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光斗：朋党之争的牺牲品



明代官场上的争斗，常见的是一股“温柔风”：互相给对手下“套子”，对手掉坑里，大戏差不多就落幕了。到了天启年间，朋党之间的斗法风格陡转：魏忠贤一气逮了六个东林党人，清代著名作家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叙述了其中的左光斗。锦衣卫诏狱之中，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温柔风”不再，“酷烈风”骤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六君子”，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文章大家方苞，作品多以细节取胜，《左忠毅公逸事》长期入选教科书，左光斗也由此广为人知。而这位明末的著名忠臣左光斗，则有着更多的细节与微观，信息量巨大而意味深长……

一、家风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又字遗直，号浮邱，又号苍屿，南直隶桐城县东乡（今枞阳县横埠镇）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左光斗出现在明季官场，只有十八年。

官场十八年，左光斗默默无闻的时间长达十二年。左光斗初授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中书舍人只有副处级，不仅职级很低，也谈不上权力。明代的中书舍人隶属内阁中书科，干的是公文起草之类事务，内阁的“通知”要写，皇帝的圣旨也写。但是，公文中的意见都是“领导”的，中书舍人的职责就是把它们变成文字，不能写错别字，不能把“领导”的意思弄错、弄反。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左光斗擢御史台候命。这一候，就是六年。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才正式担任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年），左光斗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官场上的最后六年，始终都在执法、执纪的岗位上。

正是在这种位子上，左光斗呈现出官场“角斗士”的风格。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暴毙，左光斗将光宗的宠妃、天启帝的养母李选侍骂得狗血喷头。内宫多事，人人自危，唯有左光斗等少数官员敢于出头。左光斗这种官场风格，像是职业风格，更重要的还是源于“家风”。

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清史馆总纂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载有左麟一则故事：明初桐城县的“芦课”（即芦苇税）十分繁重，桐城“芦课”集中在左光斗的家乡东乡，普通税户根本交不起。治下百姓苦不堪言，桐城县官也心知肚明，但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税赋是朝廷核定的，县邑本级无权减免，核定的税赋必须依册征缴。与其得罪上司，不如得罪百姓，桐城县令为保证税银的足额上解，只得强逼硬收。仍不能完税的，便关入县狱逼打，左麟的左邻右舍，常因此被关进桐城县狱。

左光斗的祖上比较富裕，自家不存在交不起税的问题，但乡亲经常因交不起税被关受刑，左麟就看不下去了。与妻子一商量，干脆掏钱替乡亲们垫上。可需垫税的乡民实在太多，更要命的是这一年的“芦课”问题解决了，新一年的“芦课”问题又来了，左家就算有百万家财也不够啊！百姓还是交纳不出，县官照旧打人、关人，左麟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左麟怒不可遏，收拾行李，直接进京找皇帝告御状去了。

明初大力倡导上访直诉，老百姓认为地方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进京，地方官谁阻拦处理谁。老百姓说得对，皇帝有赏赐，所以明初老百姓押着地方官进京的事都有，地方官不敢轻易欺负老百姓，社会秩序恢复得也快。

但是，上访直诉制度的设计也有问题：国家这么大，事无巨细都由最高统治者来公断，这量也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可持续性。后来设了道“门槛”，《大明律》规定：未经地方政府处理直接进京申告，越诉者“笞五十”，然后再受理。这招特有意思，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明显太委曲，可又打不过人家，怎么办？理论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道，但前提得先接受这五十大板，身体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为“一耳光”的事挨“五十板”，事主觉得不划算，不如自己咽下一口气。

左麟为乡亲的事越级进京上访，显然是知道这个利害的，这“笞五十”下来，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自愿替主人领受了“笞五十”——左恩偷了主人的状子，提前赶到午门击鼓鸣冤。“笞五十”下来，左恩果然一命呜呼。左恩死后，左麟见到了明宪宗，当面向其陈述桐城“芦课”实情，明宪宗“允奏，减课额十之三”。

仅仅因为看不下去，便做了这件完全与己无关的事。为了这场进京上访，左家耗银近万两，外加一条人命。

二、乡风

明初的万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不下50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为一桩与己不相干的事，搭上一条人命，耗去巨额家财，左麟究竟是因为什么？

性格，或是性情。左麟在地方，人称侠义之士，看不惯的事情，拼命也是可以有的。

从曾祖父左麟到左光斗，左家数代的性格，基本上差不多，左家的“家风”就是这样。

左家的“家风”，似乎是“遗传”，其实，不尽是。左光斗的家乡桐城东乡，“民风”全都是这样。

桐城东乡是一个俗称，真正的乡名叫“清净”。清净乡地处桐城县的最东端，是一个枕山览水之境。乡名“清净”，本是个佛教用语。宗教呵护的是人的心灵，“清净”也是乡民的信仰追求，地方民风原本淡泊，但这是地方的“过去式”。

左光斗的先祖本居江南泾县，明洪武年间迁居桐城东乡。这时的桐城东乡，民风剽悍，崇尚勇武，人心耿直。清代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章冠鏊传》曰：“东乡俗尚意气，其民好斗敢死。”

