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极端化（一）：从君主立宪到共和

通过决定一院制和国王拥有暂时否决权，国民议会在1789年9月已经成为制宪议会（Konstituante）。接下来，它总是身兼二职：一方面是宪法制定者，另一方面是立法机构。当它1789年11月2日做出对教会财产实行国有化的决定时，它进行的是一项革命性立法。通过出售被没收的教会财产，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国家希望整顿和治理财政。教会财产被用来作为所谓指券（Assignaten）的抵押品：有息国债不用现金，而是应该用地产来偿还。由于所希望的成果未能出现，1790年8月国民议会把指券转变为一种无息支付手段，也就是纸币，它被绑定于所征用的土地的价值。通过一项7月9日颁布的法令，对新的“国家财产”进行无债务出售，指券持有人享受一定优先购买权。短时间内这些措施使得经济在1790年夏天得到强劲复苏，中期来看它们引起了1791年春天开始的一场通货膨胀，长期来看它们促成了财产关系的大规模重组，从中受益的首先是城市资产阶级。

对天主教教会而言，没收其财产意味着断了教会的财路，让它无法完成传统的任务，而且也支付不起神父们的薪俸。由国家来支付教会人员的薪俸是教会得到的唯一补偿。1790年7月12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另一项不利于教会的决议：《教士公民组织法》（Zivilkonstitution für den Klerus）。它要求神职人员通过选举大会被选入新创建的行政单位：教区神父在地区一级、主教在省一级参选。从此教宗对法国不再拥有任何裁判权，新当选的主教们只需通知教宗自己的当选。

当国王经过与庇护六世的商议，还迟迟不肯在《教士公民组织法》上签字时，国民议会于1790在11月27日打出了第二拳：它要求所有官员，包括神父向（甚至还没有通过的）宪法及《教士公民组织法》宣誓效忠，拒绝宣誓的神父将被新的神父所取代。路易十六虽然不情愿，还是在法令上签了字，但此时他已决定不再忍受来自国民议会的进一步羞辱，必要时逃离巴黎。

对于革命的法国的挑战，1791年春天庇护六世公开谴责了《教士公民组织法》以及革命的原则。正如恩斯特·舒林（Ernst Schulin）所注意到的，“‘外交政治中’最早向革命宣战的”是教宗。天主教教会首脑的强硬态度给许多不愿向新政权低头的神职人员撑了腰。一半以上的神父拒绝宣誓效忠政府，133位主教中除了4位，其他的均未宣誓效忠。

属于高级神职人员中的少数派的有夏尔·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Talleyrand），他是欧坦（Autun）的主教和国民议会的议员。1789年10月10日，为了清偿国债，他作为著名的神职人员第一个要求没收教会财产。1790年7月14日是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纪念日，塔列朗与200位神父在巴黎战神广场主持了全国结盟节大会的弥撒，他们圣衣上的腰带饰有蓝白红三种颜色，那是象征革命的三色旗的颜色。他宣誓效忠国民、法律和国王。他效忠《教士公民组织法》，受到了来自教宗的最严厉的宗教制裁：塔列朗被逐出教会。法国社会和下层教士一样遭到分裂：保守的区域如旺代（Vendée）和布列塔尼，拒绝宣誓效忠的“老神父”得到信徒的广泛支持；其他地区，特别是在法国南部，新的国家教会和其仆人——“宣过誓的神父”毫无异议地被接受。

在国民议会中，就剥夺（其实是排除）天主教会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多数人的意见是明确的：1789年11月2日对于教会财产国有化的表决，568位代表投了赞成票，346位代表投了反对票。1789年12月22日在对宪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选举权投票表决时，差别则不这么明显：国民议会以453票赞成、443票反对的结果决定出台资格性选举权（Zensuswahlrecht）。享有选举权的公民至少年满25岁，每年直接纳税价值至少相当于3个工作日或2～6里弗尔（Livres）。选举权意味着：有选举选举人的权利，而选举人则每年纳税价值至少相当于10个工作日或7～10里弗尔。议员必须拥有土地并至少纳税50里弗尔。根据这些规定，2500万法国人中有430万人拥有选举权；有人估计这毕竟占了25岁以上男性法国公民的三分之二。选举人数目达到5万。

