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意大利统一

1850年后，不仅德意志邦联成员国，而且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也经历了一段反动时期。在哈布斯堡皇朝统治的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那里多次发生马志尼追随者们的起义（如1851年在曼图亚，两年后在米兰），直到1856年都处于戒严状态。奥地利军队在1850年代也驻扎在帕尔马和摩德纳公国、托斯卡纳大公国和教宗国的北部。革命前的秩序以极其显著和恐怖的形式在波旁两西西里王朝斐迪南二世的统治下得到恢复：那不勒斯在欧洲自由主义者中被认为是西方最落后的政体，其反动性不输沙皇帝国，后者长期以来觉得自己与两西西里王国休戚与共。

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宽松的意大利：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1849年在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治下它成为亚平宁半岛其他地方自由派力量最重要的避难所。自1852年11月起首相是卡米洛·迪·加富尔伯爵，他是新创建的多数党领袖，该党由自由党和温和民主党“联姻”（Connubio）而成。随着加富尔的任命，国王实际上把立宪君主制改变为议会君主制。当新政府首脑1853年以奥地利人在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所推行的更为严苛的反动政策为由，断绝了与维也纳的外交关系时，这获得了几乎来自所有左派的掌声。次年，加里波第被允许从美国流亡地返回皮埃蒙特。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尚未让这个意大利北部王国能够在西方列强或至少法国的支持下结束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但对都灵来说1856年的巴黎和会仍然有重大收获：加富尔帮助皮埃蒙特获得国际名望，这是成为一个大国的第一步。他能够希望，其到目前为止对拿破仑三世的支持在政治上将会得到回报——以共同对付奥地利的方式。

在第二帝国的最初几年，拿破仑三世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通过加紧用公债融资扩建铁路网，法国的工业化有了长足进步；经由省长豪斯曼男爵（Baron de Haussmann）大刀阔斧的改建，巴黎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帝国大都市特征；1855年第二届世界博览会在巴黎举行，这为第二帝国提供了可喜的机会，展示自己现代化经济强国的面貌和法国人的皇帝作为社会革新者的形象。但是，如果拿破仑三世满足于为仍旧以农业为主的法国指出未来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那他就不是波拿巴家族的人了。其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为军旗所赢得的军事荣誉，在他看来证明了一点，即成功使用武力对自己的威信最有用。只是出于这一原因，意大利追求独立正中其下怀。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外交上受到孤立。如果拿破仑三世秉承其皇伯的传统，帮助意大利摆脱外国统治，那根据形势他就很有希望为法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历史再增添辉煌的一章。

意大利人不想再推迟实现其民族统一的愿望，这一点在1857年7月已经毫无疑问：曾多年在奥地利遭拘禁的乔治·帕拉维奇诺身边的自由派爱国者，成立了一个促进意大利解放和统一的协会——民族协会（Società Nazionale）。该组织是由不同政治派别的社会名流共同组建的，与马志尼及其追随者不同的是，这些人准备从宣传上支持加富尔的政策，包括其与拿破仑三世密切合作的打算。如有必要，他们也会向这位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首相施加舆论压力。双向协调工作由民族协会秘书、从西西里移民来的历史学家朱塞佩·拉法里纳（Giuseppe La Farina）负责，他早就与加富尔保持着密切联系。

对拿破仑三世是否真的愿意为意大利的统一事业出力，许多爱国人士当然是有怀疑的。一些人甚至谴责法国人的皇帝出卖了自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经的盟友。费利切·奥尔西尼（Felice Orsini），一个来自罗马涅的马志尼曾经的追随者也这么认为。1858年1月14日他在巴黎歌剧院对拿破仑三世进行了炸弹袭击，皇帝本人没有受伤。这次未遂暗杀的后果是法国通过了更严厉的反对共和党人的立法，但并未导致都灵和民族协会最初所担心的法国和皮埃蒙特之间紧密关系的破裂。相反，通过这次事件拿破仑坚信，意大利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了。所以他让人在法庭上宣读了被俘刺客给他的一封信，这个刺客在信中恳请皇帝帮助意大利获得解放，此信还被刊登在官方报纸《箴言报》（Moniteur）上。接下来就是决定性的一步：7月21/22日拿破仑三世极为秘密地会见了加富尔（没有经过巴黎和都灵的政府间的事先通告），地点在普隆比埃（Plombières）的佛日温泉（Vogesenbad），他们就意大利事态的进一步进展做了协商。

