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七月王朝的终结

1840年东方与莱茵河危机的结局在法国令人产生了一种沦为二流国家的感觉，这严重损害了七月王朝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行的事莫过于用在世界其他地区赢得声望的成功来抵消1840年在外交上的败笔。法国毫不费力就在1842年让塔希提岛（Tahiti）成为自己的受保护国，它是南太平洋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在北非掌控局面要困难得多，法国认为那里的阿拉伯叛军首领阿卜杜·卡迪尔（Abd el-Kader）形成对自己的挑战。1832年起后者控制着摩洛哥，并在阿尔及利亚给法国人一些沉重打击。1843年5月路易·菲利普的儿子奥玛勒公爵（Herzog von Aumale）成功地攻下了斯马拉（Smala）——叛乱分子的帐篷行宫，次年8月比若（Bugeaud）元帅（自1840年起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在伊斯利河（Isly）干涸的河床上打败摩洛哥人。但血腥的游击战仍在继续。直到1847年12月底阿卜杜·卡迪尔才不得不向拉莫里谢尔（Lamoricière）将军手下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投降。此后又过了二十多年，阿尔及利亚才屈服于法国的军事统治。

1840年前法国征服的只有狭窄的沿海地带，包括港口城市阿尔及尔和奥兰（Oran）。1834年在巴黎经政府授意屠杀过叛逆的共和党人的总督比若，面对当地居民的持久抵抗认为必须把整个国家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他的策略是焦土，换句话说就是全面战争。像对待半个世纪前发生在旺代的反对革命的暴动一样，一座座村庄被烧焦，庄稼和种子遭毁灭，牲口被没收或宰杀。惩罚行动总是以“Razzia”（搜捕）（这是个阿拉伯词，1840年后进入西方各种语言）开始：可疑的群体，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法国军队包围并关在一起，让他们不再有逃跑的机会。比若下令将格外顽固的叛乱团伙关进洞穴熏死。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被赶进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脉（Atlasgebirge），在那里他们大批死于饥饿、干渴和冰冻。

最坚定不移地为法国殖民战争进行辩护的人中包括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他于1839年作为温和自由派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两年后入选法兰西学术院。经过首次在阿尔及利亚为期数周的旅行，他于1841年10月把自己的亲眼所见和所得出的结论写入一部书稿（此书在他去世后才出版）。对法国来说，放弃阿尔及利亚意味着向世界表明自己在稳步走向没落，这是托克维尔《有关阿尔及利亚的思考》（Gedanken über Algerien）一文的出发点。他坚信，法国人在经历过1840年的屈辱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接受从阿尔及利亚撤军的政策，他们必须始终如一地继续进行征服。因此托克维尔反驳了那些可敬的人，他们认为“烧毁庄稼，抢劫谷仓，最终甚至逮捕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这是不好的。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想与阿拉伯人进行战争的民族不幸必须（nécessités fâcheuses）要做的……在何种程度上，烧毁庄稼地、逮捕妇女和儿童，就比轰炸围城中的无辜居民或在公海上截获敌方的商船更为可耻呢？”

托克维尔对在阿尔及利亚尽职责的军官给予军事上的尊重，同时他们也令他畏惧。因为这些人在非洲养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按照他的意见，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自由国家是危险的。一个在非洲待过的军官在那里会变得“强硬、暴力、专制和形成粗犷的管理风格”。男人在非洲变成男子汉，他们过度受到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是萎靡不振氛围中的行动者，在热爱战争却无缘亲身参与的人民中享有善战的名声。我怕搞不好有一天，他们利用在国外经常突然获得的影响力来左右公共舆论，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必体验法国被非洲军团的军官来领导”。

这种清醒的见解并未妨碍托克维尔将非洲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胜利看作是未来法国伟大的保证。在阿尔及利亚要证明“我们能够向非洲移民”。因此，被征服的阿尔及尔周边地区土地要由法国移民耕种，以求法国殖民统治的持续稳固。土地应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可以通过双方协商，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那种想让新的信仰基督教的居民和当地半定居的穆斯林居民融合的念头，只是“一种没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想入非非。在非洲可以而且必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因为那里存在着两个严格隔离的社会。如果是欧洲人，那绝对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如此对待他们，就好像他们是单独生活在那里的，因为所有为他们制定的规则必须始终只适用于他们”。

