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回顾革命（一）：德意志

就德意志的主要革命目标而言，它失败了：这在回顾时无可否认。革命之雄心勃勃的计划——让德意志同时成为一个民族和宪政国家，让自由党和民主党不堪重负。但他们当时不可能降低要求：对统一和自由的呼吁中凝聚着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近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德意志国民议会首次在较长时期内将来自德意志各地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人汇集在一起，让他们能够通过共同的议会就创建一个自由的德意志共同体的基础条件进行沟通。其结果是1849年3月28日的《帝国宪法》，虽然它未能生效，但此后一直成为从旧势力那里争权利的一个标杆。

当德意志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会聚一堂时，“德意志”在政治上的概念尚不清晰。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说德语的奥地利属于德意志是不言而喻的。直到1848年底、1849年初，大多数议员和公众才认识到，哈布斯堡帝国不能分割为德意志部分与非德意志部分，因此无法实现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统一。1848年春，或许不与奥地利和俄国开战还有望实现“小德意志”解决方案，但一个不含奥地利的德意志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一年后，当非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终于准备至少暂时满足于小德意志解决方案时，它在外交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以此为目的的政策本来会意味着一场与奥地利甚至是极有可能与俄国的战争。肩负统一重任的普鲁士有充足的理由不准备进行这样一场战争。

没有普鲁士，对外就无法有效地代表德意志的国家利益：这在1848年夏天争夺石勒苏益格的普丹战争中展现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温和自由派从未打算彻底质疑普鲁士这个士兵之国。出于民族理由需要它，所以它也继续存在着。仅因为它在革命中基本上毫发无损，所以1848年秋普鲁士国王敢于举起反革命大旗。

1848/1849年的德意志问题并不仅仅是“小德意志或大德意志”的抉择问题。1813年，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在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德意志祖国”时，他给出的答案是：“凡是说德语的地方”都属于德国。倘若德意志国民议会始终不渝地按照到那时为止在德意志流行的观念，用语言、文化这类所谓“客观”标准来定义民族的话，那么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视为德意志领土，像阿恩特35年前所做的那样就是合乎逻辑的。德意志国民议会足够现实，它没有这样做。没有用语言去定义民族国家，自然也是因为它不愿放弃那些虽然不讲德语，但长期以来一直与德意志紧密相连的地区。

1848年6月5日，阿恩特本人就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问题在国民议会上提出以下原则：“那些一千年来就属于我们，已经成为我们的组成部分的地方，今后也必须继续属于我们。”出于同样的原因，圣保罗教堂中的代表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韦尔什蒂罗尔”，即特伦托周围讲意大利语的区域，位于德意志邦联境内，也必须属于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石勒苏益格虽然不是德意志邦联的组成部分，但因为它历史上一直与荷尔斯泰因联系在一起，尽管那里有很多居民说丹麦语，也应该整个被接纳进德意志民族国家。

对法国（或西方）的原则，即民族从属性取决于个人意愿，也就是建立在一种主观政治抉择基础上，德意志人只在那些他们在东普鲁士同化了其他民族的地区认可。最令人震惊的是自由民族主义者在波森问题上反对自决原则：为了把说波兰语的地区划入德意志民族国家，为此提出的理由主要不是历史性的，而是策略性的。革命开始时人们在德意志对波兰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还普遍怀有同情。但几个月后，（由议会代表威廉·约尔丹在1848年7月有关波兰的辩论中提出的）“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观点就占了上风，原来的同情被贬为浪漫狂热的感伤表现。数十年来从道德和政治上对长期以来违背自己的意愿遭瓜分和被压迫的波兰进行支持，这在议会多数派那里从此成为往事。

在德意志只有极左派信守着如下理念：三月革命前时期的与波兰友好，所有热爱自由之国家的团结，以及“各民族之春”的梦想。极左派做得很决绝，其结果是他们在政治上被孤立：它要求进行最大的欧洲解放战争，反对反动霸权俄国。尽管沙皇俄国确实像国际左派所说，是反动和反革命的，但1848年其他欧洲列强没有一个真正愿意与俄国开战。（自由主义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阿尼姆-祖考夫有时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遭到本国国王的反对，不得不于1848年6月20日辞职。）一场反对俄国的欧洲人民的革命战争，这只是一个幻想。如果在普鲁士参与下爆发了这种战争，中欧的反革命势力可能会取得广泛和血腥的胜利，就像他们在1848年和1850年秋所做的那样。因此温和自由派完全有迫切的理由，像保守派一样去反对激进左派的各类乌托邦设想。

保守势力在1848/1849年的德意志之所以如此成功，首先是因为只有少数人愿意与过去彻底决裂。坚定左派意义上的革命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绝大多数人认为传统的现状要比不可知的未来——德意志共和国、社会革命、内战，甚至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传的世界大战——更好忍受。不仅受过教育和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且绝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也这么想。不想革命的温和自由主义大幅右转，就像左派变得极端一样。反过来，由于怀疑温和派无条件地屈服于旧势力，左派变得更为激进。这就是1848/1849年革命的德意志（而且不仅仅是德意志）的辩证法。

