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危机中的专制：法国走向革命之路

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是开明专制国家进行内部改革的时代，那么法国自1750年以后则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国债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已经是天文数字。法国积极参与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最后自1776年起又卷入了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这令国家债务持续增长。为了挽救国家财政，法国的税收制度必须进行彻底改革。有效的改革首先要求一件事：让贵族承担适当负担。按照传统，贵族对大多数税收均享有豁免权。为了避免丧失税收优惠，各地议会，由贵族掌权的法院，特别是巴黎市议会负隅顽抗，其手段既破釜沉舟又别出心裁。他们让这种斗争带上反对专制和为自由而战的色彩，有时甚至迷惑了较大部分的市民阶层，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774年，20岁的路易十六（Ludwig XVI.）登上了波旁王朝的宝座：这是一位正直，但意志薄弱，而且思想不是特别能接受新事物的统治者。他执政伊始就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他恢复了1771年被其祖父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解散的议会的旧有权利。这么一来，新任财政大臣安·罗伯特·杜尔哥（Anne Robert Turgot）实际上就无法实行其贸易自由和税收公平的财政方案了。

杜尔哥是一位坚定的启蒙运动者和重农学派（Physiokrat）代表人物：他寄希望于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发展，但他像所有的重农学派人物一样认为农业才是经济部门中最具生产力的。在政治上他憧憬王冠与人民结成反封建的同盟，事实上要想消除或至少减少贵族在财政上的特权，这样一种结盟确实必不可少。正因如此，杜尔哥遭到了巴黎市议会的全面抵抗。当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玛丽亚·特蕾莎的女儿）、国王的兄弟们以及宫廷贵族与神职人员联手反对他时，他的职位就不保了。任职仅仅两年后，杜尔哥于1776年5月就被君主解职。

次年，路易再次任命一位改革者为财政大臣：日内瓦的银行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一位公开承认自己为加尔文教徒的人。他为法国参加北美战争（他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筹款不是靠提高税收，而是通过国家贷款，从而令国债债台越筑越高。为了打破议会的垄断势力，内克尔首先在四个省份引进了起咨询作用的显贵会议（Notabelnversammlungen）。1781年他以《致国王财政报告书》（Rechenschaftsbericht an den König）的形式在法国历史上首次公布了国家预算，当然他提高了收入数字并压低了支出数字，从而粉饰了实际赤字状况。预算的公布引起了宫廷的震怒，要求在全法国召开显贵会议令议会更加反对内克尔。上任四年后，1781年他的（第一任）财政大臣任期因国王的解雇而终结。

内克尔认为显贵会议会有益于推行更强劲的改革政策，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在财政大臣卡洛讷（Calonne）的催促下，1787年2月路易召集从全国各地选出的显贵前来凡尔赛宫开会。因为这里有话语权的也是贵族，所以让两个享有特权的等级——僧侣和贵族放弃其免税优惠的提议未能获得多数支持。

在卡洛讷的继任者布里安（Brienne）任期内，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1788年5月，国王通过御临法院（lit de justice）强迫对六份涉及司法改革的诏书进行注册登记（enregistrement），想借此使其获得合法性并剥夺议会的权利。由于路易凭借其特权侵犯了议会一项最重要的权利——注册皇家命令，议会的反应异常强烈。它阻碍司法改革的方法是国王和大臣们没有勇气去做的：它呼吁人民起来反抗，在一些地方确实出现了所谓反对君主独断专行的起义，即使面对国王士兵们的攻击人们也毫不退缩。

1788年8月，国王和政府被迫满足公众舆论，决定在1789年5月1日召开全法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上一次的三级会议是1614年在国王路易十三（Ludwigs XIII.）治下举行的。它标志着危机的深度，175年后一位“专制”统治者不得不求助于这么“封建”的代表机构。公共舆论受到1788年8月获得承认的广泛新闻自由的鼓励，对三级会议的看法当然有别于国王，即三级会议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让人们能够听到法国的声音。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第三等级，即无特权的社会阶层，所拥有的选票至少要和神职人员与贵族的选票相加一样多；其次会议投票不能按等级统计，必须要按人头计算。