乍一看，《有关阿尔及利亚的思考》违背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自由的慷慨激昂的赞许，后一本书的第二部分出版于1840年。但自由派托克维尔在其成名作中就已然把欧洲移民对北美印第安人的逐步排挤甚至是灭绝，以明显的平静态度（几乎当作是自然法则的实施）进行了描述。在他看来，美国白人在文化上优越于当地土著人以及从非洲引进的黑人奴隶，类似于法国人优越于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出于这种主观想象的文化优势，他认为征服和殖民是合理的。

此外，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旅行让他有机会了解一个宏伟愿景之鼓舞人心的作用。对美国来说是：对一个人烟稀少的广阔区域（从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en］到太平洋）进行开发和渗透的梦想。对法国而言，托克维尔和他的一些同时代人这么认为：阿尔及利亚是通往非洲的大门。借助一个共同的伟大民族目标，把法国的内部碎裂状况在迄今过于狭窄的边界以外的地方予以克服：北美洲人在美洲大陆、英国人在印度相当成功地做到的事情，法国人在地中海的另一边同样必须能够做到。这至少是托克维尔在1840年代所希冀的。

然而越来越令他担心的是法国政策在阿尔及利亚的实践：军事征服之外的持续殖民乏善可陈。与浪漫诗人和自由派议员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不同，即使在众议院1846年6月就阿尔及利亚问题进行的大辩论中托克维尔也没有谴责法国士兵令人发指的残忍，他们按照比若总督的命令对阿拉伯平民实行惨绝人寰的灭绝行为。他的立场仅限于拒绝对当地居民进行大规模驱逐与灭绝。1846年秋他作为众议院四人代表团成员再次前往阿尔及利亚，这一次的旅行令他清醒过来。作为主管委员会的报告人，托克维尔在1847年春天对军政府提出了尖锐批评，其中包括发现军队既无视公民自由，也不尊重所有权。

这番评语当然没有把当地穆斯林包括在内，而是仅针对法国移民。托克维尔承认当地人（indigènes）也享有一定符合自己传统的权利，包括暂时允许他们蓄奴。“非洲的伊斯兰社会并非不文明，它只是落后和不完善……我们让他们变得比与我们相遇之前更悲惨、冲动、愚昧和野蛮……私有财产、工业、定居，这些并不违背穆罕默德创立的宗教……伊斯兰信仰并非完全摒弃理智，这种信仰常常为一定的科学和艺术的生长创造了空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统治下蓬勃发展？我们不要强迫当地人上我们的学校，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恢复自己的学校，增加教师人数，培训法律学者和经师，这样的人才无论是对伊斯兰社会还是对我们的社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托克维尔的这番话是为开明的殖民统治所进行的辩护，为了双方的最大利益，这种殖民统治是由发展水平较高的势力对半文明的土著进行的。后者也不是没有权利，但他们的权利是另一种权利，而且比欧洲人权利少。殖民国家欠当地人一个好政府，以帮助他们从不完善状态进步到更高的文明层次。借此托克维尔虽然反对那种不可消除的人类种族不平等的想法，就像几年后其临时秘书约瑟夫·阿瑟·戈比诺伯爵（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所代表的观点，但还远远谈不上对他1841年的立场进行了根本性修正。一种殖民地的两个阶级社会，类似一百年后南非发展出的“种族隔离”制度：这就是托克维尔为阿尔及利亚未来所能设想的全部了。

在向众议院提交的报告中托克维尔呼吁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不要拿对美洲的征服做例子。这样的事在如今19世纪要比三个世纪前更加不可原谅。因为今天的法国人，按他的说法，不像西班牙征服者那么狂热，而且比后者更好地了解“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的法国大革命之开明见解和原则”。然而不可剥夺的人权观念，1776年和1789年革命的伟大成果，这些都与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辩护不相容。即使托克维尔后来意识到这一点，他也没有进一步张扬：1847年后他再没有涉及阿尔及利亚这一话题。

