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霍克尼的《在平淡的村庄里》

铜版画，来自英格兰

公元一九六六年

性爱始于 

一九六三年 

（对我来说已经太晚）—— 

在《查泰莱夫人》解禁 

和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发行之间。

长于书写忧郁惋惜的大师菲利普·拉金，在一首较为欢快的诗歌里写下这样的诗句，指出了“摇摆的六十年代”里的关键点——性爱，音乐，以及更多性爱。每一代人都认为性爱是自己创造的，但没有谁会以为自己做得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年轻人那样彻底。当然，六十年代的精神不止于此，这十年如今拥有神话般的地位，更多地是因其被奉为向自由转型的年代，或是毁灭性的自我放纵的年代。这样的神话并非毫无道理。当时，追求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和性自由的大规模自发运动遍布全球，让既有的权力与社会体系都遭受了挑战，有些甚至被颠覆。 

在前两节里，我们谈到了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各派别平等权利的实现，如女性选举权或无产阶级掌权。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运动则把目光投向了确保独立公民正常行使这些权利，且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扮演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在不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情况下无拘无束地生活。有几项新的自由来之不易，为此，一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个十年，有马丁·路德·金与黑人民权运动，有布拉格之春（英勇的捷克人奋起反抗苏联），也有一九六八年巴黎学生起义及随后在整个欧美掀起的校园抗议，还有反对越南战争、支持裁减核武器运动。 

这也是迷幻的“爱之夏”的十年，以伍德斯托克和旧金山的音乐节、披头士和感恩而死乐队为背景音。性革命同样在私人领域发生：女性解放运动，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同性恋合法化。在这个十年之前，大卫·霍克尼的铜版画《在平淡的村庄里》没有可能出版。霍克尼的艺术生涯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但塑造他的却是六十年代的生活，他同时也反过来塑造了这个时代。他是一名同性恋者，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不讳言这一点。但在当时的英国，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仍属犯罪，对同性恋的迫害频仍。他在美国加州与英国两地生活，在加州完成了那些闻名遐迩的幽蓝游泳池中的年轻裸体男子的画作，在英国则给亲朋好友画像。 

在这幅铜版画里，两个约莫二十来岁的赤裸年轻男性并排躺在床上，一条毯子盖住了下半身。我们似乎是从他们的足部上方俯视着他们。其中一人将胳膊枕在脑后，闭着眼睛，仿佛在打盹，另一个则热切地看着他。我们不知道这二人是初识还是早已确定了关系。但一眼就能看出，这似乎是一个平静、餍足的早晨。 

这是霍克尼自一九六六年起创作的系列铜版画之一，灵感来自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与此同时，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正在起草让同性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范围内合法化的草案。这幅画发行于一九六七年，正好与国会通过詹金斯的《性犯罪法》同年。霍克尼的画作在当时令众人震惊，时至今日仍令不少人触目惊心，尽管画中完全没有细节描绘——毯子遮住了两人的下半身。但它提出了一串复杂的问题，涉及社会对方方面面的接受程度、容忍限度，个人自由的尺度，以及人类历史上已延续数千年的道德结构的转变。 

在我们所讲述的这部世界史中，有一个反复出现而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的主题，那便是性，更确切地说，是性吸引与爱。在本书所呈现的百件文物中，有雕刻于一万一千年前的耶路撒冷附近、现存最古老的表现情侣性爱场景的小石雕，也有后宫女子、耽于享乐的女神和罗马杯上的同性性爱行为。但令人讶异的是，尽管刻画人类性行为的艺术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大卫·霍克尼相对含蓄的绘画在那时的英国仍是大胆甚至挑衅性的行为。 

霍克尼铜版画中的年轻人可能是美国人，也可能是英国人，他们落脚的地方是一座平淡的村庄，即本画的名字，取自卡瓦菲斯的同名诗。这首诗写的是一个男孩为环境所困，通过幻想完美的恋人来逃脱沉闷的现实。因此，霍克尼画作中闭着眼的男子也许正在温柔地幻想一位热情的伴侣，而后者只是想象的产物，并不是被渴求的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

