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的最后一击



“小阎王”是张宗禹的绰号，他是西捻军的最高统帅。关于他的背景材料大致如下：一、他是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人；二、生卒年龄不详，约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三、成分地主，家有良田千亩。

如果从“阶级论”出发，他完全不应该走上反抗的道路。但性格即命运，张宗禹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单从外号“小阎王”便可见一斑。他的父亲是个恪守礼教之人，平日对他管束甚严，可结果适得其反。张宗禹自幼不爱读书，并厌恶科举，年稍长便与捻众交往。不久因为一件小事，他离家出走，投奔族叔张乐行，并跟随其转战南北。

张乐行是捻军早期著名的领袖，别号老乐，安徽涡阳人。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他已是淮北十八股捻首之一。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各地捻军纷纷起义响应，并在安徽北部雉河集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四年后，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被封为“沃王”。从此，捻军与太平军遥相呼应，并肩战斗。

捻军，又称捻子，或捻党。该组织最初起于安徽、河南一带，后逐渐发展至山东、江苏地区。他们“结则为捻，散则为民”，经常一股一股地活动，故被称作“捻子”。所谓捻，即拧成一股，结为一体之意。

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叛徒出卖，张乐行遇害。此后，张宗禹继续坚持战斗。天京陷落后，南方的太平军基本肃清，但北方捻军却开始了新的联合。由于皖北根据地大量丧失，加之清政府的严厉剿杀，新的局势使分散的捻军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11月下旬，西北太平军的首领，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率两部太平军数千人，在皖北与捻军主力二万多人会合，一些太平军、捻军残部也闻讯赶来投奔，从而组成了一支以赖文光为首的统一的新捻军。据赖文光在《自述》中说，当时江北剩下来的捻军有数万，皆为蒙(城)亳(州)之众，其头目有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众人共推他为首，决心“誓同生死，万苦不辞”，“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

赖文光是广西客家人。据说他是洪秀全之妻赖皇后的族弟。天王在金田起义时，他就跟随麾下，时年尚幼，但已英姿勃发，崭露头角。东王掌权时，他曾遭到排斥，在天京闲居数年，及至东王死后，他才又恢复权力。天京陷落后，他撤往北方，手下仍有数千之众，并具有较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皖北会师时，他才理所当然地被推为领袖。

对于起义军来说，当时的局势极为严峻，新的会盟无疑给大家带来了希望。此后，捻军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其中著名的将领有任化邦、张宗禹。任化邦号鲁王，张宗禹号梁王，他们的王爵究竟是太平天国所封，还是他们自称的，历来存在争议。不过，二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与赖文光一起并称为捻军后期的“三大巨头”。

新捻军组建后，仍然保持原有的五旗军制，即用黄、白、红、蓝、黑五色军旗加以区分，但战术却有了重大改变，即易步为骑，采用流动战术。所谓易步为骑，就是改步兵为骑兵，以两条腿变四条腿，这就极大提高了作战机动性。他们呼啸来去，神出鬼没，像旋风一样驰骋于豫、鲁、苏、皖的广大地区，使清剿的清军追不上，打不着，只能干瞪眼儿瞧着他们纵横来去。

当时在北方负责剿捻的清军统帅是大名鼎鼎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便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目的就是要他迅速扑灭“捻患”。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号称天下无敌。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占尽优势，令人生畏，捻军一开始也处处受制，损失惨重。然而，当捻军进行重组、改变战术之后，僧格林沁开始遇到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你有马，我也有马；你能跑，我也能跑。可跑与跑却不一样，一个是主动跑，一个是被动跑。捻军处处占据主动。他们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忽东忽西，形踪飘忽，往来迅疾，而僧王爷只能跟在屁股后边，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整天东奔西突，疲于奔命。