对富裕公民的优待是刻意而为的，这引起了部分媒体、较为极端的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首都各种俱乐部的激烈反对。资格性选举权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所许诺的平等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一点成为批评者在政治宣传活动中的主要论点，国民议会的决议并没有终止这场活动。

1789/1790年之交，温和派和极端派之间的政治两极化就已初见端倪，这将决定革命的进一步进程。其中一位反对资格性选举权的代言人是名叫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国民议会代表，他是来自阿拉斯（Arras）的律师和雅各宾俱乐部（Jakobinerclub）的主导力量之一，该俱乐部的名字源自他们聚会的地点，即巴黎从前一家名为圣雅克的多明我会修道院。1791年4月，罗伯斯庇尔让人印制了一本赞成普选权的小册子，其中他把正义的、以公共福利为己任的普通老百姓和只对其私人利益感兴趣的有钱人进行了对比。这本小册子反响巨大，也为其作者在群众中不断增长的受欢迎程度奠定了基础。

国民议会所做出的决定中，至今对法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包括领土和全国行政区域的重组。1790年1月83个新省（Departements）代替了旧省（Provinzen），它们往往被按照河流和山脉的名字命名，其首府分别位于新行政单元的中心，下设专区和县。完全按照旧制度的传统，制宪议会希望借此抵消本位主义。与专制主义不同的是，国民议会的代表们追求的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去中心化：各省应该自治，其富裕的市民在资格性选举权基础上选出一个名誉理事会，再由后者选出受薪管理委员会。通过直接选举选出主管部门的城镇，其社会门槛较低。

去中心化自然只不过是个意图而已：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法国人在自治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经验。此外还有革命的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矛盾、首都与各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来自外部保守欧洲不断增加的巨大压力。1792年法国就已经回归中央集权之路，从而返回了这个国家17世纪上半叶在黎塞留时期就已经选择了的发展方向。法国大革命开始11年后，代替国王之行省行政长官的是省长，他们是巴黎任命的管理各省的领导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用以下判断总结了缺乏历史观的重组和历史连续性之间值得注意的联系：“集权并没有在革命中消亡，因为它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开始与标志……集权在通过革命组建的社会中如此理所当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致让人能够把它轻易地当作是革命的结果之一。”

按照专制主义的逻辑，但也不违背卢梭的公共意志理论，国民议会在1791年上半年颁布了两项法令：3月2日通过了《阿拉德法》（Loi d’Allarde），取缔了所有商会、公会和行会；6月14日又通过了《勒沙普里安法》（Loi Le Chapelier），禁止工人结社与罢工。前者一直实行到1864年，后者甚至直至1884年仍然有效。为“特别意愿”发声被制宪议会认为是非法的，因为这与它所理解并以法律形式所表达的共同利益是不相容的。对工匠师父、学徒和工人的以上要求，自然对贵族也不会网开一面，其实此时贵族在形式上已经不复存在了：1790年6月国民议会取消了世袭贵族以及一切贵族头衔。第三等级作为普通等级的要求再次得到明确强调。

革命的法国与旧制度之间最明显的联系仍然是国王。1791年9月3日由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称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不可转移的和不可取消的”，然后它——像《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所表述的——继而宣布：“主权属于国民；任何一部分人民或任何个人皆不得擅自行使之。一切权力只能来自国民，国民只得通过代表行使其权力。”

法国的宪政被强调为“代议制”，“其代表就是立法议会和国王”。宪法为政府形式使用的是“君主制”这个概念。国王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唯一的尊称就是“法国人的国王”。他不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为依据宪法，“在法国，没有比法律的权力更高的权力；国王只能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并且只有根据法律才可以要求服从”。

