对致命。“黜充吏役”说白了，就是不能当领导干部，只能做办事员，“就业”还是没问题的。按照这个处分，唐寅日后不能再考进士，但平反的机会还是有的，毕竟是个冤案。眼下做个小吏，并不意味着一辈子仕途无望。

但唐寅一生自视甚高，这场打击几乎将其精神摧毁。科举蒙羞，唐寅根本就不甘为小吏，从此绝意仕途。归家后的唐寅纵酒浇愁，陷入曾经的堕落。不久，又对绘画情有独钟。

传统文人画，有着“书画同源”的特质，唐寅步入其途并无太大的障碍。绘画与人性的中心价值统一，往往成为渴求心灵完善者的精神需求。唐寅决计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其绘画的引路人是周臣。

周臣，字舜卿，号东村，与唐寅同乡。周臣乃是吴门画派的先驱，其院体画功力深厚。周臣的两位高徒便是唐寅、仇英，师徒让明代的绘画史异彩纷呈。艺术是基于天赋的，唐寅天赋异禀，在周臣的帮助下完成了文人画家向职业画家的身份转换。

唐寅的身份转换有着很大的意气成分，也是社会价值观嬗变背景下的个性使然。功名之外的从艺者，正在被社会接纳为精英。接下来唐寅要做的一件事，便有一些“违法”的色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被视为“脱去尘浊”的文人行径。其实，这在明朝是完全违法的。明初的朝廷规定，“旅行”只能是一种公务行为，平民未经官方批准离开居住地百里，即构成违法要责杖八十。唐寅只在与周臣商量之后，便开始了游历名山大川。但唐寅的行为并未受到追究或指责，百年后的王朝，一些律法开始成为一纸空文。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离开苏州，乘船至镇江，复至扬州，游览瘦西湖等名胜。然后，溯江而上，芜湖、九江、庐山、黄州，在赤壁之战遗址前留下了《赤壁图》。尔后，唐寅又南行湖南，登岳阳楼，游洞庭湖，攀南岳衡山，再入福建游武夷山，由闽转浙游雁荡、天台，又渡海去普陀，再沿富春江、新安江上溯，抵达黄山、九华。

唐寅壮游千里，历时近一年，因囊中告罄而返回苏州。这时的家中，早已一贫如洗。贫贱夫妻百事哀，正常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妻子无语，唐寅无奈，二人就此分手，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所谓“才子”。

一无所依的唐寅，住到了街头的一座旧楼里，与其说以丹青自娱，不如说是靠卖文鬻画为生。文人淡泊名利，掩盖了背后的生活困顿。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的生活是极度贫困的，除夕来临，百感交集，笔下的诗意其实全是泪水：“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天寒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三十六岁时，唐寅移居城北桃花坞。桃花坞，看起来倒有几分诗意，过去这里曾有章庄简的别墅，但那已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如今，历尽风雨沧桑，这里早变成一片废墟。但在唐寅的眼里，荒凉就是幽静，破败即是风光，忽悠自己，唐寅的水平绝对在开发商之上。唐寅用卖画的钱在这片荒地上建了几间茅屋，“豪华装修”是在檐下挂上“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的牌匾，人称“桃花坞别墅”。

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将茅屋取名“桃花庵”，并自号“桃花庵主”。令他高兴的是，好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常来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尽欢而散。

这种落魄文人的生活，唐寅将其抒写成《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这就是风流？祝允明在《唐寅畏墓志并铭》中是这样写的：“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

孤独，无疑是唐寅的真相。

四、才艺的凶险

遭受科场与生活重大打击后的唐寅，其实也是颓废的。他频频流连于烟花柳巷，诗词和绘画作品，主题多在女色与享乐，唐寅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

主观上远离社会，客观上又不可能与社会隔绝。这时，有一只黑手，悄悄伸向了唐寅。

这个人便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乃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孙，宁王朱权后裔，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袭封于南昌。朱宸濠生性不羁，却善于以文行自饰。宁王朱权一脉，一直不甘于寂寞。当年明成祖朱棣许以“天下中分”，最终却给了一张空中画饼。尽管几率渺渺，但太祖这一脉的政治企图生生不息，等到明武宗即位，宁王朱宸濠的政治野心急速膨胀。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11代皇帝，在位16年，年号正德。

