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西方在亚洲：印度，中国，日本

1853年6月初，当欧洲正在关注俄土就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之地位的冲突激化时，卡尔·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期间写了一篇文章，该文于同月月底以《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为题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上。许多段落读起来首先让人觉得是对大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控诉，其税务官和士兵们无情地摧毁了印度的乡村社区和家庭企业、手织机、纺车和手耕农业。

但随后文章的基调发生了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大不列颠以其残忍的干预引发了一场最大的、唯一的社会革命。“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

英国殖民者受自私动机的引导，这对马克思而言是毋庸置疑的。“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当马克思描绘不列颠殖民管治的双面性肖像时，印度次大陆约三分之二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三分之一由印度王公统治，这些王公承认英国的宗主权。英国从中受益的事实是，这个信仰伊斯兰教、原本由蒙古人创建的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变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邦联，它已无法采取足够措施保障社会治安：英国人是最早的统治者，能够在广阔区域内运作有效的管理体制，建立广泛统一的基本纳税制度和有效的司法管辖体系。

在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1828～1835年任总督）治下，英语作为行政用语被引进，高等教育英化，禁止印度教徒普遍实行的“自焚殉夫”（sati ［娑提］）。1843～1849年是强化不列颠统治的时期：印度河上游的锡克教徒被镇压，信德（Sindh）和旁遮普（Pandschab）遭吞并。殖民主致力于加强道路和灌溉系统的建设，以及扩大邮政和电报业务。1855年英国人修通了第一条铁路，很快铁路网就初具规模，它成为后来印度工业化的又一个重要先决条件。1856年达尔豪斯（Dalhousie）总督下令吞并奥德（Oudh）的印度行政长官管理的地盘，英国人指责那里管理不善。1857年成立了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Madras）三所大学。

18世纪，负责管理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对干预当地传统还比较克制。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政府确信印度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保留的。其目标是全盘西化，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大不列颠。对英国印度政策的设计师们，如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效益主义者杰里米·边沁的学生和伦敦印度事务部的高级官员）而言，西化首先是教育人们自食其力，并且要适应现代劳动分工社会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要对阻碍实现此目标的所有印度传统斩草除根，但并非要系统地让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传教士（其中很多来自苏格兰长老会）的活动虽然受欢迎，但不是英国官方印度政策的组成部分。

母国从扩张其殖民统治中所获得的好处首先是经济上的：印度提供鸦片（这被销往中国换取茶叶）、盐、靛蓝和原棉。印度充当了英国工业产品，特别是机织布的销售市场，这种布逐步取代了来自孟加拉的手织布。1850年左右，英国的国民总收入中来自印度的占大约5%，这部分收入足够支付联合王国每年的国债利息。然而印度带来的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它提供的无法估价的好处是：大不列颠作为海上强国的地位，甚至是工业化时代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强国地位——1851年英国在第一届世博会伦敦水晶宫中自豪地展示了这些成就。

印度的加快西化得到了当地人的支持，尤其是印度教徒，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中也有许多人担心英国人会带来过度异化，这些人中包括在英属印度陆军中服役的大约25万人。1857年5月，一件事突然让人明白此间英国军官和印度雇佣兵之间的裂痕已经有多深。军队里谣言四起，说新子弹夹的纸板质防护套（使用前必须用牙齿撕咬开）涂抹过牛油和猪油混合润滑剂：这种工艺无疑严重违背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食品纯洁度的要求。谣言还说，英国人是故意引进这一革新的，为的是让印度士兵摒弃自己的宗教并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

德里附近的密拉特（Meerut）的一位英国上校对谣言十分震惊，他决定从其部队（第19孟加拉步兵团）中挑选90名士兵来公开辟谣。演讲结束后，他命令士兵们分发子弹。除五名士兵外，其他人一律拒绝执行命令。其后果是军事法庭审理此案，拒绝执行命令者被判长期监禁。全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被判刑的人被戴上镣铐带走。