政治危机的另一个迹象是1788年8月26日对雅克·内克尔的重新任命。法国正处于破产的边缘，前一年发了洪水，收成不好，所以引起普遍通货膨胀，特别是谷物，连带导致面包价格上涨。主要受害者是城市下层阶级、小农和短工，他们合起来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内克尔希望通过政治让步来缓和日益增长的不满：他同意第三等级就三级会议代表人数构成和投票模式所提出的要求。

在内克尔倡议下，第二次显贵会议于1788年11月和12月召开，这次会议立场顽固并拒绝了财政大臣的建议。虽然他最后总算说服国王同意了一个要求，把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加倍，从而使享有特权和不享有特权者在数量上达到平衡，但国王不接受第三等级的另一个要求——按人头进行表决。很明显，如果各等级不是作为整体来投票，而是无论他们隶属哪一等级都以单个代表身份投票和计数的话，许多贵族和低级神职人员会与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一致投票，帮助他们获得多数。

在三级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前，进行了一场不受当局阻碍的竞选。所有年满25岁并登记进行投票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第三等级多级选举中的初级选举。选民们到处向选举人递交写有他们愿望和投诉的陈情书（cahiers de doléances）。在进行撰写时许多律师出面帮助，他们在代表中也占有很大份额。在享有特权的等级的选举大会中，低级神职人员和小贵族也经常能够胜出。贵族妇女也被允许参加投票。

然而选举宣传鼓动的日子并非在各处都是和平进行的。1789年春在法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饥荒。许多地方的城市和乡村的下层阶级起来闹事，特别激烈的动乱发生在巴黎、普罗旺斯和皮卡第。对物质匮乏的愤怒一再导致抢劫运粮车、粮仓和面包房。法国历史学家把三级会议召开前的数月称作“prérévolution”——革命前。

1789年5月5日国王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宣布三级会议的制宪会议开幕。出席会议的一共有1165名议员，其中几乎一半属于第三等级，第一和第二等级的议员各占四分之一。第一等级——神职人员的多数代表是普通神父，他们倾向支持第三等级的要求。第二等级——贵族代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同情无特权阶层。属于第三等级的代表中也有神职人员和贵族，其中包括神父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Emmanuel Joseph Sieyès），他是纲领性文献《什么是第三等级？》（Was ist der dritte Stand？）的作者；以及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百列·德·里克蒂（Honoré Gabriel de Riqueti，Graf von Mirabeau），他是大会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演说家。

由于无论是国王还是内克尔都没有对表决方式的问题，即在三级会议中到底应该按等级还是按人头计票，发表意见，这就为事情无意中走向革命埋下了伏笔：6月17日，西哀士神父在一次只有第三等级和很多神父参加的会议上提议，大会应该把自己宣布为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因为它已经代表了96%的法国人。

该提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6月19日，神职人员以微弱多数同意参加国民议会。6月20日，“革命的”代表们在网球厅聚会宣誓：不制定和通过宪法，决不解散。

当国王于6月23日在“皇家会议”（Séance royale），即三级会议的一次集体会议上一方面以模糊的形式承诺改革，另一方面又安排三个等级分别开会时，大会拒绝服从他。米拉波 即兴冲着国王的总司仪宣布，如果他受命驱逐议员们，那他必须获得使用武力的命令，“因为只有刺刀的强力才能把我们从席位上赶走”。

四天后，国王于6月27日做出了让步：他要求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代表们参加国民议会。但是，没有人能够确保路易十六真的准备把法国的领导权交给第三等级。1789年7月11日他解雇了内克尔和其他同情改革的大臣，取代他们的是反对第三等级要求的人。同时大批部队被调往凡尔赛宫。权力的问题再次完全悬而未决：法国处在其历史的戏剧性转折关头。