朱厚照的生辰是个“吉祥号”：他生于亥年、戌月、酉日、申时，倒过来看顺序正是申、酉、戌、亥。如果命理也是个理，他的一生应该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但事实上他的一生始终相当别扭，让后人难以看懂。《明史》认为他一生贪杯、好色、尚武、耍无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并成为后世的谈资。但他的事迹，又显出他刚毅果断，瞬间诛灭刘瑾，轻易平定安化王、宁王之乱，指挥出应州大捷，使国泰民安，并且都不是吹的。

朱厚照其实是个很守规矩的皇帝，零花钱不够，他想到的是自己开店，没办法的时候才跟户部耍赖。正德元年九月，朱厚照要添置龙衣，派人找户部要剩余的盐引。盐引即“盐钞”，取盐凭证，属于“有价证券”。户部尚书韩文根本不买账，说食盐专卖收入只能用于国防建设。结果，钱没要到手，六科、十三道加上都察院，几乎所有的言官都打了鸡血似的起来讨伐皇帝。户部在大臣和皇帝之间夹着，难以做人，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能否给个一半——就是开价一万二，给个六千引。皇帝与户部讨价还价，不仅没有结果，反而是反对的更多。

最后，朱厚照无赖劲上来了：不给一半，就给百分之五十吧！

通过这件事，不仅朱厚照看出了皇帝不好当，太监与外廷权力有冲撞。大臣们也看出来了，这个皇帝同样不好控制。

任何一桩买卖，都是要为自己谋得利益。正德初年的经济风波与政治风波，无非是朱厚照改革与执政的试水，朱厚照就此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也学会了当外廷对他产生威胁时，毅然选择内廷作为平衡工具。后来权倾一时的刘瑾，也是凭借着自己超强的政治能力，就此走上明朝的政治舞台，开始了他三年零十个月对明朝影响巨大的政治生涯。但他聪明的盲点，是他没有明白当自己威胁到朱厚照权力的时候，朱厚照还有灭他的大臣。这是明王朝政治体制的精妙之处，也是刘瑾悲剧的根源。

对朱厚照来说，比他做买卖更有魅力的事是享有豹房。豹房的持久魅力，对后人来说在于它的娱乐性，豹房相当于“红楼”，里面有标准更高的“莞式服务”。这种国家最高性服务机构，标准高到什么程度？智商有多高，标准就有多高。

所谓“豹房”，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官办动物园，因为珍禽异兽往往是“祥瑞”之物，养起来对国家太平与人民幸福有好处；另一重意义在于，有些珍禽异兽是狄夷属国的“贡物”，是国家国际地位的象征，人家送来了你必须好好养着，如果人家送你“大熊猫”，你拿它当狗杀了、煮了，就是“无赖国家”，至少没有品位。

明武宗的豹房，实际上是个办公场所，与享乐主义和淫靡之风没有太大的关系。这跟领导不在办公室，到宾馆办公是一样的，图的只是一个方便。并且，明武宗就是病死在这个工作室里的。硬说他病得起不了床还淫乱，那是很不合逻辑的。荒淫，又日理万机，明眼人应该看出一些。

朱厚照的性格，是相当柔弱的。按照制度，皇帝不能轻易出城，朱厚照想到的是化妆成老百姓。巡关御史张钦发现了皇帝，便以休息为名将朱厚照扣留在自己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朱厚照不耐烦地要求张钦放行。张钦说，这个得有文件啊！一个要出，一个不准出，这就叫扯皮。朱厚照试探性地问：“如果我们非要出去怎么办？”张钦放出狠话：“擅自出关，公事公办，杀！”论权力，论杀人，皇帝肯定是老大，但朱厚照选择了回家。

失败是成功之母，后来朱厚照改名“朱寿”，自己任命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文件手续也齐全了，才成功地出了一次京城。

窥视中的朱宸濠，正是看中了朱厚照的懦弱，决定夺取最高权力。他先准备智取，企图以己子入嗣朱厚照，兵不血刃取得皇位，但没有成功。智取不成，朱宸濠只有做全面的准备。

正德九年（1514年），宁王朱宸濠派人来吴地进行大规模的人才招聘。这一年，朱宸濠再次被恢复护卫，获得兵权，他的“人才工程”显然是为自己的“宏图大业”招兵买马。唐寅的几个朋友，都进入了宁王朱宸濠的视野，但招聘结果并不理想。朱宸濠亲自给文徵明写信并送去重金，让其担任幕僚，但文徵明以身体欠佳为由，没有答应。