托克维尔撰写的委员会报告并非没有任何后果：这篇报告导致比若总督——他本想通过不断创建新的军屯地把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永远继续下去——被国王路易·菲利普解职了。托克维尔认为在北非推行的成功殖民政策会对内政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在1847年12月23日阿卜杜·卡迪尔投降后也没有出现。当时的状况也几乎不可能出现其他局面，因为法国那时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中。

这场危机如果不是已经开始于1845年的马铃薯疫病的话，那么至迟开始于1846年的欧洲庄稼歉收。自英国开始的国际信贷危机，特别是因过度投机铁路建设引起的后果，更让局面雪上加霜。法国的工业由于历来受高关税保护，远远不如普鲁士的工业有活力和反应快，所以由于信贷紧缩和销售下降必须大批解雇劳动力和降低工资。由此导致社会危机，特别是煤炭开采、钢铁工业、金属、棉花和丝绸业中心受影响最明显。资本主义激进批评家的鼓动得到的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发现他们在政治上的共同诉求。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1847年底人们就能想象普遍的动荡会发展为革命。

在1846年夏天的选举中——名义上在苏尔特元帅领导下，事实上是基佐说了算——政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其追随者获得291个议席。奥迪隆·巴罗（Odilon Barrot）领导的奥尔良左派得到约100个议席，忠于波旁王朝的正统主义者占有16个议席，以阿道夫·梯也尔为中心的左派和以亚历山大·赖德律-洛兰（Alexandre Ledru-Rollin）为首的极端资产阶级左翼得到大约十几个议席。像托克维尔和拉马丁这种独立自由派则不属于上述任何派别。

1847年9月基佐正式出任首相。此时，“中庸环境”的批评者已经开始在政治宴会上坚决反对极为有利于富人的资格性选举权，这种选举方法让“国家法律层面”和“国家现实层面”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对普选权的要求迅速成为四分五裂的反对党中左翼的共同诉求。他们最善辩的代言人是资产阶级激进分子赖德律-洛兰和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

1847年下半年在整个法国共举行了约70场宴会，在这些宴会上要求对选举法进行改革。1848年初此运动开始波及首都。计划于1月19日举行的宴会，第12区的国民卫队本想参加，却被警察局长禁止。此后经过向众议院宣读请愿书宴会被推迟到2月22日，这并未阻止在场的大学生们继续举行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的示威游行。基佐政府和众议院多数坚决回绝了巴黎的请愿活动，从而让动乱升级。

托克维尔清楚地感觉到1848年初七月王朝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1月27日他在众议院发言，他哀悼团结友爱精神的衰落，抱怨以耸人听闻的腐败丑闻形式出现的公共道德之沦丧，他警告不要让危机进一步升级。他说，工人们虽然目前在政治上保持平静，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利益。一旦每天在工人圈内发表的意见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它们迟早会导致最可怕的革命。1789年革命的深度根源在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由于其冷漠、自私与恶习，无法和不配继续统治下去。“诸位难道没有感觉到……欧洲大地再次在震颤吗？诸位没有嗅到——我该怎么说呢，空气中已经弥漫着革命风暴的气味？……我深深坚信，公共道德沦丧，此公共道德之坍塌在短时间内，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引发一场新的革命……改变政府的执政精神吧，我再次向诸位强调，目前这种精神将把诸位带进深渊。”

还不到四周，2月22日星期二——原定1月19日的宴会应改在这一天举行——接近中午时先是大学生们在先贤祠组成示威游行队伍，很快大量工人也加入其中。在与市政卫队发生第一波冲突之后，武器店被洗劫一空，并建立起路障。次日，很多国民卫队的成员倒戈加入示威者一方。国王随后在下午解除了基佐的职务，但此举只暂时缓和了众人的激动情绪。当傍晚来自郊区圣安东尼（Saint-Antoine）的游行队伍在外交部所在的卡普辛街（Rue des Capucines）公开表示对基佐的蔑视时，军队开了枪。他们打死52人，74人受伤。听到大屠杀的消息后，首都的工人和老百姓发动了起义。用历史学家让·蒂拉尔的话说：“没有计划，没有组织，但骚乱还是变成了革命。”