今晚他躺在床上，为爱情的真谛苦思成病 

他的青春燃起肉欲 

他迷人的青春完全陷入美好的焦急 

在睡梦中欢乐降临，在睡梦中 

他见到并拥抱了渴望的身体……

康斯坦丁·卡瓦菲斯（1863－1933）的家庭拥有多元文化背景，他们在土耳其、英国与埃及三地间搬迁。他们也是庞大的希腊侨民的一分子，而希腊民族两千年来一直主导着地中海东部的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他生活在通行希腊语的广阔世界里，这一世界的主体并非希腊本土，而是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后者始建于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后，但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建成。这一世界我们此前也曾数次提及，最著名的代表物是同时雕刻有希腊语与埃及语的罗塞塔石碑。卡瓦菲斯对博大的希腊文化传统所知甚深，他在亚历山大港所作的诗歌带有浓厚的古典情怀，体现了那个传统的希腊世界，那时，男性间的恋爱司空见惯。 

而年轻的霍克尼所生活其中的布拉德福德则完全不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约克郡，同性恋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对艺术家来说更是个危险的主题。因此，在布拉德福德图书馆发现的卡瓦菲斯诗集让霍克尼耳目一新。

我越读他的诗，就越为那种简单直接所吸引。一九六○年的夏天，我在布拉德福德的图书馆找到了约翰·马维罗戈达托的译本，然后偷走了这本书。我敢肯定，这本书现在还在我手里。我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歉疚，因为现在这本书改版上市了，但在当时它彻底绝版，哪儿都买不到。而且告诉你们，在布拉德福德的图书馆，这本书从来都没有摆上架子，你得向管理员索取才行。

之后，霍克尼选择了十四首诗歌作为创作系列铜版画的模本，其主题包括渴望与失落，命中注定的邂逅，以及醉人的、充满激情的相逢。这些都是他应用于艺术作品的令人激动的主题，也是一个艺术家如何将私密体验转化为公开声明的例证。在一对开明的父母身边长大、自幼不被过问私事并不受闲言碎语困扰的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挺身而出，通过艺术争取自己的权利，同时加入日渐壮大、为同类争取权利的阵营。他的创作极富个性，抛弃了沉重的表达手法。这一系列铜版画并不是说教，而是欢笑和歌唱：

关于这些画，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它是在传播以前被禁止传播的信息，尤其是在学生中间，因为它的主题是：同性恋。我觉得我该这么做。这是我的一部分，是一个我能用幽默手法处理的主题。

同性恋人群的权利当然只是六十年代民众坚持争取的自由之一，但却是在所有社会的人权背景中都极具挑战性的内容。当时的人权问题所关注的基本是建立在性别、宗教或种族之上的歧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已经达成普遍共识：这种歧视是错误的。但在另一方面，对待性取向和性行为的态度却全然不同。事实上，联合国于一九四八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压根儿没提这一点。最终，霍克尼和持相同立场的活跃分子改变了陈见，坚定地将性方面的问题带入了欧美人权领域。他们的运动使一些国家修订了法律，但在很多地方，这种背离主流的私人性行为仍被认定有违宗教观念，或是对社会具有威胁，或被视为犯罪行为而受到惩罚，甚至被处死。 

二○○八年，联合国常任理事会发表了新的声明，谴责所有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而进行的杀戮、处决、酷刑和任意逮捕。这项声明得到了超过五十个国家的支持，但也引发了反对方的另一份声明，因此，这一提案仍未正式通过。 

霍克尼的画作只有寥寥数笔，几抹黑色线条勾勒出墙壁和毯子。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这张床到底位于何处，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两个年轻人究竟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这幅无确指性的画作提醒我们，性虽然是一种私人行为，却是为全人类所共享的。但另一方面，社会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却并未达成共识。四十年过去了，人权战线上依然硝烟四起：世界远没有我们乐观想象的那样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