捻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利用精骑善走的特点，“以走疲敌”。这一来，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可傲慢自大的僧王爷却不服这口气，他心里想，我堂堂蒙古马队能跑不过你们这些乱匪？我还不信了！于是，一根筋到底，穷追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有人劝他不能这么蛮干，部队会被拖垮的。僧格林沁大怒，抖着胡须骂：“你这是扰乱军心，长他人志气，再说一句，看本王爷宰了你不可!”说着，拔出马刀，劈倒了身边的一棵小树。众人一看这阵势，都吓得闭上嘴巴，不敢再劝了。

于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可捻军并非老鼠。他们也不是吃素的，瞅准了机会便会反咬一口。他们常常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突施冷拳。不打则已，一打便是正着。等到清军大部赶到时，他们又倏忽而去，再次不见踪影。如此一来，僧王爷疲于奔命，吃尽了苦头，一败邓州，再败南阳，三败鲁山，损兵折将，死伤无数。

朝廷非常失望。两宫有一次召见恭王爷，问起战事。

太后说：“听说僧王又吃败仗了？”

恭王答：“正是。”

太后说：“蒙古马队不是厉害吗？为什么灭不了捻匪？”

恭王答：“捻匪极其狡诈。”

太后叹了一口气，说：“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

恭王无语。

于是，便有了调用曾国藩的打算。

其实，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同治元年（1862年）以后，湘、淮军渐成气候，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朝廷隐约感到了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以此达到与湘、淮军的平衡。和春、向荣先后死去，当时朝中有实力、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僧格林沁，一个是胜保。可这两人中，无论军功和地位，后者都无法望前者项背。因此，朝廷蓄意扶持僧格林沁。同治元年（1862年），命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比曾国藩还要多一省），就是要拿他制约曾国藩。而一向傲慢自大的僧王爷也从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放在眼里。他曾放言说，若论战斗力强弱，“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湘军)为下”。这明摆着是在贬低老曾。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后，对于清王朝来说，形势一片大好。尽管捻军还在扑腾，但在当权者看来不过是小鱼小虾，已不足为患，一鼓荡平，只是早晚之事。相反，倒是曾国藩的湘、淮军羽翼渐丰，成了一块心病。因此，天京一破，朝廷便开始了大规模裁军，其重点当然是要撤裁湘、淮军。然而，对于僧格林沁的部队不仅不裁，反倒不断补充增加，其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僧格林沁太不争气，北方捻军越闹越大，他却束手无策。朝廷打算派曾国藩前来，这让他深感脸面无光，而最气人的是，曾国藩的话还说得难听。他说，湖北已有僧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官文两大钦差，再派他去，实无必要，且三个钦差“萃于一隅”，岂不要让“贼匪”轻视？言外之意，一是耻笑僧格林沁和官文无能，四百里内两大钦差，厚集重兵，却拿捻军毫无办法；二是真要我去也行，另两位得走人，否则三大钦差挤在一块，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哩!

僧王简直气坏了!可气归气，现状却无法改变。就在朝廷欲调曾国藩时，捻军已离开湖北，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接着，他们又在河南接二连三地重创了僧格林沁所部。1865年3月间，捻军忽然北上，由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数日之内便穿越曹县、菏泽、定陶、郓城、巨野、济宁等地，直逼直隶边境。朝廷下诏痛责僧格林沁无能，说他“玩寇纵敌”，任捻北来，僧王爷一肚子委屈，却有苦说不出。

为了挽回败局，他下令穷追不舍，一心要找到“捻匪”与之决战。从3月底到5月初，僧格林沁率部从河南追到山东，又从山东追到河南，之后再由河南追到江苏，再由江苏追至山东。短短一个多月，狂奔数千里，经常是一昼夜追赶一二百里。马队快，步队每追不及，疲困之极，累死者达数百人之多。

就这样，僧格林沁仍嫌速度太慢。他下达死令，马不停，人不歇，非得追上捻军不可。至于他自己也够以身作则，每日“寝食俱废”。有时累极了，便在道旁小憩片刻，“饮火酒两巨觥”，喝下后接着上马再追。有笔记称，僧王日夜追敌，常数十日不离马鞍，手累不能抓缰绳，便用布带将手捆于马上。其求胜心切，由此可见一斑。