国王在其登位或成年时必须宣誓：“忠于国家和忠于法律，要用其所承担的一切权力来支持国民制宪议会于1789年、1790年和1791年所制定的宪法并下令施行法律。”若拒绝宣誓，应被视为放弃王位。最高行政权只委托给国王。正如1789年9月11日制宪议会所决定的，他在两届立法议会期内对国民议会通过的法令拥有暂时否决权。宪法在“法律的公布”一节明确阐明，国民议会是从双重合法性来源导出君主职位的，具体王冠佩戴者“上承天佑和国家宪法的规定而为法兰西人的国王”。

君主制下两种权力的合法化之间的矛盾，正如事态发展所显示的，是一种绝对矛盾：它的解决只能是国王战胜国民议会或是反之。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不是第二个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后者在1688年至1689年作为一项革命计划——光荣革命的目标——的实施者登上英国王位。路易则是要被消灭的旧制度的代表。1789年若是出现改朝换代，比如让国民议会议员、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Herzogs Louis Philippe II. von Orléans）登基——他并非毫无缘由地被人称作“平等的菲利普”——也许还能促成一种真正的、受到国王认可的从专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过渡。但是，1789年的法国没有人准备和愿意从一个世纪前的英格兰经验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国王与国民议会最终发生冲突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托克维尔认为，他能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确定的目标和思想史范例中找到一种变化：“开始时人们只谈论如何才能让权力更均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更好控制；不久人们所追寻、追求和追捧的就仅剩下纯粹民主的思想了。起初人们援引和解释孟德斯鸠，最后则言必称卢梭，他成为革命繁荣期的唯一导师，而且还会一直保持这一地位……”

证明托克维尔言之有理的首先是，制宪议会明确表明赞同三权分立。但若说多数代表真正理解了孟德斯鸠的理念，则有些牵强。当议会代表们试图通过民选法官来保障司法独立时，他们还可以说是在秉承“法的精神”；但国民制宪议会想调控立法与行政机构间关系的做法，恐怕很难得到孟德斯鸠的首肯。

国王手中在握的大权与国民议会所要求的唯一“制宪权”，即作为国民喉舌的自我定位，形成了无法解除的矛盾。在立法和行政机构间既没有居中调停的主管机关，在立法方面也没有制衡国民议会的力量，如上议院。即使是君主的暂时否决权也不能解读为体现出孟德斯鸠权力彼此制衡的基本思想。相反，它更是导致冲突升级的因素：一旦国王使用暂时否决权，国民议会则必须通过一次或二次重新选举来“唤起民众”，动员选民起来反对君主。

在国民制宪议会的辩论中当然不乏要求对国民议会的权力进行更多制衡的声音。如前所述，不少代表主张给予国王绝对否决权，其中包括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百列·德·里克蒂，1790年6月贵族头衔被取消后他仅叫里克蒂，并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但鉴于路易十六的个性，这种建议只会导致立法和行政权的相互对垒，由于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最终只能引起内战。也有能言善辩者主张以英国为榜样建立两院体系，如让-约瑟夫·穆尼耶，他坚决站在米拉波一边认为国王应该拥有绝对否决权。当其所有努力失败后，他于1790年春流亡瑞士。但在第三等级宣布自己为普通等级，并将第一和第二等级（僧侣和贵族）中同情革命的代表吸收进去后，若是再成立上议院，那它只能是反革命的，或至少会被当作反革命的。

