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地中海地区的革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

1820年代初，一波革命浪潮震颤了欧洲地中海地区。肇始者为西班牙：从法国流亡归来的波旁王朝国王斐迪南七世于1814年3月进行全面复辟，启动清洗拿破仑时期合作者的程序，驱逐了其他“afrancesados”，即“亲法派”，取消了营业自由，查禁许多报纸，关闭众多大学和剧院，重新引进宗教裁判所。1814年5月已宣布1812年《加的斯宪法》和议会通过的所有法律作废，自由派宪法之友被投入监狱或遭流放。

国家财政的问题，没有哪个斐迪南手下的短命内阁能够解决。拉丁美洲殖民地从1810年开始向宗主国闹独立，1814年独立运动仍在继续，其直接后果是国家从殖民地贸易上的收入大幅下降，间接后果则是税收下滑，原因是一些经济部门的不景气，如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和卡斯蒂利亚的农业——其产品的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

广大民众曾热烈欢迎斐迪南归来。但随着他采取铁腕复辟手段，军界立刻开始形成反对他的力量，特别是1814年从法国战俘营归来的成千上万的军官。在独立战争年代，非贵族出身者也有机会成为军官，现在军官们反对国王的意图——把军官的职业生涯与贵族血统再联系到一起。不满意的也包括前游击队领导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1814年已经当上了将军。年长的职业军官不愿接纳前游击队领导人进入常备军。因此，1814～1820年发生的多次军官哗变——“pronunciamentos”——就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了，前游击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20年初，在加的斯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军事哗变取得了成功：他们达到目的，让被废除的1812年宪法重新生效并选举了新议会。拉斐尔·德尔列戈（Rafael de Riego）上校让自己成为士兵们的代言人，他撰写了一份声明：这些士兵在加的斯即将乘船被送往拉丁美洲，去镇压那里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他们拒绝进行这场战斗。虽然这次也没有爆发所希冀的人民运动，但许多驻扎在西班牙北部的军队加入了发生在自由加的斯的起义，没有强大的军队准备为新专制政权战斗。因此，斐迪南七世不得不妥协，他于1820年3月7日许诺承认1812年宪法并在今后遵守它。第二天，他当着 一个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以及马德里临时市议会的面，宣誓效忠《加的斯宪法》。

1820年声明之后是为期三年的立宪插曲。在新选出的议会中自由党人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内部意见完全无法统一：依靠受过教育和富裕的资产阶级，适可而止的“温和派”想根据现状修改1812年宪法，他们的对立面是极端的“激进派”，后者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大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坚持不加改动地保留议会通过的宪法。站在“激进派”一边的有马德里许多政治俱乐部，特别是与意大利秘密组织烧炭党有密切联系的“自治公社”。大多数自由党人，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是活跃的共济会成员，这一共同点却丝毫没有减弱双方的争斗。因为在共济会内部同样有温和与激进两派间的区别。

自由党人内部的分裂总是令议会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并给忠于国王的“保皇党”机会，使得他们再次在西班牙建立以斐迪南七世为首的专制统治。自1821年起，国王与“神圣同盟”的强权国家保持着秘密联系，他呼吁这些国家干预西班牙事务。1822年秋，在欧洲五强——所谓“欧洲协调”——的维罗纳会议（最后一次这类会议）上，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不顾英国外交大臣坎宁的反对，宣布进行干预以支持合法的斐迪南七世。实施由法国负责，1823年4月法国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脉，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武装抵抗；与拿破仑军队1808年进军西班牙时不同，这次居民们完全持消极观望态度。1823年10月1日，斐迪南被从加的斯自由党人手中解救出来。国王现在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复辟专制体制。在其明确要求下，直到1828年法国在西班牙还留有很强的兵力。

1823～1833年（从法国干预到 斐迪南逝世），在西班牙被称作不祥的十年（década ominosa）。开始是1820年的反叛军官成群地被绞死（其中包括德尔列戈），以及对知名和不太知名的自由党人进行政治清洗。然而，与1820年后的自由党人一样，1823年后的保皇党人也分裂为两派：其中温和派满足于剥夺自由党人的权力，而更为激进的、被称为“纯保皇派”（realistas puros）或“使徒派”（apostolicos）的这一派，却想一劳永逸地消灭自由主义。国王虽然十分迎合激进派，但顾及法国的感受，对自由派的斗争却要力争有一定节制。这包括，斐迪南拒绝再次引进宗教裁判所。