法国人的皇帝能够向撒丁尼亚-皮埃蒙特首相提出的建议，离意大利爱国者的期望相去甚远。拿破仑三世并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主权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是想创造一个松散的、名义上以教宗为首的意大利国家联盟，皮埃蒙特在其中只能扮演同侪之首的角色。皇帝向这个意大利北部王国承诺，倘若它与奥地利开战，将为它提供军事援助，都灵挑起这场战争的方式应该让奥地利在欧洲公众的眼中看上去是罪魁祸首。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帕尔马和摩德纳公国以及属于教宗国的罗马涅应该与皮埃蒙特合并。另一个王国应包括托斯卡纳、马尔凯和翁布里亚，教宗国应限于罗马和拉齐奥（Latium）。那不勒斯可考虑作为第三个王国，没有定下来的是两西西里王国到底留在西班牙波旁家族手中，还是转交给拿破仑一世的妹夫缪拉的后人。作为其参与对抗奥地利之战争的回报，法国希望得到尼斯和萨伏依。

尽管拿破仑三世准备让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做出牺牲，加富尔还是宣布准备接受这些建议。放弃尼斯（加里波第的出生地）周围讲意大利语的地区，要比让都灵王朝割让其发源地——讲法语的萨伏依更难令人接受。爱国者的抗议是容易预料到的。然而加富尔仍旧觉得拿破仑的要价不算太高。这位首相显然是假设战胜奥地利后会出现一个势头，最终让皮埃蒙特领导下的意大利统一成为顺理成章的事。由于南北经济发展之间的明显差距，反正很多因素都表明对创建意大利民族国家的事不要操之过急。首先最关键的是，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国土的大幅拓展事实上会让它在意大利占据优势，这将大大避免过分依赖法国的风险。

为了这一更高目标，加富尔在普隆比埃甚至允诺皇帝，建议国王同意皇帝提出的最难满足的愿望——萨伏依和波拿巴王朝间的联姻。拿破仑想让其素有“好色之徒”名声的堂弟约瑟夫·查尔斯·保罗·波拿巴（Joseph Charles Paul Bonaparte，绰号“Plon-Plon王子”）娶比他年轻20岁，年仅15岁的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之女玛丽-克洛蒂尔德（Marie-Clothilde）公主为妻，日后好让他坐上这个新的意大利中部王国的宝座。国王很难满足此要求，但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他终于还是在首相的敦促下做出了让步。

普隆比埃秘密会晤大约五个月后，即1858年12月，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除了在7月会晤时已经谈妥的条件，该条约还增加了一个条款，即与奥地利开战的费用由都灵方面承担。当皮埃蒙特扩军备战，民族协会为意大利统一四处活动，加富尔得到加里波第支持的允诺时，拿破仑三世却犹豫起来。1859年3月英国提议在一次欧洲会议上讨论意大利问题，令加富尔气愤的是皇帝对此居然表示同意。战争最终的爆发是由于奥地利在4月23日向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在三天之内开始裁军和解散志愿部队。这样哈布斯堡皇朝终于提供了都灵和巴黎所热切期待的共同宣战的理由。宣战发生于1859年5月3日，当时奥地利军队已侵入皮埃蒙特，宣战书中也宣布了盟友们的战争目标：意大利“直到亚得里亚海”都应得到解放。

决定性的战役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6月4日在诺瓦拉省的马真塔（Magenta in der Provinz Novara）附近以及6月24日在曼图亚省索尔费里诺和圣马蒂诺（Solferinound San Martino in der Provinz Mantua）附近。两次战役中的后者是意大利争取独立漫长战斗史中最血腥的：5000人死亡，25000人受伤。许多人死亡仅仅是因为护理人员和医生严重不足。正是目睹索尔费里诺这场血战的经历让年轻的日内瓦商人亨利·杜南（Henri Dunant）于1864年创建了国际红十字会，并促使缔结了改善野战部队伤病员命运的第一个《日内瓦公约》。