因此，1789年客观上不存在创立两院体系的可能性。捍卫一院制的西哀士神父和哲学家让·马利·安托万·孔多塞（Jean Marie Antoine Condorcet）同时坚决反对国王拥有绝对否决权，是有其道理的。因此，在影响国民制宪议会代表方面，卢梭的精神从一开始就比孟德斯鸠的精神有更好的前景。罗伯特·R.帕尔默（Robert R. Palmer）于1955年出于充足的历史原因，把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概括为“民主革命”与“西方文明的革命”，而且像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一样谈及“大西洋革命”。他正确评价道：“在法国进行美国式立宪的先决条件不存在……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进程中从未能圆满地解决行政机关与人民代表机构之间的关系。至于他们以后能否解决此问题，仍旧是个疑问……一个温和的革命当然更值得期许，但它不在可行范围内。”

1791年9月14日，当路易十六宣誓效忠11天前通过的欧洲第一部代议制宪法时，从表面上看波旁王朝的立宪化已经完成，实际上王权的基础早就岌岌可危了。6月20日国王携家人从巴黎出逃，几天后，他们在哈布斯堡皇朝统治的比利时边境附近——阿戈讷地区的瓦雷讷（Varennes in den Argonnen）被认出，并被带回国都。

逃亡失败的后果乍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政治俱乐部和民众组织中的极端派找到理由，想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另一方面国王的逃亡和被迫返回让国民制宪议会中的温和派受到鞭策，更要尽全力创建一种国家体制，使它成为阻止进一步极端化的堡垒——立宪君主制。在一定意义上，最后时刻宪法再次被修订：只有在接下来的三届立法会议都认可的情况下，宪法修正案才应该开始生效。

由拉法耶特指挥的国民警卫队按照国民议会的命令，于7月17日以武力驱散战神广场的反君主制集会，当时约有50名游行示威者死于非命。由于这场冲突，议会代表们和城市民众间的隔阂更深。用恩斯特·舒林的话来说：“拉法耶特和国民制宪议会之间的团结是用后者与民众社会的破裂换取的。”8月27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萨克森的皮尔尼茨（Pillnitz）——当着国王的流亡兄弟们的面——表示站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一边，要求法国对国王一家的安全负责，并且——即便是以泛泛和非具约束性的方式——表示准备进行干预。这对法国非但没有起到安定作用，反而让社会的两极分化更为尖锐。

雅各宾俱乐部此时已处于分裂过程中：以巴纳夫为首的温和派在前斐扬修道院（Kloster der Feuillants）创建了一个新俱乐部，并用此地名命名了该俱乐部；罗伯斯庇尔则上升为极端派的代言人。站在雅各宾派左翼一边的是科德利埃俱乐部（Cordeliers）——名称来自他们聚会的场所，这里曾是方济各会或科德利埃修道院——其核心人物有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和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正如同样激进的工匠和小商人聚会的社交圈和民众组织，他们宣传（得到马拉的《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和德穆兰的《法兰西与布拉班特革命报》[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u Brabant]的支持）的国家形式是民主共和国，其中拥有话语权的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普通老百姓。在战神广场的战斗之后，虽然一度出现了资产阶级的镇压阶段——丹东暂时去了英国，《人民之友》直到1792年才被迫停刊——但时间不为那些认为宪法生效后革命就结束了的人工作，而是为那些想要继续革命的人工作。

随着宪法的通过国民制宪议会的工作就结束了。1791年10月1日，其继承者“国民立法议会”（Legislative，即新的国民议会）召开首次会议。由于资格性选举权，议会在国王出逃瓦雷讷前就已被选出。因为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其成员既不允许参选国民立法议会，也不许出任大臣职位，所以议会代表人选没有任何连续性。从整体上看，国民立法议会比国民制宪议会要左，但它并不“极端”。“右翼”的斐扬俱乐部的议员数目比雅各宾派多一倍，但745位议员中的大多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中间派。

即使是1791年夏天分裂以后，雅各宾派内部仍旧观点不一。在罗伯斯庇尔的敦促下，各省许多温和的雅各宾党人返回俱乐部，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 Pierre Brissot）的追随者成为雅各宾派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之一。这些“布里索派”——后来根据许多议员的籍贯也称“吉伦特派”（Girondisten）——要更为“资产阶级化”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对富人不像罗伯斯庇尔或更为极端的科德利埃派那么仇视。

