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费希特、雅恩、阿恩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形成

黑格尔被视作近代普鲁士—德意志国家意识形态的创始人，可谓当之无愧。但德意志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创立者却是另一位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他于1763年出生在萨克森上劳西茨（Oberlausitz）的拉梅瑙（Rammenau），其父是一名纺织工，他和黑格尔一样也不是普鲁士人。1793年他首先匿名发表了为法国大革命辩护的文章，因此引起轰动；不久后他因发表研究上帝和道德的世界秩序之认同的论文被批评为无神论者，并因此失去了在萨克森-魏玛耶拿大学的教授席位。

1800年，费希特以《封闭的贸易国》（Der geschlossene Handelsstaat）为题出版了一本献给普鲁士大臣施特林泽的著作。书中恳请建立一个基于公共财产并处处实施行会高压政策，对外封闭的国家；为了保障其经济独立，可以通过战争方式向自己的“天然疆界”拓展，或是必须以这类屏障为界。在1806年写就的《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n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中，费希特赞成组建共和制的理智国家，在这种国家中一方面公民享有一切他所能享受到的自由，另一方面每位公民都全心全意地听命于这个国家。

但在政治上引起轰动效应的是费希特1807/1808年冬天在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die deutsche Nation），1808年这些演讲结集出版。《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一种现代的民族主义的宣言，其特征是系统地把宗教关系重新解释为民族忠诚，即对其世俗化。费希特宣布德意志人为具有最高道德的民族，赋予他们一种历史使命，这种使命不是别的，而是在精神上统治世界：“重塑人类……把其从尘世和沉迷感官享乐的生物变成纯粹与高尚的精英。”

这位哲学家是如此解释德意志人的使命的：他们是“原始存在的民族”，与欧洲西部和南部被罗马人征服的各民族不同，面对罗马人对世界的统治，他们成功地保住了自己和自己的“原始语言”。这体现了“德意志民族最近一项伟大的世界壮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已经完成了的壮举”。费希特让那些“在为宗教与信仰自由而进行的圣战中”牺牲的祖先对如今活着的德意志人呐喊：“我们流血，是为了自由精神能够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存在。这种精神要想获得意义与理由，就靠你们把自由精神贯彻到它本该进行的世界统治中去。”

对宗教之战的回忆有一个现实的背景：费希特在宗教改革中看到与当前的类比，并视路德为自己的榜样。正如路德曾为反对罗马天主教在精神上对世界的统治而战，费希特反对的是拿破仑开始创建的世界帝国。从基督教信仰到爱国，从宗教共同体到民族的距离仅仅是一小步。正如上帝可以要求奉献生命，民族国家亦然。不像托马斯·阿普特在1761年《论为国捐躯》（Vom Tode für das Vaterland）一书中的祖国指的是普鲁士，此处有权要求最大牺牲的是德意志民族。费希特援引上帝，但他为德意志民族要求的是一位完全此岸的上帝：这位上帝与雅各宾党人的“最高主宰”不无相似之处。

费希特一再表明自己的共和主张，包括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他从未停止将德意志共和国作为目标。在去世的前一年——1813年，在思考谁能成为“德意志的统一之君”时，他想到了普鲁士国王（直接促使费希特写下《1813年春一篇政论文草稿》［Entwurf zu einer politischen Schrift im Frühlinge 1813］的是1813年3月17日腓特烈·威廉的《致吾民书》［Aufruf an Mein Volk］，他在其中宣布了要与拿破仑决一死战）。“统治者的首要责任是进行热爱自由的教育，暴力传承根本行不通。依靠暴力怎么能从现状达到自由？哪怕是任何一位王侯想要自由，贵族们肯定不想。（他们太狭隘，无法忘我融入德意志性。）因此需要一位拥有德意志性的统一之君。谁是这位统一之君：我们的国王当之无愧。他去世后则由参议院负责，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

