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向帝国的敌人宣战：统一后的德国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1848年的两个要求之一得到了满足：民族统一。通过小德意志解决方案，俾斯麦不仅确立了普鲁士在德国的外在优势地位，而且也巩固了老普鲁士领导层在内政方面的实力地位。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对抗，像不久前1862～1866年的宪法冲突，在普鲁士军队于克尼格雷茨和色当获胜后已几乎难以想象。1848年的另一个要求——政治自由，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得到兑现。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所追求的加强议会的权力，直至实现事实上的议会体系，这是俾斯麦无法让步的。如果帝国宰相要依赖国会的信任，那么联邦参议院将失去其相应影响力。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其他各邦国都不愿接受对其权力的这种削减。

1871年后军费预算约占帝国总预算的五分之四，依然是执行机构与立法机构间关系的神经痛点。1871年，当1867年北德议会通过的四年预算到期时，国会同意批准新的临时预算：和平时期常备军力量被定为401000人，为期三年。1874年俾斯麦要求不受时间限制地将常备军数目控制在这个水平上，即所谓永久措施。1867年后，民族自由党是首相最亲密的盟友和实际上的帝国创建党，若是不放弃其最重要的纲领之一——彻底实现国会预算授权法，他们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的。俾斯麦让支持他的媒体大肆渲染法国的复仇情绪和巴黎的军备政策，最终他与民族自由党领袖鲁道夫·冯·本尼西森达成妥协：七年临时军事预算，七年期。由于到1888年立法周期历时三年（此后历时五年），这项规定意味着，只有每两届国会才有一次彻底行使预算权的机会。

1871年后，民族自由党致力于让统一来促进自由。1871年3月第一次议会选举中，他们以23.3%的份额领先于12.2%的保守党和不足9%的进步党成为最强大的政党。他们与大本营在南德的短命帝国自由党（Liberale Reichspartei）以及自由保守党（Freikonservative Partei）一起，在国会中拥有微弱多数。这些议会党团提出的多数法案带有格外明显的民族自由色彩：1871～1875年的帝国货币及硬币统一法，以及普鲁士1872年通过的有关辖区制度（Kreisordnung）改革的法律，该法废除了领主的警察治安权，区行政长官职位与获取政府律师的资格挂钩，从而为司法的新分支——行政诉讼管辖打下了基础。

后果最严重的要数民族自由党联手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出台的法律。民族自由党是天主教世俗权力从而也是政治天主教的天生对手：他们之所以如此决绝地进行这场文化斗争，是因为日益强大的天主教群众运动质疑了自由主义想代表整个社会的要求。如果1870年12月成立的天主教德国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夺走了迄今民族自由党的选民，那处于危险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民族自由党作为最强大政党的地位。此外人们还得估计到，有朝一日保守党和天主教徒会形成反对自由党人的多数：这样一种格局对民族自由党，也包括进步党来说不啻于一场政治灾难。

文化斗争的背后却不仅仅只是政党策略方面的考虑。对信仰新教的德意志大部分地区而言，在普鲁士领导下帝国的创建意味着新教战胜了天主教，从而也标志着宗教改革在政治上的完成。新教的文化霸权应该是对普鲁士政治霸权的补充和巩固：这是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在民族构建理念方面的精髓。几个世纪以来所存在的文化民族是大德意志的，根据民意它包括整个德语区。当奥地利逐渐脱离德意志后，现在从大德意志文化民族中发展出一个小德意志国家民族。民族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也包括进步党和保守党的许多支持者想赋予它的新教轮廓，从一开始就与一种排除有关：天主教徒如果想被承认为好德意志人，必须可信地表达出他们 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忠诚要远远超过对跨国的罗马教会的忠诚。此外，他们在承认普鲁士之政治优先地位的同时，也要承认新教的文化优先地位。从自由和新教的角度看，文化斗争是民族构建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民族意识的基石。

