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托克维尔在美国：平等的时代

那是安德鲁·杰克逊的美国，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30年和1831年见识了这个国家，并在其著名的四卷本《论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了该国。令其印象深刻同时又震惊（带着“一种宗教恐怖”[une sorte de terreur religieuse]）的，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关系之日益平等的发展——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已经发生数百年了，但它在欧洲仍然没有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么彻底。“人民对美国政界的统治就犹如上帝统治着宇宙。它是所有事物的始末，一切都源它而起，一切都以它为本。”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同时代的美国是一面镜子，欧洲可以在其中识别出自己的政治前途。美国的民权原则也成为旧大陆种种努力的目标。民权导致这位法国观察家所称的“多数人为所欲为”（l’omnipotence de la majorité），接下来很容易就发展为“多数人暴政”（la tyrannie de la majorité）。多数人控制着公共舆论，后者则越来越主宰世界。“无论人们在平等的时代置身什么样的政治法律条件下，可以预见的是，相信普遍意见将会成为一种宗教，而其先知就是多数人。”

在合众国，自由的精神是强大的，同样强大的还有对平等的热爱。但如果过分强调平等，则会损害自由。“在合众国多数人承担了这项任务，为每个个人提供许多现成的意见，从而解除了他们形成自己意见的义务。因此在哲理、道德或政治问题上存在大量理论，每个人都带着对公众的信任而不加考察地予以接受。如果仔细审视人们会发现，甚至那里的宗教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以天启的教条为准，而是以普遍的意见为准。”

正是这种可能导致压迫和奴役的——那种多数人的暴政——对趋同的偏爱，让欧洲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得出那个具有挑衅性的结论：在美国没有精神自由。能对付平等会造成的损害的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手段：政治自由。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以阻止向暴政和独裁方向发展：大国的联邦结构，司法独立，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此外还有城镇和县的“自治”，传统的对法律的敬畏，新闻自由，大量的志愿协会，基督教与确信美国自由的爱国信仰之间的紧密相连，最后还有不断的向西拓展，托克维尔认为这促进了自由意志，并有助于克服精神上的狭隘性如利己主义。

与一个半世纪前《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一样，托克维尔也更担心立法机关的权力滥用超过行政权力的拥有者——总统。“两个威胁民主存在的大危险是：立法机关完全服从选民的意愿并将其他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集中到立法机关。各州的立法者促进了这些危险的发展。联邦的立法者则采取了一切措施，将这些威胁尽量减少。”

这种差异让《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觉得更为严重，因为他认为联邦的权力会变弱，而各州的权力则会增强。不久前合众国与南卡罗来纳州冲突的结果被他用来为自己的观点做证据，尽管从长远来看其评估并不正确。托克维尔既没有预期合众国会解体，也没有预料美国会发生南北各州间的内战，而他预见到的则是另一种可怕的内战，即发生在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战争。奴隶制的废除对他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他认为这种废除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奴隶解放，更谈不上黑人与白人的平等。“如果人们拒绝给南方的黑人自由，最后他们会强行为自己争得这一自由；一旦人们给予他们这种自由，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滥用它。”

且不说是玩世不恭，同样宿命的是托克维尔对北美印第安人命运的预言。他们将会被向西挺进的欧洲文化背景的人赶出自己世代居住的栖息地，欧洲人一旦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北美的印第安种族将不复存在。黑人处于奴隶制的最边缘，印第安人则位于离自由最远的地方。这两类人都生活在美国人民中，但并不属于它。因此按照这位来自法国的旅人的观点，这两类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与白人抗衡。

至于印第安人，托克维尔强调了对他们的消灭之表面合法性。他们先是签署了同意割让自己领地的契约，之后当他们不能再在那里生活时，人们兄弟般地牵着他们的手引领他们离开那里，好让他们死在其父辈没有居住过的土地上。这位作者比较了西班牙和 北美的印第安人政策，其结论相当具有讽刺性：“西班牙人未能做到，空前残酷地灭绝印第安人，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不可磨灭的耻辱；他们甚至不能阻止印第安人与自己一起行使共同权利。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国人则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他们平静、合法、人性而不流血（原文如此！）地驱逐了印第安人，而在世人眼中没有违背伟大的原则之一——道德。人们不可能以更尊重人道法则的方式消灭人了。”