至于腓特烈·威廉三世是否有能力和意愿担此重任，根据其笔记费希特也没把握。“现有的邦主没有人能缔造德意志人，他们培养出的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等。难道必须等待新君出现，像波拿巴那样的？”（最后一个问题太离经叛道，以致费希特过后自己又否定了它。）首先与奥地利的比较，支持了现任或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将领导德意志走向统一的论点。一位有家族利益的德意志皇帝会利用德意志力量为其个人目的服务。奥地利有这种家族利益，普鲁士没有。“它实际上是个德意志国家；作为皇帝完全不想去征服，也不愿不公正，前提条件是：在未来的和平条约中把本属于他的，同时又因基督教新教信仰而联系在一起的省份归还给他。迄今为止的历史精神使普鲁士不得不向前迈进，构建帝国。舍此它无法继续存在，而是只能灭亡。”

普鲁士不仅是个新教掌权的国家，而且在德意志新教中享有霸权。如果不是这样，费希特也不会想到让普鲁士国王来扮演“统一之君”的角色。“引领其时代和民族的那个人应该成为统一之君，”在其1813年完成的《国家学说》（Exkursen zur Staatslehre）中他写道，德意志命中注定是一个理性帝国，这样的帝国必须用新教方式来管理，“理智用于基督教不外乎就是新教，因此现代的哲学家和学者必须是新教徒。新教徒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身上体现着普遍有效性和普遍性。”1813年费希特在《草稿》一书中曾要求确立所有人都该信仰的国教，同时保障良心自由，也就是保留私人的特殊宗教。在《国家学说》中对此存疑的是：国教只能是卢梭意义上的公民宗教，哪怕是带有很浓新教色彩的，无论非新教徒的良心对此会怎么说。

费希特的民族主义完全是补偿性的，他的德意志无所不能的愿景来自德意志软弱无力的经验。对来自拿破仑的羞辱他的回答是自负，他想通过引进国家公民宗教去克服教派分裂。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国民解放，而且它多半仅仅是一种反应：对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认同越来越让位给一种愿望——一劳永逸地消灭法国人的外来统治。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政治领域并非独行者。他在统一和自由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主要受到了另外两位德意志民族主义奠基人的呼应：“体操之父”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其父是勃兰登堡维滕贝格的一个新教牧师；以及新教神学家和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他出生在吕根（Rügen）岛上的一个农民家庭，那里和全部西波美拉尼亚（Vorpommern）一样直到1815年都属于瑞典。雅恩和费希特都认为普鲁士是唯一能够统一和领导德意志的国家，体操之父和那位哲学家同样把拯救人类的任务交给了德意志。在其1810年出版的《德意志人的民族性》（Deutsches Volkstum）中他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这一使命：“难以学习，更难于执行的是世界拯救者的神圣任务，但那是一种道德的亢奋，一种人之神性，以救世主的身份来保佑尘世，为各民族植入成为人的种子。”

德意志在世界上所应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赫尔曼”（Hermann）——舍鲁斯科（Cherusker）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之于德意志人，他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打败了罗马人的军队。雅恩称其为“民族的救星”，他为人们推荐的其他榜样是奥托大帝的父亲萨克森国王亨利一世（919～936年在位），路德，还有“旷世君主腓特烈大帝”，尽管后者只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对后者的推荐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仅仅是一件“没有灵魂的艺术品”，反之，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则仅仅是“没有躯体的、风一样的影子，就像在世界上到处流浪的吉普赛人或犹太人”。

然而，德意志的未来对任何国家的依赖都不如对腓特烈的普鲁士大。因为与多民族帝国奥地利不同（雅恩认为奥地利的使命在整个东南欧的多瑙河流域直至黑海），普鲁士是德意志的。在普鲁士国家，体操之父发现了一种“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希望“在普鲁士和通过普鲁士，古老而值得尊敬的德意志帝国能获得与时俱进的复兴，在此帝国中一个伟大的民族将会在人类世界史中走上崇高的不朽之路”。