可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马也不是铁打的，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但僧王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从好的方面说，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忠于职守，骁勇好战，可有勇无谋，跋扈鲁莽，尤其是缺乏科学态度，却是致命弱点。曾国藩早有预见：“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他的话不幸言中。

1865年5月17日，疲惫不堪的僧军追至山东曹州，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捻军伏击。数万捻军主力呼啸而起，三路掩杀。清军迅速溃败。当天夜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冒死突围，此后失联。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他的尸体躺在麦田里，“身受八伤”。据杭州将军国瑞报告称，僧王是在激战中被长矛刺中坐骑，坠马落地，被贼匪所害。其阵亡处在曹州府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吴家店。而指挥这场伏击战的就是鲁王任化邦和小阎王张宗禹。

高楼寨一战，不仅葬送了僧格林沁，而且也使他的王牌马队毁于一旦。捻军声势大张，兵锋迫近京畿。清廷闻报，异常震撼，紧急调整剿捻方略，谕令曾国藩前往督师。

曾国藩到任后，根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归纳总结出了捻军的活动特点，即“打圈圈之法”，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套作战方略。其要点为：以静制动。你捻军不是能跑吗？好，你跑我不跑。我重点设防，先把你围起来，然后再加以剿灭。用他的话说，这叫“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具体做法是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豫北、皖北、苏北、鲁南四省十三府重点防守，然后将这些点连成一线，形成一个大口袋，将捻军装在袋中，逐一消灭。

这一想法固然是好，可实施起来难度却很大。首先它需要四省督抚驻军齐心合力，同心同德，否则一点突破则前功尽弃。

然而，各地督抚守将各怀私心，谁也不愿牺牲地方利益。于是，各自为政，任由捻军纵横自如。时间一长，久而无功。朝廷急了，便开始追究责任。可是，各地督抚又把责任推给曾国藩，说他消极畏敌，未尽职守。他们还拿他与僧格林沁相比，说什么僧王爷再不济，人家鞍马劳顿，没功劳还有苦劳，而今他曾大帅倒好，安居徐州，风不吹雨不淋的，倒是气定神闲，可捻匪却愈加猖獗了。

面对无端批责，曾国藩大呼冤枉，可他一张嘴说不过多张嘴。面对腾章四起，谤议盈路，不禁大感头疼。

为了改变局面，他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加以修订。即在重点设防之外，增设运河、沙河与贾鲁河防线。曾国藩认为，贾鲁河、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皖北必经之地，只要扼守住这道防线，捻军的行动就会受限，然后，“各分汛地，层层布置”，便可渐逼渐紧，最终把捻军驱逐至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除。

应该说，这一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改进了不少，也更加完善。但是，你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计划再好也得人来执行。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将千里长堤修筑起来之后，一天夜里，捻军大队突然冲破开封以南防线，向东奔突而去。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千里长堤，铁壁合围，转瞬化为泡影。

计划再次受挫，于是抨击之声又起。就连李鸿章也对这一做法的可行性表示了质疑，甚至讥讽这种“修墙筑堤”之法，说是“闻者皆笑其迂”。他还写信给刘秉璋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然遇见公等知音了。这话显具挖苦之意，虽是对刘秉璋说的（刘为河防之策的热心筹划者之一），实则却是暗讽曾国藩。

面对这种局面，曾国藩一筹莫展，又气又恨。在给曾九弟的信中，他无奈地表示，数万大军“想与敌交一下手而不可得，可恨之至”!想当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军都被他打下去了，而如今面对擅长“打圈圈之法”的捻军，他却无能为力，难建寸功。随后不久，“匪氛更炽”。捻军分为东西两股，一股深入山西，一路挺进河阳。朝廷焦急万分，不得不对剿捻人事做出重大变动，即令李鸿章前往接任曾国藩。

