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改革与扩张：亚历山大二世治下的俄国

就在普鲁士军队改革方面的冲突尖锐化的同时，俄国似乎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改革。1855年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中得出结论，俄罗斯帝国必须进行根本性革新，以便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列强，这种差距是导致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这不光是亚历山大一个人的洞见。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西化派”（Westler）早就认为，如果不认同西方的法制国家、三权分立和个人自由等观念，俄罗斯在与欧洲其他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必然处于劣势。“西化派”的对手“斯拉夫派”（Slawophilen）——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是“亲俄分子”（Russophile）——从不把理性主义的、背离真正信仰的西方当作榜样。但他们也拒绝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他们称这些为“非俄罗斯性的”，指责其始作俑者彼得大帝是第一个“西化派”。相反，在他们看来具有积极意义的是集体精神，它体现在村社“米尔”（mir或“Obšcina”［村社］）精神中。

事实上，16世纪引进“米尔”是出于财政需要，每隔一段时间要对土地重新进行分配。当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宣布进行其执政26年以来的最大改革——废除农奴制（涉及2150万依附于贵族的农民）时，“米尔”仍得到保留。当然还谈不上立即和彻底的解放。农民最终获得“自由”，根据土壤的质量需要两到二十年。对贵族交出的土地，国家给予购买价80%的补偿；农民必须在49年内将这笔款项分期偿还给国家。农民得到的有限土地质量普遍差。而且这些土地不像普鲁士1807年解放农奴时那样，转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而是作为村社的集体财产。

因此，废除农奴制后没有出现自由农民，而是进一步发展了强制性合作，伴有有限的自治。“米尔”为农民的交税承担法律责任，过去庄园主的警察权现在由“米尔”行使。农民只有在立即缴清地款或满足于“打发叫花子般的土地份额”（Bettelanteil）的情况下，才被允许离开他们的社区。1863年，大约200万在罗曼诺夫家族大公爵领地上劳作的农民获得解放，1866年又有1900万直属国家的农民得到自由，这两批人都得到了比依附于贵族的农民明显要好得多的条件。最糟糕的是庄园主手下那些没有土地的仆人，他们往往只好进城去当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了。

对这种俄国式的农奴解放，“斯拉夫派”比“西化派”要更满意。但即使在后者中，也有一些人因为1848年革命的失败，在追求革新的道路上开始注意与俄罗斯传统相结合。其中之一是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他自1852年流亡伦敦。短时间内他称赞农奴解放，甚至认为“米尔”构成俄国农业社会主义的核心：这种想法立即被“民粹派”（Narodniki）或“人民之友”（19世纪最后四十年的革命鼓动者，大部分是大学生）所接受，就连卡尔·马克思也有所保留地采纳了这种观点。虽然用西方标准来衡量，废除农奴制做得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提高了俄国的社会流动性，促进了18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1861年的法令是对沙皇帝国现代化的贡献，同时它也是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后续改革的前奏。

其中最重要的革新是引进自治和司法部门的改造。1864年1月1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创建了县与省一级自治机构，即所谓的地方自治或地区议会。县议会的选举模式对贵族有利，但面对农民与城市居民，贵族并不会自动成为多数。县议会选举省议会，省议会中的贵族优势更为明显。国家的督察一直存在，它可以否决地方自治议会的决定。1864年县和省议会并未在整个俄罗斯帝国引进，而是仅出现在那些被视为可靠的省份：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首先被排除在改革之外。尽管如此，这项法令仍旧是走向自治的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在教育、卫生和交通等领域。六年后，城市在1870年按照普鲁士的范例获得自治。国家的独裁和中央集权特征虽未通过自治法消除，但明显地得到削弱。

1864年11月20日关于司法改革的法律向法律制度的腐败进行了宣战，到那时为止的秘密、书面和官僚办案程序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自1865年起，首先在十个中心省份，后来在所有省份进行了公开与口头协商；同时从法律上确保了司法独立、法官不可撤职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原则。负责对不太重要的纠纷进行调解的调解员，由县议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1864年的改革导致出现了现代的律师群体；独立的法官和新创建的有陪审团的法庭随后证明了其不负众望，这也表现在对极具争议性的政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其中就有对出自“民粹主义者”行列的暗杀者的审判。

高等学校也从“解放者沙皇”和其顾问们的改革意志中受益。1863年大学和教授们重新获得自治权与学术自由，亚历山大的父亲尼古拉一世曾剥夺了它们/他们的这些权利。1865年取消了对报纸、杂志和较大篇幅之科学著作的预审（总体而言简短出版物被认为更危险，因为它们易于阅读）。改革也包括军事体制的改革，1874年这方面的改革因陆军大臣米柳京（Miljutin）力排众议而得到贯彻。引进普遍兵役制的同时服役期从25年减少到6年，而且获取学历资格可缩短服役期。此外还废除了体罚和缩减了操练。总之，亚历山大二世诸项改革的目的是要大力推动现代化和提高透明度（公开性）——这是一个“西化派”和“斯拉夫派”都使用的口号。120年后，在短暂的戈尔巴乔夫时代，它再次被奉为圭臬。对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言，其设限是典型的：权力中心将一切它认为会从根本上影响权力稳定的东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波兰，亚历山大二世也想谱写新篇章，那里自从意大利独立战争以来一再出现反对俄国统治的爱国游行。但1862年开始实行的扩大波兰自治的政策并未带来安宁。1863年1月爆发了新的波兰起义，“红党”或“民主党”策划了这场起义，导致其爆发的是政府首脑亚历山大·维洛普斯基（Alexander Wielopolski）伯爵安排征召10000名青年男子入伍，这些人被怀疑同情策划起义者。起义持续了15个月，并迅速成为欧洲列强“大政治”的主题。拿破仑三世和其外长亚历山大·科伦那-瓦莱斯基伯爵（Alexandre Graf Colonna-Walewski）——后者是拿破仑一世与波兰伯爵夫人玛丽亚·瓦勒夫斯卡（Maria Walewska）的非婚生儿子——鼓励起义者，法国、英国和奥地利于1863年4月要求俄国按照维也纳会议决议恢复波兰王国。相反，俾斯麦以普鲁士的名义全力支持沙皇帝国：1863年2月签订的《阿尔文斯莱本公约》（Konvention Alvensleben）允许俄国越境在普鲁士领土上追捕波兰起义者。