第二天爆发了起义，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被称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哗变令英国人措手不及：起义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进被定罪的士兵们所在的监狱，释放了他们。此后他们在野蛮的复仇情绪驱使下开始滥杀无辜，遇难者有英国军官和平民，也包括妇女和儿童。随后他们前往德里，在那里他们宣布本人勉强为之的最后一位莫卧儿皇帝——年老无力的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为“印度斯坦皇帝”。40多名英国妇女被他们追得满街跑，遭强奸并被杀害。在德里之后不久，勒克瑙（Lucknow）和坎普尔（Kanpur）也落入起义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手中，现在他们似乎就要让整个北印度陷入动乱。只有当英国成功地派遣非正规的锡克族队伍投入战斗后，局势才发生了变化。1857年9月、12月，1858年3月，德里、坎普尔和勒克瑙先后被夺回。持续时间最长的战斗发生在更南边的瓜廖尔（Gwalior），1858年6月该城投降。此后出现了集体处决，一些起义者被活活烧死，另一些被绑在大炮炮口炸成碎片。

许多参加起义的印度士兵来自起义开始不久前被英国人吞并的奥德。在那里以及印度北部的其他地区，起义得到老封建主和农民的有力支持，前者反对英国人的税收法，后者感到自己受到土地投机者的挤压。相反，几年前被英属印度陆军击败的旁遮普锡克教徒没有参加起义，尼泊尔好战的廓尔喀人（Gurkhas）也仍旧忠于英国。采取同样态度的还有本土的王公，他们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反对起义的还有新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致力于进一步西化，并且认为这恰恰是印度摆脱外国统治的先决条件。如果从这种希冀出发，“印度兵变”就完全是一种倒退的大胆妄为，它没有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独立的印度国家做出任何贡献。

对美国独立战争后第二次重组的大英帝国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英国做出紧急反应——实施政策调整。1813年失去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自1833年起不得不完全将自己的职能限制在管理上，要对印度的反叛情绪负责。1858年，在创立258年后，它被撤销。此后印度直接受英国王室的统治；总督为副王；伦敦内阁中增设一位新的印度事务大臣，他和其他大臣一样须对下议院负责。1861年一个新的印度事务咨询机构——帝国立法会（Imperial Legislative Council）应运而生，其中有几位由副王任命的印度籍成员。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接受了“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称号。1858年后，基督教传教工作大幅度减少。大不列颠现在开始以宽容为座右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应该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因此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圣经课程。

那个时代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的领军人物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他是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儿子以及托克维尔和孔德的信友——一直关注着印度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从1823年起在伦敦受雇于东印度公司。1858年，他因来自母国的批评为这家公司辩护，这既是出于职务需要也是基于信念。他警告说，不要产生那种错觉，即认为一位在伦敦对议会负责的大臣能比东印度公司做出更好、更适合印度情况的抉择。只有在当地才能获得的专业知识，必须继续受到英国国内决策者的重视：根据他的意见，政府在东印度公司解散三年后委任了为副王提供咨询的立法机构。

密尔的另一个提醒在印度士兵哗变后的最初几年更是有一种预防性特征：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代议制民主，适合欧洲与美国的先进社会，以及英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打着欧洲烙印的殖民地，但不适合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那里在文明早期曾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现在却囿于僵化传统，对个人主义和言论自由的价值缺乏敏锐的感觉。

在其1861年出版的《论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书中，密尔从上述发现中得出影响深远的结论：“在本地的专制政治下，好的专制君主是一件罕见的和稍纵即逝的偶然事件，但当该地人民受到一个更文明的国家统治时，则该国应当能够继续不断地提供这种好的专制君主。统治国家应当能为其臣民做接连不断的专制君主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这样提供的专制君主由于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能避免野蛮的专制政治所带来的不稳定性，由于他们的才能就能期望他们具有先进国家的一切经验。这就是自由的人民对野蛮的或半野蛮的人民的理想统治。”

英国把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绝对君主制作为一种手段，以便把落后的殖民地社会提高到西方文明的水准：在此历史使命中密尔看到大英帝国统治的理由。不同于托克维尔就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所进行的观照，密尔认为殖民地人民原则上能够向人们所期待的，也是被认为是必要的方向发展，从长远来看能够摆脱对殖民统治的依赖。一种开明的殖民统治的理想暂且似乎还难以实现，但对这种理想的接近却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按照密尔的见解，“统治者就犯有对一个国家所能负有的最崇高的道德委托失职的罪行。如果统治者甚至不以这种理想为目标，他们就是自私的篡位者，就是和世世代代以来其野心和贪婪以人类大众的命运为儿戏的人们犯同等的罪”。