同治六年(1867年)2月李鸿章走马上任了。自咸丰三年（1853年）以来，清廷为剿捻先后派遣了二十二个统帅，到李鸿章已是第二十三个。这其中有亲王、总督、巡抚、总兵不等，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都难竟其功。现在，轮到李鸿章登场了。

此时的李鸿章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刚上任不久，捻军就当头给了他几棒。

1866年12月间，就在李鸿章督师前不久，捻军在杞县、河南一带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继续周旋于山东和中原一带，称为东捻军；一支由张宗禹率领，前往陕甘，联络回众，称为西捻军。

捻军一分为二，这是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也是形势所迫。当时清军调集了大量军队，集中于苏、鲁、豫、皖地区，进行围追堵截。捻军虽然挫败了曾国藩的多次围堵，但局势并未改观，相反更加严峻。在此情况下，赖文光认为“独力难支，孤军难立”，特命梁王张宗禹等率部“前往甘、陕，连结回众，以为犄角之势”。

对于捻军的分兵之策，史学家历来有不同的评论。一种认为，这无疑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从而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而另一种则认为，分兵陕甘，联络回众，扩大了捻军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其实很难做出判断。不过，就在李鸿章督师不久，便从湖北传来消息，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臼口镇一带集结，李鸿章闻讯便立即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向安陆进发，计划就地围歼。这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役部署。各路大军包括刘铭传、张树珊、周盛波、鲍超以及郭松林的新湘军，总兵力达到七万之众。朝廷对此寄予厚望，认为“鄂省地势非平旷，马力不能施展，若各军四面夹击，齐心并力，必可痛挫其锋”。李鸿章也回奏称，“圣上英明，指授机宜，极其透彻”，“目下军势既集，网罗已张”，必将就地围剿，痛歼其匪。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接二连三的打击便接踵而至了。先是郭松林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之后张树珊部又在杨家河全军覆没，张树珊战死。事情到此还没完，不久，尹漋河之战爆发，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同样大败而归。紧接着，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部。仅仅半个月，湘、淮军便接连大败，损兵折将。这让李鸿章极为震惊，无地自容。这时，轮到曾国藩看笑话了。他在给九弟信中说：“人都说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则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便鲍超、刘铭传等与之相遇，胜负也很难说。”

出师不利，使李鸿章开始清醒下来，不得不认真研究对策，并调整作战方略。原先他对曾国藩的所谓“河防”不屑一顾，说是“闻者皆笑其迂”，并讥讽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但在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之后，他才真正领会到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对付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而利用河防，限制其流动，则不失为有效之策。直到这时，李鸿章才认识到，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此法虽笨，但笨法自有笨法的道理。于是，他决定仿效曾氏“筑墙之法”来对付捻军。万里长墙终遇知音!但知音者，已非曾氏，而是他李鸿章了。

1867年春，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河南南阳一带。当时他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北上陕西，二是西下四川。可是由于陕西就食困难，而四川路途遥远，赖文光与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决定东上山东，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

战略专家认为，这一决定实际上存在重大失误。因为它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作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

从1867年6月，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决定实施“倒守运河”之策。所谓倒守运河，就是将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为了保险起见，他设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胶莱河防线。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隅，加以歼灭。第二道是运河防线。此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则利用运河防线，继续围歼。

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行，李鸿章亲自巡阅运河，沿途察勘，并督修长墙。“炎风烈日之中，弁勇昼夜兴作，劳苦异常”，“七月初间，运西长墙一律完整”。接着，李鸿章又调集数万重兵，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部队，层层设防，铁壁合围。

但是，尽管他周密部署，还是未能达到目的。原因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并不配合。就在他指挥各路军马层层合围时，东捻军却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渡过潍河。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化为泡影，他又气又恼，指责丁宝桢“慢师轻敌”，玩忽职守，可丁宝桢并不买账，随即以牙还牙，攻击李鸿章调度不力，“纵贼误敌”。他还把责任推到淮军身上，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救援不力，而李鸿章“徇私诿咎，倒置是非”，完全是推缷责任。

虽然李鸿章身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但他管不了丁宝桢，后者作为一省大员也根本不听他的话。