桐城东乡的民风巨变，正是起于左氏家族迁居桐城的明初。中国历史上，明代实行最严格的“役籍乡贯”制度，即所谓“籍贯”。“籍”指“役籍”，“贯”指“乡贯”，与现代的“籍贯”概念差异很大。简而言之，“役籍”相当于当代的户口类型，明代的“役籍”分为“民籍”“军籍”等。不同的役籍，通常都会从事农业，但承担的税赋、徭役等义务完全不同。民籍承担的是田赋与力役、杂役等，军籍则承担军役义务，包括治安维护与征战等，是单一的兵役义务。

左光斗家族虽属民籍，但整个桐城东乡的氏族多为军籍。桐城东乡所出的著名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家族，章纶、章伯钧家族等，皆为军籍。这些职业军人性质的乡民，长期接受军事“操术”与“军纪”的训练。军纪即军规，明代的军规内容复杂而严酷，核心在强调军人的服从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命令无论对错，军人都须无条件执行，显示军人式的牺牲精神。

武艺精湛，军纪严明，义气为先，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民风格外强悍，传承至今。清代江南九华山出了欺男霸女的恶僧，桐城东乡人听说后，一下去了三十六个武术高手，奔袭百里，把九华山打得稀里哗啦。清末太平军想借道东乡，老百姓根本不拿太平军当回事，来一次打一次，打得太平军不敢进东乡。

明代“役籍”制度的养成，桐城东乡人说一不二、敢作敢当的性格尤为凸显，也就是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称“好斗敢死”的东乡民风。

左光斗便是这种说一不二的人。有一年，左光斗与朋友、老乡方大铉一起喝酒，见其六岁的儿子方文在一旁玩耍，随口问了一句：“你读过什么书？”方文答：“杜诗。”左光斗顿时来了兴趣，对小孩说：“这么小都能背杜诗？背一首试试，真背出来了，我把女儿给你！”结果方文真的背出来了，左光斗也真的将长女许配给了方文。

左光斗的女儿成亲后，与婆家人的生活不和谐，一次口角后自杀身亡。左家一大帮人冲进方家，将方家砸得稀巴烂。方文有一小妾有孕在身，不幸成为出气筒，一顿拳脚后当场毙命，闹出一尸两命的惨剧。左光斗的女婿方文跑得快，好多年后都不敢回家。

家风，乡风，可见一斑。左光斗进入官场，明季的世风又席卷而来。三风合一，左光斗命中的血雨腥风隐约显现……

三、世风

世风日下，是王朝末期的普遍特征。但“世风”的概念，显得抽象而空泛，明季的世风于官场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黑白不分的“朋党之争”。

左光斗官场经历十八年，六年默默无闻，六年“下岗待业”，最后六年手段雷霆。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官场有场整风运动，左光斗出任御史巡视京城，一气抓了一百余假官。明季的假官，不是小广告上的办假证，而是官员任命中程序与门径方面存在问题。卖官买官是一种风气，左光斗不吃这一套，也不问假官背后的真“靠山”是谁，直接就较上劲了。左光斗任御史的时间并不长，“铁骨御史”的声名却不小。

左光斗显然充满了正气，朋党之风中左光斗不能不置身其中——左光斗是东林党成员，并且是东林骨干。为了东林党的利益，左光斗还看上了另一个人，即《明史》中的“奸臣”阮大铖。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桐城人。阮大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官场是非一言难尽，最终他以文学而史上闻名。

天启四年（1624年），阮大铖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孝。“丁忧”就是俗称的“守孝三年”，实际上明制规定的“丁忧”时间是二十七个月。可是，二十七个月早已过去，吏部依旧没有给阮大铖安排新的工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阮大铖成天就在郁闷着这个事。正在琢磨奥秘时，阮大铖忽然发现这脑子动得有些多余——左光斗给阮大铖写来一封信，说你马上给我回京，我帮你谋到了一个好位子！

确实是个好位子：吏科都给事中。阮大铖“丁忧”前只是个“行人”，是一个科级（正八品）干部，工作职责主要是颁行诏敕、奉旨吊祭、奖励官员之类的事务，虽说工作体面还比较风光，但有什么权力那就谈不上了。并且，在这个位子上，阮大铖原地踏步干了九年。

吏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这官品升了两级，“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就是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敕，都给事中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以“封还”给踢回去。组织部长（吏部尚书）有重要工作向皇帝汇报，副部长一般不参加，但得有吏科都给事中陪同前往。吏科都给事中“品卑而权重”，左光斗主动帮自己谋到这么好的官位，阮大铖确实没有想到。

为阮大铖谋官，像是老乡帮老乡，也说得过去。左光斗确实是阮大铖的同乡，并且还是“同里”。除了是同乡，还是朋友，左、阮两家一直很有交情，交往频繁。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左光斗关照阮大铖，关键在于二人是“同志”：左光斗是东林党的骨干成员，阮大铖是东林党的老党员，算“党龄”那都是一二十年了——阮大铖早在求学之际，就成了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弟子。东林党领袖亲自当“介绍人”，阮大铖就这么加入了东林党。