就在交战国军队在伦巴第鏖战时，意大利中部的起义者打响了反对各个多少有些反动的政权的战斗，6月他们推翻了很多反动政权。取代它们的是由加富尔追随者成立的各地临时政府，如佛罗伦萨的贝蒂诺·迪里卡索利男爵（Bettino Barone di Ricasoli）政府和博洛尼亚的路易吉·卡洛·法里尼（Luigi Carlo Farini）政府。他们执政后的最初行动就是宣布加入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在进行索尔费里诺和圣马蒂诺会战时，曼图亚、佩斯基耶拉（Peschiera）、维罗纳和莱尼亚诺（Legnano）的四个互成掎角之势的强大的奥地利堡垒还没有被攻克；同时英国和俄国敦促拿破仑三世与奥地利进行和平谈判。此前一直有意采取克制态度的普鲁士，经沙皇帝国和英国的同意在7月甚至准备进行武装干预。通过这种对已被削弱的奥地利迟来的支持，普鲁士相信会加强自己在德意志邦联的地位。

然而并没轮到普鲁士出兵。拿破仑三世对发生在意大利中部的革命运动深感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其让意大利成立一个松散联盟的计划会落空。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事先没有与其皮埃蒙特盟友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他向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建议。这一出乎意料的行动导致7月8日的停火和7月11日维拉弗兰卡（Villafranca）的初步和约。其中规定奥地利将伦巴第交割给法国，再由法国交给皮埃蒙特。威尼西亚以及北意大利的堡垒带仍属奥地利。在托斯卡纳和摩德纳应恢复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教宗国要全面恢复。两位皇帝表示支持建立以教宗为名誉总统的意大利联盟以及在教宗国进行合乎时代的改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被迫同意妥协，加富尔为抗议违反《普隆比埃协定》（Vereinbarungen von Plombières）辞去首相职务。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最终和约于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署，并有两份与皮埃蒙特的协定作为补充条约。

在维拉弗兰卡商定、在苏黎世签署的和约确认的许多条款始终不过是一纸空文。伦巴第虽然交到皮埃蒙特手中，但意大利中部的革命无法逆转。这一方面是由于起义者从加富尔政府那里得到武器，另一方面是因为奥地利坚持恢复以前状态的立场并未得到其他各国的支持。英国支持托斯卡纳和以前教宗领地中的自由党，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拿破仑三世站在了英国一边。他的算盘打得很精：既然威尼西亚继续归属奥地利，他是没有机会煽动皮埃蒙特割让尼斯和萨伏依的。他能得到这些地方的唯一前提是，他容忍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入皮埃蒙特的版图。

加富尔正是做了这桩交易。1860年1月，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重新担任首相。1860年3月，他与拿破仑三世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其中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保证向法兰西割让尼斯和萨伏依。拿破仑三世则宣布同意在罗马涅、托斯卡纳以及帕尔马和摩德纳举行公民投票，然后正如预料的那样，大多数人同意与皮埃蒙特合并。在疆土扩大了的王国之最初议会选举中（这是在1860年3月合并后马上进行的），民族协会和1859年创建的自由联盟（Unione liberale）这两个亲加富尔的党派是明显的赢家。新议会必须立即同意割让尼斯和萨伏依给法国，这遭到了加里波第和其他左翼代言人以及保守派反对党的一致激烈反对。在这两个地区于1860年4月对此进行了公民投票并取得了预期结果，这将为统治者的变换披上民主合法的外衣。在尼斯比在萨伏依需要动用更多的法国军事力量，萨伏依长期以来一直广泛存在亲法倾向。