说到底，这是个体制问题，或者说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李鸿章早在督师伊始，就曾提出统一事权，明确地方权限，以防掣肘，可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曾国藩督师时就因地方掣肘，一事无成，现在轮到李鸿章吃苦头了。

丁宝桢是晚清名臣。他是咸丰三年（1853年）的进士，历任编修、知府、巡抚，后来官至四川总督。《清史稿》称他“严刚有威”。很多年后，他出任山东巡抚时，曾杀了慈禧身边宠宦安德海，为民除害。其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盛传一时。李鸿章碰上他，算是遇到硬茬儿了。两人腾章相诋，你来我往，朝廷不耐烦了，于是各打五十大板：下令李鸿章“交部议处”，丁宝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这是清廷惯用手法。不过这一顿板子，倒把李鸿章打醒了。是啊，这么闹来闹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消灭捻军，建功立业。否则，曾国藩前车不远。

李鸿章脑子转过弯来后，便不再认死理了。他开始主动讲和，首先进行自我批评，认为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丁宝桢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冷静下来之后，也以和解的姿态做出了回应。此后，双方达成共识，一致决定加固运防，共同对敌。

然而，就在这时，朝中有人对运防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玩意儿曾国藩过去搞过，李鸿章现在又搞，但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所谓劳而无功，不如罢之。

李鸿章一听这话就急了。如果说，几个月前，他还是运防的嘲弄者和否定者的话，那么，现在已是坚定的捍卫者了。在他看来，灭捻者，非运防不可，除非另有更好的办法。至于运防眼下尚未奏效，问题不在运防，而是另有原因。他上书陈述理由，请求不罢运防，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耐心，千万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前功尽弃，军心亦为之动摇。

李鸿章的请求最终得到了采纳。对于东捻军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从9月初至11月下旬，短短的两个月间，淮军在加强运防的前提下，施展了猛烈攻势，以刘铭传为首的四支精锐的游击之师以骑制骑，以快制快，接连获得了胜利。尽管东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狭长的运河防线之内，无法摆脱淮军凶猛的追击，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9月间，李鸿章移师济宁，做进一步部署。此后不久，东捻军在山东境内频遭重创，被迫向江苏北部游走。刘铭传部紧追不舍，一路跟进。据报，11月17日，在日照的追击战中，铭军击中任化邦的右耳，尽管伤势并不严重，但李鸿章仍然很重视，并专门向朝廷报告了此事。

任化邦，小名任柱，安徽蒙城人，小捻子出身，自幼就跟随叔父舞枪弄棒，加入了捻军。他的哥哥、弟弟，包括妻子在内，都是清一色的捻军。任化邦勇猛善战，高楼寨打死僧格林沁、罗家集重伤郭松林、杨家河击毙张树珊、尹漋河大败刘铭传，这些战斗都是任化邦亲自指挥的。在捻军内部，他的名气甚至要超过赖文光。李鸿章把他看作死敌，认为他是“亳州积年巨捻，最为凶悍之首逆”。

日照之战中，任化邦被淮军枪弹所伤，但所幸未及要害。负伤后，他率部迅速退至苏北赣榆，然而刘铭传跟在后边紧咬不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任化邦决定利用淮军远道疲乏，对其实施伏击。11月19日下午1时左右，铭军与善庆马队来到了赣榆城下。他们找到了当地老百姓，打听捻军去向，得知捻军已向青口一带退去。