朋党的群体利益优先至上，吏科都给事中这顶帽子，必须戴在东林党的党员头上。但是，明朝的官员升迁，要遵循论资排辈的既定规则。为了计划的圆满实现，东林党事先进行了精心谋划：天启四年二月，原吏科都给事中程注资满当迁。程注提拔走了，空出来的位子按“规则”应该由周士朴接任。问题的关键是，周士朴是个“无党派”人士，并且“性刚果”，不好操控，吏科都给事中的帽子断断不能给他。排名在周士朴之后的，是时任刑科给事中的刘弘化。刘弘化也是东林党人，但在东林党的核心层里没有“铁哥们”，加上自己的父亲已经病重，父亲一旦病故自己也要按规定回家“丁忧”，所以刘弘化自己放弃了竞争。这接下来的人选，只剩阮大铖一个人了。

出于对内幕的一清二楚与群体利益的综合考虑，左光斗认为只有阮大铖才是不二人选：有能耐，是同党，是朋友，是同乡。把阮大铖放到重要岗位，有利于双方共同打拼，对东林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可是，等阮大铖赶到北京时，左光斗自己先为难了起来——因为，东林党高层刚开了一次高层碰头会，对当前的斗争形势有了更全面的分析。

东林魁首顾宪成及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人认为，论才干与资历，阮大铖“确实没问题”，但问题的问题是，阮大铖性格太张扬，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清康熙《怀宁县志》载：阮大铖“为人亢爽英多，风仪秀整，掀髯谈天下事，如河源滚滚，莫测涯际”。东林党树大招风，与昆、齐、浙、楚诸党及魏忠贤之间，难免需要明争暗斗，保密工作至关重要。从东林党整体利益出发，另一东林党成员魏大中则城府极深，更适合出任吏科都给事中。此时的东林党领袖并无恶意，亦非认为阮大铖品行存在问题。为公平起见，拟让阮大铖出任同级别的工科都给事中。但是，工科权力不显，魏大中资历又不如己，阮大铖极不乐意。

这一下，最尴尬的就数左光斗了。信是自己写的，人是自己叫过来的，难道自己吐出的口水，还得自己咽回去？这也不是左光斗的性格啊！

左光斗越尴尬，东林大佬的态度则越坚决：这吐出的口水，还真得你自己咽回去。阮大铖与你关系“铁”，你也跟他好沟通，你要主动找阮大铖谈次话，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虽说自己是党内骨干，但跟领袖们比，自己毕竟人微言轻。领导的话说到了这份上，左光斗只好硬着头皮找阮大铖谈心。

四、对手

吏科都给事中的工作领域，主要在组织人事；工科都给事中的工作领域，主要在工程建设。前者政治权力明显，后者经济利益明显，孰好孰差是因人而异的。左光斗把工作安排的情况一说，阮大铖感到特别别扭：要说当官捞点好处的事，这时的阮大铖并不热衷，人家家庭环境优越，是个不缺钱花的主，奔的就是一个政治前途。较之于工科，吏科明显是“重用”，而重用的这个人，阮大铖也是越想越别扭——魏大中，自己的“同志”，还是“同学（同年，同科进士）”。让魏大中去吏科，东林党内明显是在重用魏“同志”，不重用阮“同志”。党外又会怎么看？明显就是阮“同学”不如魏“同学”啊！

推心置腹，左光斗与阮大铖谈了一通。阮大铖对官场内幕并不陌生，觉得这时候与左光斗争论已毫无意义，再找党的领袖去争取也为时已晚。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阮大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当着左光斗的面，阮大铖什么都忍着。出了左光斗家的门，阮大铖就开始动起了脑筋。

官场上要想搞顶好“帽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找谁呢？找赵南星，现在等于白找。找齐、浙、楚这种小党的领袖，本不是“同志”，还要得罪“同志们”。就算找到了，最终肯定还是被“同志们”否决。要“找人”，只能找能镇得住东林党的人。

天启朝，唯一能与东林党乃至整个文官集团相抗衡的，只有宦官集团。而天启皇帝最信得过的宦官，便是太监魏忠贤，也是东林党最强劲的对手。

历史上的魏忠贤，名声相当不好。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早年时魏忠贤混得极其潦倒，走投无路之际痛下狠手自宫，以便找份好工作，进宫去当宦官。但是，年龄超标，没被录用。魏忠贤只好降低奋斗目标，到退休太监孙暹家当临时工。在这里，魏忠贤表现出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孙暹一看这小伙子不错，也才二十多岁，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也只有这一点，于是卖了个老面子，推荐他进宫当了宦官，让“临时工”转正为“正式工”，实现了魏忠贤的进京梦。

在宫中，魏忠贤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虽说工龄挺长，但想帮人弄个官做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魏忠贤手中的“权力”，只局限于倒马桶，扫地抹桌子，看仓库。三十多年啊，五十多岁了，魏老头不仅面临“退休”回家，而且年纪临近明代的平均寿命。