因为自从1791年10月起，雅各宾俱乐部在法国各地，也包括巴黎公开举行会议，那里的辩论对于舆论的形成越来越重要。不像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雅各宾党人的辩论和决议都是公开进行的。看台上的观众不是中立的观察者，相反他们大多是赞成雅各宾派观点的，他们习惯大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很快就对投票行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那些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中立派议员中。

1791年秋，最具争议的问题就是该不该与欧洲列强开战，这些列强组成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联盟。真正的“主战派”不是罗伯斯庇尔周围的极端雅各宾党人，而是布里索身边的温和的吉伦特派。虽然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11月也曾一度相信过能打赢一场革命战争，但几个星期后，12月12日，他对诉诸武力的前景产生了巨大怀疑，以致他成为坚定的战争反对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对此时开战。使他的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王室的立场。路易十六赞成与奥地利开战，因为这对巩固其地位有利：若是这场战争打赢，他可以希冀自己声望的提高，从而削弱反对君主制者的力量；在失败的情况下，毕竟他还能拯救自己的王位和全面复辟。

罗伯斯庇尔并非毫无缘由地怀疑两种势力的联手：一方面是留在国内的革命反对者与许多移居国外的贵族合作，他们目标明确，想把法国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是老欧洲的反革命势力。鉴于法国没有军事准备，他认为革命完全有可能遭到镇压。

布里索对罗伯斯庇尔的警告只有蔑视，认为那是后者对革命的背叛。他主张开战，因为他想让国民同仇敌忾，揭露王权并推动革命，同时阻止国内社会局面的极端化。他的这些想法在雅各宾派中也获得了普遍认同。1792年1月初，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之间展开了一场辩论，结果明显对后者有利。在国民立法议会中（与布里索不同，罗伯斯庇尔作为曾经的国民制宪议会成员不属于立法议会），吉伦特派反正已经比罗伯斯庇尔这类更为极端的雅各宾派地位更为稳固。

3月中旬，国王罢免了反战的斐扬俱乐部派的大臣们，任命了吉伦特派的政府，包括特别好战的外长迪穆里埃（Dumouriez）。这些人的最早行动之一就是向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裁减哈布斯堡皇朝在荷兰的军事力量。4月20日，国民立法议会接受国王建议向奥地利宣战。只有7位议员投了反对票。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792年2月7日签署了防务联盟，议员们知道，现在法国至少要打赢两个欧洲强权国家。事实上，普鲁士宣布参战的消息在7月6日就传到了巴黎。

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Erster Koalitionskrieg）开始时，法国正遭遇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1792年头三个月在巴黎和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严重骚乱，起因是食品供应匮乏和价格普遍上涨。当2月移民财产——像以前的教会财产一样——被没收为国家财产时，此举虽然得到普遍欢呼，但从中能获得物质利益的暂时只有富裕的市民和农民们。4月20日的宣战像吉伦特派所希冀的那样，掀起一波爱国热。进军斯特拉斯堡的先头部队上尉克洛德·约瑟夫·鲁日·德·李尔（Claude Joseph Rouget de Lisle）在4月底写出了那首莱茵军战歌，数月后，当共和国的队伍在1792年7月从马赛（Marseille）向巴黎进军时，这首歌被一遍遍传唱，后来被称为《马赛进行曲》而闻名并广泛流传：“前进，祖国儿女，快奋起……”

这几周中汹涌爆发的民族感情有别于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自己的国家自豪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和未知的情感，在诸侯国这种骄傲经常与对诸侯及其家人的好感有关。爱国者包括所有在乎公共利益，注重教化、繁荣、文化与语言以及拥有历史感的人。这主要是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这与宗教并不形成竞争，而是与它相辅相成，尤其是当邦君与他的臣民信仰相同时。即使是在信仰不同的情况下，邦君也可以指望服从权威作为基督徒的戒律有助于形成国家内部的凝聚力。