按照俾斯麦的理解，文化斗争事关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利益。1871年7月，在他的坚持下，普鲁士文化部中的“天主教处”被撤销，他怀疑天主教神职人员通过该处支持在波兹南和西普鲁士的波兰民族运动。从谴责天主教会支持波兰之事，到断言中央党与其他“帝国敌人”如韦尔夫家族派、丹麦人、阿尔萨斯和洛林人勾结，从而自己成为“帝国的敌人”，只是一步之遥。对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的建议——德意志应该为恢复教宗国出力，也就是说与意大利决裂——俾斯麦极为愤慨。中央党致力于把基本权利，具体地说包括信仰和宗教自由写进帝国宪法，俾斯麦认为这侵犯了各邦国的文化主权。帝国宰相也乐得看到：在1871年帝国初创的几年中民族自由党将全部好斗精力集中在与天主教会的冲突上，而不是热衷于帝国的议会化。

第一个文化斗争法案是1871年12月的《布道条规》（Kanzelparagraph），它源自巴伐利亚的一项举措。新刑法规定禁止神职人员在布道时以妨碍公共和平的方式妄议国家事务。接着于1872年3月颁布了《普鲁士学校监督法》（Das preußische Schulaufsichtsgesetz），取消了教会对地方和学校的巡视权，并于7月出台了《耶稣会法》（Das Jesuitengesetz），禁止耶稣会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设立任何分支机构，而且该会成员的居住权受到限制。此前发生过“老天主教徒”（他们因教宗永无谬误的教条与天主教会分道扬镳）和1863年成立的好斗的自由派德意志新教协会之反耶稣会宣传活动。只有少数坚定的自由派人士如路德维希·班贝格尔和爱德华·拉斯克投票反对《耶稣会法》，因为它明显违背了自由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的斗争措施是1873年颁布的普鲁士《五月法令》（Maigesetze），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为：国家拒绝录用没有德国文科中学毕业文凭和没有通过哲学、历史和德国文学各领域的“国家文化考试”之神职人员。同年普鲁士、1875年起在帝国全境强制实施民事婚姻法，从此结婚证明不再由教会出具，而是由新创建的户籍登记处来注册个人信息，即出生、结婚和死亡。最大限度突破法治国家原则的是1874年和1875年与文化斗争相关的法案：1874年5月国会通过了《放逐法》（Expatriierungsgesetz），允许各邦国政府限制神职人员逗留在特定地点，开除其国籍以及将其驱逐出帝国。同月普鲁士一项法案授权文化大臣，对因国家干预而空置的主教管区进行代理管理。为了摧毁对手生存的物质基础，1875年4月普鲁士用《面包篮法》（Brotkorbgesetz）停止国家对天主教会的一切补贴。5月普鲁士在《寺院法》（Klostergesetz）的基础上解散所有教团的分支机构，只要这些机构不是专门用于护理病人的。1875年6月取消普鲁士宪法中的宗教条款可被视作最后一着棋：政府和议会不情愿地承认，文化斗争的法案至少部分地与宪法相悖。

从法治国家角度看，文化斗争法案中唯一无害的是有关民事婚姻的。它符合对现代国家世界观中立的要求，消灭了不合时宜的教会特权并且今天依然适用。所有其他法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狭隘、压制和歧视色彩。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斗争主力军民族自由党认为，他们反对天主教会和政治天主教的斗争是服务于历史进步事业的。然而，他们联合国家权力在这场斗争中所使用的手段，却动摇了自由主义的可信度。

文化斗争法案的效果与 俾斯麦和其支持者的预期有很大不同。1870年代中期虽然确实有许多天主教神父住宅空置，普鲁士的主教们大多被关押、废黜或驱逐，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与议会多数取得了成功。信徒们忠实追随受迫害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的信徒转向天主教中央党，该党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帝国新领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男性居民首次参加）获得的选票比1871年翻了一番。不过天主教政党在城市和农村下层阶级中得到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那里，后者在许多地方继续为自由党候选人投票。

天主教内部的社会分化因神职人员刻意维护民众虔诚而进一步深化，对此妇女比男性更容易接受，而受过教育者则更为排斥。因此，文化斗争令天主教的反智特征更为明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思想差距进一步深化。即使1880年代出现缓和，大多数文化斗争法案被撤销，但国家和自由主义通过排斥和压迫给天主教徒造成的伤害却继续存在：称他们对民族来说不可靠和是帝国的敌人，这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反天主教的偏见要比1870年代前半期的反天主教法令坚固得多。