魏老头是怎么时来运转的呢？倒马桶时爱上了马桶，看仓库时爱上了仓库，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默默无闻，被人称作“魏傻子”，魏老头是有优点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万历皇帝添了个孙子。这是天大的喜事，按例对儿媳妇王才人的生活待遇给予提高，选拔“服务员”时看中了“魏傻子”。

“才人”，相当于职称，给帝王家当老婆提供相关服务，都要持证上岗。王才人自身职称不太高，但是，她是明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的老婆——之一，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的母亲——唯一。当然，这么多耀眼的光环，全都是后来的事。

“魏傻子”由于得到王才人的赏识，名字正式被确定为“魏忠贤”。魏忠贤倒马桶时爱上了马桶，服务朱由校时爱上了朱由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其实是很真挚的。朱由校成为天启皇帝，魏忠贤由普通“服务员”一路攀升，成了太监。这种成功，有些必然，也有些偶然。

魏忠贤作为成功人士，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阮大铖想找到他绝非易事，因为这时的阮大铖并不认识魏忠贤。但是，阮大铖有能耐——这是根据史料分析出来的阮大铖的“找人”路径：通过朋友傅继教，阮大铖找到了傅櫆，通过傅櫆，阮大铖找到了其友傅应星。傅应星是魏忠贤的外甥、养子，阮大铖好不容易找到了魏忠贤这里。

这一大圈绕的，人脉关系显然在逐层衰减，阮大铖“找人”的效果能够理想吗？

五、诀窍

现实世界中，放射金色光芒的不是太阳而是银子。阮大铖“找人”不是白找，银子太重魏忠贤也就顾不上年老体弱了。

理论上讲，阮大铖“找人”找到魏忠贤这里，事情能不能办成是个问号。魏忠贤的官品与左光斗一样大，都是正四品，并且没有东林党控制下的吏部职能。但是，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左光斗没帮阮大铖办成的事，魏忠贤还真帮他办成了。

左光斗的能力，难道比魏忠贤差？不是这回事。左光斗有学识、有经验，还有他人没有的打拼精神。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左光斗考中三甲第九十一名进士，任内阁中书舍人，官从七品；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擢御史台候命；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授浙江左道监察御史，官正七品；直到天启三年（1623年），官场摔打十六年，官只升了一级。但是，左光斗很快创造了官场奇迹——天启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官阶已是从五品；天启四年（1624年），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官正四品。一年多时间里，左光斗官升六级，完全是个有能耐的人。

但是，官的大小与权力的大小，完全是相对的。左光斗的四品官相对于赵南星的三品官，足足小了两级，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左光斗说行赵南星说不行，那就是绝对的不行。魏忠贤比赵南星也小两级，但这个四品是太监四品，约等于文官的二品，或更高一些。文官的最大一顶官帽是“首辅”，也就是俗称的“宰相”。首辅是外相，太监是内相，二者只有权力范围上的划分，品级仅是参考系数。

权力范围，同样是相对的。吏部、内阁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要通过太监送到皇帝手上，皇帝说行才是真行。如果太监将公文压着，或者利用与皇帝个人间的关系，做通皇帝的思想工作，吏部、内阁的人事安排就得改，一直改到太监满意为止。魏忠贤用的就是这一招。东林党没办法，不得不修改对阮大铖人事安排的意见，让其担任吏科都给事中，回到左光斗最初的建议上。

事情算是回到了从前，但相互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左光斗与阮大铖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同志”、“朋友”和“同乡”，插上这一出，只剩下一个“同乡”，其余的都不存在了。

更严重的后果，还不在这里……

六、惹祸

历史的偶然性是不容忽略的，如果东林党的人事安排尊重了左光斗的意见，吏科都给事中用了阮大铖，而不是赵南星力挺的魏大中，东林党的“党史”很可能被改写。正是这个魏大中，最先将东林党带进雷区。

魏大中（1575-1625），字孔时，号廓园，明万历四十四年三甲第十三名进士，“家庭成分”是“军籍”。虽说“出身论”不科学，但魏大中确是一副臭硬脾气，也是东林党中敢打敢拼的著名打手，性格与左光斗颇为相似。

天启四年二月十九日，刑科给事中傅櫆弹劾左光斗、魏大中“招权纳贿”。东林党的两大骨干一齐中枪。是不是东林党与魏忠贤集团之间正式开战？像是，其实不是。傅櫆确实投靠了魏党，更重要的他是江西人。“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明朝官场上的江西人一直有实力。明末朋党丛生，江西人不能不抱团建“江西党”。

这个时候的江西党，也不是要全面反攻东林党，而是要把左光斗与魏大中往死里整。傅櫆奏疏上写的是左光斗、魏大中“招权纳贿”，实际上是魏大中不给江西人面子——他驳了刘一焜的恤典。恤典，简单地说就是朝廷对去世官吏给予追封、赠谥、树碑、立坊、建祠之类的“政治荣誉”。刘一焜，江西南昌人，曾任浙江巡抚。其兄刘一燝，是继方从哲之后的明朝首辅，天启二年去官后，崇祯初年再复原官。他们的父亲官小一点，也是陕西右布政使。所以，刘家绝对是江西党的总部。魏大中不批准刘一焜的恤典，不仅是刘家失了面子，而且整个江西官员都感到矮了三分。