基佐的继任者阿道夫·梯也尔有关改革和重新选举的公告来得太晚。七月王朝在路易·菲利普统治初期，曾在1832年和1834年两次以武力镇压了共和党人的起义；但1848年2月最后一周发生在巴黎的动乱却与上两次不同：它不是少数人的政变，而是一场人民起义。国王为了避免君主制被推翻只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逊位，由其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其父奥尔良公爵于1842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继位。路易·菲利普在2月24日逊位后即流亡英国，并于1850年8月客死他乡。

但君主制已是病入膏肓。当众议院2月24日还在辩论谁该成为路易·菲利普的继任者时，武装起义者冲进会议室，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赖德律-洛兰在拉马丁支持下，呼吁组成一个临时政府，此政府应遵从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众议院的意愿，并立即选举国民议会。在闯入的示威者的鼓掌欢呼中，任命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临时政府，赖德律-洛兰和拉马丁均在其中。巴黎人民对此临时政府的确认稍后在首都的市政厅进行。

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根据《民族报》（National）的一份提名建议。更左的报纸《改革报》（La Réforme）也提出一份名单，并于2月24日傍晚要求让他们提出的三位候选人，包括路易·布朗，进入临时政府，能言善辩的布朗主张由国家出面“安排工作”。他们进入政府的方式是被任命为革命内阁的“秘书”。临时政府首先宣布认同共和国政体，但愿意把国家政体改变的最终决定权留给人民。

2月28日，新的革命行政机构采取的第一批措施包括宣布公民有工作的权利，并建立国立工场（Nationalwerkstätten），它们将负责向失业工人提供公共应急性劳动机会，由路易·布朗领导的一个位于卢森堡宫（Palais du Luxembourg）的委员会协调。3月4日开始引入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选举有立法权的国民议会本该在4月9日进行，激进派要求大幅推迟此项选举的日期，临时政府对此做出的让步仅仅是同意将日期推迟两周。

1848年春的活跃分子们发现自己完全置身于1789年革命的传统中：当温和派试图继承吉伦特派的政治遗产时，激进派则立志以山岳派为榜样。关于这段时间，托克维尔几年后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所有人的设想都是由粗糙的颜色涂成的，也就是拉马丁绘制《吉伦特派》油画所用的颜色。第一次革命时期的男性主角都还活在所有人的灵魂中，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话语如今还在所有人的记忆中。我在这一天（1848年2月24日，作者注）所经历的一切，都清晰地印着这种回忆的标志。我总觉得，人们更在意的是扮演法国大革命，而不是将它继续下去。”

两次革命的前史与开端确实有某些相似之处：普遍存在的危机感，统治者日益孤立，知识分子之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二者差异同样明显。1789年革命也是一场法国农村的革命；1848年2月，推翻旧政权的是首都，仅仅是首都。1848年春发生在经济特别落后的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中央高原和阿尔萨斯（这里与邻近的巴登类似，发生了反犹暴乱）行政区的农民骚动不过是区域性事件。另一个区别是由1789年法国革命的后果导致的，这类经验让绝大多数人在1848年不想再经历新的1793年——这一次将是以无产阶级名义实行的恐怖专政，就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最极端的奥古斯特·布朗基所憧憬的。大多数人希冀的是消除七月王朝的弊端，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正因为如此，把这场革命与1830年的七月革命相比就要比拿它与1789年的“大”革命相比更靠谱。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都是政权的更迭，加上社会权力的转移，但不是像1789年那样用新秩序取代旧秩序。在这两场“后续革命”中，执政者的失败都首先是由巴黎工人的行动造成的。马克思在其1850年撰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von 1848 bis 1850）一文中是如此表述的：“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最重要的“社会机构”是路易·布朗领导的设立在卢森堡宫的工人委员会。该机构不光在空间上与赖德律-洛兰领导的临时政府有距离，它推行的也是不同的政策。因此，法国从君主制过渡到共和制后，立即处于二元政治状态下。这种状态本身蕴含着潜在冲突，权力问题悬而未决，所以不可能持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早晚会发生冲突。这种阶级对立，从一开始就给法国1848年革命打上了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