皮埃蒙特—法国—奥地利战争结束九个月后，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疆土比维拉弗兰卡临时和约所设想的大了很多。它涵盖了整个意大利北部（除威尼西亚）和中部（除马尔凯、翁布里亚和拉齐奥）。皮埃蒙特的扩张是两场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一场以加富尔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与一场表现为反对原政权的区域性起义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起中介作用的是民族协会，1860年3月的公民投票也是由该协会组织的。随后的大选标志着一个短暂阶段的结束，在那段时间里皮埃蒙特的国王暂停了议会制，在中部意大利一些区域性“独裁者”如里卡索利和法里尼曾说一不二。

1860年春，意大利民族运动距其目标——建立一个自由的民族国家接近了一大截，但离实现还差得很远。在此过渡阶段，坚定的共和党人朱塞佩·加里波第成为那些一心想迅速完成统一大业者的领袖。在西西里起义者的请求下，他于1860年5月6日率领一支志愿军从热那亚出发，从海路前往南方。充满神话的“千人远征”就是这样开始的，它令意大利的统一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与中部意大利不同，这次的驱动力不是身居幕后的加富尔。加里波第主张的正是首相害怕和想阻止的：一场失控的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它不理会国家利益问题，而是唤起普通老百姓之看起来健康的本能。反倒是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对加里波第的做法怀着一定的同情——仅仅是他最激烈地反对割让尼斯和萨伏依，就引起国王的同情，因为这位君主的内心对此也仍旧耿耿于怀。

到达西西里岛后，加里波第宣布自己为该岛的独裁者，然而他声称是以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的名义在行动。支持他反对那不勒斯波旁政权的志愿者人数迅速增长，5月底巴勒莫被他们占领。但是仅仅靠志愿者是无法推翻旧政权的，为了强行征兵，加里波第和由他任命的临时政府首脑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一位1848年革命中西西里民主党人的领袖）不得不对起义的农民和雇工采取极为强硬的手段：这个政策让革命者成了大地主的盟友。加富尔要求加里波第立即让两西西里加入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遭到了他的拒绝。8月18日穿越墨西拿（Messina）海峡后，加里波第继续其远征并于9月7日在人民的欢呼中进入那不勒斯。一年前接替其已故的父亲斐迪南二世登基的国王弗朗切斯科二世（Francesco Ⅱ.），已经在远征军到达前跟随自己的部队前往加埃塔，不战而放弃了两西西里王国的首都。

人们猜到，加里波第是不会满足于战胜那不勒斯波旁王朝之统治的，而他下一个进攻目标将会是教宗国。只有当他占领罗马后，他才能转向自己的真正目标：建立一个在他领导下的意大利共和国。和去年一样临时从英国流放地返回、9月17日起在那不勒斯停留的朱塞佩·马志尼也敦促他向这个方向努力。加富尔则竭尽全力防止这样的事发生。他已经阻止一个马志尼的追随者阿戈斯蒂诺·贝尔塔尼（Agostino Bertani）入侵教宗的世俗领地。8月底加富尔决心抢在加里波第前让皮埃蒙特军队开进教宗国。他与拿破仑三世讲好，皮埃蒙特只吞并翁布里亚和马尔凯，而不是真正的彼得遗产——罗马和拉齐奥。

1860年9月中皮埃蒙特开始入侵教宗国。在安科纳（Ancona）省卡斯泰尔菲达尔多（Castelfidardo）附近战胜罗马教宗的军队后，分别在马尔凯和翁布里亚成立了临时政府。接着皮埃蒙特军队在最高统帅国王的指挥下越过两西西里王国边界，10月初加里波第在那里的沃尔图诺（Volturno）河畔重创了数量上占优势的弗朗切斯科二世的军队。两西西里国王带着一部分军队退守加埃塔，最后直到1861年2月才投降。

借着在教宗国的成功，维克多·伊曼纽尔要求加里波第现在把他的独裁权力移交给自己这个合法国王。共和派领袖服从了。1860年10月25日国王和民族英雄在泰亚诺（Teano）进行了那一传奇性会晤，“权力移交”正式完成。11月7日加里波第又一次来到那不勒斯，这次是陪伴着国王。接下来的几年，加里波第还多次以惊心动魄的方式介入意大利的政治，但始终无果。两次尝试征服教宗国的剩余部分，都很快被镇压下去：1862年被意大利军队，1867年被法国军队。1882年6月2日加里波第在自己选择的国内流放地——撒丁岛北部的卡普雷拉（Caprera）岛去世，享年74岁。