雅恩坚信，一个统一的德意志需要一部言之有理、通俗易懂的宪法，以及一个在别处被称为“议会”的“议事团体”（Sprechgemeinde）。建议将“议会”译成“议事团体”，这表明雅恩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维护母语。从对自己民族性的敬重到蔑视其他民族的民族性只有一小步，这尤其体现在雅恩痛恨一切与法国有关的事物上。法语迷惑了德意志男人，勾引了德意志青年，损害了德意志女人的名誉。因此体操之父提出告诫：“德意志人，以男人的崇高思想再次感受你们生动的语言的宝贵价值，永远不要让它枯竭，挖掘这古老的源泉，别去理睬卢泰西亚那潭静止的死水！”卢泰西亚（Lutetia）是巴黎的古称，作者认为他的读者们都知道这个名字。

若想超越雅恩对德意志性的神圣化和对法国人的妖魔化并非易事，但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证明这还是可以做到的。1807年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第三位奠基人把他那具有伪宗教特征的爱国热情以非常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成为一个民族，万众一心，手握沾满鲜血的复仇之剑迅速集中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通过这一信仰你们必须和睦与坚强，通过这一信仰战胜魔鬼与地狱……最高的宗教是为人类神圣的事业去获胜和献身，在各种暴政的压迫下人类正充满恶习与耻辱地沉沦；最高的宗教是爱祖国胜过爱领主、王侯、父母、妻儿；最高的宗教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诚实的名声、一个自由的国家和一种骄傲的精神；最高的宗教是父辈用最宝贵和最自由的鲜血赢得的东西，要用最宝贵的鲜血去捍卫。把耶稣也曾宣讲过的救赎世界的圣十字，以及这永恒的宗教社区和荣耀作为你们的旗帜，复仇和获得解放后在绿橡树下的祖国祭坛为保佑你们的神献上喜悦的牺牲。”

阿恩特所提到的行护佑和惩罚神职的主已不再是超越于各民族的神，而是“古老和值得敬重的德意志之神”，1810年作者在《祈祷》（Gebet）一诗中首次提到他。1813年，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已经打响，他创作了《写给德意志战士和军人的教义问答》（Katechismus für den deutschen Kriegs-und Wehrmann）。通篇充满对敌基督神话的暗喻，通过模仿路德翻译若望启示录时的用语，他用一种古老的语言呼吁参加战斗者：“一个怪物降生了，一个嗜血的怪胎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拿破仑·波拿巴，一个该受诅咒的名字……民众们，行动起来！诛戮他，因为他受到我的诅咒，消灭他，因为他是践踏自由与正义者……你们要同仇敌忾，要知道你们有一个古老、忠诚的神，你们有一个祖国——古老、忠诚的德意志。”

阿恩特毫不费力地把战争信息与基督教的仁爱结合在一起。1813年他在《论民族仇恨》（Über Volkshaß）一文中写道：一个真正有爱的人必须至死痛恨恶。上帝希望有这种仇恨，是的，他命令要有这种恨。对法国人的仇恨不仅限于最近20年的过节，而是源自300年来他们对德意志人的所作所为。“我对法国人的仇恨不仅限于这场战争，我想恨得更长，永远去恨……这种恨的熊熊烈火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宗教永不熄灭，它在众人心中作为神圣的幻想永存，它让我们永远保持自己的忠诚、诚实和勇敢。未来德意志将会像英国一样成为法国的克星。”