忠于教会的天主教徒并不是新创建的帝国中唯一遭到群体性怀疑的德国人。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德国经历了一种新型的反犹主义，与以前所表达出的对犹太人的憎恨有所不同。传统的反犹太教主要把犹太人看作是“弑神者”，指责他们把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他们拒绝改信基督教，被认为是恶意固执的一种表现。1870年代——不仅在德国——一股从经济上反对犹太人的观念占了上风：犹太人不光“放高利贷”，而且越来越多地被严厉谴责为国际股票市场的投机者。这种宣传的起因是1873年5月9日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崩盘：“大崩溃”就像一场地震，震撼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

股市崩溃的影响在德国格外强。法国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刺激了经济繁荣，导致创建了许多股份公司、股份制银行，以及铁路、建筑和褐煤企业。1873年夏天显露出它们多为投机性的企业，建立在高度不健全的财政基础上。公司和银行的破产让平均股价大跌，1874年底的平均股价略微超过1872年底行情的一半。但行情下跌的最低点直到1878/1879年才出现。1871年后的经济繁荣现在看来不过是“创始人的骗局”；危机的后果是维也纳股市的崩溃，同时代人已经将其视为“大萧条”。

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在谈到1873年后的社会心理变化时，曾称“意识状态和反应方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氛围突变”，这给直到1896年前后新经济好转开端的那段时间打上了烙印。“大萧条”的特征实际上只是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变缓，根据罗森堡的观点，它是“一种主要忧心忡忡、悲观和倾向于不断抱怨的企业精神；现在成为慢性和大众化的对社会不满与不安的升级；意识形态活跃和攻击性增加；随着国民实际收入增长变得更加困难，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经常以政治手段引发的对分配的热议”。

经济下滑的责任在欧洲被绝大多数公众算在了自由党人头上，因为他们通过“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让贸易和商业走进了死胡同。如果人们相信这种煽动的话，站在自由主义背后的是国际股市资本，它们由犹太人控制着。非常适合反犹太人的煽动画面的是：作为股市崩盘后果中最具戏剧性的破产当数“铁路之王”贝特尔·亨利·斯特鲁斯贝格（Bethel Henry Strousberg）的破产。斯特鲁斯贝格是出生于东普鲁士的犹太人，年轻时皈依了基督教。其影响力不仅依靠自己的财力，而且与普鲁士贵族和高官们的亲属关系密切。斯特鲁斯贝格投机失败，受害者除了其扶助人还有无数小股东。斯特鲁斯贝格不是自由派人士，他在北德议会中属于保守派。相反，一位自由派犹太人，国会议员爱德华·拉斯克，于1872年2月7日在普鲁士议会揭露了“斯特鲁斯贝格体系”。犹太人的敌人并不因此就改变自己的看法：犹太教、股市资本和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说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随着1873年的经济危机，与1859年前后自由运动兴起同时开始的总体上对犹太人友好的时代结束了。无论民族自由党觉得自己如何民族，对反犹者来说他们仍旧是由犹太人控制的国际股市资本的帮凶。1875年中，保守的《十字报》（Kreuz-Zeitung）开始发表所谓的“时代文章”：一场政治宣传活动，其间受到攻击的不仅是犹太人和一般的自由党人，也包括俾斯麦的银行家格尔森·布莱希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普鲁士1866年战争时的秘密国家资金提供者，甚至还有帝国宰相本人。同一时间，天主教中央党最重要的杂志《日耳曼尼亚》（Germania）和《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论丛》中也出现了反犹文章。教会对这类攻击的肯定源源不断：在评估文化斗争时，美因茨主教威廉·冯·克特勒（Wilhelm von Ketteler）称其为“共济会—犹太人—自由党同谋”反对天主教会。