刘铭传下令继续追击。此时，天降大雾，四野昏暗，数步之外不见人影。铭军行进之中，突闻喧嚣四起，只见大队捻军黑压压地从四面围扑而来。一时间，杀声震天，地动山摇。

铭军立即展开反击。刘铭传与善庆分头迎敌。洋枪队连环施放，火光冲天，捻军正面的冲击虽然被抵挡住了，但很快又有大队捻军从铭军身后包抄过来。

在运动中伏击敌军，这是任化邦的拿手好戏。无论高楼寨，还是尹漋河，他都频频得手。这一次也如法炮制。

然而，就在双方激烈拼杀之际，捻军突然不战而退，队中有人惊呼：“鲁王中弹了！”随着喊声，只见一伙人护着一具尸体向后狂奔而去。

铭军乘机追杀，捻军大败。

事后据报，捻军败退是因为任化邦在战斗中不幸身亡。杀死任化邦的不是淮军，而是捻军内部出了叛徒。此人名叫潘贵升，系任化邦手下内五营头目，他在安邱之战后被刘铭传收买（刘许以三品花翎，并赏银二万两）。于是，潘某等人乘着激战之际实施了暗杀计划。马队哨官邓长安受命从背后开枪，任化邦中弹身亡。李鸿章后来在报告中称：“任逆被枪子洞穿腰肋，登时毙命。”

任化邦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在东捻军中，任化邦与赖文光可谓最佳搭档。一个善战，一个善谋。李鸿章曾评价说：“任柱马步贼为最善战，赖汶（文）洸(光)为最善谋，两逆狼狈相倚，固结不解。”任化邦战死后，赖文光顿失臂膀。此后，起义军开始一蹶不振，连遭败绩。12月间，淮军主力在寿光给予了起义军致命打击。这一仗，东捻军几乎被打光，残部仅剩数百骑跟随赖文光冲破六塘河，沿运河南下奔逃，最后在扬州瓦窑铺一带被围，赖文光不幸被俘。时间是1868年1月5日深夜。

赖文光被俘后，在扬州英勇就义。至此，东捻军全军覆灭。李鸿章甚为得意，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东南五省全境肃清，所有捻逆全股扑灭。

然而，就在东南捷报频传之时，西捻军张宗禹部已在陕西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并将剑锋指向畿辅。

自1866年秋，出于战略需要，捻军分为东西两支，张宗禹便一直是西捻军的统帅。其部约有五万之众。他们入陕，一路所向披靡，11月便打到西安城下。陕西巡抚刘蓉的湘军接连大败，朝廷急调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率部驰援。由于久攻西安不下，1867年2月，张宗禹率部进入渭北，与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并继续采用流动作战方式，飘忽不定，来往闪击，搞得左宗棠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却一无所获。

左宗棠乃湘军名帅，他才华出众，果断干练，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也是出了名的。他自比诸葛亮，并以“老亮”自号，但他这个诸葛亮遇上捻军却没了脾气，抓又抓不住，打又打不着，只得徒唤无奈，忧愤不已。李鸿章曾讥讽他说，张总愚（这是李鸿章对张宗禹的蔑称）、任柱，虽是天下无赖子，但老亮绝非敌手！

1867年11月，张宗禹转战陕北，连续攻占安塞、迁川、绥德等州县，就在这时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此时，任化邦在赣榆遇难，局势岌岌可危。为了援助东捻军，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但考虑到那里清军云集，不易得手，于是决定施围魏救赵之计，率部直插京畿，以迫使清军回防。是年年底，西捻军从陕西渡过黄河，由晋南进入豫北，再由豫北转向直隶，并在冀南渡过滹沱河。到了次年的正月，进抵定州，威逼京畿。

清廷为之震动，急调各地勤王之兵十万之众，集结于直隶，实施围堵。当各地清军蜂拥而至之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全军覆没，他们的救援行动已失去意义。

于是，他召集众将商议，认为直隶为险境，不易久留，必须速回陕北，与回军会合，以免被清妖围困，重蹈东路军覆辙。

计议已定，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他们计划从河南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豫、鲁三省平原，与敌周旋，再寻找机会退回陕西。

此时，李鸿章平定了东捻军，率淮军大队北上，这对西捻军如同雪上加霜。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起义军的情势更加危殆。尽管如此，清军的战绩一开始却不明显，相反倒是一片混乱。究其原因，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当时，应朝廷之令，北上宿卫之兵计有湘、鲁、豫、直、皖、吉等各军，由恭亲王奕出面节制。于是，直东战场几百里之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和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些大员之上还有一个总指挥恭亲王。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和尚，结果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溃者几希”。