极端保皇党人被国王的妥协政策激怒，以至他们于1826年年末要求更换统治者：让斐迪南更为保守的弟弟卡洛斯取代他。这项建议遭到了后者的拒绝。第二年，加泰罗尼亚山区虔信天主教的穷苦农民开始起义，他们虽然得到“使徒派”和神职人员的支持，却被军方血腥镇压下去。这些“心怀不满”的农民的目标是开倒车：全面恢复王权和政教合一。1827年这些目标未能实现，1833年9月斐迪南去世后，在三次“卡洛斯”战争中的第一次战争中它们被再次提出，教会和专制的西班牙企图在这些战争中制服世俗和自由的西班牙。

1820～1823年，葡萄牙的发展显示出它与西班牙的发展有一定相似之处。受到加的斯声明的鼓励，1820年8月一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军官在波尔图采取革命行动，在大城市政治俱乐部、共济会分会和富有的资产阶级支持下，他们要求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和事实上的独裁者——英国将军贝雷斯福德辞职。次年，当议会正在制定一部西班牙式的宪法时，国王约翰六世从其流亡地巴西返回。1807年底当他的国家被西班牙和法国占领后，他在英国人 帮助下前往巴西。1821年10月，他宣誓效忠新宪法。

宪法通过数日前，1822年9月7日，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10月，由国王任命的摄政王（约翰的长子）佩德罗一世（Pedro I.）被宣告为巴西皇帝。次年，西班牙再次成为葡萄牙的榜样，这次是在与1820年相反的方向上：伊比利亚两国中较大的那个恢复了君主专制，这是一个信号，即让自由党人的对手在里斯本采取同样步骤。领导反叛的是国王的小儿子米格尔（Miguel）。约翰六世逃上一艘英国军舰，后来又恢复了统治，但一场专制与宪制力量间较量的内战已无法避免。

1826年约翰六世去世后，巴西皇帝佩德罗放弃葡萄牙王位，以便其刚刚七岁的女儿玛丽亚·达·格洛丽亚（Maria II. da Gloria）能够继承王位。他任命其弟米格尔为摄政王，这很快就被证明是个致命错误。米格尔将巴西独立宣布为叛逆罪，并以此否认其兄的继承权。

接着佩德罗于1826年4月从巴西颁布了一部新宪法，它比1822年的宪法少了些宽容，比前一部基本法赋予国王更多权力。专制势力根本不买这部宪法的账，1828年7月他们通过自己控制的议会宣布米格尔为国王。这位国王建立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残酷镇压，包括处决自由派革命者。1831年4月佩德罗一世为了自己的儿子佩德罗二世，放弃了巴西皇位，他决定亲自为自己的女儿摄政。返回欧洲后，他领导制宪力量在英国军队支持下于1834年打败了米格尔。后者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此时十五岁的玛丽亚二世·达·格洛丽亚被宣布为葡萄牙的新女王。

盟军战胜拿破仑后，不仅是西班牙，而且意大利的波旁王朝也得以复辟：两西西里王国——它由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组成——以前由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自1734年起两国结成共主邦联。1814年4月路易十八第一次返回巴黎后，拿破仑的妹夫缪拉通过谨慎疏远他得以继续坐在1806年建立的那不勒斯王国的宝座上（西西里仍然受波旁王朝统治）。西西里和奥地利于1815年后联手推翻缪拉，原因是他在“百日政变”期间又站到拿破仑一边，并将统一意大利纳入自己的计划。新国王（也曾是老国王）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出自波旁王室，自1805年起只作为西西里的统治者，他让人按紧急状态法枪决了缪拉，此后一直与奥地利的梅特涅保持密切关系。