出于民族仇恨要求划清语言界限：“区分民族的真正界限是语言……住在一起，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他们天生就是该在一起的。”因此阿恩特于1813年在其受到广泛阅读的《莱茵河，德意志的河，但并非其疆界》（Der Rhein，Deutschlands Strom，aber nicht Deutschlands Grenze）传单中要求归还阿尔萨斯和说德语的洛林。在解放战争开始前他并没有要求德意志的民族统一，1813年以后他这么做了。1813～1815年，他多次表达了（起初还比较隐晦）希望霍亨索伦王朝统一德意志的愿望。正如普鲁士迄今在东部对德意志的保护，今后它在西部反抗法国也该这么做。德意志需要一位“领袖和统一者”。“这种伟大和崇高的精神，在德意志没有人能望其项背，我在此要提到它的名字：它叫普鲁士。”奥地利不幸与许多异族混居在一起，它甚至难以驾驭他们。“相反，普鲁士深深扎根在德意志，它拥有德意志的一切优点和进取精神；今后它将与德意志共存共亡。”

阿恩特与费希特和雅恩一样，是德意志诸侯的尖锐批评者，尤其是对其中的中小诸侯。对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和乡绅贵族一样都是造成德意志分裂的原因，并从这种状态中受益；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已经克服了这种分裂状态。把资产阶级与民族画等号，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吸引力，尽管有“恐怖统治”和拿破仑的存在。

1808年时阿恩特还公开赞同这场大革命的理想，称它为原始基督教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的第三个伟大时代”。1813年他为民主辩护，说它与暴民统治截然不同。但具体而言，他所要求的不外乎是三个等级（贵族、农民和市民）的“提建议和参政权”，他想把执政权留给王侯。与法兰西1791年宪法所保障的，以及英国和美国早已实现的相比，他提出的目标不高，谈不上革命性，而是带有旧等级制色彩。

无论阿恩特和费希特如何赞美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对他们来说并非值得效仿的榜样。这主要是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区别：法国在发生革命时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德意志不是。因此德意志民族无法从政治上或作为国家，而只能从文化和历史来定义自己。自1789年起，赞同新法兰西的人均可成为法国人，也就是说通过主观意志。由于缺乏国家框架，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只能援引先于政治意愿而存在的客观变量，如民族、语言和文化。阿恩特根本不想询问生活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人是否愿意成为德意志人，这些人说德语并曾属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

种族纯洁的想法对阿恩特来说亦不陌生。“犹太人与这个世界，这些邦国格格不入，”他于1814年写道，“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在德意志过度繁衍。我不希望如此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民族，而我期望保持日耳曼部族的纯洁，不受陌生人种的影响。”虽然他较为缓和地要求对出生在德意志的犹太人“按照我们人性的福音戒律当作德意志同胞”来对待，并对他们作为德意志人提供保护，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期待：这些德意志犹太人不久将皈依基督教。另外他已明确表示，“绝对”反对接纳外来的犹太人，这些人对“我们民族”意味着一场“灾难和瘟疫”。此外，德意志所受到的来自东部——具体地说就是波兰——“犹太人大洪水”的威胁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费希特论证犹太人的传统另类性不是从种族，而是从宗教出发，但是他的结论在激进性方面还远远超过了阿恩特。在其1793年出版的论述法国大革命的著作中，他称犹太教是一种“强大的、具有敌对精神的国家，它几乎处处与欧洲所有其他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即是个“国中之国”。费希特认为令犹太人无法达到“爱正义、人类与真理”的无法克服的障碍在于：其双重道德标准和对蔑视人类的神的信仰。虽然犹太人也须有人权，“尽管他们并不该得到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人权……但说到给他们公民权，我看唯一可行的莫过于某夜把他们的脑袋全砍掉，换上没有犹太人想法的别的脑袋。为了不被他们祸害，我再次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占领他们的应许之地，把他们全部送到那里去”。