除了多头指挥外，更让李鸿章头疼的是碰上了左宗棠这个老冤家，处处与他作对。他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不同意，力主强力追剿，两人互相牴牾，争执不休。

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不甘人下。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时，他就十分霸道。师爷并非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他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季高没有不害怕的。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燮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便让他去找左宗棠。樊燮来到左宗棠那里，由于没请安，不禁惹恼了左师爷。

左宗棠说：“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樊燮说：“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三品官。”言外之意，你左某连个品级都没有，还在我面前摆什么谱啊！

左宗棠一听这话，立时大怒，起身就踢樊燮，嘴里还骂道：“王八蛋！你给我滚出去！”搞得樊燮狼狈不堪。

这事发生不久，便有人上书把左宗棠告下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官文早想整治左宗棠了（有人说，樊燮之事其实就是官文暗中指使），于是便要严办。幸亏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疏力保。疏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此句流传一时，使左宗棠名声大噪。后来，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左宗棠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之后，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开始青云直上。《异辞录》中说：“左文襄（左宗棠谥号文襄）勋业，以幕客时为始。”此言不虚。

左宗棠入曾幕，与李鸿章一样，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曾国藩待他们，官分上下，情同兄弟。早年在湘军，左宗棠驻地与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并戏称：“大烹以养圣贤。”左宗棠能吃而善谈，每次来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入座则盘杯狼藉，遇到大块肉食，便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恣意笑乐，旁若无人。

左宗棠是出名的“杠子头”。凡事爱抬杠，每抬则必争上风。有时，较真起来，怒目而视，仿佛要打架一般。他与曾九、李鸿章等经常抬杠，彼此较起劲来，互不相让，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早在曾幕时，李、左之间就不融洽，除了湘皖地域之见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李、左真正不和却始于同治三年（1864年）。

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胡、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但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淮军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让老左心里很不舒服。

金陵会攻，朝廷屡诏李鸿章往援，可李鸿章碍于曾氏兄弟的关系，一边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图浙。这一来，等于把手伸进了左宗棠的地盘，老左岂能容忍？他告李鸿章“越境掠功”，李鸿章当然不承认。两下打起嘴仗，你来我往，怨恨的种子从此便埋下了。

刘秉璋说过，李文忠与左文襄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让，久之遂生意见。此话颇有道理。

有笔记载，一日，某公请客，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李鸿章说：“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望，惟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 清制，大学士必由翰林提拔。李是翰林出身，而左只是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故有此言，意在挖苦老左。

另有笔记称，洪杨之乱后，李鸿章与左宗棠闲谈论功。李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

谥号，乃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字。这句话同样是在刺挠左宗棠。左闻之默然，半晌无语。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他二十岁中举，偏偏此后接连三次会试（考进士）都铩羽而回，不禁心灰意懒。他曾有诗云：“蚕已过眠应做茧。”句中流露了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此后，他一见到进士就不舒服。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便重科榜（举人）而轻甲榜（进士）。有进士翰林来见，他大多没有好脸色，言辞中也多有揶揄。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李鸿章的话无疑是在揭短，触到左宗棠的痛处。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并未应验，左宗棠死后破格得谥号“文襄”，但在当时李鸿章的话还是让他大受刺激。

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刚明果断，勇于任事，这是他的优点；但他性格要强，为人处世，一味霸蛮，很难与人相处，这又是他的缺点。

西捻军进逼直隶后，李鸿章受到朝廷严责。出现这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这都是左宗棠惹的事，他在陕西剿贼不力，结果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不过，鉴于丁宝桢的教训，他决定忍让，主动求和。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写道：“鸿章此行迫于大义，吃苦受气是分内事。拟再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决不失敬。”