左光斗跟着魏大中成为江西人的靶子，同样不是收黑钱的事，而是他深深地得罪了江西人。《明史·左光斗本传》：“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赵）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当初，与左光斗争夺左佥都御史的，竞争对手便是熊明遇、徐良彦。熊明遇，南昌进贤人；徐良彦，江西南昌新建人。左光斗仰仗党的领袖赵南星击败了熊、徐，仇恨的种子也就这么种下了。

江西党死整左光斗、魏大中，傅櫆还只是个“领衔人”，幕后总策划则是章允儒。《明史·黄尊素传》曰：“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章允儒，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时任礼科都给事中，江西南昌人。这个人比较凶狠，算不上厚道，但也不算坏人，看魏忠贤不顺眼时，他也攻击。面对共同的政敌，章允儒当了领头羊，熊明遇、徐良彦积极参与，一同鼓动傅櫆出头露面，奏劾左光斗、魏大中。

面对江西党的进攻，左光斗与东林党人并不紧张，因为这二党的实力，远远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他们忽视了这个事的“领衔人”。

七、合作

傅櫆的身份颇为特殊——他是江西党，也是魏忠贤的人。面对傅櫆的挑战，左光斗做出回应是必须的，《明史·左光斗本传》：“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

有惊无险，左光斗像是没事了。但是，“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明史》这一句写得很简洁，左光斗惹下的新麻烦其实很怕人——“东厂”，魏忠贤主管的部门；“傅继教”，魏忠贤的外甥加养子。左光斗没提“魏忠贤”一个字，这火则几乎烧到了魏忠贤的胡子，幸亏魏忠贤没有胡子。

魏忠贤应该很生气，这当然纯属推理的。事实上魏忠贤没有生气，他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清醒：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得不能再低，在官场资格也比较嫩。前者，自己五十多岁了，也不适合到“扫盲班”进修，买一张文凭也不管用。至于后者，倒是可以想办法的。

明末的阉党，是官场上的客观存在，与左光斗关系很铁的太监王安，就是当时的阉党领袖。万历朝的官场背景，是皇帝对文臣与宦官都不太信任，这也是前朝嘉靖皇帝的传统，所以文臣与宦官要合作，阉党与东林党是“友党”。天启元年，魏朝、王安先后被杀，王体乾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因为与天启皇帝关系特铁，名义上的“二把手”魏忠贤，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阉党领袖，这时的阉党等于是魏党。

这还不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魏党与阉党有着实质不同：天启皇帝继承了爷爷的传统，继续不信任文臣，但对以魏忠贤为首的内臣非常倚重。皇帝对内外臣都不信任，东林党可以视阉党为“友党”；皇帝信任内臣、不信任外臣，东林党看魏党便是满满的敌意。

作为魏党的领袖，魏忠贤对阉党的性质作了实质性的开拓，大力在文臣中发展“党员”。七十多岁的礼部尚书顾秉谦成为年龄最老、“党龄”最嫩的魏党“党员”；少数东林党党员转投魏党，成为十足的“两面人”。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二十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说的就是魏党的盛况，东林党事实上已不是一党独大。

作为东林党的主要负责人，赵南星并非很无能。他领导下的东林党，曾成功地击败了齐、浙、楚三党，同时也注意到了魏党的日渐强大。但是，他没有注意到魏党与齐、浙、楚三党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人家老魏，那可是皇帝的“代言人”！

赵南星瞧不起新对手，魏忠贤却不想拿东林党作对手。并且，魏忠贤找到了与赵南星“合作”的基础——咱们都是河北（北直隶）“老乡”，为此，魏忠贤还特地跑去会见赵南星。但是，会见气氛很不友好，以赵南星为核心的东林党，坚决要“正义”战胜“邪恶”。这种分裂，也是明季官场的撕裂。

天启四年的六月，也就是在江西党对左光斗、魏大中进攻后不久，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党，毫不犹豫地找魏党开战了。

八、打骂

杨涟（1571-1625），字文孺，号大洪，应山（今广水）人。在东林党与魏党的决斗中，杨涟的表现至为突出，成为明代著名的谏官。清初著名史学家查继佐称：“当时号‘杨左’，杨径直而左沉密。”杨涟性格刚烈，对皇帝极为忠心，“移宫案”中他闯进内宫，逼走李选侍，强抢太子，骂得内臣抬不起头来。对天启皇帝顺利上台，杨涟也以功臣而自居。但对朝政出现的诸多问题，杨涟一股脑推到了内臣领袖魏忠贤头上。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弹劾魏忠贤，奏疏一共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后来倒台时，崇祯皇帝让官员办案，钱嘉徵一笔划掉了十四条。剩下的十条请崇祯帝过目，崇祯帝又接着划掉了六条。“径直”的杨涟，数落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实际上只有四条可以成立。