倘若路易十六本人能及时地站到改革运动一边，以人民的名义向享有特权的等级宣战，那么危机尖锐化导致革命的结局或许还可避免。杜尔哥曾徒劳地试图让国王循着这种发展轨迹行事。这么做自然会意味着法国专制主义的自掘坟墓。因为法国社会已经太开明，而法国的君主制又已经不够专制，因此不可能在较长时期维持开明专制统治。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对王室专制的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于享有特权的等级不难帮助其最主要的代表机构议会和各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议会对国王敕令予以登记注册使其生效的权利，君主虽然可以通过“御临法院”来规避——这一方法路易十六曾两次使用过（1776年3月在杜尔哥催促下以及1788年5月经布里安安排），但两次的结果都证明议会的力量更强大：第一次议会让杜尔哥的继任者取消了大部分他们反对过的措施，第二次他们直接作梗让政府的改革无法生效。路易十六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贵族和教会对抗。因此，公众舆论越来越觉得他是特权阶层的国王，代表的是社会微弱多数的利益。

第一与第二等级的特权已经过时，这只好怪僧侣和贵族自己，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替这些特权做辩解。天主教的宗教垄断地位要感谢法国的君主制，自从路易十四在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后，基督教新教受到了极其严厉的镇压。即使在18世纪中叶，参加秘密礼拜的新教徒若被警方发现，还要受罚在橹船上做苦役或遭监禁。直到1763年对新教徒的迫害才逐渐停止，这一年伏尔泰发表了《论宽容》（Traktat über die Toleranz）：他激烈抗议处决新教商人让·卡拉斯（Jean Calas）。前一年此人成为图卢兹议会误判的牺牲品。

即使在自己内部，法国教会也极为不宽容。天主教内部的主要反对派有伊普尔（Ypern）主教科尼利厄斯·詹森（Cornelius Jansen，1585～1638年）的追随者，这位主教在其有关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像路德和加尔文——以另一种方式——一样认为上帝的恩典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被认为是新教的党羽。对教宗克雷芒十一世（Papst Clemens XI.）于1713年在《克雷芒通谕》（Unigenitus）中对詹森派教义的广泛谴责，除了启蒙哲学家们，议会也起来反对，因为议会在此看到了一个影响公众舆论的机会。对詹森主义（Jansenismus）的压制也使得在下层教士中传播开一种反对的潮流，反对主教和保护主教的宫廷，而且反对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了教宗和教廷。

从外部看，天主教会的力量在路易十六时代仍旧令人印象深刻：它拥有按法国平均水平计算约十分之一的领土，因此堪称无人可及的最大地主；它一如既往地以什一税形式大方抽取农民和农业工人上缴的教会税。同时它却拒绝按照其收入与财产承担一部分公共负担。许多主教的生活方式与世俗大领主同样奢华，他们有 为此所需的充足钱财，很少住在他们的教区，而是生活在凡尔赛，在那里成为宫廷的组成部分。

按照高卢主义国教精神，弗朗索瓦一世与教宗利奥十世签有政教协定，自1516年以来法国国王对该国的所有主教和许多修道院院长的职位独享任命权。路易十六的继任者利用此权利，安排贵族们的年轻儿子们担任这些职位，借此培养自己的亲信。无意间法国教会的世俗性或世俗化就引发了另一结果：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在物质上的特权化让高级与低级神职人员间产生疏离，也令大部分人口与教会和宗教离心离德。

法国贵族在专制主义的全盛期已经失去了其所有功能，这些功能曾是他们享有特权的缘由。佩剑贵族（noblesse d’épée）的任务早就由常备军接手；国王路易十四的高级官员不是出身于古老的大贵族家庭，而是平民或“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也就是以平民晋身贵族者或他们的后代。然后在路易十六治下，发生了一种近乎示范性的“再封建化”：他的大臣们，除了内克尔是唯一的例外，全部来自佩剑贵族圈子。

法国贵族首先是宫廷贵族。富有的贵族把他们拥有的土地交给佃户打理。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拥有土地的德国贵族不同。在普鲁士和其他易北河以东地区，也就是实行农场领主制的地方，贵族们大多还亲自经营他们的土地；在西部，即实行庄园制的地区，贵族通常把他们的所有农田租赁给农民。因此，在法国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疏离要远远超过在德意志。

与英国贵族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法国平民和贵族之间没有平滑的过渡。在英国贵族的称号只能由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们则是平民；在法国一位贵族的所有儿子均可继承其贵族头衔。平民晋身贵族的事在英国每天都在上演，在16和17世纪的法国，跻身“穿袍贵族”的行列要通过购买贵族头衔或是担任国家或地区要职，而这类职务同样大多是通过买官得到的。18世纪末，这种类型的晋身贵族受到了严格限制：1780年代老贵族们实现了其要求，即出缺的文武官职的竞聘者们要能证明自己的四代贵族出身。