1870年代旧的宗教反犹主义并未销声匿迹。相反，它融入“现代反犹主义”，其“现代性”仅表现在它反对的是现代化、解放了的犹太教，而且反对的方式是使用纯粹世俗的口号。“反犹主义”一词于1879年秋首次出现在与作家威廉·马尔（Wilhelm Marr）有关的氛围中。马尔和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把犹太人描绘成现代变种的代理人，不同社会群体感受到了他们的威胁。在被广泛阅读的《凉亭》（Gartenlaube）杂志中，政治评论家奥托·格拉高（Otto Glagau）将犹太人作为非生产型、“掠夺性”资本的代表与基督徒的“创造性”资本进行了对比，并称社会问题本质上是创业者和犹太人问题。柏林初级法院顾问卡尔·维尔曼斯（Carl Wilmanns）在一篇写于1876年的文章中谴责犹太银行家是一个“金色国际”的成员，这使人们更容易怀疑他们缺乏民族可靠性，并把他们与卡尔·马克思周围同样具有犹太色彩的“红色国际”联系在一起。

至于一个犹太人受洗与否，这对“现代反犹主义”并不重要。犹太精神从这个角度看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事实。反犹太主义的世俗化给这种敌对带来了科学和客观性特点，从而让它看起来具有“现代性”。1870年代的反犹太人运动并不是抗议帝国创立本身，而是反对一切帝国创建过程中与自由主义有关联的东西。

人们很容易在各阶层中调动起反自由主义和犹太精神的情绪，这些人都感受到不断工业化所带来的威胁：他们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但在较高的社会阶层中也能找到反犹主义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柏林的宫廷和主教教堂布道者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oecker）1879年虽然与种族仇恨划清了界限，但其对“现代犹太教”的攻击却获得了广泛支持，他说犹太人越来越主导了媒体和政治，对德国人的生活构成很大威胁。同年，受人敬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发表在《普鲁士年鉴》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在其中警告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之后果并称反犹运动“既深且强”：“直至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圈子，这类男人平常会断然拒绝任何宗教上的不宽容或是民族傲慢，如今他们却众口一词：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特赖奇克试图避免做出他认为是错误的结论：撤销对犹太人的解放，甚至哪怕只是减少这种解放都将是“明显的错误”。而对“犹太裔公民”的要求只能是：让他们成为德国人和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德国人。但他的文章撕裂了一道大坝：反犹主义越来越 渗透到自由中产阶级之中，在大学生中赢得广泛追随者。反犹主义的社会兴起是伴随着犹太人的社会崛起出现的：学者中反犹人数的增加与犹太学者数量的增加呈正比。

奋起反对特赖奇克、施特克尔的观点和其他反犹言论的不仅仅是自由派犹太人。皇太子腓特烈在1879～1881年就曾对此一再表示自己的愤慨。1879年11月，自由派知名人士在柏林市长和前任国会议长马克斯·冯·福肯贝克（Max von Forckenbeck）带领下，反对种族仇恨、不容忍和狂热。对特赖奇克进行了最尖锐批评的是著名古代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他和特赖奇克一样是柏林大学教授。特赖奇克为诸如犹太人是“二等公民”等言论的出笼打下了基础，从而鼓吹了内战，蒙森写到。“这场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内战，哪怕仅仅作为一种可能性，就是一场民族灾难。”

以股市崩盘和经济危机为征兆，反犹主义不仅在德国广泛流行，而且在奥地利、匈牙利和法国，反犹者尤其在1880年代势头很旺，同一时期反犹暴乱在俄国也日益增多。但在“现代反犹主义”方面德国扮演了急先锋角色。德国的反犹主义者接受了各种适合他们概念的论据：从查尔斯·达尔文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生存竞争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约瑟夫·阿瑟·德戈比诺伯爵——托克维尔的前秘书——的人种不平等以及“雅利安”种族优越的理论。对犹太人的盲目仇恨不需要理智的理由。但“喧嚣闹剧类反犹主义”现在已不再是最危险的反犹主义形式。对于犹太人和政治文化更具威胁的是“文雅的”反犹主义，它不想用野蛮暴力来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是通过政治手段，正是为此必须提供表面上科学的理由。