身为左副都御史的杨涟重拳出击，魏忠贤着实被吓得半死。但是，魏忠贤只是被杨涟凶相所吓倒，事情的可怕程度并不严重——后来痛恨魏忠贤的崇祯帝，认为杨涟的二十四条有二十条不靠谱；当时信赖魏忠贤的天启帝，则认为杨涟的二十四条没有一条靠谱。魏忠贤吃了定心丸，权当杨涟酒喝多了骂人，一口怨气吞进了肚里又吐到了空气中。

杨涟没有骂倒魏忠贤，魏忠贤又不出手，东林党人便一齐开骂。魏忠贤依旧不出手，东林党人火气更大，发动国子监千余师生一起怒骂、围攻。这下魏忠贤惨了，上班都要带保镖，否则就要被人堵着骂。提心吊胆，魏忠贤就这样过了近半年。

没完没了，社会秩序都搞乱了，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天启皇帝忍不住也开骂了。第一个被骂的是赵南星，皇帝骂得够狠：结党营私。接着被骂的，是高攀龙、杨涟、左光斗。东林党的领袖与骨干，被天启皇帝骂了个遍。

东林党的骂是造声势，皇帝的骂比打都厉害。天启皇帝骂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辞职回家。东林党领袖叶向高，没有被皇帝点名骂，但自己觉得很没面子，“公章”交给顾秉谦后跟着走人。韩爌想了想皇帝骂人的措辞，反省两天后也回家去了。不可一世的东林党就这样在皇帝的骂声中偃旗息鼓。

但是，被后人视为“沉密”的左光斗，在去职前又愤怒地上了一道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这篇奏疏叫《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其中的“二魏”，指的就是魏忠贤与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魏广微。

左光斗瞄准的，是内外朝两个重量级人物。左光斗的奏疏，拟于十一月二日上。但这封奏疏根本没递上去，左光斗有个家奴叫福生，京师人，提前将奏疏的内容密报了魏忠贤。在计划上奏的前一天，左光斗接到了去职圣旨。

这封奏疏也没有流传下来，左光斗之子左国材编定的左光斗《奏疏》二卷中，并未收录《二魏交通三十二该斩疏》。据称在锦衣卫逮捕左光斗时，左家人赶紧烧掉了这封奏疏。《三十二该斩疏》应该真实存在，并且是左光斗在自己与魏忠贤之间系的一个死结……

九、刀子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两大朋党之间的恶斗，以魏党的胜利与东林党的失败而告终。

什么叫失败？官场斗争中，从台上掉到台下就叫失败。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并不鲜见，失败者多被罢官、革职成为“政治极刑”。宋朝的王安石、司马光与苏轼，斗争的结果见于政治上的你沉我浮，而不是肉体上的你死我活，否则大宋的文坛那该是怎样的愁云悲声？明朝官场上的左光斗，因为“党争”而遭酷刑致死，《三十二该斩疏》已显露端倪——“斩”，施加的对象只有肉体。

官场失败的东林党人，其实并不悲伤，甚至有些欢乐。回到家中，他们会客的会客，吹牛的吹牛，写日记的写日记，吟诗填词的吟诗填词。“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左光斗在老家，也是一会住城里，一会住乡下。桐城的地方大族本来就多，左光斗这应酬或顺便看看山水的事，几乎一天都没得闲歇。明末的朋党争斗，很长时间里确实算不上悲惨，斗败的一方去职往往是暂时的，重新当官的资格继续有效。“清誉”，东林党就这么赢得的。甚至每玩一次，资历自动生成一颗星，人气上升一个等级，下次复出底气更足。

但是，他们全都忘了这一次的对手是谁，左光斗也忘了离京前草拟的那封奏疏——

“径直”的杨涟，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罪；“沉密”的左光斗，罗列了魏忠贤三十二罪。尤其是左光斗的《三十二该斩疏》，倘如期送出，魏忠贤面临的都不是一“杀”字，而是“剁、剁、剁、剁、剁……”你死我活，魏忠贤不能不纠结：哪天东林党人要是又上台了，自己肯定就不是回家喝酒这么简单了。

左光斗的《三十二该斩疏》就这么折磨了魏忠贤将近半年。

魏忠贤也不是什么善类，东林党欲整死魏忠贤，魏忠贤也想把东林党捅了，只是找不着刀子。关键的时候，东林党人汪文言居然递上了一把。

汪文言（？——1625），本名汪守泰，歙县人。汪文言是东林党中的智囊人物，也是东林党中人品欠佳的一位，《东林点将录》称之为“鼓上蚤”。左光斗是“东林六君子”之一，没人好意思加上汪文言，凑成“东林七君子”。

汪文言本是狱吏，脑子好使，胆子也大，因监守自盗被判遣戍，后来又当了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的“门子”。为了生计，也为了体面，汪文言又到东林党官员、刑部郎中于玉立的门下，当了个书吏。于玉立被贬官后隐居家乡，不知京中情况，选中汪文言进京，广结朋友，了解动向，还为他捐了个“监生”的身份，便于其开展特殊工作。