1860年10月21日至11月5日间的公民投票赞同翁布里亚、马尔凯、那不勒斯和两西西里与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合并，当然能参加投票的都是来自上流社会的人。1861年2月在都灵选出了第一届意大利议会，它是以极为有利于有产者的资格性选举方式选出的，每一百名成年男子中只有两人有选举权。意大利新王国的宪法是对1848年3月4日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基本法的修订版，其政治体制是议会君主制。1860年3月14日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接受了议会批准的“意大利之王”的称号，外加半传统、半时尚的补充“经上帝的恩典和人民的意愿”。不到两个星期之后，议会于3月27日宣布罗马为意大利未来的首都。为意大利的统一做出最多贡献，而且最后还战胜了深受爱戴的加里波第的那个人却无法继续对其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施加影响：1861年6月6日，在他51岁生日的两个月前，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卡米洛·迪·加富尔伯爵突然意外去世。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加富尔还试图（虽未成功）按照自己的座右铭“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libera chiesa in libero stato）与天主教会达成和解。教宗庇护九世自然对与一个刚刚掠走其很大一部分领土的国家和解毫无兴趣，而任何让国家与教会接近的企图在左派那里都遭到怀疑与抗议。与左派和许多自由派人士不同，加富尔不想通过迅速吞并威尼西亚和罗马的政策来激怒拿破仑三世。加富尔创建的自由党“传统右派”（Destra Storica）一直执政到1876年。但是，没有一位在这些年担任过首相一职的战友能够像他一样，拥有类似高度的政治现实精神和个人权威。

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创建者是基于以下假设行动的：尽管意大利人有种种语言和文化差异，但很长时间以来就存在着意大利民族这种认同。1861年以后显示出，北方和南方之间的鸿沟要比乐观主义者所能想象的深得多。在北方，由于加富尔的自由经济政策发展出现代工业，而南方仍然是大庄园占主导地位，大量农村贫困小农户和农场雇工没有自己的土地。根据1861年全意大利人口普查统计，文盲占人口的78%，而南方的数字又远远高于北方：在皮埃蒙特和前哈布斯堡皇朝领地，有一半居民能够阅读和书写；相反，在曾经的两西西里王国和撒丁岛，只有10～15%的人具备这类能力。

意大利王国创建的最初几年，意大利南方的经济和社会落后表现在“土匪”的血腥起义中，他们作为游击队员与现代国家展开了所有形式的残酷斗争，最后借助军队才被镇压下去。加富尔的继任者里卡索利根据法国模式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证明并非消除区域差异的合适手段。单一制国家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加剧，资格性选举法已经为此埋下伏笔：98%的意大利人没有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渠道。

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暂时留在都灵——遥远的北方，这不是蔑视南方的表示，而是象征性地突出一个事实：意大利的统一尚未完成。法国 的否决阻止了罗马成为首都，但它发现决定都灵为临时首都是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并让自己的观点得到实施。在内政上极具争议的1864年《九月条约》（Septemberkonvention）中，意大利王国保证将首都迁往佛罗伦萨，并担保教宗国的继续存在。为此法国答应在两年内从罗马撤军——自1849年起法国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1865年从都灵迁都佛罗伦萨（五年后从佛罗伦萨迁都罗马）没能缓和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对立。年轻的民族国家暂且不过就是一个框架，民族形成的过程在其中得以完成。但现在有了这个民族国家，这不仅被大多数意大利人认为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而且让所有追求令民族之民主原则战胜合法性之君主原则的人备受鼓舞。意大利人基本实现了其1848年革命的双重目标：统一和自由。德国人则依旧未能做到。出于这个原因，亚平宁半岛的事态发展在欧洲任何部分都没有像在德意志邦联各国中受到如此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