无论自由派的抗议想达到什么目的，犹太人的敌人对此根本不买账。1880年底，实证主义 通俗哲学家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在其著作《犹太问题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Die Judenfrage als Rassen，Sitten und Kulturfrage）中呼吁各民族起来反抗“犹太化的弊病”和“犹太人的统治”。他称犹太人为“内部迦太基，现代各民族必须推翻其统治，以避免自己的道德与物质基础被其摧毁”。七年之后，受人尊敬的东方学家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原名为保罗·安东·伯蒂歇尔（Paul Anton Bötticher）——称犹太人是“增生性害虫”，应该将其踩死。“与旋毛虫和杆菌没什么好商量的。对旋毛虫和杆菌也没法进行教育，对它们只能尽量迅速、彻底地予以消灭。”

被消灭是犹太人的最后命运：对坚定反犹主义者来说，这个结论出自他们的信念，这个世界上没有犹太人的位置，因为他们四海为家，所以他们无处是家。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要么不是一个民族，要么他们是生活在其他民族中的民族，总之是一种异物。最迟随着1871年民族国家的建立，德国人自己不再是“世界公民”。相反，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犹太人不愿意或不能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隐藏在德式“现代反犹主义”背后的是许多德国人在自己民族身份认同方面的深层不确定性。在对外征服了法国这个“宿敌”后，他们开始对内搜索“宿敌”，这个宿敌应能帮助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德国的和什么不是德国的。反对教宗至上主义的“天主教徒”的文化斗争不是很成功；它导致了民族的分裂，而不是令它团结。“国际犹太人”更适合扮演内部敌人的角色，因为他们与所有让德国人感受到威胁的东西都有关联：国际股票资本和国际社会主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有信仰和无信仰的基督徒在这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从长远来看反犹主义在德国的政治文化中比反天主教拥有更广更深的效果。

187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处于守势，然而这不仅是，而且主要不是由于反犹主义的煽动宣传。更重要的是俾斯麦侯爵（他因建国功勋被授予此爵位）自1875年以来在准备内政变革。与此相关宰相试图让最大政党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与自己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他提出要让鲁道夫·冯·本尼西森出任普鲁士政府的首相，同时接手帝国宰相府国务秘书一职。由于帝国宪法第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同时兼任联邦参议院和帝国议会的成员，本尼西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放弃议会议员委任，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可能遭到被孤立和架空的结果。为了规避这种风险，本尼西森建议俾斯麦让另外两位民族自由党主要领军人物——当时的布雷斯劳市长，稍后的柏林市长马克斯·冯·福肯贝克和巴伐利亚-施瓦本地主弗兰茨·申克·冯·施陶芬贝格（Franz Schenk von Stauffenberg）担任政府职务，他们二人都属于党内的左翼。帝国宰相若是同意了这一请求，那他就是向议会君主制迈近了一大步：俾斯麦是不可能容忍这种发展的。“本尼西森成为首相候选人”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民族自由党在1870年代前半期总体来说一直是俾斯麦的忠实盟友。1875年帝国宰相决定改弦易辙：从自由贸易转型到保护主义，从而背离经济自由主义。俾斯麦并非坚定的保护主义者，他这样做主要是财政上的权宜之计。迄今帝国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各邦国的分摊款项（Matrikularbeiträge），因此帝国靠各邦国供养。保护性关税和国家垄断，如烟草和帝国间接对啤酒、烧酒和咖啡抽税，以及提高烟草税会消除或至少减轻这种依赖，让帝国财政获得更坚实的基础。但占议会多数的民族自由党原则上拒绝国家垄断和关税保护，新的帝国税他们只在一个先决条件下同意，即帝国议会对收入的一部分同样获得每年的批准权，如同它对分摊款项的数目拥有批准权一样。