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要求个人在方方面面服从民族利益，并模仿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仪式，这令人忆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但是，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均避免与一般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决裂。他们全然视自己为宗教改革的遗嘱执行人，尽管他们的民族主义带有政治宗教的所有特质，他们却不想用这种民族主义去代替传统的宗教，而是要使之适应新福音。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普鲁士人或选择当普鲁士人。普鲁士是德意志新教势力的大本营，他们认为只有当经过改革的普鲁士引领民族解放运动，德国的统一才能实现。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并不刻意要向旧的普鲁士的爱国主义宣战，相反，它试图对其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具有矛盾性。它是“时髦的”，因为它追求的是对德意志和欧洲政治局面的彻底重组。为了实现此目标，它必须与代表旧秩序的普鲁士结盟，因此与法国民族主义相比它又是落后的。它强调自己接近1789年的原初想法，但其反动的排犹反法观念又与大革命的精神大相径庭。它信誓旦旦地要求自由，但在决定谁是德意志人、谁不是德意志人时，却无视人们的抉择自由。它依据理智，同时却激进地拒绝启蒙。它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人类的使命，然而能提供给人类的却不外乎是——让人类屈服于德意志人对世界的精神统治。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的革命性因素尤其明显，如果人们将他们与政治浪漫派的代表如诺瓦利斯（Novalis）、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和亚当·米勒（Adam Müller）进行比较。双方的共同点在于神化德意志的本质并沉湎于其辉煌的过去，但二者的差异显著。政治浪漫派赞美贵族的美德、等级制的优点并感到自己与中世纪的宗教普世主义息息相关，米勒和施莱格尔甚至因此改信了天主教；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们是具有战斗精神的“文化新教徒”（Kulturprotestanten，此概念比威廉二世时代的意义更为宽泛）。政治浪漫派没有想到让普鲁士成为奥地利的对立面并设想为霍亨索伦王朝打造一顶新皇冠，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们则毫无顾忌地公开自己的这类愿景。

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憧憬的德意志国家尚不存在。他们表述的问题在旧帝国寿终正寝之前并未显现，或至少没有作为此类问题被感觉到：德意志问题。它包括彼此相连的三个子问题：统一和自由的关系，未来德国的边界走向和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让德国同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和宪政国家，这三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认为这是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承认普鲁士的领导角色并不意味着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想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民族国家中排除出去，即1848/1849年革命时期提出的所谓“小德意志”方案（Kleindeutsche Lösung）。只有在雅恩那里能够听到些许这样的弦外之音，他分配给奥地利的特殊使命是在东南欧。相反，阿恩特在《什么是德意志祖国？》（Was ist des Deutschen Vaterland？）的诗歌中要求“凡是说德语的地方”都属于德国，另一处则更是明确指出祖国的疆界“从北海到喀尔巴阡山脉，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和魏克瑟尔河（Weichsel）”。这样一个德国会打破哈布斯堡帝国的疆界，它给欧洲地图带来的戏剧性变化不会少于拿破仑。

费希特、雅恩和阿恩特的爱国口号的主要受众是受过教育的市民和年轻人，其中多数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主要分布在信仰新教的德意志北部，在信仰天主教或多种信仰并存的西部和南部这类人的数量要少得多，在这片地区拿破仑说不定会比普鲁士获得更大同情。亲普鲁士的民族主义者在奥地利更无法指望得到追随者。总而言之，1810年左右确信德意志文化民族必须进一步发展成国家民族（Staatsnation）、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人在德意志人中只占极少数。

倘若早期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历史和当下的解释都仅仅是臆造的话，他们甚至无法争取到这些少数人来支持自己。他们的成功基于对现有传统的传承和改变：从1500年左右的人文主义者和18世纪一些诗人，其中包括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那里，他们接受了有关日耳曼人为反抗腐败的罗马帝国所进行的自由之战的光荣回忆；从基督教文献到启蒙运动，他们继承了路德的传统——他被定格为精神上的解放者，引领德意志摆脱了罗马外族统治；从18世纪末期的文学爱国主义者那里他们学会了致力于德语的纯洁化，即不让德语受外国，具体来说就是法国的影响。首先，在神学或伪神学为一种德意志使命所进行的辩护方面，他们进行的世俗化十分彻底，以至最终能够做到，用德意志对世界进行精神统治和救赎人类的权利去取代古老帝国的宗教普世主义。经由这种重熔，1806～1815年间形成了一种较为新颖的东西：德意志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