此外，不仅仅是自由派在向保守派靠拢，也存在着保守派向自由派的靠近。1849年初，国家法学者弗里德里希·尤里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其父母为犹太人，本人改信路德宗，是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亲信并以捍卫“基督教国家”而闻名——在其《为一个保守党拟定的草案》（Entwurf für eine conservative Partei）中宣布“法律秩序不可侵犯”，因为目前这种秩序是“反对人民专制，就像迄今反对诸侯专制”的栅栏。如此看来，法治国家是对“不断革命”的回答，宪法是对抗民主的堡垒。革命后以施塔尔和恩斯特·路德维希·冯·格拉赫为首的普鲁士保守党人不放弃“君主原则”，根据该原则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国王的权力。他们只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其进行了必要限制。

1848年12月5日的普鲁士宪法是一部强加的宪法；它是政府协同1849/1850年国会两院彻底修订过的，而且完全贯彻了君权思想。国王再次成为“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政府要得到国王，而不是议会的信任；军队、官吏和外交不受人民代表的控制；虽然君主的命令需要得到会签，但指挥权完全不在此列，以致一定的专制主义被塞进了普鲁士的宪政，许多评论家从而称其为“假宪政”。在公众的眼中对宪法最大的更改是：1849年5月30日国王批准用三级选举制代替平等的普选制。三级选举制源自1845年莱茵地区乡镇市法（Rheinische Gemeindeordnung），完全符合其“发明者”——温和自由派的利益。出于对新政的抗议，民主党宣布不再参加众议院的选举。1849年7月的议会选举上，这项决定得到实施。

当1850年2月5日宪法修订工作通过在《法律汇编》中公布修订版宪法而正式完成时，霍亨索伦国家仍旧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类型的国家。奥地利情况不同，那里通过皇帝1851年12月31日的一纸诏书，1849年3月4日所批准的宪法被废除，奥地利再次成为专制帝国；而普鲁士此后仍旧是一个宪法国家。是故，自1848年起在南部和中部德意志邦国与普鲁士之间出现了一种共性，这是在复辟时期和三月革命前不曾有过的：这是一种革命的结果，其影响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即在1866年和1870/1871年战争之后，那时从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古老文化民族中开始形成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国家民族。

革命未能解决有待其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它澄清了这些问题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48/1849年的经验才帮助自由主义者认识到，德意志问题首先是一种权力问题，它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历史二元性密切相关。1853年（先是匿名）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一本题为《权力政治的原则：以德意志国家现状为例》（Grundsätze der Realpolitik. Angewendet auf die staatlichen Zustände Deutschlands）的书，其作者是自由派的政治评论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罗豪（August Ludwig von Rochau），他是出生在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法学家和曾经的学生社团成员。1833年他参与了对法兰克福卫戍大本营的强攻，被判终身监禁后逃往法国，1848年返回德意志。至于是罗豪创造了“权力政治”（Realpolitik）这个只出现在标题中、未出现在文本中的术语，还是他仅仅使用了这一概念，不得而知。“权力政治”因这本书在国内外作为政治术语迅速流行起来。

“统治即行使权力，而行使权力只有拥有统治权的人才能做到。这种权力与统治的直接关联是所有政治的基本真理，也是整个历史的关键。”在这两句话中罗豪概括了德意志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从革命失败中产生一种责任，即克服混乱不清的局面，这是致使主要革命目标——德意志统一运动失败的原因。根据罗豪的观点，自由主义者对奥地利的国家利益和德意志的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充满幻想，他们误解了奥地利与普鲁士政策之间矛盾的内在必然性：“为了生存普鲁士必须发展，奥地利不能让普鲁士发展，为的是自己不沉沦。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这给予了两国交互关系以其根本特性。”

罗豪不愿放弃对“大德意志”方案的追求。但是“小德意志”方案对自由派权力政治家而言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经之路。普鲁士的利益与德意志民族的兼容，奥地利的利益则不然。此外，霍亨索伦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德意志宪政尽管有种种缺点，但它仍然是一个“德意志的政治学校”。坚持宪政和令其发展总要好过民主党的激进口号，甚至是追随社会主义者们，到头来后者导致的是令人厌恶的反应。罗豪不想与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旧理想告别。但用理想主义的手段无法实现理想，只能用权力的手段：这是《权力政治的原则》一书的作者试图传递给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并让他们信服的信息。他确实没有花太多力气，就让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读者得出了以下结论：即使没有理想目标也可实施权力政治，然后这种政治就难以与纯粹的强权政治相区分了。

对德意志历史来说，1848/1849年意味着一场深刻的转折。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统一和自由，这给德意志人的政治意识打上了烙印：它继续保持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非常态。然而雄心勃勃的双重目标当年未能实现，也并非完全是不幸的。因为倘若坚定的革命者开始实现其计划，引发了解放欧洲的大战，其结果对旧大陆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