俾斯麦因此无法希望把全部民族自由党争取到自己一边。“首相候选人”一事还关乎着分裂一个党以及构成新的议会多数。除了民族自由党右翼，这个职位还可以由自由保守党和保守党人出任，后者自1876年更名为“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开始，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也有可能成为合作伙伴：自1874年以来它是德国最大的政党，尽管不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它和保守党一样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这两个党尤其致力于限制营业自由，以便保护独立手工匠人的利益。与中央党合作在1870年代末之所以能够想象，还有一个别的原因：1878年2月庇护九世逝世后，推行“现实政治”的红衣主教佩西（Pecci）接替他成为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德意志帝国与天主教会之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前景前所未有的好。

至于引进保护性关税，其最坚决的议会支持者出自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右翼，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莱茵-威斯特法伦的钢铁工业和德国南部的棉花产业。从1873年的经济危机开始，这两个行业感到受英国竞争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因此他们在1876年2月建立第一个德国企业的高端组织——德国工业家总会（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时也起了主导作用，该组织公开赞同设立保护性关税。同年（1876年），易北河以东出口粮食的骑士庄园主们组建了税收和经济改革者协会（Vereinigung der Steuer-und Wirtschaftsreformer），此时他们还没有要求终止自由贸易。但可预见的是，一旦从北美和俄国进口的廉价粮食令市场关系出现对德国东部农业经济状况不利的情况，他们将改变态度。

1878年初，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的关系几乎戏剧性地恶化了。帝国宰相在2月份向议会提交了提高烟草税的提案，民族自由党为他们的同意提出的代价是宰相不愿付出的：为国会和普鲁士众议院的预算法提供法律保障。当俾斯麦于2月22日又在国会宣称，增加烟草税对他来说不过是实现既定目标——烟草专卖路途中的一步时，任何妥协都成为泡影。不久后，最后两位堪称“部门自由主义”代表的普鲁士大臣辞职，他们是贸易大臣冯·阿亨巴赫（von Achenbach）和财政大臣冯·坎普豪森（von Camphausen）。俾斯麦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公开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1878年春末在短时间内相继两次出现彻底改变德国政治版图的事件时，国内的局势已经处于紧张状态。5月11日，白铁工学徒马克斯·霍德尔（Max Hödel）在柏林菩提树大街向81岁的皇帝开枪，但没有命中。6月2日在离第一次犯罪现场很近的地方，威廉一世遭到国民经济学家卡尔·爱德华·诺比林（Karl Eduard Nobiling）博士枪击，受重伤。霍德尔以前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党（1875年5月在哥达成立，由此前独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合并而成）成员，但因骗取党产资金被开除。无法证明诺比林与社会主义有任何关系。然而俾斯麦并不在意是否有法律上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社会民主党是暗杀的幕后推手。其决心已定：他想利用暗杀事件与社会主义，并同时与自由主义算总账。

第一次暗杀事件后，宰相就向国会提出了《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虽然没有明令禁止该党，但规划了禁止社会民主党组建各种协会、集会与印刷宣传品的可能性。大多数议员，包括绝大多数民族自由党议员投票反对该提案。第二次暗杀活动后俾斯麦于6月11日解散了1877年1月选出的国会。在随后的竞选活动中，亲政府的报纸《前线》（Front）攻击民族自由党，指责他们因不同意《社会党人法》而成了诺比林博士暗杀行为的道德同谋。保守的《十字报》甚至称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之坚定不移的继续发展，说自由党为难以阻挡的“犹太化”推波助澜。对保守和民族本能的呼吁获得成功。1878年7月3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是：德意志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的势力得到了加强，民族自由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变弱，中央党维持原状。

在失去以前128个议席中的29个后，民族自由党转而开始支持俾斯麦的路线。以本尼西森为首的多数准备大体上同意《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Sozialdemokratie）的政府提案。以爱德华·拉斯克为首的左翼少数起初想坚持拒绝这项违反法治国原则的紧急状态法。经过其努力使法案中的一些措施得到缓解和将时效限制到两年半后，他们决定还是同意它。1878年10月18日，国会以221票赞成、1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提案。否定票主要来自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

