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欧洲大君主国的显赫

本章是以尼德兰和不列颠两国的史话开始的，在这两个国家里，平民反抗这种新型的君主政体，即马基雅弗利式的君主政体获得了胜利。这种君主政体是从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崩溃中兴起的。但是在法国、俄国和在德国与意大利的许多部分——例如萨克森和托斯卡那——个人专制的君主政体并没有受到限制，也没有被推翻；它的确使自己成为17、18世纪期间统治欧洲的体制。就是在荷兰和英国，君主政体在18世纪也正在恢复它的权力。

（波兰的情况是特殊的，下节再说。）

在法国，也没有那样明确有效的议会统治的传统。在那里同样存在着没有英国那种大宪章，以国王为一方、以地主商人为另一方的利害冲突，但后者没有公认的集会场所，没有庄严的团结方法。他们形成了国王的对立面。他们结成抵制的联盟——“福隆德”就是这样的联盟，当查理一世在英国为他的生命作战时，这个联盟正在和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及他的重臣马扎兰作斗争——但是经过了一场内战之后，他们最终（1652年）决定性地被打败了；当英国在汉诺威王朝建立以后上议院及其屈从的下议院统治国家时，在法国却相反，1652年后，宫廷完全支配了贵族。红衣主教马扎兰在与英王詹姆斯一世同时代的红衣主教黎塞留为他准备好的基础上站了起来。

马扎兰时期之后，我们听不到法国的大贵族了，除非他们在宫廷里充当侍从和官员。他们被收买和驯服了——但付出了代价，代价是把纳税的重担推到了默默无声的广大平民身上。教士和贵族——的确，每一个带着头衔的人——可以免交很多种税。最后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会变得不能容忍，但是暂时法兰西君主国还是像《诗篇》作者大卫王的绿色月桂树一样茂盛。到了18世纪初，英国作家已经提请人们注意法国下层阶级的悲惨生活和那时英国穷人相形之下的繁荣了。

在法国我们所谓的“大君主国”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公正的关系上的。号称大君主的路易十四在位72年之久（1643～1715年），这样长期的统治是前所未有的，他为欧洲所有的国王树立了一个模式。最初有马基雅弗利式的大臣红衣主教马扎兰辅导他；这个红衣主教死后，他本人变成了理想的“君主”。他在他的能力限度之内是个少见的能干的国王；他的雄心强于他卑鄙的情欲，通过和一种仍可博得我们钦佩的精心树立的尊严混合在一起的生气勃勃的外交政策，他把他的国家导向破产。他直接的愿望是巩固法国和使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及比利牛斯山脉，并吞并西班牙的尼德兰；他较遥远的意图是要看到在一个重建的神圣罗马帝国里，法国国王成为查理大帝的可能的继承者。

他把行贿当作几乎比战争还要重要的治国手段。英国的查理二世被他收买，波兰大多数贵族也是如此，下面即将叙述。他的钱，不如说是法国纳税阶级的钱，送往各个方面。他心目中压倒一切的是要堂皇显赫。他在凡尔赛的大宫殿，连同里面的沙龙、走廊、挂镜、花坛、喷泉、庭园和景色成了世界妒羡的对象。

他引起了普遍的模仿。欧洲每个国王和小王侯都以大大超过他的臣民和借贷所允许的财力来建造他自己的凡尔赛宫。贵族们到处仿效新的式样来重建或扩建他们的别墅。制造美丽和精致的针织品和家具摆设的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奢华的工艺品到处兴隆，雪花石膏雕刻、彩色陶器、镀金木器、金属制品、印花皮革、大量的音乐、堂皇的绘画、美丽的印刷和装订、精美的烹调、醇厚的葡萄酒。在大挂镜和精致的家具中间走动着一种奇怪的“绅士”的人物，头戴巨大的扑上粉的假发，身穿有花边的绸袍，脚蹬红色高跟的鞋子，扶着使人惊奇的手杖来保持平衡；更多的是奇妙的“贵妇”们，梳着扑粉的高耸的发髻，穿着用金属架子支撑的鼓起的绸缎衣裙。在这一切中间装模作样的是这个伟大的路易——他的世界中的太阳，他丝毫没有觉察到在他这个太阳的光线射不到的下层黑暗之中，一张张瘦瘠、阴沉、怨恨的脸在注视着他。