汪文言就这样来到京师，投奔到太监王安门下，并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过从甚密。汪文言用计离间齐、楚、浙三党，从此东林党一党独大。因脑子好使，颇有能耐，汪文言得到东林党魁、内阁首辅叶向高的赏识，官至中书舍人，完成了身份转变，汪文言从此高调游走官场。

从一个有“前科”的平民，一步一花钱，汪文言挤进了东林党的核心层，这钱该花的地方也实在太多。只花钱，不进钱，又清正又廉洁，鬼才相信他家里有那么多钱。

魏忠贤曾经抓过汪文言一次，并非因为魏党与东林党间的“党争”，而是涉及银子。汪文言被抓，问题性质不是太严重，东林党又没有理由袖手旁观，魏忠贤只好将汪文言放了。这一次，又是因为银子，魏忠贤将汪文言逮个正着。

这是一桩惊天大案，汪文言自己坠入万劫不复之渊，也让好友左光斗等大祸临头……

十、银子

早在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失陷案”即惊动朝野。广宁失陷，是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满清）军事对抗中最严重的事件，明朝因广宁失陷而尽失辽西，与后金对抗的战略优势开始丧失。

广宁失陷同样是一起责任事件，时任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二人在军事部署、战守之策上分歧严重，导致广宁失守。广宁巡抚王化贞不习军事，对广宁失陷负有主要责任，故天启二年二月，王化贞被逮捕，熊廷弼罢官听候查考。

王化贞，东林党首叶向高弟子，广宁失陷后又贿赂魏忠贤，从而得到东林党与阉党的双重袒护。熊廷弼，湖广江夏人。熊廷弼人脉交往复杂，为楚党，曾获东林党最直接的对头江西党支持，又与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即出自熊廷弼之手，故又为东林党的死敌魏忠贤所恨。

“广宁失陷案”初期的处理结果，王化贞负主责，熊廷弼负次责，应是客观、公允。但朋党背后复杂的争斗，使“广宁失陷案”的处理迅速走偏，熊廷弼成为不二的“替罪羊”，为王化贞背锅——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以“失陷广宁罪”被杀，并传首九边。王化贞则免于一死，重罪轻判为斩候决，直到崇祯朝重理旧案，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处以死刑。

广宁失陷后，熊廷弼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多方交通运作以图减罪。替熊廷弼私下交通打理的人，主要是汪文言。熊廷弼提供给汪文言的贿金，是个天文数字。御史弹劾熊廷弼侵盗军费十七万两，御史刘徽弹劾熊廷弼家财百万。熊廷弼贪污空穴来风，但违法事实被阉党极力夸大，造成事后无法追赃。

汪文言替熊廷弼消灾，难度颇大，因为熊廷弼罪轻即意味着王化贞罪重，这在东林党内部肯定行不通。汪文言铤而走险，竟然让人找魏忠贤帮忙，并许诺重金。魏忠贤这一查，汪文言又一次浮出水面。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将汪文言下镇抚司诏狱，魏党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对汪文言严刑拷打，熊廷弼贿赂案几乎真相大白。

熊廷弼为自保，行贿的对象也很复杂，事涉魏党、东林党等。熊廷弼不仅行贿，而且贪污，主要事涉其辽东任上，负责辽东边事中的官员以东林党居多，魏忠贤欲借“贪污辽东军饷”一事，彻底消灭东林党的残余力量。在魏党编造的汪文言狱中供述中，“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的受贿数目是：顾大章四万两，杨涟、左光斗各两万两，袁化中、周朝瑞各一万两，魏大中三千三百两。但汪文言临死前，曾极力否认杨涟受贿。

以汪文言为契机，“广宁失陷案”衍生出“熊廷弼行贿案”，又因“熊廷弼行贿案”延伸出“左光斗受贿案”。传说中的“银子”，将会成为怎样的一把利刃？

十一、挖坑

天启五年三月，左光斗因受贿罪被锦衣卫逮捕。左光斗对事态的估计似乎有点乐观，缇骑到桐城缉拿左光斗时，父老乡亲觉得这一次左大人太危险，志愿组成“护卫队”，以确保左大人的人身安全。左光斗一挥手，笑着说：都回去吧，没事，没事！

左光斗向缇骑提出的要求是，在桐城境内不要囚枷。面子，形象，左光斗是一个特别珍惜声誉的人。

但是，左光斗的家人哭作一团。其实，哭是对的。左光斗入罪，办案人员是锦衣卫缇骑，锦衣卫是明朝最厉害的一把宰牛刀，杀鸡宰羊的事是犯不着使用的。左家人从锦衣卫缇骑身上，看出了恐怖。

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本是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皇帝的安危至高无上，所以需要锦衣卫这么个特权部门。其特权，大凡人们听说过的它都具有：锦衣卫掌管刑狱，有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可以逮捕任何人，包括皇亲国戚。而最大的特权，是怎么捉人，捉进去之后怎么收拾，不必公开，司法部门也管不着。如果不小心弄出人命，告诉亲属一声过来料理后事，也就结了。