《社会党人法》禁止社会民主党组建各种协会、集会与印刷宣传品，以及驱逐社会民主党的煽动者。此外，它也提供了在“受到威胁”的地区进行为期一年的“小戒严”的可能性。1878年10月18日通过的法案是一种特别法令，它针对的是确定的信念，绝不是仅仅针对清晰定义的各种行为。因此它是违反自由主义所理解的法治国基本原则的。民族自由党同意《社会党人法》是德国自由主义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创建了帝国的党”至少部分地向俾斯麦和由他代表的国家权力缴械投降。

该法直到1890年一再得到延长，它给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带来了苦难和迫害。在戒严区域有900多人遭到驱逐，约1500人被判监禁，他们失去自由的时间加起来约为1000年。然而，俾斯麦并未能成功地摧毁社会民主党。帝国宰相甚至不情愿地推动了工人运动文化的传播：体育协会和合唱团以及自愿的互助储蓄社取代了被禁的各类组织。另一个意外效果是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化”：由于参与选举，在人民代表机构中对此进行鼓动和作报告不被禁止，党的领导从政党领袖手中转移到国会的议会党团手中。

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的迫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他们中间发展出一种生活在政治隔坨区（Ghetto）的意识，这类经验帮助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世俗的救赎宗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中，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通常只接受那些能帮助他们，用对幸福未来的信仰来对抗令人窒息的当下的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马克思主义”在1878年后占了上风，这是一种确定性信仰，基于以下信念：历史进程之自然必然性决定了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为了消灭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阶级司法，实现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其阶级斗争：这是目标，其他一切都得服从这一目标。

俾斯麦在1870年代末就已明白，禁令和压迫不足以有效打击社会民主党。他考虑社会政策方面的举措，以便满足工人的各种合理要求，甚至可能把社会主义运动引入理性轨道。这方面也需要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的“自由放任”决裂。但首先必须通过关税和间接税持续地改善帝国的财务状况，自1878年7月选举后，这一打算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可能性比从前大了很多。

1878年秋在德国工业家总会的鼓动下，议会议员中赞成关税保护者联合成立了跨议会党团的“国民经济联合会”（Volkswirtschaftlichen Vereinigung）。所有397名议员中的204位参加了这个联合会，除了德意志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还包括大多数中央党以及27名民族自由党成员。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为铁和纺织品设立关税。保守党中现在也有人支持收取高额谷物税，这正合俾斯麦的意。但1879年3月帝国宰相在联邦参议院并未能如愿以偿：铁和纺织品的关税虽然以他所期望的高度得到通过，但谷物税的税率却被显著降低。

为了替原始提案赢得多数，只剩下一个办法：将关税问题与财政改革一并解决。对这种一揽子计划感兴趣的首先是中央党，作为一个在联邦范围内运作的党，它想获得各邦国上缴的分摊款项，而且作为制宪党它想在议会中保住预算权。一项由巴伐利亚中央党议员格奥尔格·冯·弗兰肯施泰因（Georg von Franckenstein）提出的申请提供了一条出路，联邦参议院和国会的多数均认可了这种解决办法：根据“弗兰肯施泰因条款”，关税和烟草税年收入要限制在1.3亿马克之内。一切超出这一数字的收入必须转交各邦国。由于这无法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分摊款项继续保留。分摊款项的来源是此前帝国转交各邦国的，盈余部分由后者留存，这样后者也能从关税和增加烟草税中得到好处。国会仍旧有权与联邦参议院一起决定每年分摊款项的额度，因此它保住了自己的预算权。

凭借对这项建议的支持，俾斯麦同时保障了通过中央党得到较高的农业税。1879年7月12日，国会通过了保护性关税和提高烟草税法案，投票赞成的有两个保守党（德意志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全部议员，以及16名民族自由党议员。这次投票结束了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之间历时十二载的合作。帝国宰相决定选择一种新的党派格局，这里面虽然可以有民族自由党中极右翼力量的活动空间，但绝无迄今为止其左翼的地盘。16位民族自由党的关税保护主义者在投票的当天就从结果中知道自己成为少数这一事实：他们离开了民族自由党。两位编辑出版《普鲁士年鉴》的议员——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和威廉·韦伦普芬尼希（Wilhelm Wehrenpfennig）在前一天就与该党分道扬镳了。