斐迪南一世的复辟政策不像其侄子——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那么严谨。许多缪拉任命的官员得以留任，拿破仑时期的许多法律仍旧有效。做过一段时间警务大臣的卡诺萨亲王（Fürst Canosa）却是反对革命的新专制派的典型代表，在短暂的任期内他对反对派的镇压如此空前绝后，以至于引起了他不愿看到的后果：波旁王朝统治的反对者，包括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人、贵族和军官，纷纷加入已多次提到过的秘密组织烧炭党，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与统一的意大利。

所有以自由事业为己任者，都对西班牙1820年1月大变动的消息欢欣鼓舞。同年7月烧炭党人在高级军官支持下开始反对波旁政权。那不勒斯的革命进程与其西班牙榜样相似：国王斐迪南屈服于革命压力，许诺制定西班牙1812年类型的宪法，并任命一个由缪拉追随者组成的新政府部门。

“神圣同盟”对此迅速做出反应。1820年11月，保守的东部列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一次欧洲五强摩拉维亚特罗保（Troppau）会议（所谓权威评议会）上，达成以下基本共识：1815年加入“神圣同盟”的国家，一旦其合法秩序被颠覆，必要时要进行武力干预。在接下来的莱巴赫（Laibach）——如今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会议上，奥地利不顾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让俄国和普鲁士在1821年2月委托自己去镇压那不勒斯革命。1821年3月的干预很快取得成功，因为那不勒斯的自由党人不仅没有在西西里得到什么支持，而且在巴勒莫（Palermo）甚至要对付一场由某行会领导的人民革命——它带有分裂主义和某些无政府主义色彩。

同月，当两西西里王国的秩序恢复到革命前时，意大利的另一部分皮埃蒙特爆发了革命。撒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在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Viktor Emanuel I.）治下经历了特别粗暴的复辟过程。属于都灵政府成员的有欧洲反革命思想家的领军人物之一约瑟夫·德·迈斯特，从1818年到其去世的1821年他一直主管司法部门。知识分子批评家们纷纷首选米兰作为逃亡地，那里的书报审查不是太严格；其他人则加入了烧炭党，这些年该秘密组织蔓延到整个意大利。

以那不勒斯为榜样的皮埃蒙特革命，在1821年3月先是取得了成功：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逊位给其弟卡洛·腓力切（Karl Felix），后者当时正在国外旅行。替他摄政的是萨伏依-卡里尼亚诺的爱国王子卡洛·阿尔贝托（Karl Albert），他是王位第一继承人，并立即同意制定一部加的斯式宪法。新国王回到都灵后向奥地利求援，都灵革命政府在完全错误估计自己实际力量的情况下已经对奥地利宣战。在莱巴赫会议仍在进行时，哈布斯堡帝国就接受委托于1821年4月在皮埃蒙特也恢复了革命前的秩序。与那不勒斯情况相仿，在皮埃蒙特也仅有少数革命者被审讯、判处死刑并得到执行。大多数人能够逃往国外，在那里他们遇到许多同胞，这些人此前就出于政治原因从意大利移居国外。

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革命遭到镇压后，1821～1824年在奥地利的伦巴第-威尼西亚（Lombardo-Venetien）王国进行了政治审判。这些审判针对真实或想象出来的革命推动者，如“Italici puri”（纯意大利）运动创始人弗雷德里科·康法罗里瑞（Frederico Confalonieri）伯爵、乔治·帕拉维奇诺（Giorgio Pallavicino）侯爵与诗人西尔维奥·佩利科（Silvio Pellico）。40名反对派成员被判刑，他们大多数来自米兰；其中被判死刑的19人后被改判监禁。想得到奥地利皇帝的赦免，这些主要被指控者还得等待多年，直到1832/1833年。

即使在教宗国——1815年后除了原本的彼得遗产外还包括中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北部地区，含翁布里亚（Umbrien）、马尔凯（Marken）和罗马涅（Romagna）——倒行逆施也在加剧。在利奥十二世（Leo XII.）治下——他在1823年接替去世的庇护七世任教宗——教宗国展开了与自由主义思潮的殊死斗争，甚至连梅特涅都被迫出面建议网开一面。1824年后，在意大利能与追求国家统一的“复兴运动”挂上钩的已经所剩无几。但是，意大利统一和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永远被压制。爱国后备军会担当起让它们继续存在的重任：他们是众多生活在西欧各国的意大利移民。