在1792年的法国，民族成为一种偶像崇拜的对象。它代表着人类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它释放出一种历史信号：让世界脱离暴政。所有人都属于民族，不仅仅是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而且也包括普通老百姓。因此民族也能够要求每个“公民”献出一切，甚至生命。民族被宣布为最高财富，没有任何其他“财富”可以取代它的位置。与民族的关联是一种纯世俗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本身带有一种新的、此世宗教的色彩。民族想为革命后的人们扮演启蒙运动胜利前教会的角色：具有约束性的赋予意义和正当化的 权威。这是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它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法国的民族主义刚形成就受到第一次考验。革命军与奥地利军队间的最初交战就显示出，新生的法国对战争是多么缺乏准备。由于移民，许多军官职务都处于空置状态，或由资质不够的人补了缺；此外国家财政也是千疮百孔。进军布鲁塞尔，以便引发哈布斯堡皇朝统治的荷兰起来革命，此尝试不幸悲惨失败。法国将军们，其中包括拉法耶特，然后就停止了战斗，他们打算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极端共和派。

革命的朋友们则称这一举动为“背叛”。许多人认为反革命威胁的策源地似乎来自王室，尤其是王后，那个“奥地利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亚·特蕾莎女皇的女儿。1792年6月20日，网球厅宣誓三周年之际，在首都极端“街区”的鼓动下武装起来的巴黎人，也就是那些传奇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不穿套裤的人”），对杜伊勒里宫发起了进攻。一周之前罢免了吉伦特派大臣，并任用了斐扬俱乐部派大臣的路易十六，做出了异常机智的反应：他给自己戴上红色的自由帽，为人民的福祉祝酒。虽然他没有做任何承诺，但他的姿态让人安心，示威者们撤了回去。

如果说冲击杜伊勒里宫的目的应该是推翻帝制的话（许多迹象证实这一点），那它未能成功。但是，事态并未停留在巴黎街区和它们所带领的郊区无套裤汉的进军。巴黎小资产阶级反抗未遂后，联盟者——全国各地武装起来的革命友人揭竿而起，其中有前面提到过的来自马赛的著名队伍。让联盟者们万众一心的是，他们看到革命的祖国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最大威胁。

截至6月底，在危机的影响下，本是雅各宾俱乐部内不同政治派别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 也会面决定采取共同行动：他们呼吁民族团结。7月11日，国民立法议会根据布里索的请求宣布“祖国处于危急中”。这不外乎意味着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王的行政权被取消。立法议会亲自接手了行政权力：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国民议会在革命中进行了一场革命，或是说引导了第二次革命。1791年9月3日通过的宪法从现在起成了一纸空文。

对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激进派雅各宾党人来说，至少从现在起努力方向是清楚的：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解散国民立法议会，在普选的基础上选出一个革命的人民代表机构，用新的革命宪法取代1791年9月3日通过的宪法。如果说还需要外界推力，来帮助激进派胜利实施自己的策略，那么7月25日的书面宣言就成为这一推力，该宣言由一位移民执笔，即联军最高指挥官不伦瑞克-吕讷堡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Herzogs Karl Wilhelm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联军表明自己是国王和王室的保护力量，它宣布一旦杜伊勒里宫被攻破，或是国王和他的家人哪怕遭受了一丁点侮辱，将进行“前所未有的、令人永远难忘的复仇”。宣言明确宣布，那时巴黎将被完全摧毁，“罪犯”会被处决。

如果说呼吁发起人的意图是推翻法国帝制，并让路易十六和他最近的亲属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那么发布这样一份宣言的确非常有用。事实上，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效果适得其反。巴黎各区现在要求立法议会发出最后通牒废黜国王。由于直到8月9日立法议会都没有根据民意采取行动，第二天，在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政治朋友的精心策划下，发生了两个月内第二次对杜伊勒里宫的冲击。