关于这个君主的战争和其他作为的故事，我们不能在这里详述了。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史》在很多方面还是最好、最慎重的叙述。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支足与英荷抗衡的法国海军；这是一桩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因为他的智力还超脱不了海市蜃楼的诱惑，他沉湎于那个包括整个世界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那欧洲政治把戏中的笑谈，他晚年却讨好那过去一直是跟他敌对的教皇。他着手反对那些闹独立和搞分裂的精神，即那些新教王侯们。他在法国向新教信仰作战。他的最认真的、最有用的臣民由于他的宗教迫害大批被驱逐到海外，带走了他们的技艺和工业。例如，英国的制丝业就是法国新教徒建立起来的。在他的治下实行以“龙骑兵”迫害新教徒，这是一种特别凶恶和有效的迫害方式。粗暴的士兵进驻新教徒的家里，任意骚扰主人，污辱妇女。不肯屈服于各种严刑拷打和烈火焚烧的人也都屈服于这种压力了。

新教徒对下一代的教育被破坏了，做父母的只能给孩子们以天主教的教导。他们是这样给了，但无疑的是带着讥讽和破坏了全部信心的语调。凡是比较宽容的国家主要变成要么是真诚信天主教的，要么是真诚信新教的；而那些进行迫害的国家，像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既这样破坏了忠实的新教教义，人民主要变成不是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的无神论者，一有机会就准备突然变成完全的无神论者。下一代路易十五统治时，是卓越的嘲弄者伏尔泰（1694～1778年）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法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尊奉罗马教会，但几乎没有人信仰它。

奖励文学和科学是大君主政权装模作样的姿态的一部分——并且是极好的一部分。路易十四建立了一所科学院，用来和查理二世的英国皇家学会和佛罗伦萨类似的学会相匹敌。他以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和科学界人士来点缀他的宫廷。即使科学的进程并没有从这一赞助中得到多少激励，但无论如何它确实获得了实验和出版的资金，以及在平民心目中的一定威望。

在这一个大大小小的大君主、地方巨族和成长中的商业力量的时期，英国和法国的文学活动为欧洲大部分的文学活动定了主调。法国的情况比起英国，君主政体更为发达、更为集权和划一。法国作家缺少像莎士比亚的那种自由和不受纪律约束的精神的伟大传统，法国的思想生活集中在宫廷，并且比在英国更意识到对它的控制，它从来没有产生过像英国的班扬这种文学上的“普通人”，在17世纪时它没有像克伦威尔共和国那样发出过这种持异议的精神，以解放出一个密尔顿来。它更多地倾向于谨严和限制，它更加完全地处在学校教师和学者批评家的支配之下。它使内容服从文体。学院的组织加紧了已经过多的约束。由于这些差别的结果，19世纪以前的法国文学为文学上的谨小慎微所浸透，似乎是以一种怕得坏分数的好小学生的精神写出来的，而不是为了寻求直率的表现而写的。它是一种冷漠、谨严、空洞的名著的文学，悲剧、喜剧、传奇和批判论文都非常缺乏生命力。在谨严的剧作家中卓越的要算高乃依（1606～1684年）和拉辛（1639～1699年）。他们是不可一世的天才；仔细研究过他们的人最能体会到他们的本质上的热情；但是对那些不熟悉于那个时期公认的标准的人来说，他们最初几乎像石造建筑那样阴冷可怕（而有时石造建筑也能隐藏着深厚的感情）。莫里哀（1622～1673年）的喜剧也是他那时期首屈一指的，有些权威把它推崇为世界上最好的作品。在法国大君主政体下的这种文雅庄严的精神环境中，带有轻松、生动而有趣的气息的读物，几乎只能从当时的杂谈和诽谤性的回忆录中找到。那里才有一些活跃的社会和政治的论战。