1820年代地中海区域发生的革命解放战争，除了事实上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外，只有一场取得了长期成功，并且也是在外界大力帮助下：希腊解放战争。希腊人并非巴尔干国家中率先在19世纪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1804～1817年塞尔维亚人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自治，最终高门（Hohe Pforte）——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承认了王公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Miloš Obrenovic）的统治。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事实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的苏丹总督——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cha von Janina），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保护，事实上赢得了对阿尔巴尼亚大部分地区、伊庇鲁斯（Epirus）和色萨利（Thessalien）的统治权。

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在1820年之前首先存在于生活在国外的希腊人中，如爱琴海和大陆沿海城市那些富裕和远游过的商人。希腊社会中这相对较小的部分非常熟悉西方的政治思想财富、启蒙运动理念和法国大革命思想。革命计划主要由秘密组织——1814年成立于俄国的“互助会”（Philikí hetaireía）策划。相反，大部分农村和小城镇的人即使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在精神方面所能接触到的也仅仅是东正教和大多由教会所管理的学校；因此当地教士的影响力很大。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教士、农民、小商贩和牧羊人外，还有山贼——靠抢劫和谋杀为生的武装土匪。最有名的土匪头子是塞奥多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Theodor Kolokotrones），他在独立战争时期不仅反抗土耳其人，而且作为好战对手与任何不顺从他的政府抗争。

独立战争爆发前，1821年春先是发生了对生活在希腊的土耳其人的大屠杀，在奥斯曼帝国要塞外生活的土耳其人只有少数得以幸免。东正教的神职人员不仅没有试图阻止这种与穆斯林邻居的野蛮斗争，反而经常刺激信徒去厮杀。土耳其人则以牙还牙，对居住在奥斯曼帝国中心地带的希腊人展开了大屠杀。君士坦丁堡牧首、东正教徒的精神领袖格列高利（Gregorios）因涉嫌参与起义被绞死，许多希腊血统的大主教、主教和高级官员遭遇同样命运。离土耳其大陆不远的希俄斯岛（Chios）1822年被彻底摧毁：数千名居民被杀害，无数人被贩卖为奴。

希腊大陆的大屠杀发生后不久，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Alexander Ypsilanti）侯爵，一位希腊裔的俄国将军于1821年春尝试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发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发生在普鲁特（Pruth）河畔雅西（Jassy）的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伊普西兰蒂本人逃往哈布斯堡帝国，他在那里被关押了六年。他发动的起义却成为希腊人进行全面独立战争的信号。“互助会”推举亚历山大的弟弟德米特里·伊普西兰蒂（Demetrius Ypsilanti）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也曾在沙皇军队担任军官。1821年6月从意大利抵达希腊后，他组建了临时政府，依靠生活在国外的希腊人的捐款，他还准备创建希腊军队。当然他从当地居民那里起初得到的积极帮助很少。因此与科洛科特罗尼斯的合作就变得更为重要——人们向后者透露了海外希腊人的密谋。

1821年夏秋两季，一些土耳其在希腊的重要要塞被攻陷：纳瓦里诺（Navarino）、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和特里波利（Tripolitsa）。1822年1月1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埃皮达鲁斯（Epidauros）召开的国民大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临时宪法。独立创建了一个共和国，虽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这个共和国是建立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东方正教会”，但容忍其他宗教信仰及其仪式和习俗。凡信仰基督的该国居民，包括来自外国的移民，均被视为希腊人。宪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为所有希腊人的财产、名誉和安全提供保护。1822年3月29日修订通过的《埃皮达鲁斯法》（Gesetz von Epidaurus）中才包括了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利，但此自由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不允许攻击基督教、触犯公共羞耻感和侮辱他人。这些限制也被短命的1827年5月1日宪法保留，这部宪法比1822年宪法为希腊人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权利。

