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从反动时期到“新时代”：普鲁士的政权更迭

欧洲大国中只有两个没有在亚洲舞台上亮相：奥地利和普鲁士。除克里米亚战争外，在“反动时期”（1848/1849年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两个中欧大国首要关注的是内部和贸易政策问题。哈布斯堡帝国在施瓦岑贝格及1852年4月后其继任者卡尔·费迪南德·冯·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治下，经历了一种倒退，回到打着约瑟夫二世时代烙印的新专制主义：维也纳致力于完善一种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包括在多民族帝国内推行德语作为“通用的”行政语言，德语的这种特权地位对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同样具有挑衅性。相反，打破约瑟夫二世传统的是1855年8月的国教协议，它保障了罗马天主教在整个帝国的种种特权：主教们在其教区内拥有完全司法管辖权，教会还得到授权监督天主教学校和负责宗教课程。

在普鲁士，反动政策以一种新封建和官僚主义的变体出现于首相奥托·冯·曼陀菲尔执政的1850～1858年这八年间。属于第一类的包括恢复1848年已取消的庄园警察；再次允许产业受益权，即财产不可分割、不能转让地只能由男性继承人继承；重新召开各县、省议会，并保障贵族在其中的多数席位；最后是根据贵族的意愿对上议院进行相应改革。属于第二类的则有扩展警察监控体系，引进政治和新闻问责程序的特殊规定，以及按照1854年德意志邦联的法律规定对新闻和结社权进行限制。其他邦联成员国对这些指令的遵守情况宽严不等：汉诺威最严，巴登最松。

与施瓦岑贝格执政的最后几年一样，奥地利在布奥尔-绍恩施泰因担任外相时期全力打造以关税同盟为形式的中欧大经济区，如果能实现这种关税同盟，它将成为施瓦岑贝格引进的中欧政策的经济基础。出于相同的意图，奥地利商贸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于1849/1850年写下了相关备忘录。在实践中布鲁克追求的是哈布斯堡帝国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携手，后者的协约该在1851年和1853年间续约。但是，普鲁士并不想放弃自己此时在非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所取得的经济政策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按照布鲁克计划的逻辑从自由贸易转向关税保护体系。霍亨索伦国家向中等强国施压，不仅让德意志关税同盟协约续约12年，同时从1854年1月1日起还吸收汉诺威和其他成立于1834年的“税务协会”成员加入同盟，即不伦瑞克、奥尔登堡和绍姆堡-利珀（Schaumburg-Lippe）。维也纳不得不满足于1853年2月所签订的普奥贸易协定，把进一步的计划推迟到1860年。柏林以此成功地在贸易政策方面打了一场翻身仗，洗刷了1850年奥地利强加给它的“奥洛穆茨耻辱”，当时它阻挠了普鲁士的联盟政策。

1857年秋，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迹象日益明显。10月23日，没有子嗣的君主委托王位继承人威廉亲王代司其职三个月，并指示他继续按照迄今为止的政策领导政府。根据曼陀菲尔政府的意见，这种临时代理最能保障普鲁士的政策不发生变化，因此在国王的健康状况没有改善的情况下，1858年这种为期三个月的代理又延长了三次。司法大臣和威廉亲王担心这样继续下去会违反宪法，这终于让内阁放弃了反对由储君正式摄政。王后伊丽莎白于1858年10月7日说动国王向其弟提出摄政请求。10月9日其弟根据请求在同一天按照普鲁士宪法第56条，召集两院共同开会讨论摄政的必要性。10月25日两院做出决定，次日摄政王在两院前宣誓效忠1850年1月31日的普鲁士宪法。

尽管对曼陀菲尔政府的强硬保守主义怀有最大程度的保留意见，作为国王代理的威廉亲王对其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干预。但作为摄政王，他立即改变了方针政策：他组建了自由派保守主义的内阁，名义上让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卡尔·安东侯爵（Fürst Karl Anton von Hohenzollern-Sigmaringen）挂名，实际上由温和自由派鲁道夫·冯·奥斯瓦尔德领导，此人在1848年6至9月就曾负责过一届普鲁士政府的工作。新政府中的大多数成员属于自由保守的“周刊党”或接近其立场；两位大臣（他们是唯一在曼陀菲尔内阁已经占据此位的）可算温和保守派，一位则是“老牌自由主义者”。利奥波德、路德维希·冯·格拉赫兄弟以及弗里德里希·尤里乌斯·施塔尔身边的极端保守的“阴谋集团”——他们从1850年代初就徒劳地劝说国王进行政变并颁布一部新宪法——在霍亨索伦—奥斯瓦尔德政府中不再获得支持。至少对普鲁士而言，1858年秋内阁重组意味着“反动时期”的结束。

摄政王11月8日在内阁的讲话不只引起了普鲁士自由主义者的关注。威廉亲王反对任何为了政治目的而滥用宗教的情形；他答应实施新的教育政策，理由是普鲁士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处于精神才智的领军地位；并宣布将推行寻求与其他大国达成良好理解的外交政策，但不会屈服于外国影响。他要求普鲁士必须在德意志进行“道德征服”（moralische Eroberungen）——这后来成了一句格言——这种征服要通过一种“本邦的明智立法，提升所有道德元素和采取统一措施”，如关税同盟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但它还需要改革。“世界必须知道，普鲁士准备在任何地方保护权利”：这成为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句子。自然还有军队改革，摄政王是如此描述这个对他而言特别重要的计划的：军队必须实施一些改革，这样普鲁士在与其他大国发生政治冲突时才能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公众对摄政王讲话的反应完全是友好的，不仅是在普鲁士，而且在德意志南部，那里人们最没有料到的就是1849年的“霰弹亲王”会有如此进步的意图。普鲁士开始了“新时代”的说法很快就不胫而走。霍亨索伦国家有投票权的公民在1858年11月就得到机会，通过到众议院投票对柏林方针政策的改变表达自己的意见。自从1849年5月引入三级选举制以来，现在第一次有许多民主党人再次参加投票。坚定的左派出于谨慎还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他们现在仅仅满足于承认修订后的宪法之法律基础，并宣告如果新政府认真对待国家宪法和以法律方式本着自由精神继续完善它，他们会支持这个政府。

选举的明显获胜者是不同派别的温和自由主义者。他们意识到摄政王和他所任命的政府各部之岌岌可危的处境，所以不想以太过决绝的行为让内阁陷入尴尬。“就是别逼得太紧！”这是当时众议院最强的“芬克议会党团”——该名称是按照其主席格奥尔格·冯·芬克男爵的名字命名的，他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曾属于最右倾的“米拉尼咖啡馆”（Café Milani）议会党团——的座右铭。

选举之后对一些政府机构的重要职位进行了调整，几位迄今为止的政府主要成员被“周刊党”的支持者替换下来。这也涉及普鲁士派驻邦联会议的代表，得到该职位的是一位温和的自由派外交官卡尔·冯·乌泽多姆（Karl von Usedom）。其前任奥托·冯·俾斯麦被改派到圣彼得堡做冷处理，在沙皇宫廷他离普鲁士国家权力中心确实比在法兰克福时远，但在等级制中驻圣彼得堡大使的地位又很高。经过1859年1月底一番与摄政王的详谈，俾斯麦完全能够希望威廉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会任命他担任更有影响力的政治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