说好的“受贿案”，怎么惊动了锦衣卫呢？因为左光斗“受贿案”是挂在“广宁失陷案”上的，涉及社稷安危，不是普通的受贿案，锦衣卫办案“顺理成章”，并可以直接判决。

当年，魏忠贤被人称作“魏傻子”，知识与智商似乎等于“零”。但那是过去，此时的魏忠贤是一面旗帜，魏党的大旗下有的是高手。杨涟为魏忠贤挖了二十四个坑，左光斗为魏忠贤挖了三十二个坑，坐等魏忠贤往坑里跳，跳完第一个又来第二个，随便落进哪个坑都是一个“斩”。魏忠贤只为他们选了一个坑——锦衣卫诏狱。想出这个坑，那是很难的。

从桐城到京城，缇骑带着左光斗走了三个月。时间有点长，因为沿途左光斗还要会会故旧，包括喝酒。天启五年六月，左光斗被投进锦衣卫诏狱，械、镣、棍、拶、夹棍一齐上，方苞《左忠毅公逸事》里描述的情形就是这么出现的。

遭受种种酷刑，左光斗最终承认收受熊廷弼贿银两万两。

以左光斗的人格、操行以及与熊廷弼的私交，曾参与营救熊廷弼当有可能，但收受熊廷弼贿赂，除了“供述”别无依据。左光斗有“铁骨御史”之誉，不畏一死，为什么在狱中遭受酷刑后即承认“受贿”呢？其实，这是左光斗为魏忠贤挖的又一个“坑”。

作为“广宁失陷案”的延伸，左光斗“受贿案”属于锦衣卫正常的办案范围。依照大明律，左光斗如果仅是“受贿”，即应由锦衣卫诏狱转入刑部狱，交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依法审理，顾大章后来即移交刑部。案件移交，区别极大：东厂、锦衣卫为魏党势力掌控，办案手段特殊，不受三法司节制，几乎没有约束。左光斗本供职都察院，三法司中亦仍有大量东林党成员，且办案程序明确。左光斗若交由三法司审理，不仅自己可以洗冤，甚至可能导致魏忠贤的非法行为被追究。“沉密”，查继佐评价左光斗的这两个字是相当精准的。

“沉密”这两个字，同样也属于此时的魏忠贤。左光斗承认“受贿”只是一个开头，坐实“受贿案”需要“追赃”，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明末的银价有所贬值，以综合购买力测算，两万两银子接近人民币1000万元。左光斗“受贿”数额巨大，本系捏造，左家及亲友多方筹措，仍旧无法足额“退赃”。据《安庆会馆征信录》，为营救左光斗，安庆同乡卖掉了京城的“安庆会馆”，获银二万二千两，帮助左光斗如数“赎赃”。“人赃俱获”，证据链形成，左光斗“受贿案”彻底“坐实”。

魏忠贤会像左光斗预想的那样掉进坑里吗？没有，魏忠贤把那个坑给填了：尚未移交三法司，左光斗即死于诏狱。“生为贪婪之贼臣，死为不忠之逆鬼”，朝廷的圣旨，这样为左光斗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十二、尾声

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在诏狱为狱卒所毙。“东林六君子”中，为狱卒所毙的还有杨涟、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四人。

如东林党人所期转入刑部狱的，只有顾大章一人——他在“东林六君子”中是最清醒的一个，在刑部狱中上吊自尽。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三岁的明熹宗朱由校意外早逝，所育三男二女无一长成，诏立五弟信王朱由检为皇帝，即明思宗崇祯皇帝。

天启七年十一月，魏忠贤上吊自杀，魏党终结。前后仅隔两年，魏忠贤与左光斗殊途同归。

诛灭魏党，崇祯帝朱由检并非出于匡扶正义，明鉴忠奸。明代高度集中的皇权，以分授于内臣、外臣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天启帝偏向了“内相”魏忠贤一边，导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与魏党之间你死我活。崇祯帝呢？权力内外臣谁都别想，包括“内相”魏忠贤的那一份！

魏忠贤倒台，并不为左光斗昭雪的必然。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左光斗继妻戴氏伏阙讼冤。左光斗计有三个妻妾，元配妻子周氏早逝，三十二岁时继娶戴氏，三十八岁时纳十三岁的袁氏为妾。戴氏“生来醇谨，不善事事”，左光斗居官袁氏作伴，戴氏居家侍奉公婆。戴氏进京讼冤后左光斗获平反，南明福王时左光斗获追谥“忠毅”。

左光斗的父亲叫左出颖，左光斗死后家人哭作一团，他端坐桌前一言不发；长子左光霁被株连致死，他一言不发；丧子蒙难老夫人悲痛而死，他一言不发。魏党被诛，左光斗昭雪，八十四岁的左老太公闻讯后一声巨号，溘然长逝。

左老太公悲从何来？不得而知。历史，有时只是一个说法，有时只是一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