这时法国的一些最光辉最优秀的作品是流亡和造反的法国人在国外写作的。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年），大半生时间居住在比较安全的荷兰。他是那些善于思索的群贤的中心和卓越的人物，这批人在逐渐破坏、修改和贬低他们那个时代的绅士派头十足的基督教方面是很活跃的。屹立在所有这些亡命者和所有其他同时代的欧洲作家之上的是伏尔泰这个伟大的人物，关于他的思想状态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另一个流放人物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他对正规道德的感情用事的攻击和对自然、自由的多情善感的理想化，使他跃居为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著名小说家。关于他，我们也将有更多可说的。

17世纪的英国文学反映了英国国事的较不稳定和较少集权的性质，它比法国文学更有活力而较少润饰。英国的宫廷和首都不像法国那样吞没了整个国民生活。对照着笛卡儿和他那学派，人们可以提出培根（关于培根我们在叙述科学的复兴时已经谈到）、霍布斯和洛克。密尔顿（1608～1674年）穿着一件希腊和拉丁学问、意大利文化和清教神学混合起来的外衣，而具有他独特的光彩。在古典势力的范围之外有一种相当不受拘束的文学，这或许在班扬的《天路历程》（1678年）中能找到它最有特性的表现。再者，那仍被低估的笛福（1659～1731年）的创造性的作品，显然是为那些不懂得学术界的成就和矫揉造作的公众而写的，他的《鲁宾逊漂流记》可居于文学的伟大创作之列。他的《摩尔·佛兰德斯》是对那时的风尚的一篇值得赞扬的研究。这种研究和他的历史演义在技巧上比任何他的同时代人都高明得多。大致同他齐名的是伦敦知事，《汤姆·琼斯》的作者菲尔丁。印刷厂主、写作《帕美拉》和《克拉瑞萨》的塞缪尔·理查森，是18世纪英国文学活生生的现实中的第三个伟大人物。这种文学并不屑于写得带文学味道。评论界的习惯总是把差得很多的斯莫利特的名字同这三个人联系起来。随同这些名字和让-雅·卢梭的名字，小说——那对生活方式、对世上的漫游与道德问题的遭遇等的拟实的叙述——又恢复了它的重要性。小说在神圣罗马帝国衰亡中就消失了。它的重返标志着涌现出了各色各样的、对生活和行为有好奇心的新人物：一些闲暇的人，一些渴望以类似的冒险故事来补充自己经验的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变得不那么紧张而且更有趣味了。

或许在我们结束这段文学的插话之前，我们不妨注意到在英国文学中同样有意义的是艾迪生（1672～1719年）的优雅虚浮和第一部英语字典的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博士（1709～1784年）笨拙的喜爱，关于他的真实作品除了几篇有关一些诗人的简短生平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阅读的，但是他的妙语和怪癖却一直保留在博斯韦尔的无与伦比的传记中。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年）以古典文学的意向和法国的精神来翻译荷马的作品，把粗俗的自然神论的哲学转变成简洁优雅的韵文。在这个拘谨和二流人物的时代，在英国和在法国一样，最有力的作品出自一种同当时的秩序，实际上是向世界的全部秩序，进行激烈冲突的精神。如《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1667～1745年）。声名不那么好的牧师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年），他写了《特利斯脱兰·香代》，并把成百种变化和花招教给了后来的小说家，他是从古典时代前的法国人拉伯雷的伟大处汲取活力的。历史家吉本，我们将在后面的一节中援引他的话，那时我们将再就这绅士气派时代的特殊的思想上的局限性予以评论。

1715年，法国的大君主逝世了。路易十五是他的曾孙，他是他的前辈的富丽豪华的不够格的模仿者。他摆出一副国王的样子，但是他主要热衷于世俗之好，迷恋女色，夹着对地狱的迷信的恐惧。像夏托鲁公爵夫人、蓬帕杜尔夫人和杜巴里夫人这样的女人如何地支配了国王的好恶，由于这些娘儿们的虚荣和怨恨，如何地引起战争和结盟，很多省份是如何地被毁坏，成千上万的人民如何地被杀害，以及由于她们，法国和欧洲的全部公众生活是如何地被阴谋、淫荡和欺诈所玷污，凡此种种读者必须从当时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了。生气勃勃的外交政策继续在路易十五统治下稳步走向它的最后崩溃。