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背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标志着一种转折。通过切断国际竞争的可能性，易北河以东的骑士庄园主过着特权生活（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消费者），而且他们继续对政治和社会施加着影响。在工业界内部，保护性关税增加的是传统的、从长远看不那么有扩张能力的产业部门的权重，这不利于新的有增长潜力的部门如电气、化学和机械制造行业。“庄园”与“高炉”之间的联盟演变成德国政治的一个保守轴心。地主和重工业首次联手对付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这种联盟此后常常因内部矛盾而遭到质疑，但只要共同对手让共同抵抗显得有必要，双方总是一再携手。

从自由贸易到保护性关税的转变构成了同时代人所谓的“内部建国”（inneren Reichsgründung）的物质基础。经济政策转变的伴随现象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演变。自由贸易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保护民族就业”，这样他们就同时有了民族与社会论据：德国应为了不难理解的自我利益，抵制外国廉价商品的竞争，保护国内的宝贵工作岗位。1871年帝国创立前自称“民族主义”者，均是反封建和反地方主义、争取市民解放的。1870年代，一些远离民族统一运动，甚至打压过它的团体也开始使用民族主义修辞术：特别是普鲁士保守党人，他们非法使用这类民族主义字眼，意在为自己在厌倦了内斗的农民、工匠和商人中争取到更多的选民。

“民族的”现在意味着越来越反国际的，往往也已经是反犹主义的：起来反对国际银行资本和国际社会主义——按照反犹主义者的观点这两件事都由犹太人操纵。这样，自由之友的一个自由与民主的口号就变成了右派的战斗呐喊，他们反对所有被他们认定为缺乏“民族”情怀并从而没有乐于反抗精神的人。可以被人们描述为1870年代民族主义演变的东西体现在国内政策的推力、其社会功能和支持者阶层上。在其他方面，帝国创建的头十年对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历史没有形成深刻影响。将民族提高到准宗教的高度，要求对其排他忠诚并与其他民族攻击性地划清界限，这一切早在19世纪初就由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宣扬过。新的“帝国民族主义”（Reichsnationalismus）能够秉承这一传统。

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段的转变，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不仅仅是出现在德国的现象。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向经济保护主义的转向。1876～1881年间，俄国、意大利和法国像德国一样，完成了对贸易政策的修正；美国则在1864年就走了这步棋。德国特色是“封建”阶级从经济民族主义中获益：保护性关税替贵族精英进行了保鲜，他们离政治权力的中心仍比中产阶级更近。民族主义修辞术帮助他们，让一个完全自利的政策看上去似乎有益于公共利益。同时代人中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演变没有比1888年路德维希·班贝格尔描述得更为言简意赅的了：“民族大旗在普鲁士极端派和萨克森行会分子手中就是其曾经内涵的讽刺漫画，这种讽刺漫画出现得十分简单，被战胜的对手穿上了胜利者脱下的服装，他们按照自己的形状对服装进行了翻新、染色和修剪，以便能够作为民族运动之开心继承人骄傲地大步前行。”

与爱德华·拉斯克一样，班贝格尔属于那类为了推进统一和自由的事业，在1866年与俾斯麦结成联盟的自由派犹太人。1880年他们跟帝国宰相和民族自由党决裂。拉斯克率先于3月退出民族自由党议会党团，8月底其他27名议员也宣布退出，其中包括班贝格尔、福肯贝克、蒙森和施陶芬贝格，这些人新成立一个“自由联盟”（Liberale Vereinigung）团体。（按照班贝格尔的一本小册子被叫做）“分离派”的这些人称迈出这一步是由于帝国宰相在1870年代后半期的“倒行逆施”，当然也因为1880年开始的、由本尼西森促成的1873年5月《普鲁士文化斗争法》（Kulturkampfgesetze）的缓和。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似乎认可了俾斯麦的政策：为了防止形成保守党—神职人员联合的多数局面，他们致力于促成自由党—保守党多数。在关税保护主义者和分离派退出后，站在本尼西森一边的仅剩45名议员，1878年7月民族自由党当选的议员本为99人。帝国创立九年后，德国自由主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争执和分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