因此，对印度来说，要实行这样一种准则，即“英国人民面对印度这样的国家的责任，不是试图进行直接统治，而仅仅是让它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密尔在1861年前后并没有把握，英国是否会遵循这一准则。而事情的发展的确走向了反面：印度兵变前英国对印度的直接和间接统治并存，经过1857/1858年的起义，这种情况并没有消除。特别是在对英国经济不那么重要的地区，继续存在着大约40个大的和500个小的“土邦”（princely states），这些本地小朝廷在英国监督下进行“统治”。然而，此后的殖民统治比以前更加以“国家”的形式出现：英国的统治或其宗主权的行使不再间接地通过贸易公司，而是直接通过其政府和由政府任命的副王来进行。

原则上讲，直接殖民统治违背了自由贸易精神，英国在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已加入自由贸易行列。如果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自由主义，那么殖民地就违背了各民族间的自由竞争；从长远观点看，这损害了殖民统治不难理解的自身利益。当大不列颠在国界以外以非正式的统治代替正式统治时，它遵循的就是这种认识。让欧洲或海外的另一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依附于自己，要比直接接管和牢固掌握那里的政权更划算。在葡萄牙、阿根廷和巴西这种考量得到了最好证明。

至于“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统治形式是否总是优于正式帝国，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母国。如有其他势力进入被英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区域，这可以成为从非正式转入正式统治的原因。类似的变化可以发生在如印度起义的情况下，大都市不得不以武力恢复周边叛乱地区的和平。如果严格忠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那么国家权力只能用于保障自由的对外贸易。维多利亚治下的英国没有遵循这条原则。“如有可能就实行贸易加非正式统治，如有必要则实行贸易加直接统治”：这是两位英国经济史家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其195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自由贸易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中对19世纪下半叶英国各届政府的立场所做的概括总结。

对英国而言，1850年代印度并非其在亚洲的唯一战场。另一个战场是中国，1856～1860年英国和法国与中国进行了所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39～1842年间，起因是中国禁止鸦片进口，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已经抽上了大烟。对中国出口鸦片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项重要财源，赚来的钱主要用于从中国进口茶叶到英国并销往世界各地。大不列颠打着捍卫自由贸易的大旗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之结果是《南京条约》的签署，1842年被击败的中华帝国在条约中把两年前英国人已经占领的香港割让给联合王国，同时英国还获得了在华五口通商的贸易特权。

《南京条约》是欧洲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份。西方人所施加的屈辱导致清王朝的声誉陡降，并推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对基督教思想的武断解释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或“太平天国”的拥护者（其中有许多农民）宣传对土地彻底进行再分配并共同经营使用，以及平等对待女性。1851年爆发的这场反对清王朝的起义历时15年，约2000万人丧生。

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A.贝利（Christopher A. Bayly）称太平天国起义为一次拥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就对东亚的后果而言其扣人心弦的程度 并不亚于美国南北战争之于西半球。1856～1860年，英国和法国利用中国的内战发动了上文提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的“不平等”《天津条约》让中国承诺：允许欧洲列强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外国人享受领事裁判权，进一步增开通商口岸，以及允许基督徒自由从事传教工作。由于中国方面没有批准此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侵入北京，法国军队洗劫并烧毁了圆明园。在此惩罚性行动之后中国才同意接受《天津条约》。

俄国也没按兵不动。1858～1860年之间它占领了阿穆尔河左岸和沿岸地区，并迫使中国同意沙皇俄国攫取这片领土。1860创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征服东方！”），借此俄国终于成为太平洋区域的一个超级大国。当中国动乱蔓延到越南，法国以基督徒在该国富有的南部交趾支那（Cochinchina）受迫害为借口，对那里进行武装干涉，并在1862年强迫越南把这块地方割让给法国。直到一群欧洲冒险家在英国上校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后成为戈登帕夏）率领下为忠于皇帝的部队提供援助，太平天国起义最终才在1860～1866年被剿灭。