与6月20日的结局不同，这次革命者赢得了全线胜利。国王先是与他的家人来到国民议会所在地 寻求保护。此后开始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国王的瑞士卫队向人群开枪，杀死约100名起义者，包括来自各省的联盟代表；受伤的示威者达270人。激进派的复仇是可怕的：600名卫士中的大部分人在投降后被杀害。接下来强攻宫殿的场面残忍至极，目击者的报道首先在法国境外引发了不知所措的惊愕。

8月10日国民议会暂停国王的王权，国王一家被关押在新的国家监狱——神庙。第二天，以丹东为司法部长的临时政府开始工作。此后立即开始——在男性公民普选的基础上——选举国民公会的筹备事项。国民立法议会不再拥有政治意义并于9月20日被解散。同日发生了瓦尔密（Valmy）炮击，从此开始了革命力量向莱茵区的挺进。让这场军事上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战役闻名天下的是歌德的一句话（他曾陪同其恩公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Herzog Carl August von Sachsen-Weimar］参与“法国的政治运动”）：“从这里并从今天起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而你们可以说，你们亲眼看见了它的诞生。”第二天，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首次开会并决定取消王权。法国通过此项决定转变为一个共和国。

在此革命性举动之前，还发生了一件比攻打杜伊勒里宫更残酷的事情：九月大屠杀。这不是巴黎暴民自发的越轨行动，而是有组织的大规模恐怖事件，进行煽风点火的是《人民演说家之报》（Orateur du peuple）和马拉的《人民之友》报的记者们。领头实施屠杀的是来自郊区的杂货商与手工匠人，受害者是首都各监狱中关押的1100～1400名囚犯，其中包括许多拒绝效忠宣誓的神父，但大多数是普通罪犯，他们的罪行中能跟反革命挂上钩的充其量就是 在监狱中伪造指券。应该让革命的敌人陷入害怕与惊恐：从1792年9月2日至6日的血腥日子中人们无法找出别的意义。这场杀戮在欧洲和美国引发的回响是一致的：这场革命显然不惜做出一切，来玷污自己的理想。

福雷和里歇谈及1792年夏季，尤其是8月10日攻打杜伊勒里宫事件，称其为革命的脱轨（dérapage）。这指的是：社会上更为落后的、非资产阶级的、倾向于采取过激政治行为的阶层牺牲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理性力量的事层出不穷，议员代表们的革命本来是为了后者的利益。1792年发生了这样一种力量位移，但这种现象无法通过以下确证来解释：当时革命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人们不必为1792年6月和9月之间的事件寻找必然性，但温和派势力的削弱和激进派势力的增强肯定有其一定的内在逻辑。

鉴于随后发生的事情，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出逃瓦雷讷后就遭废黜无疑要“好过”一年后被废。但是攻占巴士底狱两年后，法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告别帝制，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出现欧洲保守大国进行干预，对此法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做好应对干预的准备，这样一场干预原本会使革命成果遭受重创，幸免的可能微乎其微。吉伦特派轻率地挑起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奥地利和普鲁士当时并没有任何紧迫理由开战。1791年底和1792年初，罗伯斯庇尔几乎是唯一一个警告不要进行战争的人。但战争打响后，国王和一些将军的两面派行为日益明显，爱国舆情的左转就是理所当然了，与此相连的是重量的位移，其方向是从社会较高阶层和中级阶层向社会下层移动。

法国新的民族意识不仅没有被1792年的军事失利所削弱，甚至通过这些失利还得到了增强。与君主制的决裂已是势在必行，但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决定向新的国家形式过渡时，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内容尚不确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开始于1792年夏天的第二次革命而言，选举出国民公会还远远不意味着革命的目标已经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