朱宸濠同样看上了唐寅，派人送去了重礼。没听说唐寅有造反方面的天赋呀！朱宸濠为什么会想到唐寅呢？其实，朱宸濠是在做人才储备，他的人才清单意图也相当明显：一个是政治失意，一个是社会名流。为图大事，朱宸濠“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唐寅中过解元，诗书画的知名度很高，宁王朱宸濠主要是“慕其书画名”。而唐寅的这种特殊才能，将会派上十分特殊的用场。

长期失意的唐寅，建功立业的心愿并未完全泯灭，始终希望能有个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朱宸濠的“诚意”，显然打动了唐寅。正德九年（1514年）秋，唐寅来到了南昌。在这里，宁王特地为唐寅建了一套别墅，另外还为他准备了十位美女模特。仕女画，唐寅最为擅长。但朱宸濠不惜重金收罗美女，并不是为了提高唐寅的业务水平。在朱宸濠的眼里，朱厚照是个好色的昏君，朱宸濠希望唐寅的“十美图”尽快震撼面世，然后送给朱厚照，从而产生绝妙的功效。

宁王也算是一个风雅之人，经常与唐寅谈诗论画。以一个文人雅士的眼光，是看不出阴谋家的险恶的。但有一天，唐寅拜访了一个朋友，自己的幻想也就此破灭。

这个人，就是王秩。王秩，字循伯，官江西副使，备兵南赣。王秩认为朱宸濠是个“有异志”的藩王，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值得怀疑，断言朱宸濠“必且为乱”，并大胆预言：宁王朱宸濠犯上作乱，“不出十年矣！”

王秩的启发，使唐寅有了警觉并开始观察。他发现宁王的交往十分复杂，除了风雅之士，更多的是些不三不四的人，甚至还有社会流氓。而宁王与自己的交谈，于“酒间语涉悖逆”。唐寅如梦惊醒，感到了恐惧。

唐寅现在必须考虑如何避嫌，逃离宁王府。方法是装疯。唐寅全身一丝不挂，大张着两条腿，生殖器露在外面，还用手乱弄。唐寅的疯傻之举，让宁王既失望，又害怕。一个疯子在府上，对自己既无用处，还可能坏了自己的大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遣送回家。

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唐寅重新回到了吴中。

五、名节之痛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与朱宸濠过从甚密的尚书陆完被逮，嬖人钱宁等被籍没其家。李梦阳因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以“党逆罪”第四次被关进了监狱，后经杨廷和等营救才最终得以免祸。

一度投在宁王门下的唐寅，自然受到牵连。据《风流逸响》记载：朱宸濠事败后，唐寅涉案。唐寅离开朱宸濠是在他叛乱之前，也没有实质性唐寅介入宁王谋反的证据，查处宁王案的官员，对唐寅比较同情，只发现他在宁王府曾写过一首赠宁王的诗：“信口吟成四韵诗，自家计较说和谁？白头也好簪花朵，明月难将照酒卮。得一日闲无量福，作千年调笑人痴；是非满日纷纷事，问我如何总不知？”

这首诗谈不上有诗意，但正是这首诗把唐寅给救了。官员们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异志，说明唐寅算不上朱宸濠的同党，也就顺手把唐寅给放了。

其实，对唐寅最致命的打击就在宁王这里，唐寅怀着建功立业的初衷，投奔了宁王。最终为了脱离灾祸，又不惜自辱而逃离。归途中，唐寅又写了这样一首诗：“东风吹动看梅期，箫鼓联船发恐迟。斜日僧房怕归去，还携红袖绕南枝。”

唐寅为什么“怕归去”？因为他建功立业的理想没能实现，佯狂行为更让其陷入名节之痛，与亲友相见都感到难堪，立德、立言的文人理想，不得不就此彻底放弃。唐寅自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蝇之口，而蒙白璧之玷，为世所弃。虽有颜冉之行，终无以取信于人；而夔龙之业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传不朽，吾恐子云剧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讥，徒增诟辱而已。且人生贵适志，何用心镂骨，以空言自苦？”

杨雄作过《剧秦美新》歌颂王莽新朝，蔡邕曾为汉贼董卓的嘉宾，李白做过永王李璘的座上客，柳宗元也曾是王叔文集团的骨干分子。唐寅所说的四个人，与自己非常相似。但这些人，对古代的士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光彩的。在唐寅自己的意识中，已经属于失节之人。这四人在立言上有很大的成就，还是被人诟辱，何况是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的自己呢？