法国贵族自视清高，不齿于在贸易、商业和工业界进行经济活动。从事平民职业会导致失去贵族特权，除非所从事的是海外和殖民贸易、开矿或冶金业，然而这些行当是罕见的例外。贵族的经济基础仍然是拥有土地，他们的直接收入来自向农民租赁庄园土地，农民则以货币或自然形式交租。法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土地，而且往往是特别肥沃的土地，掌握在贵族手中。一些传统上由贵族把持的公职也能产生丰厚的利润。贵族特权中最厉害的是对大多数税收享有豁免权，其中包括“人头税”（taille），以及一些消费税，如酒税。

像贵族的物质特权一样拥有挑衅性的是他们能够享受的精神奖掖。他们有权携带武器，在教堂可以坐在荣誉席位上，在所有公共场所他们都比第三等级拥有优先权。贵族一向有自己的贵族法院，他们不必出现在那些审理寻常百姓的法官面前。托克维尔称法国贵族为完全与百姓隔离的种姓，“表面看虽然是军队的首领……但实际上只是一群没有士兵的军官”。贵族们所享受的特权和威望实际上与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完全不相符。正是这种矛盾，让法国的公共舆论在旧政权的末期奋起反对“封建制”，这种反抗方式在欧洲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等级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受到的歧视感到愤怒，但并非该等级中所有人的愤怒程度都相同。资产阶级，该等级中的少数但最强大的部分，一直受到此前专制统治者，特别是路易十四系统而全面的示好。他们从重商主义——扶助外贸、出版和制造业——所得到的好处超过任何其他社会群体，对此他们也以缴纳高额税收的方式给国家带来了好处。在经济收益上工业和商业大资产阶级早已超过了贵族，他们自己也已享有许多特权。很多富有的资产者成为地主，尤其是那些获得贵族证书者，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是领主式的。作为靠股息生活者，他们完全靠其资本和农庄的收益生存。

因此第三等级中反对旧制度的急先锋就不是自身多有分裂的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的反对派是由知识分子和自由学术职业者领导的，具体来说就是律师和公证人。此外还有背叛了本等级的神父。他们均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代言人，从而也代表着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工人、农民和短工。

农民中对土地所有者有人身依赖的农奴是少数，他们必须承担物权性负担。靠自己或租赁的土地生存的大农户也是少数。数量要大很多的是土地稀少的小佃农和无土地的短工。首先是他们必须承担增加了的负荷，这些负荷是贵族领主或其资产阶级承租人在1780年代加到他们身上的。用法律手段维权是毫无希望的，因为贵族地主也拥有其庄园所在地的审判权。

随着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以及地主和承租人施加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民们的愤怒也与日俱增。1780年代法国人中的85%还生活在乡下。1789年春天，农民们的怨气只在灾情特别严重的一些地区得到了暴力释放。然而，如果大多数农民起来反抗现有状况，特权阶级的优势就难以维系了。

企业家和工人，城市公民和农民完全会有不同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点是，与神职人员和贵族相反他们不属于拥有特权的等级。尖锐分析出他们的这种共性并不要纠缠于其不同利益，这对1789年第三等级反抗的代言人来说是重要的。在三级会议召开前以经典形式做到这一点的是西哀士神父。在其战斗檄文《什么是第三等级？》中，他简明扼要地就此问题进行了三问三答：“谁是第三等级？谁都是。在迄今为止的政治秩序中他们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们要求什么？不再什么都不是。”

西哀士称第三等级为整个民族，认为该等级的利益就是法国的利益。他的理由是：只有第三等级从事有益的工作，而特权等级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意味着民族的负担，而非其组成部分。西哀士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从他为三级会议所做的分析中得出的——是他与米拉波在1789年6月提出并进行贯彻的。这都是一些最低要求，显而易见第三等级作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等级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要求。西哀士神父的战斗檄文是一份革命纲领，它只能通过革命来实现。革命已经开始：就在1789年6月17日那天，当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应西哀士的请求决定宣布会议为国民议会时。