1830年代初的美国给托克维尔留下了一个矛盾的画面。在其著作前两卷问世时这位年轻的作家才30岁，他钦佩宪法之父们的政治远见和公民们对共和自由的热爱。他同时看到，如果由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对错对思想自由意味着什么危险。“我们同时代人总是处于两种敌对偏好的影响下：他们希望被引导，但又渴望自由。他们无法抑制这两种对立倾向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努力同时满足二者。他们设想一个统一、监护和无所不能的权力，但它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他们想要把集中与民权连接在一起，这能让他们自己安心。这个想法，即他们自己选择了由谁来进行监护，安慰了他们被监护的现状。”

如果这是真的，欧洲尚要经历美国在杰克逊时代就已经历过的事情，那就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学习。向更大程度的平等发展是无法阻挡的，想恢复一种贵族社会是毫无希望和错误的。重要的是：“得让自由从民主的社会中产生，上帝注定要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平等给人们带来的某些倾向会高度危害自由，欧洲的立法者须臾不可忘记这些危险，而且要尽可能地防患于未然。人类平等给人之独立带来的危险并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国家无法阻止平等在它们中间的出现；但它们可以决定，这种平等是导致奴役还是自由，教养还是野蛮，富足还是贫穷。”

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的最后几页上，托克维尔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他说不久的将来，美国会进一步向西拓展，从而陷入与墨西哥的冲突，当时加利福尼亚，以及后来的美国以下各州内华达（Nevada）、犹他（Utah）、科罗拉多（Colorado）、亚利桑那（Arizona）、新墨西哥（New Mexico）和得克萨斯（Texas）还都属于墨西哥。1820年代初盎格鲁美洲移民就开始拥入得克萨斯。1835年，即托克维尔著作前两卷出版的当年，那里发生了大规模北美移居者反对墨西哥政府的起事。次年，盎格鲁美国人击败了由墨西哥总统桑塔·安纳将军指挥的军队。在经过短暂的独立后，得克萨斯于1845年作为第28个州被吸收进合众国，这导致了第二年与墨西哥的战争。这场战争于1848年2月结束，缔结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Friede von Guadalupe Hidalgo），墨西哥不得不将格兰德河（Rio Grande）以北的整个区域（从得克萨斯到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

1830年代中期，托克维尔就丝毫不怀疑美国对先前属于墨西哥的领土的征服会继续下去。在他看来，这种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在新大陆，说英语的人种与欧洲所有其他种族相比占有巨大优势。“它在文明、工业和权力方面远远领先于其他种族。只要它面对贫瘠或人烟稀少的大片土地，只要它在挺进过程中没有遇到人口稠密、难以通过的地区，人们就会看到它无休止地继续拓展。契约规定的界线无法阻止它，相反它会从四面八方突破这些虚构的防御工事。”

更为大胆的预言是，只有两个国家拥有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美利坚合众国和俄国。“如今地球上有两个伟大的民族，它们的起点不同，但似乎有同样的目标：俄国人和盎格鲁美国人。二者都韬光养晦（dans l’obscurité），就在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时，它们突然成为民族之林中的佼佼者，世界几乎同时获悉了它们的形成和强大。”

正当所有其他民族都受到自然疆界的限制，从而以维持现状为己任时，这两个大国却在进行拓展。下面的论述表明，托克维尔不仅认为美国，而且也认为俄国在向西挺进。“美国人反抗的是自然界为其设下的障碍，俄国人的对手是人。一个在对沙漠和野蛮宣战，另一个要对付的是拥有所有武器的文明。所以美国人的征服靠的是农民手中的犁，而俄国人的征服则靠战士手中的剑。在追求目标时前者依靠的是各不相同的个人兴趣，它让个人的力量与理智发挥作用，而不是指挥每个个人；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的力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个的主要动力是自由，另一个的是奴役。它们的出发点不同，路径也各异；然而似乎是神意（la Providence）的秘密计划让它们都得到了使命，有朝一日手中掌握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1835年所预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格局。此前欧洲的大国一再表明，它们不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而且要扩大自己的统治和势力范围。1945年后，美国和俄国也无法瓜分整个世界，还有“第三世界”。尽管如此，这位法国思想家对他所处时代诸迹象的深刻剖析仍令人叹为观止。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世界政治的预测上，而且也表现在其前瞻性地对欧洲社会政治发展的分析：把欧洲社会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文化纽带，即西方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