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唯物主义对垒唯心主义：19世纪中叶的精神转折

一份自由的柏林报纸《国家日报》（National-Zeitung），在1856年展望前景时可以说是道出了当时许多思想进步或有进步倾向的欧洲市民之心声。“怀着对缺乏理想目的之不满，以及对所追求之理想失败后的无望，人民把智能和物质力量集中在谋生上，当前是种见证，证明如果智力和体力劳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的话，各族人民所凝聚的力量能够创造什么。唯心主义（理想主义）为之无望努力过的东西，唯物主义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成功实现了：整个生活条件的转型，社会共同生活之有机体中权力关系与重点的位移，几乎所有人都学会了思索和观照，一种从来未被认识到的能量得到调动，人们看上去好像愿意不停地去运用他们的神经、肌肉和肌腱。”

对唯物主义的赞誉尤其出于物质原因：1850～1856年是北大西洋两岸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工业制造业和采矿业、铁路、电报信息传输和轮船、股份制企业、银行和股票市场，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由于在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哥和澳大利亚山脉中发现了丰富的金银矿藏，1850年后全球规模的货币流通量急剧上升。所以，若是说19世纪中叶出现了“全球化进程”，那绝非夸张。遵循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在景气之后，1857～1859年发生了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然而，即使在这几年，经济和社会转型仍然在原有规模上继续进行。1859年起经济开始复苏，186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新的“繁荣”。

在科学上为唯物主义进行申辩的不少，其中有达姆施塔特的医生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他是诗人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的弟弟）1855年出版的著作《力与物质》（Kraft und Stoff）。另一个后唯心主义和反唯心主义的思想流派是以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1851～1854年他出版了《实证政治体系》（Système de politique positive），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这部四卷本著作把人类的认知历史描述为一个以进步为目的的过程，此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之后是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最终取代前两个阶段的是现代实证或科学阶段。孔德《体系》一书最后一卷出版五年后，即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表了其主要著作《物种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Arten），在其中这位英国博物学家描述了生物的进化以及物竞天择。第二年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开始出版其代表作《合成哲学系统》（Systems der synthetischen Philosophie），在此书中进化思想同样成为科学解释世界的核心论点。

然而，在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则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对唯心主义的批评，即卡尔·马克思1859年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概括的。此书是为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所进行的初步研究。里面的关键句子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对历史的解读，作者确定无疑地解释了当时的阶级社会，并至少暗示了未来的无阶级社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资产阶级革命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结果未能如愿。当1857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恩格斯很高兴：“危机将象海水浴一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度过这场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对唯心主义的厌恶仍在继续，但这没有让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令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从中受益，这些人在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1853年出版的《权力政治》一书书名的意义上以此为其行动的准则。在保守派与自由派和民主派之中，当然都有坚守其各自不同变种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信念的人。所有来自唯物主义者的，从哲学与革命层面对宗教展开的批判，都无法消除教会的社会支柱作用。各大教派和其他信仰团体的政治作用还远远没有失效。形形色色的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进化论的支持者遇到了对手，后者决心抵抗世俗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