1774年，这个被阿谀者们称为受人爱戴的路易死于天花，由他的孙子路易十六（1774～1793年）继位，他是一个迟钝而心地善良的人，一个出色的射手，并且是一个甚为灵巧的业余锁匠。关于他如何继查理一世之后走上断头台的事，我们在后面的一节中将予以叙述。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正在鼎盛时的大君主政体。

在法国以外，大君主政体的主要实行者之中，我们首先可以提到的是普鲁士诸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713～1740年），他的儿子及继承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即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1786年）。我们在这里来叙述统治普鲁士王国的霍亨索伦家族，从不显眼的开端而渐渐兴起的故事，是太乏味和无关紧要了。那是一段幸运与暴力、冒失的要求和突然的背叛的故事。这些在卡莱尔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一书中已作了津津有味的叙述。到了18世纪，普鲁士王国已经重要到足以威胁帝国了；它有一支强大的训练精良的军队，它的国王是钻研马基雅弗利的一个杰出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大帝加工修缮了他在波茨坦的凡尔赛宫。那里的桑苏西宫，连同宫内的喷泉、林荫大道、雕像都是仿照它的样板的；那里还有一座新宫、一处橘园和一座大理石宫等等，新宫是一座花了很多钱建立起来的巨大的砖建筑物，橘园是意大利式样的，里面收藏了许多绘画。弗里德里希提倡文化尤其奖励著述，曾同伏尔泰通信并接待他，直到两人关系恶化为止。

奥地利的领土夹在法国的铁锤和土耳其人的铁砧之间，使它忙于应付，直至玛丽亚·泰利莎统治时（1740～1780年），才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像样的大君主（玛丽亚是一个妇女，不带有女皇的尊号）。1765～1790年做了皇帝的约瑟夫二世，在1780年才继承了她的宫廷。

俄国从彼得大帝起（1682～1725年）才与它的鞑靼旧传统决裂而进入法国魅力的范围。彼得叫他的贵族们剃掉东方式的胡须并引进西方的服装。这些只是他西化倾向表面上看得见的征象。因为莫斯科像北京那样有座神圣的内城[指紫禁城]克里姆林宫，为了使他自己摆脱莫斯科的亚洲的情调和传统，他在涅瓦河的沼泽地上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都——彼得格勒。当然，他也建造起他的凡尔赛宫，他雇用了一名法国建筑师，在离开这个新巴黎18英里的地方建立起彼得霍夫，那里具有花坛、喷泉、小瀑布、画廊、庭园和其他应有尽有的特点。比他更卓越的继承者是伊丽莎白（1741～1762年）和叶卡特林娜女皇，后者是一个德国公主，按照十足的东方方式谋害了她的丈夫——合法的沙皇——之后取得了皇位，她恢复了先进的西方理想，并自1762至1796年进行了强有力的统治。她建立了一所学院，并同伏尔泰通信。她活到目睹欧洲大君主政体这个体系的告终和路易十六的被处决。

这里我们也不能把当时在佛罗伦萨（托斯卡那）、萨瓦、萨克森、丹麦和瑞典的一些次要的大君主编入这个目录了。在贝德克尔《导游手册》的每册中，凡尔赛宫以二十几个不同的名字标了星号，游客在他们的宫殿里无不目瞪口呆。我们也不能论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西班牙被查理五世和菲力浦二世的一些帝国雄图弄得过于疲惫，并由于对新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褊狭的迫害而被削弱了，在整个17、18世纪时西班牙正从它在欧洲事务中短暂的重要地位再度降为一个二等国。

这些欧洲的君主们统治他们的王国就像他们的贵族管理他们的地产那样：他们互搞阴谋，在一种不现实的方式下他们是精明而有远见的，他们混战，把欧洲的资财消耗在荒谬的侵略和抵抗的“政策”上。最后从最底层爆发出一场大风暴。那个风暴，即第一次法国革命，是欧洲平民的愤怒，它出其不意地取代了君主们的体系。它不过是至今仍在继续着的一个巨大周期性的政治社会风暴爆发的开始，它或许将一直持续到每一个民族主义的君主政体的痕迹都从世界上扫除干净，天空因人类联盟的伟大和平而再次晴朗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