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1855～1873年的西北回民暴乱持续削弱了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面对不断增长的欧洲列强之影响，中华帝国的回应是从技术上对其陆军和海军进行现代化，设立商业航运公司和促进煤炭开采。然而，清王朝握有统治权的高官害怕系统的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秩序的革新，唯恐这会降低自己的权威。抵抗西方各种成就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像经常声称的那样是中华帝国本身体制上的保守主义和国家理念的儒家思想，不如说是传统的上层阶级之权力利益。

鉴于英国、俄国和法国之间为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所展开的竞赛，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愿再置身事外。由于日本人虐待了遭遇海难的美国水兵，菲尔莫尔总统借机于1853年和1854年两次派遣海军准将马休·C.佩里（Matthew C. Perry）率一支小舰队前往东京湾，以强迫日本开放多个港口与美国进行贸易。只有在受到攻击时才可使用武力。这项任务完成得十分成功：日本于1854年在《神奈川条约》（Vertrag von Kanagawa）中向美国开放两个港口作为补给站，并允许设立一个美国领事馆。1858年日本和美国签署了一个普通的贸易协定，此后不久又分别与英国、俄国和荷兰缔结了相应协定（后者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与日本拥有古老的经济与科学合作传统的国家），接下来则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由于这些协定不是基于互惠原则，所以它们和与中国签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有相似之处。

这种单边贸易开放的决定是幕府将军做出的，即来自德川家族的掌握政治决策权者，此家族于1603年以一种世袭封地的形式从天皇手中获得此职位。德川幕府在政策上的改弦易辙，即改变全面封锁西方及其宗教基督教的做法，引发了强烈的排外运动。这也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德川家族的统治走到尽头的主要原因。

在1867年登基的明治天皇（Meji-Tenno，名睦仁［Mutsohito］）治下，在部分上层阶级的积极支持下，第二年开始了一场被称为明治维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在此过程中日本先是成为一个专制君主制国家，1889年后演变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幕府和武士（17世纪以来最高的军事将领、官吏和神职人员均出自这个圈子）的特权被取消，首都从京都迁往东京，军队以及司法和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普鲁士为榜样组建的。此外还引进了西方的技术，进行了资本主义方式的工业化，并组建了强大的舰队。由于其自主实施的现代化，如饥似渴进行学习的日本与保守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它不仅保护了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而且在短短几十年间就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并且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亚洲唯一的强权国家。日本领土扩张的最早受害者是朝鲜，1871年美国在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总统治下曾试图用武力强迫它与美国建立贸易关系，但没有成功。17世纪中国曾是其宗主国，1910年它被日本吞并。

19世纪下半叶初，“白种人”强权国家在亚洲进行权力扩张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英国和美国毫无疑问是商业利益使然；对法兰西第二帝国来说则是追求国家声望；俄国在远东地区扩张其西伯利亚版图的主要目的是为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雪耻，并证明自己是地跨欧亚的超级大国。获得阿穆尔地区让沙皇帝国在1867年把位于更东部的阿拉斯加与阿留申群岛一起出售给美国人时不那么感到痛心疾首。然而，1850年以后俄国扩张的主推力开始转向中亚。亚洲能够逃脱被欧洲列强瓜分下场的其他地区，都是一些长期以来已经被欧洲国家占有的地盘：荷属东印度（Niederländisch-Indien），即印度尼西亚群岛自17世纪初；西班牙属菲律宾群岛部分自16世纪下半叶起，自1648年以后则以拥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形式。

“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概念通常指1880年之后的时代，当“瓜分非洲”进入白热化后，这种看法理由充分。1850～1880年间只有个别强权国家追求扩大自己在本大陆以外的影响力；那时还没有为确保海外销售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划分世界各地尚未被白人统治的部分的一般竞争，无论是以殖民地的形式还是以势力范围的形式。在这条路上捷足先登的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大不列颠。19世纪中叶英国在其政策中就独创了很多东西，三十年后所有觉得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足够强大的国家对这种突出特点都纷纷仿而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