不久，李鸿章进驻山东德州，主动与左宗棠寻求和解，朝廷也令恭亲王协调李、左关系，而此时的左宗棠由于追剿不力，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战法。6月间，漳、卫上游，陡发山洪，运河水位猛涨。西捻军三面遭水，行动困难，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左宗棠看到战机有利，开始接受李鸿章“圈制”之策。6月14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晤，这就是著名的桑园会议。李、左两巨头的携手，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

西捻军的噩运开始降临了。从6月至8月间，湘、淮军利用运河、黄河和大海的长墙工事，对西捻军实施全面围剿。7月14日，在商河之战中，张宗禹中弹负伤。据李鸿章的奏折称，“商河之战，逆首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被我军枪伤落马，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贼数十骑扛之而逃，群贼立即纷溃”。

在报告中，李鸿章还写道，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亲兵毛牛儿等人，证实“小阎王”张宗禹“腹受枪伤甚重”。最后，他的结论是：“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既系子穿小腹，似亦万无生理。”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几天后，张宗禹又出现在济阳*家渡、龙王庙一带，这让李鸿章很没面子。

8月4日，西捻军在商河、乐陵一带遭遇淮军追击，张宗禹率部试图摆脱，但淮军诸将次第追击，并逐步形成合围。战斗从19日一直持续到28日，西捻军突至山东茌平附近的南镇，陷入了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几路大军的联手合击。西捻军顽强抗击，直至数千将士伤亡殆尽。最后，张宗禹仅带数十骑突出重围，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

茌平一战，是西捻军的最后悲歌。此战，他们全军覆没。张宗禹之兄张宗道、其弟张宗先、其侄张正江等全部阵亡，就连他的儿子张葵儿也未能幸免，被官军抓获，只有张宗禹去向不明，众说纷纭。

官方宣称，张宗禹投水而死，其依据是李鸿章的报告。李鸿章在报告中称，民间纷传张宗禹投水淹毙，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孜。李鸿章与袁保恒等亲自提讯。王犯供认，他跟随张宗禹九年，战败当日，张带八人逃至徒骇河边，自知难逃一死，不肯受刑戮之辱，遂令随从七人各自逃命，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死。

据此，李鸿章在报告中作出认定，张逆“投水伏诛毫无疑义”。至于尸体没找到，李鸿章的解释是：“惟刻下黄水盛涨，灌入徒骇，深不见底，事隔多日，该逆尸身随水漂流，必已腐烂无从寻认。”

这份报告写于8月25日，即战后十多天。9月6日，李鸿章再次上报，确认张宗禹之死“毫无疑义”。报告称，前审王双孜，王犯供称“逆首张宗禹投水淹毙”。此后又对降贼王结巴亲加研讯，“所供与王双孜相符”。因此他再次认定：“是日(捻匪)全股歼除，张逆亦毙，嗣经各处搜捕并无实在匪踪。”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有人表示质疑。尤其是左宗棠，一直不相信张宗禹投水自杀之说，认为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贪功求赏。他上疏称，张逆未死，必伏后患。为了抓住李鸿章的把柄，他“多方搜剔”，并派兵四处搜寻证据，这让李鸿章大为恼火。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觉得左之所为，完全是出于嫉妒。在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称他是“阿瞒本色，于此毕露”。然而，尽管存在争议，张宗禹的下落始终不明，最后朝廷只能接受李鸿章的说法。《清史稿》等史书也都如是记载。

那么，张宗禹究竟是否死了呢？

学界看法不一，直到如今仍然未有定论。不过，在如今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禹的墓碑。据说，张宗禹跳河后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孔家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直到二十年后病死。临死前，他才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民国版的《沧县志》有如下记述：

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事过一百多年后，有人去孔家庄追访，并发表了《捻军领袖张宗禹下落考察记》一文，载于《齐鲁晚报》。文中记述了张宗禹逃至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并配发了张宗禹墓碑的照片。照片上的墓碑孤零零地竖在荒草丛中，显出了几分凄冷。看着照片，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轰轰烈烈终归平静，尘埃落定，日月依旧。

另据《张宗禹传略》记，张宗禹尚存一子，其后裔如今都生活在皖北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