尽管有来自自由主义者、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西欧社会主义者——从维克多·雨果、马志尼到马克思——的广泛舆论支持，起义的波兰人仍旧无法给予俄国人任何决定性打击，甚至当起义于1863年5月扩大到加利西亚和白俄罗斯之后仍然如此。1864年4月，最后的战斗以长久以来可预见的波兰自由战士的失败而告终。起义的直接后果是俄属波兰——现在常被称“维斯瓦河区域”（Weichselgebiet）——最后剩余的一些自治权被取消。西方的坐视不救和绝大多数农民拒绝参加起义令许多波兰人心灰意懒。其他人则从1863/1864年的事件中得出结论，如果有朝一日波兰还能获得民族独立的话，那波兰的内部一致，具体地说获得农民的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俄国在亚历山大二世治下的乌克兰政策也是以压迫为标志的：1863年禁止在科学与宗教出版物中使用乌克兰语，1876年起则禁止在一切出版物中以及在戏院使用该语言。1840年左右开始的俄罗斯化，在几十年中扩展到高加索地区的53个民族和14个部落。1863年开始了对中亚的征服，俄国从而侵入古老的伊斯兰文化区；1865年占领塔什干（Taschkent），两年后征服撒马尔罕（Samarkand）。两个汗国——布哈拉（Buchara）和希瓦（Chiwa）保持着独立亲王国的地位，但俄国对其拥有宗主权。中亚首先因为其广袤面积内所种植的棉花而具有重要经济地位。政治方面，俄国的新中亚堡垒增强了其面对英属印度的地位。新征服的地区靠铁路与帝国的其余部分连接到一起，其大都市不得不接受许多完全是俄罗斯风格的市区，但伊斯兰特征却没有任何改变。中亚既未基督教化，那里的居民也没有被强迫使用俄语。

扩张和修建铁路，改革和镇压，这些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俄国应该证明自己是一个强国，从而扭转1856年战败造成的负面形象。在财政上，国家因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因修建铁路的费用和补偿贵族在农奴制废除后的损失，财政状况继续恶化。1860～1870年间，铁路里程增长了六倍（从1600公里到11200公里）；到1880年数字再次翻番；1910年达到77000公里。铁路的修建几乎完全是国家行为；主要资金来自德意志，和在其他国家一样，铁路发展成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其作用在煤炭开采和机械制造业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减少国债，1850年代末对银行和信贷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私人银行打破了国家对贷款的垄断，国家仅仅为国内外的资本投资进行担保。但公共债务仍继续上涨，同时对国外资本更加依赖。亚历山大二世治下的俄国谈不上自主的经济振兴。

自1866年起，“解放者沙皇”的改革热情显著降温。一个大学生的未遂暗杀导致教育政策的反动转折，而这种政策变化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极端化。“民粹派”在几年前试图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却没有成果，现在他们开始转而鼓动城市无产阶级。1870年代“民粹主义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实施恐怖行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援引的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Tschernyschewski）——1863年他在小说《怎么办？》（Was tun？）中描绘的愿景是一个没有贵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是对暴力的虚无主义赞美，就像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j Netschajew）所宣传的。“虚无主义”（Nihilismus）这一术语就出自俄国的那个年代：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Iwan Sergejewitsch Turgenjew）在其1862年的小说《父与子》（Väter und Söhne）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塑造了虚无主义者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巴扎罗夫（Basarow）这个角色，他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和反理想主义者。

与激进左派的思想展开竞争的是位于政治光谱另一侧的泛斯拉夫运动，该运动1867年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两年后生物学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i Danilevsky）的书《俄罗斯与欧洲》（Rußland und Europa）则为这一运动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如果按照丹尼列夫斯基及其追随者的意愿，俄国应该在与旧的、腐朽的欧洲之争中担负起领导斯拉夫人民，也包括信仰东正教的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的责任，并在此过程中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甚至是大帝国。

属于俄罗斯之世界历史任务代言人的还有诗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Fjodor Michailowitsch Dostojewski），1849年他作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圈子的成员先是被判处死刑，后从轻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四年。他于1877年写到，每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相信只有它独自担负着拯救世界的任务，从而受到召唤要领导所有其他民族。“只有拥有这样一种信仰的民族才配享有更高的生活权利。”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种完全不同的追求方向都会得到什么样的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段内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像俄国这样内心撕裂。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在 某些领域让它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它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变得“更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