希腊人解放斗争的消息令欧洲欢欣鼓舞，这种反应一时间几乎打破了民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界限。希腊人是基督徒，所 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应该支持他们反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他们是古希腊遗产的继承人，所以所有古希腊的崇拜者都应该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反对的是倒退和专制的奥斯曼帝国，所以一切热爱自由的朋友必须与希腊人并肩作战。这就是公共舆论从希腊奋争中得出的结论。还不止于此：这场战争第一次催生了一种类似欧洲公共舆论的东西，统治者在做政治决断时不得不考虑这种权力因素。

“亲希腊者”（philhellenes）——希腊人的朋友在整个欧洲甚至直到北美洲以各种委员会的形式支持希腊人的斗争，支持的领域涉及思想、新闻、财政，个别情况下也包括直接的军事援助。这种运动在德意志特别强烈：为希腊要求自由和统一的人大多都知道，如果公开为自己的国家提出这种愿望，那所冒的风险会大得多。亲希腊协会密度最高的地方在德意志西南地区：巴登、符腾堡、黑森-达姆施塔特和莱茵河左岸的普法尔茨。这些地区后来成为德意志早期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完全不是巧合：西南德意志的亲希腊协会是自由党的雏形，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弥补了有效的议会反对派的缺失。但是，并非所有德意志亲希腊者都是自由党人：在巴登、符腾堡、黑森和巴伐利亚王国普法尔茨地区以外，这类协会的绝大多数可能具有人道主义或基督教色彩，但不是狭义上的政治组织。

大不列颠的亲希腊运动亦是波澜壮阔，大部分资金是从那里捐赠给希腊爱国者的，伸出援手的还有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荷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第一批志愿者已于1821年从这些国家抵达希腊，其中德意志士兵占大多数。根据一项新近估算，亲希腊者或希腊侨民共招募了1100～1200名志愿者，其中也不乏自愿前往的。在有名有姓的940名志愿者中342名来自德意志，超过三分之一。各国志愿者份额如下：法国196人，意大利137人，英国99人，瑞士35人，波兰30人，荷兰和比利时各17人，美国16人。外国志愿者中共有313人——正好是三分之一——死在希腊，他们不光死于战场，也有不少死于疾病。其中一位死者是拜伦勋爵，伟大的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1823年夏天正当希腊国内党争激烈的时刻他来到希腊，目的是帮助爱国者获胜。1824年4月29日他在迈索隆吉翁（Missolunghi）死于疟疾。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欧洲志愿者就参加了攻打土耳其要塞纳瓦里诺、莫奈姆瓦夏和特里波利的战斗。但绝大多数战士来自山贼行列，其中有3000人由科洛科特罗尼斯率领。土耳其人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落到他们手中，一律被毫不留情地斩尽杀绝。土耳其人的财产转眼就变成了土匪及其头领的战利品。许多欧洲志愿者被这种战争吓坏了，他们尝试尽快返回自己的家园。一些如愿以偿者发表了他们的战争经历，但没有什么效果：亲希腊者宁愿将现代希腊人视为荷马、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的后代，而不愿把他们看成贫穷、落后、被土匪蹂躏的山民，并且因东正教和异族统治已与西方影响渐行渐远了。

强权国家中，俄国旗帜鲜明地站在希腊人一方。自古以来奥斯曼帝国与沙皇帝国间的战略对立以及俄国人与希腊人的共同东正教信仰几乎让俄国没有第二种选择。在亚历山大一世治下，俄国并未进行有利于希腊人的积极干预。奥地利害怕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甚于土耳其人战胜希腊人，因此它不介入这一冲突。英国保持中立，以促成“均势”。法国虽然与高门历来有着良好关系，但碍于舆论一致支持希腊，也不想公开表态支持奥斯曼帝国。普鲁士官方则不感兴趣。因此希腊起义者任何时候都不用害怕神圣同盟会出兵干预，就像它对付西班牙、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革命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对土耳其人极为重要的是，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cha），出身阿尔巴尼亚的奥斯曼驻埃及总督，像他的同胞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一样已经基本脱离土耳其的宗主保护了，能对伊斯坦布尔提供军事救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的政治和领土主权。）此前土耳其人仅仅在希腊北部获得过成功，由于穆罕默德·阿里的继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cha）率领的埃及远征军的支持，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也击退了起义的希腊人。希腊人的内讧也帮了他们的忙，有时，尤其是1823年和1824年，希腊处于无政府甚至是内战状态。1826年4月，科林斯湾北侧长期遭围困的迈索隆吉翁被攻陷，8月雅典失守。只有雅典卫城直到1827年6月仍在希腊人和亲希腊志愿者手中。