身心俱被摧残，痛苦绝望的唐寅从此放弃了立言之想，不再空言自苦，彻底投入诗酒书画的怀抱，追求适意人生。而对唐寅的心灵之痛，同辈好友给予莫大的理解与同情。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中，更多谈到的是唐寅科场案的不幸，刻意回避唐寅做客宁王府的经历。

逃过宁王之劫，唐寅思想日趋消沉，从此遁入佛教，自号“六如居士”，他给自己治了一方印：“逃禅仙史”。

现实生活中的唐寅，后半生基本上靠卖文、卖画为生。生意好时，还能遇上“大客户”。聚集苏州的徽商很多，唐寅传世之作《椿萱图》，便是为歙县商人黄明芳所作，供其父六十大寿时祝寿之用。这样的作品，酬金自当不菲。但这种好生意毕竟很少，加之年老多病，不能经常作画，且画也卖不出去，以此谋生的唐寅，更多的时候生活窘迫，甚至断炊。风流，多是后人的想象……

六、只当漂流在异乡

唐寅的人生轨迹，因朱宸濠而剧变。朱宸濠的人生轨迹，则因王阳明而彻底改变——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朱宸濠发布檄文，声讨朝廷，集兵号十万蔽江东下，欲攻取南京即帝位，但短短的四十三天，即被王阳明所消灭。

王阳明与唐寅，弘治十二年（1499年）一起参加朝廷的会试。在这次会试中，唐寅身陷震动朝野的科场舞弊案，开始了潦倒、放浪的生活。王阳明则高中二甲，开始了他坎坷而辉煌的政治生涯。同一场会试，将他们偶然地拉到了一起，又将他们抛向不同的境地：一个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为朝廷建立了丰功伟业；而另一个则流落于市井，成为一个落魄文人。一个历经曲折，成为一代学人的精神导师；另一个则放浪形骸，自娱自乐，成为一个靠卖画为生的艺人。二人相较，不啻天壤。

这时的唐寅，已经离开了朱宸濠四年多，唐寅与王阳明似乎找不到什么瓜葛。但是，唐寅恰是一个被王阳明改变的人。王阳明是继朱熹之后的一位大儒，其“心学”开一代风气，引爆了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晚明的思想革新潮流，催生了王阳明的“心学”，而王阳明的“心学”，又加速了唐寅式的个体意识觉醒。唐寅一生豪迈任侠，精于书画，好酒色，诗文迥异时流。作为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一个被上层社会所拒绝的人，在这种风气下，迅速为下层文化、民间文化所认同。被上层文化、精英文化所摈弃的唐寅，由于主动接近下层民众，成为众所追随的先行者。作为艺术形象的唐寅，其实远离了真实的唐寅。

唐寅流传最广的传奇，当然是“三笑”，见于万历年间项元汴的笔记《蕉窗杂录》。而类似的故事，更见于元代的传奇。《蕉窗杂录》中的秋香，则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南京妓女林奴儿，她比唐伯虎足足大二十岁。林奴儿，一名金兰，号秋香，也曾学画于沈周，算是唐寅的同门师姐。林奴儿后来脱籍从良，有旧相好欲与之再叙旧情，她画柳于扇，题诗婉拒：“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

唐寅的真正红颜知己，是苏州名妓沈九娘。青楼之中，唐寅认识了这位官妓，但她嫁给唐寅时，早已人老珠黄。这对唐寅来说，也是落魄之际的无奈选择，很难涂上“风流”的色彩。最多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沈九娘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不幸的是，两年之后沈九娘病逝，这令他十分悲痛，常常借酒消愁。在《扬州道上思念沈九娘》中，唐寅发出了无奈的悲声：“相思两地望迢迢，清泪临门落布袍。杨柳晓烟情绪乱，梨花暮雨梦魂销。云笼楚馆虚金屋，凤入巫山奏玉箫。明日河桥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遥。”

“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郁郁坎坷一生，五十四岁的唐寅终于在穷困潦倒中故去。他有这样一首绝笔诗道：“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无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各放异彩的唐寅故事，都是唐寅生命结束之后的事。其实，唐寅从未自称过“江南第一才子”，也没有银子与“秋香”风流，妻子在其蒙冤下狱后离去，落魄的中年他娶沈九娘为妻，大概是沈九娘的“九”，让他“娶”了九个“妻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