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与君主制的崩溃

历史大观园列国史志 2020-07-27 10:07:03 0

“白色革命”在表面上取得了显著成效。70年代初，石油美元的源源流入，更使这种看法几乎成为定论。

1971年10月15日，伊朗隆重庆祝居鲁士大帝建国2500周年，计有69国代表参加，其中包括9位国王、5位女王和19位总统。开销共计1亿美元，可谓排场至极。

此后，巴列维把“五五”计划的投资指标提高了一倍多，并宣称要把伊朗建成世界强国。这番豪言壮语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后者视伊朗为自己在波斯湾的支柱，美国总统尼克松宣称伊朗将得到“她所需要的任何常规武器”。1972-1977年，伊朗仅从美国进口武器即达120亿美元，军费开支在70年代平均占国家预算的30%。伊朗由此建立了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庞大军队（1977年为40万）。

然而，就在新波斯帝国大放异彩之时，王朝崩溃的前兆已经出现。

土地改革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广大的无地农民阶层，而农业公司和农工联合企业的建立又剥夺了部分自耕农的土地，结果大批农民流入城市。1966-1976年，农业人口从总人口的62%下降到53.2%。仅1975年就有8000个村庄荒芜了。

另一方面，普通自耕农因缺乏贷款而难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妨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政府对农产品的大量价格补贴和城市化的发展也鼓励了消费的增长，致使伊朗的农业生产越来越落后于需要，食品大量依赖进口。

在城市，巴扎经济也处于衰落中。由于政府的忽视，手工业者和巴扎商人得不到优惠贷款和保护关税的扶持，面临着大工业和大商人的激烈竞争，失业率不断上升。因此，他们与中下层毛拉联系密切，在反政府斗争中接受后者的领导。

在伊朗，什叶派宗教势力有着自上而下的较为完善的组织力量和经济基础，以及参与政治的传统，因而成为反国王专制的领导力量。它所反对的主要是国王的宗教政策、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政治独裁和亲美外交。

这种反对一方面体现出传统势力对世俗化改革的敌视，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国王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上全面投靠西方而同时却又压制民主的强烈不满，因而具有历史进步性。

1963年，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1902-1989年）领导巴扎手工业者发动了反对“白色革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但他本人随后被驱逐出境，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在流放中，霍梅尼的政治思想从捍卫宪法发展为反对君主制度、重建神权政治。这一转变标志着对几个世纪以来什叶派宗教实践的否定。

6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从宗教中寻求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倾向。20世纪初，主要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曾经主张全面西化。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大批劳动阶层的子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主张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其中，阿贝哈桑·巴尼萨德尔提出“伊斯兰经济学”，认为在伊斯兰社会中唯真主享有绝对的所有权，国家的权力有限，而私人只对劳动和产品有相对的所有权。

作为王朝统治主要受益者的大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关心政权。由于政府控制的石油工业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他们也缺乏影响统治者的能力。

因此，巴列维王朝表面上是“万民拥戴”，实际上则已沦为孤家寡人，而完全依赖军队、警察、萨瓦克等国家暴力机器勉强维持统治。

随着各阶层反政府斗争的开始，50-60年代涌现出许多政治组织。其中有代表手工业者和下层毛拉的伊斯兰敢死队（1946）、伊斯兰民族党（1960）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以及代表伊斯兰知识分子和学生的人民圣战者组织（1965）、国民自由运动和穆斯林人民革命运动等。

“五五”计划实施的结果，虽然工业生产有很大增长，但在1975年以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被迫采取了股份分享和控制物价等项政策，企图稍微遏制一下资产阶级的势力，讨好工农群众。在政治上，国王于1975年解散新伊朗党，成立容纳各党派的民族复兴党，以加强对国民的控制。不过，上述措施无助于缓和局势，反而使危机更趋严重。一年之内，资金外逃就达20亿美元，资产阶级开始投入反国王阵营。1974年以后，工人多次发动大罢工，一场革命迫在眉睫。

1977年5月，作家阿·艾·贾瓦迪发表致国王的公开信，反对政府压制言论自由。6月，民族阵线的三位领袖发表声明，谴责国王的暴政，之后各地出现了示威游行。国王被迫解除任期长达13年的首相胡韦达的职务，任命经济学家扎·阿姆泽加为首相，并释放了部分政治犯。

但是，一切让步措施都无济于事了。在宗教人士的领导下，群众运动不断发展。1978年1月9日，库姆城出现游行示威，警察打死70人。5月，伞兵部队进驻该城。

为了安抚群众，国王于8月任命毛拉之子谢·埃米尔为首相，恢复了希吉来历，关闭了赌场，解散了妇女事务部，清洗了特务机关，并放弃了新闻检查。资产阶级反对派打算妥协，民族阵线表示愿意与政府谈判，温和派的宗教领袖也呼吁实施宪法。

此间，人民运动继续走向高涨，各城市的群众高举霍梅尼的画像进行游行。在法国首都巴黎，川流不息的伊朗人拜见霍梅尼，这位老人号召人民打倒国王，建立公正的制度。他的讲话被录制成磁带，迅速送到伊朗各地。

9月7日，反对派宣布全国总罢工。次日，军警开枪镇压群众，至少打死700人。血腥镇压使温和派改变了立场。11月，温和派领袖巴扎尔甘飞抵巴黎，宣布接受霍梅尼领导，巴列维已经是四面楚歌了。11月中旬，他任命军队总参谋长爱资哈里组成军政府，企图靠枪杆子苟延残喘。但是，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开小差的现象层出不穷。

在严峻的局势面前，美国要求国王出走，把权力交给温和的反对派，以防激进派执掌政权。走投无路的国王只有屈服。在与民族阵线的谈判失败以后，国王与民阵领袖之一沙普尔·巴赫蒂亚尔达成交权协议。

12月10-12日，德黑兰爆发了上百万人的大游行。16日，统治伊朗长达36年的巴列维国王出走，结束了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统治（1980年7月，巴列维于埃及病逝）。

巴赫蒂亚尔政权遭到了以霍梅尼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和群众的激烈反对。人民自发地起来夺取市政机关，空军士兵进行绝食，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摄政委员会委员都纷纷辞职。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从法国返回伊朗，在德黑兰机场受到上百万群众的热烈欢迎。5日，他任命巴扎尔甘为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形成了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此时，美国担心伊朗内乱引起苏联干涉，力劝军队保持中立。2月9-11日，全国各地爆发了部分保王派军队与支持革命的军队和群众之间的零星战斗。12日，巴扎尔甘内阁接管全部政权，伊斯兰革命宣告胜利。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伊朗君主主义现代化改革的终结。这场革命的目标，直指巴列维王朝的君主独裁统治，以及在伊朗享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超级大国美国。革命的参加者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城市手工业者和贫民是运动的主力，领导者则是宗教势力，伊斯兰知识分子是其同盟者。

总之，这是一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指出：“在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是电子时代的第一场名副其实的现代革命。”

从表面上看，革命中宗教的复兴似乎暗示着历史的倒退，但仔细探讨则不难发现，在复古的形式后面所埋藏的，则是千百万人民对现代化作出的历史性抉择。现代化改革必须妥善解决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阶级分化和文化取向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就是1978-1979年伊朗革命给人们的主要启示。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战后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它导致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革命改变了伊朗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东的地区格局，并对世界形势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