此时欧洲强权国家的高层政治发生了显著变化。1825年12月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明确表示，他不会接受起义的希腊人失败的结局（他暗地里是鄙视他们的）。1826年4月，俄国和英国在圣彼得堡签署议定书，准备共同致力于调解希腊和土耳其的工作。这不外乎是让希腊自治，但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这么一来神圣同盟就名存实亡了。没有征询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意见，俄国就与英国达成了协议。此后回归到非正式的、保守的东部三强国同盟就几乎难以想象了。

雅典卫城陷落几周后，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去世前，继《圣彼得堡议定书》（Petersburger Protokoll）之后1827年又签订了《伦敦条约》（Vertrag von London）：俄国、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必要时用它们的舰队隔开在希腊交战的双方，不接受土耳其和埃及军队进一步增兵，如果奥斯曼帝国继续拒绝调停，将在必要时对其采用武力。这样三个条约签署国就相互防止了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英国主要是为了防范一个过强的沙皇帝国会损害其在地中海东部的利益，而俄国则想不受其他欧洲强权国家干扰，通过扩大其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影响来保障其在黑海的地位。

使希腊独立战争发生转折的是1827年10月20日的纳瓦里诺（Navarino）海战，英、法、俄三国的联合舰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海岸于几小时之内就歼灭了土耳其和埃及舰队。三国到这时一直没有对奥斯曼帝国宣战，指挥官们接到的指示都是笼统和矛盾的。盟军最高统帅——英国海军上将科德林顿（Codrington）支持希腊，土耳其舰队开一炮，足以让联合舰队万炮齐发。全欧洲的亲希腊者都为这场胜仗欢呼，它为希腊的独立铺平了道路。

陆地上的战斗又持续了两年。法国投身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解放；俄国军队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en）东部和巴尔干地区挺进，直至阿德里安堡（Adrianopel），即土耳其埃迪尔内（Edirne）。奥斯曼帝国已无力进攻。在1829年9月的《阿德里安堡和约》（Vertrag von Adrianopel）中，土耳其承认了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的自主权。后两个公国在法律上是受土耳其保护的半主权国家，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俄国的受保护国。沙皇帝国稳固了其在高加索地区和黑海东海岸的基地以及对多瑙河航船的控制，此外它还获得了免费通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

1830年2月的《伦敦议定书》（Londoner Protokoll）才让希腊独立获得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俄国、英国和法国在土耳其认可的这份议定书中敲定希腊为独立的世袭君主制国家。边界的划定不能令希腊人满意：色萨利（直到1881年）属于奥斯曼帝国，爱奥尼亚群岛（直到1863年）为英国的受保护国。引进世袭君主制意味着准共和国希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1827年（第四届）希腊国民大会选举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伯爵（Johannes Graf Kapodistrias）担任为期7年的希腊摄政王，他出生在科孚岛（Korfu），1809～1827年曾担任俄国外交大臣。四年后其专制——但在任何时候都颇有争议——的统治突然结束：1831年10月9日，卡波季斯第亚斯被一位遭逮捕的叛军领袖的下属刺杀。

次年，国民大会在经过希腊内战后选举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未成年的王子奥托（Otto）为希腊国王，他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Ludwigs I.）的儿子。直到1863年1月在军事政变中遭废黜之前，他一直是这个新国家的元首。在他治下的三十年中，该国逐渐从历时九年的独立战争的蹂躏中恢复过来，完全被摧毁的首都雅典得到了重建。1843年，希腊人在公投基础上得到一部新宪法，引进了责任内阁制。借此希腊成为第一个拥有“西方”政府形式的东正教国家，采纳了君主立宪制。现在其宪法甚至比地中海西部国家的宪法还要西化。当然，社会不可能像一国的基本法那样说变就变。它将如何吸收西方的政治理念，这在19世纪中期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